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屆十二中全會，在人數不足半數的情況下，卻宣判了劉少奇政治生命的死刑。毛澤東說，他在1962年就看出劉少奇“有問題”，解決的辦法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

　　山雨欲來之時，劉少奇接到出訪任務，國外鮮花鋪路國內卻風雨滿樓

　　進入1966年，全國的政治氣候出現了微妙的變化，那就是由上海作為中心發起的文化藝術領域的學術爭論此起彼伏，後來在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不斷推波助瀾下顯得異常活躍，並在他們授意之下逐步往歷史縱深和政治生活等領域擴展，讓大家嗅出了山雨欲來的味道。然而處於政治高層的領導人對這種味道更為敏感和警惕，二月初以彭真為組長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向中央遞交了一份名為《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就是想將這種來者不善的“學術爭論” 控制在文化領域之中。

　　既然有人發現江青等人“來者不善”的用意，那麼“來者”們當然是不會善罷甘休的。很快江青在林彪那裡尋求到巨大的政治支持，而且得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2月2日至20日，江青就受到了林彪的委託，在上海召開了只有幾個人參加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

　　林彪和江青的名字第一次緊密地連在一起。林、江的政治合作拉開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十年悲劇由此登場。

　　但是善良的人們只是從字面上看到了“文化革命”的字眼，還不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正式提法。誰也沒想到也沒法想到“文化革命”會演繹發展成“政治革命的全面內戰”，把全國推進一片昏熱混亂的海洋之中。

　　就在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時，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和夫人王光美應巴基斯坦、阿富汗和緬甸三國的邀請，從1966年3月26日到4月19日對位於東南亞的三國進行友好訪問。陪同訪問的有陳毅副總理和夫人以及其他隨行人員。劉少奇作為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國家的形象，和以往一樣此行肩負着對外友好發展的神聖使命，從準備出行到正式成行，一切依照有序而正規的程序進行着，他需要更多時間和注意力了解熟知這三國的情況，正是肩負特殊使命的緣故，此時的他可能還能暫時避開“文化革命”詞彙的侵擾。

　　一同出訪的劉少奇夫人王光美和陳毅夫人張茜格外搶眼。的確，夫人們的隨同訪問，為出訪增添了幽雅和溫馨的感覺。王光美與張茜穿着中國民族特色的旗袍，更加襯託了東方女性的含蓄氣質和優美風韻。

　　就在劉少奇出訪專機在北京機場跑道騰空而起的瞬間，他可能根本無法想象，他內心印刻的幾個畫面已經由江青、林彪、康生等人開掘成一條政治暗流，正奔騰湧動躍躍欲試着破土而出，而他很快就要被這條可怕的政治暗流徹底吞沒……

　　專機引擎轟鳴，在碧藍的空中單調地飛了三個多小時，下午降落在烏魯木齊機場。一般情況，中央領導人出國訪問，飛機都要降落在邊疆城市加油、補充給養。

　　烏魯木齊這座邊城還沒有卷進政治風雲中，顯得寧靜、清幽。城市處處都飄散着羊肉串的香味，就連代表團晚上住的最好迎賓館裡也飄散着這種特有的香味。

　　第二天上午，劉少奇、陳毅由新疆自治區領導陪同，一同去參觀新疆工業展覽。走進大廳，這時劉少奇從衣兜里掏出一包“中華”煙，他猶豫了，看看四周是油亮的木質地板，把煙就這麼一直夾着，直到從展廳出來才點燃。整個觀看中，他很少問話，只是非常仔細地觀察每一件展品，能在一份說明書前逗留10來分鐘，幾乎是弓着身子貼着玻璃吃力地閱讀。見他這樣專注凝神，杜修賢不由地舉起相機，抓住他神情凝思、目光深沉的一瞬間。

　　看完展覽，劉少奇和自治區的領導座談。會上，劉少奇打破沉默，思路非常敏捷，談吐沉穩。一頭銀髮給他有涵養的氣度增添了威嚴，讓人感到有種說不清的非凡魅力，是自然流露的莊重感?還是分寸得當的權威感?或許兩者兼而有之。

　　第二天中午，訪問團離開烏魯木齊前往第一站——巴基斯坦。劉少奇等領導人由歡送的人群簇擁着走向飛機，劉少奇同自治區領導人握手告別後，正想登機……他突然轉過身，退着步子朝歡送的人們揮手……誰也沒有想到，這竟是劉少奇最後的出訪，最後的揮手。

　　中國代表團到達巴基斯坦已是下午。如果這次不是親眼目睹，所有人真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實。迎賓的汽車剛跑到街道上，立即被四面八方湧來的群眾圍住了，黑壓壓的人群發出震耳欲聾的歡呼聲、鼓掌聲，把街道擠得水泄不通……汽車仿佛被這沸騰狂歡的場面搞懵了，突然熄火窩在那兒不動了，人還在不斷地圍攏……這時聽到尖銳的哨聲，人群開始朝街道的兩邊移動，為中國代表團乘坐的汽車閃出行車道。有的人不甘落後，不住地朝前擠，立即遭到警察的嚴厲阻止。

　　車子開動了，群眾又蜂擁隨車湧向代表團的住處……車子幾乎是被數萬的群眾抬擔架似的抬到國賓館門口。

　　劉少奇和陳毅脖子上套着巨大的彩色花環，那上面托着的不再是憂愁的眉結，而是明朗由衷的笑容。

　　3月28日，劉少奇在阿尤布?汗總統的陪同下，參觀興建中的新首都伊斯蘭堡，下午由巴基斯坦外交部長布托陪同去拉合爾訪問。

　　拉合爾是巴基斯坦的歷史名城，西巴基斯坦首府。中國客人在這裡再次受到了熱烈歡迎。

　　當劉少奇等乘車從拉合爾機場去省督府時，受到了近100萬人的極其熱烈的歡迎。一路上，歡迎的人群密密層層，匯成一片海洋。道路兩旁的樹上、房屋上，都高高低低地站滿了人。人們揮舞着旗幟、彩帶，作出種種歡迎的表示。

　　車隊開出後不久，兩旁的歡迎隊伍突然失去了控制。擁擠的人群衝破警察的警戒線，興奮地站在馬路中央高呼歡迎口號，爭先恐後要近距離目睹中國領導人的風采。無數工人、學生、白髮蒼蒼的老人和天真的兒童都爭着把手伸進汽車窗口，同中國客人握手。整條馬路水泄不通，中國的車隊一再被熱情的群眾阻住，通過這條5英里長的道路，車隊用了整整一個半小時。

　　鮮花、笑容、歡歌……鋪撒在中國國家主席友好訪問的路途上!

　　與此同時，國內政治風雨更加狂烈，彭真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終於在4月10日被中央下發的《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徹底否定。這就意味着前一段時間的學術討論衝破了文化的範疇，終於進入了政治領域之中，一場大風雨一個大漩渦即將形成。

　　林彪在給中央軍委的信中還寫道：“這個紀要，經過參加座談會的同志們反覆研究，又經過主席三次親自審閱修改，是一個很好的文件，用毛澤東思想回答了社會主義時期文化革命的許多重大問題，不僅有極大的現實意義，而且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劉少奇和陳毅出訪回國，專機沒有飛回北京，而是直接去了杭州，一進會場才知國內出了大事

　　1966年4月17日到19日劉少奇對緬甸聯邦進行友好訪問。緬甸聯邦也是劉少奇此行最後訪問的一個國家。緬甸革命委員會主席奈溫將軍與劉少奇多次相見，彼此熟悉而親切。

　　這次劉少奇率領的訪問團出國將近一個月的時間，一共走訪了三個國家，其中返回國內兩次。4月19日那天訪問團終於結束了出訪三國的任務，大家揮手告別美麗古老的仰光飛回了祖國，但是飛機沒有直接飛回北京，而是降落在西南邊城昆明，因為訪問團在此要做一次短暫的休整，劉少奇和陳毅還想藉此視察一下地方工作情況。

　　劉少奇一到昆明就向北京發出兩封電報：一封給周恩來總理轉毛澤東主席，報告已圓滿結束對友邦的訪問回到昆明，提出要去西雙版納看看，那裡有十幾萬知識青年在開墾橡膠園，並請示主席回京後，可否安排一次見面以匯報出訪情況;另一封給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也是同一個話題，向中央請假一星期去西雙版納等地調查研究，慰問知青。

　　同時劉少奇也知道了在離開北京這段時間，中央又出了兩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揪出了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他們曾是他的左臂右膀;第二件大事，中央下發《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並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組”，全班人馬都是極“左”路線下的新秀。

　　但劉少奇說什麼也無法將這兩件大事與自己日後遭遇聯繫起來，畢竟“文化革命”這個字眼還是平和、斯文的，是一場遠離戰爭生死，同時也區別和平年代名利場的思想意識形態領域的運動。

　　儘管各方面傳來的消息都是那樣令人不安，但劉少奇依然按照國家主席的職責和分工安排他的工作行程。就在劉少奇、陳毅準備乘汽車赴西雙版納時，難以置信的事情還是發生了，而且就發生在他們身上。中共中央辦公廳電話緊急通知，要他們馬上到杭州去出席毛澤東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這個會議已經從4月16日開始召開，他們19日回來正好趕上。

　　手下工作人員不知道上層的事情，大家奇怪怎麼沒有聽說中央要開會，而且是在杭州開會的消息，難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大家悄悄地私下打聽，卻不得而知。

　　就連劉少奇也不知道已經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內容是什麼，更不知道這次會議即將決定的命運。

　　他們接到通知後，馬上放棄到西雙版納的安排，乘車前往昆明機場。在他們專機還沒有到達的空隙，劉少奇與陳毅在機場邊散起了步。他們一邊等飛機一邊猜測此次會議的內容。陳老總到底是橫刀立馬、久經沙場的老帥，馬上想到是不是我國邊境發生了戰爭?劉少奇和他想的不一樣，可能是國內政局有什麼大的變動?他們說到政治運動，都不由地若有所思望着深邃空靈的天際和飄浮游動的雲縷。

　　幾個小時之後，劉少奇他們走進杭州會場，才知道他們一路的猜測離題萬里。毛澤東在此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實際上就是為發動“文革”作準備。就連躲在上海錦江賓館後樓負責起草《通知》的陳伯達、康生也匆匆趕到杭州參加會議。

　　劉少奇萬萬沒有想到，這次突如其來的杭州會議便是他生命中的一張黑色的請柬。

　　此次會議毛澤東作出了撤銷彭真為首起草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以及由他擔任組長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建立了新的“文化革命小組”和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的草案。

　　5月16日上午10點半，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全體舉手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草案，簡稱《五一六通知》。

　　十年浩劫，就是從這一天正式開始的。

　　可以說，劉少奇出訪南亞三國是他與陳毅外長最後一次履行國家主席的外交職責，最後一次代表中國政府和人民亮相國際舞台。

　　奇特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在人數不足半數的情況下，卻宣告劉少奇政治生命的死刑

　　1968年10月13日，中共歷史上最為奇特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它的奇特之處在哪呢?按規定，全會應出席中央委員87人(原97人，去世10人)、候補中央委員98人。因一些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已被打倒或受審查，被關在監獄或牛棚中，所以實到中央委員40人，候補中央委員19人，不足應到會人員半數，這在中外執政黨歷史上都是罕見的。恰恰是這個不足應到會人員半數的全會，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政治生命的死刑，製造了中共歷史上的最大冤案：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初期，經過廣大革命群眾和紅衛兵小將的廣泛揭發，專案組的深入調查，大量的物證、人證、旁證，充分證實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是一個埋藏在黨內的叛徒、內奸、工賊，是罪行累累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走狗。”“劉少奇罪大惡極，死有餘辜，專案審查小組建議黨中央根據黨內外廣大革命群眾的強烈要求，撤銷劉少奇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黨籍，並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夥叛黨叛國的罪行。”

　　八屆十二中全會批准《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並作出把劉少奇“永遠開除黨籍，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在59位正式代表和74位列席代表中，只有陳少敏(女)一人不畏高壓，堅持自己的意見，當別人高舉雙手的時候，她把臉俯在桌子上表示反對……

　　本來毛澤東和劉少奇是多年出生入死共同戰鬥過的老朋友。1922年，他們曾共同領導了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後來劉少奇一直在白區工作，毛澤東在根據地探索革命之路。在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統治時期，他們都被看成右傾機會主義的代表，同樣受到打擊。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上，劉少奇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為黨的歷史上的這次偉大轉折作出了貢獻。作為“左”傾危害的體驗者，劉少奇積極參加清算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的鬥爭，並寫了《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論黨內鬥爭》等大量著作，貢獻突出。當時毛澤東給予劉少奇很高的評價，他曾對薄一波說中國革命有兩個方面軍，蘇區是一個方面軍，白區是一個方面軍，少奇同志就是白區的代表。1943年，劉少奇返回延安，在中央書記處工作——當時的中央書記處實際上只有毛澤東、劉少奇和任弼時三人。在這期間，劉少奇在系統闡述毛澤東思想，確立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和毛澤東在全黨的領袖地位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黨的七大上，劉少奇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實際上成為黨的第二把手，被譽為中國的斯維爾德洛夫。每當毛澤東外出時，劉少奇便被委託主持日常工作。1959年，他又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與毛澤東共同領導中國。國內正式出版物上，“劉主席”的稱號與“毛主席”並排出現，當然也有兩位主席的肖像，劉少奇也被稱為毛主席的“最親密戰友”。 1961年，毛澤東會見蒙哥馬利勳爵時，肯定他的接班人是劉少奇。

　　毛澤東與劉少奇的分歧，大體發生在1962年初。他與外賓談話中說，他發現劉少奇有事是1962年。他所寫《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也說“聯繫到 1962年的右傾”。造成分歧的主要原因是在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認識和態度上，劉少奇本來是贊成三面紅旗的，但1961年八屆九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后，他回湖南老家寧鄉縣炭子沖搞調研，接觸到農村的真實情況。他看到到處是荒涼的田野、飢餓的人群，婦女們在田地里挖野菜，老人孩子們在樹下采樹葉，許多人餓得得了浮腫病，和原來聽到的匯報和想象根本不是一回事，改變了對三面紅旗的看法。劉少奇講，這次回來，看到鄉親們很苦，我們的工作做得不好，對你們不起。在5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他明確地表達了自己的看法，認為“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造成目前困難的主要原因。中央要對這些錯誤負主要責任”。7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劉少奇再次批評黨的一些工作沒做好，“這幾年黨成為執政黨是好事情，是成績，亂指揮人家也聽你的。但是，繼續這樣搞下去要跌下台的，再不能這樣搞了”。

　　到1962年1月21日—27日的七千人大會(中央擴大會議，因有近7?000人參加，故名)上，劉少奇更進一步指出全國有一部分地區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不能“三七開”，不能說七分成績，三分錯誤，提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診斷，認為錯誤原因是經驗不足，但也有不少領導同志不夠謙虛謹慎，有驕傲自滿情緒，違反實事求是精神的優良傳統和作風。他還提出彭德懷信中說的一些具體事實不少是符合實際情況的，人民公社當時不辦也可能好些，遲幾年辦也是可以的，建議解放彭德懷。這些觀點顯然涉及三面紅旗，也引起毛澤東的不滿。毛澤東一直認為三面紅旗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體現，是對馬列主義的創造性發展，是完全正確的。他曾表示願與全世界反對三面紅旗的人作戰，包括黨內大批反對派和懷疑派，因此，誰反對三面紅旗誰就被認為是修正主義，劉少奇也被他看成犯了右傾錯誤。這個分歧導致了老戰友的分手。

　　造成毛、劉分手的第二個原因是對待四清運動的不同看法。毛澤東認為要從政治上搞四清，鬥爭的重點是解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問題。劉少奇則認為應從經濟上搞四清，有什麼矛盾解決什麼矛盾，不要把什麼問題都往階級矛盾上拉。1964年底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少奇在毛澤東講話時插話，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毛澤東很生氣，聯想起鄧小平勸他可不參加會(當時毛澤東感冒，鄧好意勸他不必參加會)，認為中央第一線不讓他放心，認為這不是個人之間的是非，而是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之間的大是大非。這件事加劇了兩人之間的衝突，毛澤東對劉少奇失去信任。

　　另外，在當時的外交問題上，在調整改革中出現的包產到戶等事上，毛劉二人間也有較大分歧。總之，毛澤東認定，黨內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總代表，中央也會出現修正主義，他要解決這個問題。

　　到了1964年底，中央召開了工作會議，當時，中央已明確決定，毛主席退居二線，國家主席劉少奇主持一線工作。會後江青請陶鑄夫婦在人大小禮堂看《紅燈記》。開演前，在休息室他們見到了毛澤東。毛澤東問陶鑄：“你們的會開完了嗎?我還沒參加呢就散會啦?有人就是往我的頭上拉屎!我雖退到二線，還是可以講講話的麼!”陶鑄他們已隱約感覺到了毛澤東說的“有人”二字，這個“人”恐怕是指劉少奇。隨後毛澤東斬釘截鐵地命令道：“告訴他們走了的趕快回來!”

　　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各省書記們，又都被召了回來。這次是由毛澤東親自講話，他不緊不慢，口氣卻相當嚴肅：社教人員講四清(清政治、清思想、清經濟、清組織)，沒有階級立場，沒有階級分析。關鍵是要清查新生的資產階級。新生資產階級有的在黨內，也有的在黨外;有在台上的，也有在台下的;有前台的，也有後台的。

　　這是什麼意思?大家都感到自己思路跟不上毛澤東的思想。

　　會議剛開完，恰逢12月26日，這是毛澤東壽辰。汪東興和江青操辦了壽宴，請了一些參加會議的同志來吃飯，包括陳永貴、邢燕子、董加耕等勞動模範在內一共三桌。這次生日宴會，毛澤東再次表達了他對劉少奇的不滿，說了很多“話中有話”的話，搞得壽宴沒有了做壽的喜慶氣氛，特別是毛澤東說出的“獨立王國”四個字令人緊張而困惑。

　　毛澤東這是指責誰呢?在場人那時還不敢往劉少奇身上想。可是不幸的是，毛澤東矛頭所指，恰恰就是劉少奇。

　　而毛澤東解決的辦法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

　　六月的北京，政治風雲動盪。劉、鄧決定派出工作組引導“文化大革命”，毛澤東不同意，他認為應該“統統驅逐之”。

　　1966年5月4日至26日，為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而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毛澤東在外地沒有出席會議，但會議是按照他 4月份在杭州主持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部署和他在會前的安排進行的。劉少奇主持會議，5月16日，會議下發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但劉接受“文化大革命”是勉強的。

　　《五一六通知》下發後，毛澤東繼續在南方休養，留劉、鄧兩人在京主持工作，負責“文化大革命”。聶元梓貼出了第一張大字報，而且得到毛澤東的支持，清華大學出現了群眾組織紅衛兵，大批學者專家領導受到圍攻批鬥，有的被抓被押，有的自殺。中央派出工作組，卻又與群眾產生對立分歧——紛亂的形勢讓劉少奇不知如何應付。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他多次打電話給毛澤東，請示匯報，均未收到明確的回覆。迫於無奈，他和鄧小平乘飛機親去杭州，與毛澤東面談運動情況，並請毛澤東回京討論工作。毛澤東委託他們相機處理。

　　劉、鄧回京後，立即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決定向大中學校派工作組控制和引導“文化大革命”。但毛澤東不這樣看，他認為工作組“起壞作用，阻礙運動”，應該“統統驅逐之”。7月24日上午，毛澤東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開會，點名批評劉少奇、鄧小平，決定撤銷工作組。還是那種決定過無數重大事件的手勢，還是那典型的湖南鄉音：撤掉，統統撤掉。

　　8月1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毛澤東在全會上發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劉少奇成為不點名的“資產階級司令”，他在黨內的地位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決定林彪為接班人。劉當即表示：保證服從黨的決議，努力去認識自己的錯誤，不做任何不利於黨的事。此後，劉少奇處於被批判的境地。

　　對於革命者來說，政治上的打擊往往是最沉重的，但恰恰因為他們是革命者，卻又總有不屈的堅韌和寬廣心胸。對劉少奇來說，工作還要做，飯還是要吃，但本來就少言的他說話更明顯變少了。

　　他有個習慣，總是在開飯前幾分鐘才入桌，隨便說幾句話後就開始吃飯，一邊吃，一邊思考事，基本上不在飯桌上講話，吃完飯再去辦公室。現在，他犯了“錯誤”，晚飯更顯得心不在焉，他要認識錯誤，他要準備書面檢查，以讓毛澤東滿意。

　　10月份，正是北京最迷人的季節。莊嚴的人民大會堂內，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內容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其中一項議程是劉少奇在全體會上作檢討。

　　對這個檢討，劉少奇早就準備了。1964年的一句插話都讓毛澤東大發脾氣，最後作了檢討，現在這麼大的“錯誤”哪有不檢討的道理。劉少奇很精心，很認真地作了準備，並很快把檢查稿送交毛澤東審閱。9月14日，毛澤東在劉少奇的檢查上作了批示：

　　少奇同志：

　　檢查上寫得很好，很嚴肅，特別是後半段更好。建議以草案形式印發政治局、書記處、工作組(領導幹部)、北京市委、“中央文革小組”各同志討論一下，提出意見，可能有些收穫，然後酌加修改，再作報告，可能穩當一些，請酌定。

　　毛澤東

　　9月14日

　　劉少奇照批示做了。

　　10月23日上午，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檢討：

　　在今年6月1日以後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發生了路線錯誤、方向錯誤。這個錯誤的主要責任應該由我來負擔……第一位要負責任的，就是我……我這一次犯錯誤，不是偶然的。我在歷史上就犯過一些原則性和路線性錯誤。例如……1946年初，對東北戰爭的指導方針，我是有錯誤的，當時對林彪的指導是不夠的……1949年春，我對天津城市工作說過許多話……有一些講話是有右傾錯誤的……在1962年我犯過右傾錯誤，在1964年我又犯過形式上是“左”的而實際上是右傾的錯誤……為什麼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犯路線錯誤、方向錯誤?原因是：一、不理解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一個更深入、更廣闊的新階段，以及如何進行這場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怕亂，怕大民主，怕群眾起來造我們的反，怕反革命分子上台。二、錯誤地估計了當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形勢……三、在思想上的資產階級世界觀還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過來……四、最根本的是沒有學好和掌握毛澤東思想……

　　當然，他是違心地按照《炮打司令部》的口徑講的，雖然他不諉過於人、敢負責，但事實上他沒弄清，也無法弄清自己犯了什麼錯誤。

　　劉少奇的檢查沒能降低“文化大革命”轟轟烈烈的溫度，也沒能因此保護更多的人免受衝擊。相反，越來越多的人受到指責、批評、批判，連紅牆圍起的中南海也出現了刺眼震耳的大字報……作為國家主席，他有責任制止這種作為，可他沒有了能力，然而，現實使他作出了選擇。經過深思熟慮，他決定辭職。

　　劉少奇找到了周恩來總理。

　　“總理，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是我怎麼也沒料到的，我現在這個國家主席的位子已毫無用處。為了儘早結束運動，讓廣大的幹部免受更大的衝擊，讓國家少受點損失，我要辭去國家主席的職務。”

　　同樣憂心忡忡的周恩來安慰他說：“少奇呵，你不要太傷心，好多事情都很難辦，這不行，不行啊。還有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問題。”

　　毛澤東會見劉少奇，劉少奇懇請辭去國家主席，使黨少受損失。

　　就在劉少奇想辦法如何使黨和國家少受損失的同時，批劉高潮愈演愈烈：12月18日，名為王光美專案組實為劉少奇專案組的班子成立。當日下午， “打倒劉少奇”的大字報部分上了街。1月6日，王光美被造反派騙出中南海。1月7日，劉少奇之子劉允若被抓進監獄。1月中旬，中南海里的造反派衝到劉少奇家，開劉少奇的批鬥會，讓他背誦毛主席語錄，若背不出，便是不忠於毛澤東思想。

　　1月13日深夜。一輛華沙牌臥車直駛劉少奇住處，隨車秘書要他立即乘車去人民大會堂，毛主席要找他談話。事情顯得有些突然，劉少奇心裡拿不準此行的意圖，他拉下車窗帘子，閉目深思。都是老同事了，沒有什麼多想的，互相通通氣，看看他的態度，反正目前工作是不好做了，實在不行，回家種地去，重要的是要保護各級領導幹部，這種搞法對國家損失太大……

　　“噢，少奇來了，坐，坐。”毛澤東正倚在沙發上抽煙，他沒有站起來。

　　“主席好，您找我有事情談?”劉少奇平靜地問。

　　“找你談一談。平平的腿好了嗎?”很顯然，毛澤東已知道造反派以劉平平腿被車軋斷為名，騙王光美出中南海被扣至清華大學的事。

　　“根本沒這回事，是個騙局。”劉少奇沒表現出憤怒和委屈，“主席，這次我犯了大錯誤，是路線錯誤，責任在我。廣大幹部是好的，特別是許多老幹部是黨的寶貴財富，主要責任由我來承擔，儘快把廣大幹部解放出來，使黨少受損失。我要辭去國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澤東選集》編委會主任職務，和妻子兒女去延安或老家種地，以便儘早結束‘文化大革命’，使國家少受損失。”

　　毛澤東沒有馬上接話，他沉吟不語，不住地抽煙。

　　毛澤東不會接受劉少奇的請求。從表面上看，這似乎是劉少奇自動退出政治舞台，實際上卻是一種規諫，甚至是一種無奈的抗爭。毛澤東並不想把“文化大革命”到此為止，再說，讓國家主席帶着妻子兒女回農村種地，也是一件不好交代的事。

　　毛澤東避開了劉少奇的話題，他建議劉少奇認真讀幾本書，還特意介紹了德國學者海克爾寫的《宇宙之謎》，法國哲學家、醫生拉美特里的《人是機器》和我國漢代的《淮南子》。臨別時，毛澤東親自送劉少奇到門口，要他“好好學習，保重身體”。

　　對劉少奇來說，會談沒有實質性意義，儘管他後來說“主席沒有批評我的錯誤，很客氣，叮囑我認真學習，保重身體”。他心裡明白，毛澤東既沒拒絕他的要求，也沒同意他的要求，他仍然被高高地掛起，接受批判。

　　果然，沒過幾日，劉少奇的家再次遭受衝擊，造反派把他和妻子王光美推到一張缺腿的桌子上接受批鬥。面對嘈雜的人群和責問，劉少奇的聲音很堅定：我從來沒有反對毛澤東思想，只是有時候違反了毛澤東思想;我從來沒有反對毛主席，只是在工作上有過意見分歧……伴隨他的聲音，是那在寒風中陣陣晃動的蒼蒼白髮。

　　接着，造反派扯斷了劉少奇家中的電話線，紅機子的聲音再也沒有悠揚地響起過。

　　中南海外，幾十萬人圍集四周，一百多個高音喇叭發出刺耳的喧叫：“打倒劉少奇!”

　　1967年4月1日，國內各大報紙登載了署名戚本禹的長篇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劉少奇讀後，氣憤至極，他狠狠地把報紙摔在桌上：“假話，這篇文章有許多假話，我什麼時候說過那個電影(指《清官秘史》)是愛國主義的?什麼時候說過當‘紅色買辦’?不符合事實，是栽贓!黨內鬥爭從來沒有這麼不嚴肅過，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澤東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來的，我宣傳毛澤東思想不比別人少。”“我早在去年8月的會議上就講過五不怕，如果這些人無所畏懼，光明正大，可以辯論嘛!在中央委員會辯論，在人民群眾中辯論嘛!我還要為這個國家、人民，為我們黨和廣大幹部講幾句話!”

　　6日晚，中南海的造反派高喊着口號衝進劉少奇辦公室，向他宣布如下勒令：必須自己做飯、打掃衛生、洗衣服、改變作息時間(過去劉少奇習慣夜間工作，上午休息)，並按戚本禹文中所列的所謂“八大罪狀”提出質問。

　　劉少奇早就渴望能有一個機會讓他公開答辯，雖然現在是個非常場合，但畢竟有了把話說出來的機會。他逐條駁斥戚文對他的污衊，有理有據，義正詞嚴，當造反派質問到“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時，劉少奇一下子怒火衝天，白髮上豎：“這個問題簡直是豈有此理，六十一人出獄是經過黨中央批準的，在日寇進攻華北時，必須保護這批幹部，不能再讓日寇把他們殺了，他們都是黨的寶貴財富啊!這事，中央許多領導同志都知道，早有定論嘛!”

　　第二天，劉少奇交出一篇關於“八大罪狀”的答辯，工作人員把原件上送，並抄成一份大字報在中南海內貼出，不料，幾個小時之後，竟被撕得粉碎。

　　一連串的莫名打擊，使劉少奇精神上極為痛苦，加上突然改變作息習慣，限制安眠藥用量，他幾天都沒能睡着，身體變得很弱。偏偏在這時候，清華大學造反派們要組織30萬人的大會批鬥王光美……

　　劉少奇急了，怒了：“我有錯誤我承擔，工作組是中央派的，光美沒有責任。為什麼讓她代我受過?要作檢查，要挨斗，我去!我去見群眾，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死都不怕，還怕群眾?”蘊納在心中的積怨終於如火山一樣爆發了。

　　“我沒有搞過陰謀詭計，工作是大家一起做的，要我承擔責任，可以!但錯誤得自己去改!”“別人就是一貫正確的嗎?要一分為二，為什麼不許人家向中央文革提意見?有不同意見就把人抓起來?!”說到這裡，他把手中的湯勺猛地摔在桌子上，整個身體都顫抖起來。

　　他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緒，把在家的幾個孩子叫攏過來，緩緩地說：“將來我死後，你們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樣。大海連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你們要記住，這就是我給你們的遺囑。你們一定要在群眾中活下去，永遠跟着黨，永遠為人民。”多年鬥爭磨鍊出的感覺告訴他，下一步，將會變得真正殘酷起來。

　　1967年7月18日晚，依據江青、戚本禹的提示，中南海造反派和幾十萬群眾聯合批判劉少奇。中南海外，幾十萬人聚集四周，他們攜帶的一百多個高音喇叭奏出高調的喧鬧聲;中南海內，造反派把劉少奇、王光美分別揪到兩個食堂內批鬥，同時抄了他們的家。劉少奇被強按着頭，彎腰站在會場前，不許他說一句話，否則就用語錄本敲他的臉和嘴。批判持續近兩個小時，年近七旬的劉少奇已難以忍受，汗珠不斷地從他臉上滲出，他抽出手掏出手絹想擦一下汗，不料站在他旁邊的人狠狠一掌把手絹打落，他的汗水也隨着震動流在地上……

　　對劉少奇的批鬥逐步升級。

　　8月5日，為了與天安門廣場舉行的百萬人大會相呼應，江青、康生等人又策劃了批鬥劉、鄧、陶大會，分別在各自家院內舉行。幾個彪形大漢把劉少奇、王光美架進會場，他們一會兒強按下劉少奇的頭，把他的手扭到背後，強迫他做出卑躬屈膝的樣子，又讓他做噴氣式;一會兒又揪着劉少奇稀疏的白髮，強迫他抬頭拍照;最後，他們把劉、王押到會場一角，硬把他們按下去向兩幅巨型漫畫上的紅衛兵鞠躬。此時的劉少奇已被打得鼻青眼腫，他的鞋也被踩掉，只穿着襪子。在神聖的祖國大地上，在莊重的中南海院內，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竟遭到這種侮辱性對待!王光美的心流血了，她不顧一切，掙脫造反派的手，撲向劉少奇，劉少奇也不顧拳打腳踢，與王光美的手緊緊握住，也許，這是最後的告別!執手相看淚眼，怎不凝語哽咽?他們傳遞友情、溫暖和鼓勵的手終於被暴力分開。

　　批鬥會後，劉少奇被押回辦公室，他雖疲憊已極，但余怒未消，立即按鈴叫來機要秘書，拿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嚴正抗議說：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你們怎麼對我個人，這無關緊要，但我要捍衛國家主席的尊嚴，誰罷免了我的國家主席?要審判，也要通過人民代表大會，你們這樣做，是在侮辱我們的國家，我個人也是一個公民，為什麼不讓我講話?

　　儘管秘書當夜就寫了匯報，但劉少奇的抗議沒有收到任何回答。

　　8月7日，劉少奇給毛主席寫信，抗議給他扣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書面提出辭去現任職務，並告訴毛澤東“我已失去自由”。

　　信是送上去了，可劉少奇的腰也伸不直了，右腿也被打傷了，走路一拐一拐的。妻子和孩子們與他在同一個院子裡，卻不能相見，更不能相互照顧。十幾天后，這種在同一個院子裡的待遇也沒有了。9月13日，劉少奇的孩子們被趕出了中南海，王光美也被捕入獄，劉少奇則被強迫抽去腰帶，“嚴加看守”起來。

　　當劉少奇得知妻子兒女已經離家，自己已是孤身一人時，精神受到極大打擊，身體狀況也急劇惡化。

　　強迫改變生活習慣，加上不給足量的安眠藥，劉少奇每天只能睡兩三個小時，有時徹夜不眠，以致他神志恍惚。

　　他的手臂在戰爭年代受過傷，加上批鬥會上的扭打，舊傷復發，為穿一件衣服要折騰一兩個小時。

　　他的右腿被打傷，到飯廳吃飯，短短的30米距離，要走50分鐘，前後跟着的看守戰士也不敢上去扶一把，後來實在走不動，就讓工作人員去把飯打回來，但去打飯的人也被稱為“保皇兵”，人們也不願去打飯了，只好打一次飯分吃幾頓。

　　他滿口只剩下七顆牙，根本嚼不動窩頭、粗飯。

　　他長期有胃病，加上常吃剩菜餿飯，身體更為虛弱，手顫抖得不聽使喚，飯送不到嘴裡，弄得滿臉滿身都是……

　　劉少奇病得越來越重，大夫護士也不敢好好看，每次看病前都要開一陣批鬥會，一邊檢查病情一邊大罵“中國的赫魯曉夫”，有的用聽診器狠狠敲打，有的用注射器使勁亂捅，還把他服用多年的維生素和治糖尿病的藥也給停了。知道說什麼也沒用，劉少奇只能默默忍受着……

　　1968年7月，劉少奇突然發起高燒，醫生過來用常用藥敷衍一下就走了。第二天，他的病轉成肺炎，引起多種併發症，隨時有死亡的危險。上面得知後，立即派醫護人員來搶救，防止劉少奇死掉，當時的中央辦公廳負責人對醫護人員說：“現在快要開劉少奇的會了，不能讓他死了，要讓他活着看到被開除出黨，給九大留活靶子。”

　　為維持劉少奇的生命，醫生提出實行監護，住院治療，被看守人員拒絕;醫生請求撕掉臥室內掛滿的標語口號，使病人少受精神刺激，也被拒絕。劉少奇雖然沒癱瘓，也只能躺在床上無力起身，沒人給他換洗衣服，沒人扶他起床大小便。由於不活動，他的雙腿肌肉逐漸萎縮;他的胳膊和臀部由於打針被扎爛了，護士記錄日記上寫着：全身沒有一條好血管。

　　殘忍的折磨，使劉少奇自主神經紊亂，他不能正常下咽食物，只好靠鼻飼維持快枯竭的生命。疾病和窒息的難忍，常使他緊緊攥着拳頭，或伸開十指亂抓、亂撕，一旦抓住東西就死死不放。醫護人員實在不忍目睹他難受的情景，就把兩個硬塑料瓶讓他捏在手裡，不久，這兩個塑料瓶被攥成了兩個“小葫蘆”……

　　劉少奇在得不到及時治療的情況下，心臟停止了跳動。他永遠離開了人民和親人

　　對劉少奇來說，活着已是一種折磨的懲罰，但他還是要堅持活下去，他要活着看到事實證明他不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司令。

　　但是，他萬萬沒想到，他等來的卻是晴天霹靂，是轟然雷擊。這就是本文開頭的一幕，他被中共中央十二中全會定為“叛徒、內奸、工賊”，被“永遠開除出黨”，而且是在他70歲生日，即1968年11月24日這一天通知他的(十二中全會閉幕日期是10月31日)。

　　劉少奇得知這個消息後，立即氣憤得渾身顫抖，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哇哇”地大口嘔吐起來。長期積鬱在心頭的氣憤和非人折磨留給他的疾病，一起爆發出來，他的血壓陡然升高到260/130毫米汞柱，體溫達40℃。但他一聲不吭，攥緊雙拳，那雙乾澀的、快要裂開的眼睛，噴射着怒火……寒風淒淒，枯木凋零，心已成灰……

　　從此，劉少奇沉默了，他一句話也不說，哪怕是治病和生活用語也一句不說，他用無言表示堅決的抗議。

　　周恩來動員北京醫院的兩個護士專護劉少奇，仍沒改變他的沉默，他知道自己快堅持不住了，活着看到改變命運不太可能，他的冤屈只能到馬克思那裡去說了。

　　1969年10月17日，依據林彪的“一號手令”，隨時都可能死亡的劉少奇被專機送往河南開封。

　　晚7點多鐘，光着身子的劉少奇——他原來的衣服爛了，沒有人補，髒了沒有人換，乾脆給扔了——被人用粉紅色的緞子被一裹，再蒙上一條白床單，放在擔架上，送上了飛機。他鼻子裡插着飼管，喉嚨里塞着吸痰器，胳膊上扎着輸液管，奄奄一息……

　　晚9時許，飛機降落在開封機場，接受“緊急任務”的醫護人員馬上爬上舷梯，走到後艙，看見擔架上躺着一個白髮老人。走近一看，面容非常熟悉：這不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家主席劉少奇嗎?醫護人員怔住了……劉少奇的擔架被抬下飛機，放到救護車上，救護車在漆黑的夜路上駛向市區，但不是去醫院，而是去市人委大院裡的一個由重兵把守着的獨特小院。

　　從這夜開始，小院內外，如臨大敵，戒備極嚴，事先被告知執行緊急任務的醫護人員從此失去“自由”，不許外出，不許寫信，不許同家人有任何形式的來往，形同軟禁。

　　由於劉少奇在擔架上沒穿衣服，到開封的當天夜裡，他的肺炎就犯了，高燒39?℃，嘔吐厲害，但林彪在河南的同夥卻匯報稱：“一切均好，病情無異常變化。”

　　11月5日，劉少奇再次高燒，搶救兩天以後才降到37.2?℃。當時在他身邊的人都說：“他雖然不說話，但特別配合治療。他還是希望活下去，活到他等待着的那一天……”

　　11月8日，專案組下令：凡北京陪同來的人，立即撤回北京，一個人也不准留。北京帶來的藥也不准用。臨走之前，專案組的人還特意去火化場看了看，然後，向當地負責人訓話說：“要激發對劉少奇的仇恨，保留活證據。”

　　11月10日晚，劉少奇再度發高燒，試體溫表，五個小時後才取出，體溫為39.7℃，雖不能確診是否肺炎，但按肺炎治療，不准送醫院搶救。到 11日深夜，劉少奇嘴唇發紫，兩眼瞳光反應消失，體溫40.1?℃。但直到第二天早晨6點40分才發出病危通知。五分鐘後，即公元1969年11月12日 6時45分，劉少奇的心臟停止了跳動。

　　6時47分，值班醫生和護士趕到現場。

　　8時47分，“搶救”小組人員到達現場……此時劉少奇已被轉移到地下室里，厚厚的鐵門上了鎖。

　　劉少奇的老衛士長李太和聞訊後火速從北京趕往開封，直奔老首長身旁，只見劉少奇躺在地下室地板上，身上蓋着一個白床單。一尺多長的白髮蓬亂着，嘴和鼻子已經變形，下頜一片淤血……

　　李太和偷偷抹去奪眶而出的眼淚，蹲下身去，給劉少奇剪去一尺長的白髮，刮去長而稀疏的鬍子，又找一身普通的衣服給他穿上，然後就被人支開了。 15日深夜12點，六七個人把頭部面部全都用白布裹得嚴嚴實實的劉少奇拖到一輛吉普車上，開向開封市東郊的火化場。車廂裝不下他那高大的身軀，兩隻腳露在車廂外……

　　火化場已得到通知，將要火化一個烈性傳染病患者，工作人員忙着噴灑消毒劑。20多個軍人在火化場外實行戒嚴。吉普車到達後，劉少奇的遺體被匆忙地送進了火化爐。與此同時，他生前在開封的遺物也付之一炬，灰飛煙滅，留下的，只有一張骨灰寄存證：

　　骨灰編號：一二三

　　申請寄存人姓名：劉源

　　現住址：××××部隊

　　與亡人關係：父子

　　死亡人姓名：劉衛黃

　　年齡：七十一

　　性別：男

　　職業：無業

　　死因：病死

　　這就是共和國主席劉少奇之死!沒有親人哭聲，沒有白花黑紗，沒有鮮花哀樂，沒有黨旗覆蓋……

　　慘啊，共和國主席劉少奇之死!

　　冤啊，共和國主席劉少奇之死!

　　斗轉星移，歲月悠悠，歷史的腳步沉重而又迅速地跨過了一個又一個年頭。

　　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全面認真地糾正“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傾錯誤，審查和解決黨的歷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錯案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作出《關於為劉少奇同志平反的決議》。

　　5月17日，北京天安門廣場國旗低垂，氣氛肅穆。下午，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首都各方面代表一萬多人，來到人民大會堂，出席劉少奇追悼大會。

　　劉少奇生前曾在不同場合多次表示，他去世後遺體火化，骨灰撒在大海里。劉少奇治喪委員會和他的親屬尊重他的遺願。中共中央書記處將散撒骨灰的任務交由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執行。

　　5月19日上午，劉少奇的骨灰在治喪委員會代表和劉少奇家屬子女的護送下，由北京乘專機運抵青島軍港。

　　眾多的人民群眾和解放軍官兵聚集在青島碼頭，為這位一代偉人作最後的送行。中午，執行散撒儀式的5艘海軍軍艦在綿綿細雨中編隊駛向黃海海域。午後1時許，在哀樂和21響禮炮聲中，劉少奇的骨灰撒向了浩瀚無邊、滔滔不息的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