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英與陳伯達是在延安認識的。當時有一個中央政治研究室，毛澤東兼主任，陳伯達是副主任，田家英為該室經濟組後為政治組的研究員。陳寫了幾本
書，田曾幫助他搜集了很多材料。當時延安的條件很差，搜集資料的工作十分困難。書寫出來以後，陳在洋洋得意的時候，卻問田家英：你做了什麼工作？這件事使
田很寒心，對陳的為人也有所認識。
全國解放後，因工作關係，田家英與陳伯達接觸很多，因而比別人更了解他。陳有一副偽善的面孔，裝得誠實、謙虛，其實作風霸道，心地褊狹，愛貪別
人之功，又善於諉過於人，內心深處藏着野心。田家英早就看出陳伯達的這些品質，說他是偽君子，小人，野心家。陳伯達寫的東西，別人提不得不同意見。誰在毛
澤東那裡作出工作成績，受到讚揚，他都不能容忍。田家英因長期受毛澤東重用，成了陳的一塊心病。1955年，根據毛的提議，重新成立中央政治研究室，陳為
主任，胡繩、田家英為副主任。陳對研究室的工作不聞不問，研究室的工作全靠胡、田主持。1962年以後，毛澤東對田逐漸疏遠，陳伯達乘機向毛澤東“告
狀”，說田家英“獨斷”，“大權在握”，他陳伯達對研究室不能管，管不了，等等。這純屬誣陷。當年在研究室主持工作的胡繩和許多在研究室工作的同志都可以
證明，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可惜，毛澤東聽信了陳的讒言，並且在一次中央的會議上這樣說了，田受了不白之冤。不過，背後“告狀”一類的小動作，終究擺不到
桌面上來，田當面或者在電話中質問陳，陳張口結舌，支支吾吾，好久說不出話來。田家英秉性耿直，是一個不吃暗虧的人。當年許多人怕陳伯達，田卻不怕他。陳
因為理虧，對田無可奈何。由於長期積怨，他對田懷恨在心，必欲除之而後快。“文革”伊始，機會已到，陳伯達首先發難，急急忙忙於5月9日(請注意：這是
《五一六通知》發出的前7天，田家英被宣布停職反省的前13天)，跑到馬列主義研究院(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後身)去點火，鼓動揭發田家英。一次不夠，又去第
二次。當時任研究院秘書長的柴沫(在延安時曾為毛澤東管理過圖書)，因與田關係較好，也被株連，受到陳點名批判，說他走田家英的門子，在研究院搞“秘書長
專政”等等，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田家英另一個危險的敵人是江青。江青以其特殊身份而自恃，頤指氣使，不可一世。生活養尊處優，為人心狠手辣。她的歷史，田早有所知，她的種種現
實表現，他更是看不下去。田家英不趨炎附勢，更不掩飾自己的感情和態度，他對江青的憎惡和鄙視，不會不被她察覺。在江青的眼裡，田家英是一個難以折服的因
而是不能相容的人。她一有機會就對他落井下石。1962年田家英因主張包產到戶而受到批評，江青第一個(在當時也是唯一的一個)給田家英戴上“資產階級分
子”的政治帽子。1966年春，關鋒告密，就是在江青的策劃下，採取詭秘的方式進行的。
1966年5月，大動亂開始了，面對陳伯達、江青這兩個掌握“文革”大權，受到毛澤東重用，長期藏在共產黨內的野心家、陰謀家的威脅，在被宣布
“停職反省”的巨大衝擊下，田家英選擇了他的同志和朋友不希望他選擇的道路。他當時的心態，表達在頭天晚上對夫人董邊講的幾句話里：“我是江青、陳伯達誣
害的。常言道，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我不相信這些惡人會有好下場。”在他留下的遺言中，最後的兩句話是：“相信黨會把問題搞清楚，相信不會冤沉海底！”時
隔不到15年，陳伯達、江青一夥，終於得到他們應得的“惡報”，被押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於1981年1月25日，分別判處有期徒刑
18年和死刑緩期2年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