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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曾是漏網大右派
孔海珠
寫下這個題目後，一直沒有動筆，想說的話很多卻不知從何說起，心緒很亂，心情也很不好。“漏網大右派”這幾個字只有在中國才有，很難想象如果不是政治運動不斷，如何能創造出這樣的詞彙。既然漏網了，就不是右派，哪裡還存在既漏網，又是大右派的道理？然而，這個詞組是一頂很大的定性的帽子，比起右派這頂帽子還 大，也更為可惡。我可以肯定地說，在上海出版系統，只有我父親才有此“殊榮”才夠這個資格——這頂帽子。在“文革”期間，“打倒漏網大右派孔另境”的標語是刷寫在紹興路地上的大標語，它醒目，因為占據這條馬路的差不多全部的寬度，那黑乎乎的墨跡是讓行人在上面踩踏的，因為這個牛鬼必須打倒在地，再踏上一 腳。
當年鳴放事
事情要從1957年3月 父親代表上海出版界赴京參加中央宣傳工作會議說起。這次會議即是中央鼓動“大鳴大放”、“幫助黨整風”的會議。會議結束的時候，父親在他姐姐孔德沚、姐夫茅盾家裡說，“這個大會很受鼓舞……”他好像領了“聖旨”精神十足，準備回滬後落實鳴放。姐姐和姐夫勸他：“你說話要小心，說多了不好。少說為妙！”（大 意）他們知道父親心直口快，衝口而出的話，每次似乎要達到“語不驚人心不死”的境地，這樣要吃虧的。父親口上答應了，卻沒有牢記在心。事後他對我們後悔地說，這次運動沒有聽姐姐和姐夫的話，說話多了，他們是早就看出來鳴放是要惹禍的，現在給他們也惹了禍。
那年，父親在上海文化出版社任編輯部副主任（最近我又電話詢問了老文化出版社的先生，承他相告，當年上海文化出版社的領導人是胡炎，李小峰是編輯部主 任，父親是編輯部副主任，相當於副總編輯）。參加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以後，他回來又參加上海宣傳工作會議，會上他作了關於通俗文藝的發言。“大鳴大放”不久即進入反右整風階段，孔另境作為本社第一個被鬥爭對象，在無數次大會小會上被迫檢查交代，寫自我檢討近十萬字。然而，性格直爽、作風坦蕩的孔另境態度強 硬，面對壓力，沒有的事堅決不承認。
現在從父親有關檢查中可以知道他到底鳴放了什麼？
他對自己右派言論的檢討有如下幾點：
1、“東風壓倒西風”問題。有一次，他在學習會上說：“現在國際上革命形勢顯然是處於低潮了，倘還說形勢大好，仍然是東風壓倒西風，就不免成為阿Q精神勝利了。”他檢討說，這不但是對國際形勢的錯誤判斷，還因為“東風壓倒西風”的比擬是毛主席在1953年提出來的，成了我對毛主席的誣衊。
2、“個人迷信”問題。有一天，他到市政協去學習，碰到那邊一個工作同志，說找他談談，就談到個人迷信問題。那人問：“你看中國有沒有？”他當時沒有乾脆回答，但心裡也確實感覺有一點的，對象當然是毛主席。
3、“外 行不能領導內行，專家辦社”問題。當時上海文化出版社的領導人是胡炎。社裡的黃嘉音極力主張“外行不能領導內行”；李小峰籌備了專家辦社，組織了各種座談會，商談分社的事，名單也開了出來，還請了客。父親說：“我當時在文化出版社也是一個頭頭，承蒙他們‘照顧’，並不把我開入他們的名單，那意思，我是不肯 寄在他們的籬下，他們期望我也來一個‘獨立王國’。有一晚，有一個黨員幹部到我家來，慫恿我不甘落後也來搞一個，我謝絕他的‘好意’。”然而，他檢討： “我也有這種思想活動的。對於外行不能領導內行，我是雙手贊成的；對於專家辦社我也覺得是應該的。”
4、對社會主義社會制度一系列的錯誤看法。對資產階級民主有嚮往，代表性的有三點：一是民主選舉；二是議會政治；三是人才自由市場。都作了思想檢查。
5、在民進市委召開的出版工作座談會上，附和“取消坐班制”的提議。和周煦良等人聯合提出成立“出版工作者協會”的倡議。在一次市政協召開的稿費問題座談會上，也贊成提高稿費標淮。他批判自己是對資產階級思想意識中自由化贊同的表現。等等。
6、對一些理論問題上的“聯修反帝”、“唯武器論”等認識也作了檢查。
一年多以後，孔另境雖然沒有被定為右派，但“漏網大右派”的帽子卻一直如影相隨着他，歷次運動不斷地被重點批鬥。於是，他一邊檢查交代，一邊又不斷地申訴，精力和銳氣漸漸耗盡。
右派漏網事
“文革”中披露過一則材料，即上海文化出版社“反右”大事記。這材料被父親看到了，他親自摘錄了有關自己的一些內容，共有五項。這份抄件在我的文件資料夾中，不妨抄錄，也能看出一些上海出版系統當時反右運動的概貌：
1957年3月27日
偉大的整風運動開始，社內李小峰、孔另境、許君 遠、黃嘉音等一夥，利用黨整風的機會，大放厥詞，散布謬論，猖狂向党進攻。孔另境在宣傳部召開的座談會上，公然提出“只有多發展幾個民主黨派成員，才有力量互相監督。”又說：“私方轉來的一般都是副職，有職無權。”“人事材料公開出來，有關人事方面的決定，應與編輯部商量。”……
6月20日
我社反右鬥爭烈火越燒越旺，貼出大量大字報，聲討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孔另境在石西民的掩護包庇下，竟溜到蘇州去搞“創作”，以對抗反右鬥爭。他寫給整風領導小組的信件中狂妄地說：到蘇州是“遷地避囂，正養身與寫作兩全之道。”公然罵全社革命群眾與他作鬥爭是“囂”。
6月21日
我社整風領導小組發文給舊市委宣傳部副部長陳冰，舊出版局副局長湯季宏，反映工會委員會對孔另境抗拒運動的意見，並要求發動全社職工對孔另境反黨言行進行批駁。而上海出版系統整風領導小組於7月2日對 孔另境竟胡說：“孔另境在政治上尚未發現有何反黨活動，在某些場合下還能表示擁護黨的政策。”另一方面，不得不假惺惺地說：“但孔的品質惡劣，個人主義嚴重，在平時言行中對黨有不滿情緒，”結論卻是：“是否劃為右派分子處理，值得重新考慮。對孔的錯誤言行應繼續嚴格進行批判，其創作假暫不停止。”
10月21日
出版局整風辦公室批示：“你社孔另境，經宣傳部領導小組研究，決定不列為右派。”
10月25日
我社整風領導小組根據全社革命群眾要求，向局整風辦公室指出：“孔另境應劃為右派。”而局整風辦公室仍批示：“仍按宣傳部意見，不列右派。”就這樣將孔包庇過關。
以上五段，充分說明1957年 的反右運動在文化出版社中，基層多次上報到出版局整風辦公室、市委宣傳部等上級部門，據說，當時上報十八名右派戴帽名單，孔另境是排第一名，然而，只有孔另境一人上級沒有批准。上級認為“孔另境在政治上尚未發現有何反黨活動，在某些場合下還能表示擁護黨的政策”，堅持“仍按宣傳部意見，不列右派”，其餘十 七人統統戴帽。就這樣，孔另境沒有戴上右派帽子。這也就是“漏網”這一說的由來。
父 親當時並不知曉這個過程。他在胡炎領導的文化出版社整風運動中，是第一個被點名批判的對象。我記得在反右整風過程中，晚上下班回家，父親常常把書房的門關起來，或有人來通報消息，或大人討論如何檢查過關，不讓我們小孩偷聽。然而，我們總能感受到大人們很緊張，連說話聲音也小了許多。後來，父親也作好了全家 離開上海到青海去的準備。因為當時右派分子大都被遣送到青海省去了。所以，以後對從青海回來養病的一些文化人，父親很同情，也幫助過他們，因為他與他們一樣“有罪”，沒有陪同他們一起在青海受苦。如果當時他也被發配到青海，身體肯定受不住。這是他經常平心而論對我說過的話，為此，他感謝“漏網”。然而，在 以後的日子裡，他精神上受的苦，並不比已經戴帽的右派來得少，或者更為激烈。因為運動不斷，隨時可以給他重新戴帽。
在 出版文獻資料編輯所工作期間，領導人是方學武，當時，“階級鬥爭”的弦是繃得很緊的，矛頭也一直有所指認，使所里許多人體會到“表面上稱你‘同志同志’，而他們心裡卻一直叫你‘敵人敵人’”，不寒而慄。試舉一例：當時的領導針對性地在一批所謂“有問題”的對象周圍，包括父親的“周圍布置了大批的‘暗探’， 把你的一言一動羅織成一條‘莫須有’的‘反革命’罪證”。這並不是大批判中的虛妄之言，我的同班同學當年分配在這個單位，安排在我父親的對面坐班，對他布置一項任務就是注意孔另境的動向，甚至會見什麼客人，與什麼人通電話，也要向上級報告，還定時找他們了解“對象”動態。這種特務式的行徑，注意你一言一行 的“階級動向”，有效地掌控在群眾手中，隨時可以對你進行批鬥。正因為你沒有被戴上帽子，卻隨時可以再給你戴上。父親說：“要是你是一個不善於隱晦的人，他們的成功更其會快些，這樣，當一旦他們羅織成功，連你自己還不覺得，已給他們定為“反革命”、“右派分子”或“串通外國的特務”了。在這樣的環境和氣氛 之中生活，身心交瘁，精神上的壓抑是不言而喻的。
反右期間，父親的“遷地避囂”一說，造成的影響很不好，後來我在宋原放先生那裡也得到證實。晚年的宋原放住在華師大的普通的宿舍里，有一次，我拜訪他，請他談談父親。他們在1957年 同去北京出席宣傳工作會議期間同游頤和園，家裡有他們的合影六寸大的照片。因為事先有約，所以，沒有說上幾句話，宋原放就記起父親的這句“遷地避囂”的話。他很興奮地介紹，父親信中說“遷地避囂”是引起公憤的。大家看了他這句話以後，簡直是炸了鍋，議論紛紛。當時運動很激烈，你說這樣的話，等於否定運 動，說群眾與他作鬥爭是“囂”。可見這句話給宋原放的印象很深。說着我們都笑了。父親是極有個性的人。說話很不合時宜，只顧自己一時的個人感受，逞口舌之快，毫無城府可言。現在想來，這句大膽的話，在當時這樣高壓的形勢下，振聾發聵，不僅深刻，而且難得。充分表達他對這場反右運動的不屑一顧。
當時整風辦公室多次批示：“仍按宣傳部意見，不列右派。”其理由是：“孔另境在政治上尚未發現有何反黨活動，在某些場合下還能表示擁護黨的政策。”這樣的說法是緣於宣傳部領導掌握政策，了解父親的光榮歷史，他為革命曾出生入死。了解他擁護新中國，熱愛新中國。民間還有一個講法，最近有多人曾經向我求證： “你父親與毛澤東曾經一起工作過，關係很好？還一起打牌？”還說：“反右時，有人揭發這是吹牛，不相信，是污衊毛主席。是右派言論。”我對此人說，真有這回事。不過並不明白，父親說出這段歷史真實，對父親是有利，還是害了他自己？
他慶幸自己漏網。其實，他的政治生命就此結束。
1986年，茅盾研究會在南京召開國際研討會，有位資深的茅盾研究專家，捷克的漢學家高利克也來與會。我第一次見他，他得知我的姓之後，問我，認識孔另境嗎？他還好嗎？當我告知他我的身份，他很高興，又遺憾沒能訪問到父親，因為在“文革”期間父親已經去世了。承他相告，他在1958年來中國收集茅盾資料的時候，曾到上海想訪問父親的。但是被有關方面拒絕了。究竟怎麼回事？我很想知道。於是提出會議休息時帶錄音機訪問他，他接受了。
他說，那年他從北京到上海，向上海作家協會提出要求訪問孔另境，那位接待他的是王某某。我知道王某某是復旦大學中文系的老師。王對高利克說：“此人反右運動期間問題嚴重，不宜會面。”拒絕了他。於是他求其次，要見其弟孔令傑。這位弟弟他見到了。高利克說：“孔另境與茅盾的關係更深，在很多歷史時期，他是見證人。很可惜失去了這次見面的機會”。
我很奇怪，父親當年並沒有被戴上右派帽子，應該不是敵我矛盾吧！但是事實如此，反右運動帶給他的政治影響很壞，“待遇”與右派沒有不同，外事活動是不能參加的，是得不到信任的人。以上所述，僅限我知道的一則事例。
“文革”大字報
在“文革”抄家初期，我家後門就貼着這樣《嚴厲警告漏網右派孔另境》標題的大字報。這件事在那個非常年代裡並不是怎麼的稀奇事，已經看慣了上綱上線的大字報。然而，這張大字報里還是有些內容的，它讓我記起一些事。那麼，事隔這麼些年頭了，為什麼我還要牽出這些破事來？因為這頂帽子對他本人來說是纏繞半輩 子的不幸，他的政治生命就此結束，沒完沒了的檢查和批鬥，耗盡了他壯年的生命。對我們子女的影響也太大了，不斷地要我們與他劃清思想界線，認清他的反動本質。尤其我與父親同在出版系統工作，波及至我的入團，參加基幹民兵組織等等，這樣的委曲，給我要求上進的心製造了極大的負擔；自卑的感覺，又給我在底層的 生存空間裡磨練成長。好在有給出路的政策，那就辛苦地改造自己吧……受到這樣的精神折磨，兩代人之間產生的隔閡、埋怨，甚至怨恨，在現實生活中不斷地產生。
先看署名“革命出版社”的貼在我家後門的這張大字報，內容如下：
漏網大右派孔另境一貫對黨對社會主義懷着刻骨仇恨，惡毒地咒罵我們偉大的黨和偉大領袖毛主席，民憤極大。1957年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石西民、白彥包庇過關，在我國遭受三年自然災害時，更加變本加厲大放厥詞，對我黨和我國政府進行瘋狂地攻擊，引起群眾極大憤慨，紛紛提出要求將他嚴辦，但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方學武，用假批判真包庇將其包庇過關。
在這次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抄了他的家，大長了人民群眾志氣，大滅敵人的威風，我社革命群眾莫不拍手稱快，但是孔另境並不死心，當社會上颳起翻案風之際，他又蠢蠢欲動，寫了一封“憤怒的控訴”竟喪心病狂地抹煞我國十七年來的輝煌成就，向我社紅衛兵革命群眾反攻倒算，公然叫嚷向他賠禮道歉、低 頭認罪，階級敵人瘋狂到極點。
為了堅決擊退階級敵人的反撲，迎頭痛擊反革命的翻案風，我社革命群眾揪出孔另境進行了鬥爭，將其反動面目痛加揭露，徹底將他鬥倒、鬥垮、斗臭。
我們勒令他每月向居民委員會匯報思想一次，老老實實地服從居民委員會的監督勞動，不得違抗。
希望里弄群眾對孔另境嚴加監督。
這450字的大字報沒有具日期，應該是1967年2月27日以後的事，原因是這天他拄着拐杖去出版文獻資料編輯所交自己的小字報《憤怒的控訴》，才引來了再一次抄家和這張大字報。“革命出版社” ，即出版文獻資料編輯所，被革命造反派砸爛之後的新名稱。這個編輯所果然在“文革”之後被取消。這是另外的話題。
我們家在1966年8月31日被抄。這件事至今記憶猶新，因為那天深夜是我開的門，一陣訓話之後開始查抄父親的家，可是，對我亭子間小屋的書籍和物品也一一查抄，並檢查我的日記和私人信件。我是革命群眾，參加工作已經5年，應該和父親區別對待，要講政策，這是我的想法。當我對造反派頭頭表示這個不滿意見後，他們認為我態度不好，不支持這次革命行動。第二天，到我單位貼了我第一張大字報，大罵我這個孝子賢孫。就此，我也成為在單位被貼大字報的對象。這也是另外的話題。
那麼，為什麼在最初的抄家以後，父親還想據理力爭？他在檢查書《我的檢查》一文中講到他當時心裡不服，才拄着拐杖去出版文獻資料編輯所交自己的小字報，後來，單位里把它抄成大字報，貼出來以後引起革命群眾的不滿。引來更為嚴厲的批鬥和抄家，抄家後在樓下後門貼了這張大字報。父親出於自尊，沒有仔細看過大 字報的內容，他對兒子說，你去把這些文字抄錄下來，我要知道上面寫些什麼？所以才保留了下來這份原始的記錄。大字報貼出後，里弄里熟悉的鄰居悄悄地向我們勸說：“對孔家伯伯說，識事務者為俊傑，何必去作無謂的反抗。”這話傳給父親聽後，他嘆了口氣說：“真沒有說理的地方。” 他是個犟脾氣，又很迂。
要知道，當時這批受整的人，真切地感受到不幸，似乎人間已無公理、已無人性，時間又太長了，足足十年。有的不堪受辱，早早地而以自殺抗爭；有的神經錯 亂，葬送了前程……，而我父親不是，他要抗爭，要發言，死硬到底。他的個性讓他付出了更大的代價。記得，他也曾想改改自己的“大炮”脾氣，說話要有節制，在書房的牆上一角，親自用毛筆寫了“慎言”兩字，時刻提醒自己不要亂說話。但是，沒有多大用處，他自己知道，不久，他把這紙條撕了，……話又說回來，如果 他不是這個個性，他就不是我的父親了。
現在，父親去世已三十七年，子女也都到了退休的年齡，追究此事沒有什麼功利可言。是時間，是現在寬鬆的政治環境，給了我這個權利和責任，追溯歷史，解開謎團，父親的反動右派言論究竟是些什麼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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