管仲如何對齊桓公評說君主人格

   春秋時代，齊國第十五位國君齊桓公在位，任管仲為相。一天，齊桓公與管仲進行了一關於有道君主與無道君主人格的對話。

   齊桓公問道：何為“有道君主”？管仲回答了七條“有道君主”的標準。其一，崇敬山川、宗廟、社稷，依禮祭祀。（“敬其山川、宗廟、社稷。”）其二，對有功 舊臣要撫恤救濟，使其富有。（“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大富之”）其三，團結武臣，使其為國效力。（“固其武臣，宣用其力。”）其四，重用貞廉、正義 的良臣，使上下得到修治。（“聖人在前，貞廉在側，競稱於義，上下皆飾。”）其五，刑政明察，四時無失誤，人民不憂，五穀豐登。（“形正明察，四時不貸， 民亦不憂，五穀蕃殖。”）其六，國內外和諧相處，四鄰諸侯臣伏，國家安寧，不用戰爭。（“外內均和，諸侯臣伏，國家安寧，不用兵革。”）其七，接受鄰國來 聘的幣帛，以懷其德，接受以制令來告者，以為法式。（“受其幣帛，以懷其德，昭受其令，以為法式。”）

   齊桓公再問道：何為“無道君主”？管仲也回答了七條“無道君主”的表現。其一，大建宮室，高築台榭。（“大其宮室，高其台榭。”）其二，不用良臣，依靠讒 賊。（“不用良臣，依靠讒賊。”）其三，有國不治，依靠別人謀劃；政令不善，有如黑夜行事。（“有國不治，借人為圖，政令不善，墨墨若夜。”）其四，不遵 循天道，不借鑑四方，不治理家庭，胡作非為。（“不循天道，不鑒四方，有家不治，辟若生狂。”）其五，進用俳優藝人，廣置鐘鼓音樂，沉溺賭博之戲，玩賞樂 人瞽者。（“進其諛優，繁其鐘鼓，流於博塞，戲其工瞽。”）其六，誅殺良臣，玩弄婦女，遊玩打獵沒有節制，粗暴對待長輩，四出遊玩，調戲玩樂。（“誅其良 臣，敖其婦女，撩獵畢弋，暴遇諸父，馳騁無度，戲樂笑語。”）其七，行政不佳，刑法殘酷，殘害民眾，還自以為是有功。（“式政既輮，刑罰則烈。內削其民， 以為攻伐。”）

   管仲與齊桓公的這番“君臣對”，是一次具有歷史意義的政治統治方法的討論。

   管仲，史稱管子，為齊國上卿（即丞相），有“春秋第一相”之譽，他輔佐齊桓公成為春秋時期第一霸主。管仲另有《管子》一書傳世。《管子》是戰國時各學派的 言論匯編，內容很龐雜，包括法、儒、道、陰陽、名、兵、農的觀點，其中一些篇章被學術界認定是記述管仲言行的著述。《管子》一書既顯露了春秋時學術多元， 又表現了管仲學派的綜合意蘊，其論道講德，不離作為時代精神的核心話題——道德之意。《管子·四稱》篇章中的“君臣對”，論述了君主應該具備哪些優秀人 格、應該摒棄哪些惡劣人格。所謂人格是指人的性格、氣質、能力等特徵的總和，也指個人的道德品質。國家的興亡，君主的人格在其中起着相當重要的作用。君主 人格，還具有極強的孝臣育民的導向功能，直接感染着民眾的行為傾向。

   在這場“君臣對”中，管仲從多方面論述了君主人格的道德規範和執政理念。其一，君主應是高尚道德的楷模。作為一國最高統治者的君主，治國安邦必須尊崇禮， 提倡禮，在其人格上，必須具有高尚的道德品性。其二，君主應是“為民除害興利”的正義化身。作為統治者，君主要實現其自身的人生目的，就要為民興利除害。 要想治民安邦，君主就要具備為民興利除害的人格。不以一己之好惡而治天下，要以天下之心治天下。其三，君主應有“不失其常”、“不易其則”的穩定和統一的 言行。君主的道德品性應具體體現在其穩定和統一的言行中。君主穩定和統一的言行直接影響着民眾的行為，所以君主的言行要具有一致性。 

齊桓公畫像

   春秋時代的齊文化崇尚禮義道德，重視社會的道德教化。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一支的齊文化，其崇尚的禮義，其根本所在也是要構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倫宗 法關係。齊文化的特點是十分重視君主在社會人倫宗法關係中的核心作用。所謂“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上失其位則不逾其節。上下不和，令乃不 行。”君主不像君主的樣子，臣子當然就不像臣子；父親不像父親的樣子，兒子當然就不像兒子。君主不按照他的身份辦事，臣子就會超越應守的規範。上下不和， 政令就無法通行。君主必須有立君道的自覺意識，君主失德而不知立君之道，大臣必然作威作福，國家權力就掌握在大臣手中；百姓必定各趨其利而不講義。管仲在 “君臣對”中對齊桓公例舉以往無道君主的過失，來以資為鑑。

   管仲在“君臣對”中，非常強調君主人格具有的孝臣育民導向功能。所謂“聖人在前，貞廉在側，況稱於義”，就是這個道理。首先，君主的社會地位，決定了他要 擔負起教臣育民的社會職責。有道的君主，在上面設立官吏而治理人民，民眾就不敢越軌行事了；在下面設立負責糾察的官吏，官吏就不敢背離法制而行使職權了。 人君據法而出令，官吏奉命而行事，百姓順從而成見，這樣日久形成常規，如果有違犯習俗背離禮教的，人們就會共同加罪於他，做君主的就可以安逸無事了。其 次，君主的好惡引導着社會民眾的心理傾向。民眾具有以君主的好惡作為己之好惡的社會心理。再次，君主自身道德品性的高低，決定着民眾的道德品性的高低。又 所謂“道德定於上，則百姓化於下矣。”道德定而民眾有可遵守的軌道和規範，社會就會有序。 

   中國古代農業社會，決定了尊君重民相反相成的政治文化。一方面，如韓非等思想家那樣認為國君具有無上的威權，對臣民蓄養以供驅使，而臣民對君則必須惟命是 從。臣民不具備獨立的人格，視、聽、言、動皆以君之旨意為轉移。君以法、術、勢制馭天下，天下以君為頭腦和中樞，如此方可天下定於一尊，四海歸於一統。同 時，與集權主義相伴生，中國農業社會又培育了另一個影響深遠的政治意識，這便是“民本主義”。以孔子、孟子、老子為代表的思想家主張統治者必須順應民意， 倡導德政，“民為邦本”、“使民以時”、“民貴君輕”等民本思想也成為中國古代農業社會的一種傳統政治思想。可以說，管仲關於有道君主與無道君主的論述正 是這種尊君重民政治思想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