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秦韜玉《貧女》詩說：“誰愛風流高格調，共憐時世儉梳妝。”衣妝趨時，古今一也。如果因此開展一場取締奇裝異服的政治運動，則未免過猶不及，遭到強烈的反彈。其實就服裝說服裝，當時的摩登裝還真有很多可商榷之處。一是舶來品亂上身，因為，“在‘模仿’的情狀之下，我們見到的所謂時裝，常常是非常惡劣的東西。構制上既少美觀，而質料與配色上尤多缺憾”。其次是只求最貴不求最好，“於是時裝之為時裝，殆僅僅為自炫其高貴而並不為一種愛美觀念之表見矣”！(《申報》1933年9月23日蘇鳳《時裝之美》)

　　而且，到底當下的時世妝是什麼樣，這才是個難題。其實當時著名的《申報》在1933年已發出了這樣的信號：“衣服的入時，裝飾的華麗，幾乎為一個摩登女子的必需品。式樣、顏色、圖案，迅速不斷地變遷，使人莫測，不知其來源，更不知其去處，愛好摩登的女子，只知流行什麼，穿着用着什麼，連自己也不知其所以然。”並引了法國人Vollaire對於時裝的描述：“它是個永恆、陌生、絕麗的美女。它的趣味奇特，它的裝飾狂亂。它的父親就是無主見者，它的名字，就是時裝。”然後哀嘆道：“我們只得承認人類是時裝的奴隸，時裝因循着人類的偏見，是最無理最瘋狂的新式花樣的媒介物。”

　　其實到了後期，奇裝異服不再是個性解放的代名詞，而變成了人們調侃獵奇的談資。1946年，《申報》在總結上海服飾發展的歷史時，談起早年的摩登裝束，就是這個調調。說，“那時所謂時裝，對於闊千金，影響尚少，而北里中卻有許多奇衫怪狀”，意思是當年的摩登時裝，不過是娼妓的行頭，充滿貶抑之意。並舉了兩個例子，如“在褲的兩旁，做着插袋，插袋下面，又有排須纓絡，遠遠望去，仿佛‘老學究’腰間所掛的眼鏡袋”；又如“一字襟坎背，本是旗人裝飾，民國以後，也曾流行過一時，北里名花，更有一盞小電燈，綴在襟扣之上，預儲乾電池於懷中，啟放時光彩四射，顧盼生姿”。這些當年的摩登，到此時就變得匪夷所思了。(《申報》1946年10月7日《上海婦女服裝滄桑史》)

　　當然，有這種進步，美國人也幫忙不少。因為時人認為巴黎已經沒落，婦女時裝的中心也從此遷移到了紐約。巴黎的主要着眼點是悅目動人，紐約的則是切於實用。趨勢是做到以服裝的平民化為唯一目標，既美觀，又實用，以破除只有少數幾個有錢階級婦女所能獨享摩登的弊病。若真如此，問題解決了，敢情好。可惜沒過幾年，美帝國主義成了中國的頭號敵人，“紅色裝束”之外，新的平民化時裝潮流，都變成了奇裝異服—當然，在美國鬼子看來，咱們的“紅色”時裝，才是曠代的奇裝異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