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克米倫：一戰——改變了世界的戰爭

送交者: chang le 2014年07月06日01:54:06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2014-07-06 華爾街日報中文網 National Library of Scotland 1917年3月24日，法國阿拉斯，蘇格蘭步兵團的一支突擊小隊在等候進攻命令。一名上尉說：等待永遠是最難熬的。 MARGARET MACMILLAN 百 年前，在巴爾幹半島的小城薩拉熱窩，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刺殺了奧匈帝國的皇儲夫婦。當時，人們為此感到震驚，但並不特別擔心。在之前數年中，就已不幸地發 生了多起政治暗殺事件，意大利國王、兩位西班牙首相、俄國沙皇和美國總統麥金利(William McKinley)都未能倖免。這些事件都沒有引發重大危機。然而，就像一粒石子有時能引發山崩那樣，薩拉熱窩刺殺引發了一系列事件，並使歐洲在五周之後 陷入了全面戰爭。 當時，在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領導下的美國打算遠離這場衝突，因為在許多美國人看來，這場戰爭與他們無關。但在1917年，由於德國潛艇攻擊了美國船隻，再加上德國政府 試圖鼓動墨西哥入侵美國，美國公眾被徹底激怒。威爾遜悲痛地請求國會宣戰。美國的資源和人力讓戰爭的天平傾向不利於德國和奧匈帝國等同盟國 (Central Powers)的一邊。1918年11月11日，這場後來被人們稱為第一次世界大戰(Great War)的戰爭終於宣告結束。 冰 冷的數字揭示了戰爭的可怕：超過900萬人陣亡，受傷人數是陣亡人數的兩倍，陣亡者中有兒子、丈夫和父親，也有技術人員和有才華的人。法國和比利時北部的 一塊塊墓碑以及遍布美國的戰爭紀念碑見證了5.3萬名美國士兵陣亡。在這場戰爭中，還有成千上萬的平民喪生，無論是因為飢餓、疫病還是暴力。此後，隨着槍 炮聲消退，一場致命的流感疫情襲擊了人類。在返回家園後，軍人們不經意間將這種病毒帶到了世界各地。估計有5,000萬人死於這場疫情。 如今人們所熟知的歐洲和中東的政治疆界的劃分依然反映的是這次戰爭結束後達成的和平協議。疆界劃分的結果是俄國和德國的面積縮小，由多國組成的奧匈帝國和奧斯曼帝國瓦解。新的國名出現在了地圖上，例如南斯拉夫和伊拉克等。 更 加難以確定和估量的是這場戰爭帶來的長期後果，涉及政治、社會以及道德各方面。衝突給所有參戰國帶來了變化。政府獲得了更大的社會控制權力，而且從那時起 從未完全放棄過這種權力。舊的政權瓦解，新的政治秩序取而代之。在俄國，沙皇專制被共產主義替代，這一變化給那個世紀剩餘的幾十年帶來了深遠影響。 這 場戰爭的規模和破壞性也引發了一些問題（其中許多問題到今天還一直在困擾着我們），新的政治理念也得到傳播。美國總統威爾遜討論了民族自決以及維護世界安 全促進民主的問題。他希望成立一個國家聯盟(League of Nations)作為國際合作的基礎。而在俄國，列寧(Lenin)和他的布爾什維克黨則提出了一個截然不同的設想：創造一個沒有國界或階級的世界。這些 相互牴觸的觀點後來引發了25年前才剛剛結束的冷戰(Cold War)。 在1914年之前，俄羅斯是一個落後的專制國家，但正在迅速地 發生着變化。俄羅斯當時的增長率能與20世紀60-70年代的亞洲四小虎相媲美。俄羅斯還是歐洲主要的食品和糧食出口國，而且在工業化過程中大量進口機 械。當時的俄羅斯也在建立公民社會制度，包括法治和代議制政府。如果沒有這場戰爭，俄羅斯或許會發展成為一個現代民主國家。但因為戰爭，俄羅斯的舊秩序轟 然瓦解，布爾什維克發動了一場政變。蘇共使俄羅斯人民乃至全世界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而且其殘餘的影響也在普京(Vladimir Putin)的腐敗及獨裁政權中顯而易見。 一 戰也破壞了歐洲政治發展的其他選項。舊的多民族帝國確實有自己的問題，但能讓本國疆土內的各民族人民相對和睦地相處。奧匈帝國和奧斯曼帝國都在試圖找到辦 法，來滿足不同民族對於更多自治權的要求。如果沒有一戰導致這些帝國最終土崩瓦解，它們能夠取得成功嗎？我們永遠都不會知道。但自一戰以來，全世界就一直 在遭受種族民族主義帶來的暴力和恐怖。 1918年停戰協定結束了這次規模巨大的衝突，但同時也為一系列規模較小的衝突打開了大門。丘吉爾 曾把這一系列戰爭稱為“侏儒們的戰爭”。互相對立的民族團體試圖爭取獨立，拓展自己的疆域，但這一切都是以犧牲相鄰區域的利益為基礎的。波蘭人與俄羅斯 人、立陶宛人和捷克人開戰，羅馬尼亞又入侵了匈牙利。而且在各個國家之內，歐洲人也在互相戰鬥。1918年的頭幾個月，有3.7萬名芬蘭人在一場內戰中死 亡。在俄羅斯，到布爾什維克最終戰勝多個對手時，已經有多達100萬名士兵死亡，而死亡的平民數量則更多。 這場戰爭令歐洲社會備受蹂躪。 在大致還算和平的19世紀，歐洲社會已經習慣了這樣一種思維，即和平才是常態。而在1918年之後，歐洲國家越來越不憚於使用其他形式的力量，從政治刺殺 到街頭暴力，再到以極端方式來解決自身面臨的問題。不管是對極右還是極左，法西斯主義還是共產主義，政治運動的種子在1914年之前就種下了，但需要一戰 來為這些種子施肥。 這場戰爭削弱了歐洲對現有秩序的信心，從而為極端主義的崛起提供了助力。很多歐洲國家不再信任那些讓他們陷入這場災難 的權貴階層。德國和奧地利的君主也被推翻，隨之出現的是步履蹣跚的共和國。假以時日，新秩序或許會成功地獲得合法性，但時間正是歐洲和世界所沒有的東西。 20世紀20年代末的大蕭條令歐洲各國的新政權紛紛風流雲散，就連那些實力最強的民主國家也遭到削弱。 一戰使得許多歐洲人對自己的社會徹 底感到絕望。在1914年之前，因為歐洲通過經濟和軍事力量統治着世界，歐洲人可以為歐洲的權利和繁榮感到驕傲。他們可以誇口說歐洲文明是最優秀的。而現 在給歐洲人剩下的是一個已經耗盡了財富並且已經變得疲弱的支離破碎的大陸，歐洲受到的傷害也許是致命的。正如法國偉大的思想家和詩人保爾•瓦雷里 (Paul Valery)在1922年說的，歐洲一些更深層次的東西被破壞，而不是那些可以更新的部分。 人們去教堂做禮拜的比例銳減， 夜總會卻充斥着可以負擔那裡消費的人們。可卡因不再是一種藥物，而是成為了和酒一樣的消遣性藥物。在一戰之前，新一代作家和藝術家就已經開始嘲笑舊的古典 傳統，並且開始創造他們自己新的傳統。如今，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立體主義混亂的觀點，勛伯格(Arnold Schoenberg)等新作曲家創作的無調性曲子，龐德(Ezra Pound)或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等實驗派詩人和散文作家似乎很有預見性，這些新的藝術形式捕捉着這個破碎世界的現實。 SSPL/Getty Images 一名英軍士兵拿着上了刺刀的步槍。超過900萬人在一戰中陣亡；受傷人數是陣亡人數的兩倍。 在 歐洲人開始解決自作自受的惡果時，世界其他地區也在總結自己獲得的經驗。歐洲各個帝國號召它們的殖民地為戰爭出力，但這樣的做法卻加快了殖民統治的終結。 歐洲各國一直以來依靠的是一個巨大的騙局，即被統治者認同（或者至少不會強烈質疑）殖民統治者比自己更加文明和先進，因此有權進行統治。  來 自非洲、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亞或新西蘭的士兵親眼目睹了歐洲統治者的德行。歐洲人相互爭鬥時的揮霍、混亂和殘暴以及他們在許多場戰爭中體現的無能都擊碎 了歐洲人天生優越的古老傳說。這些殖民帝國到處都掀起了堅定而急迫的民族運動（通常由那些曾參加過戰爭的人領導），結束了殖民帝國的統治。莫罕達斯·甘地 (Mohandas Gandhi)曾在1899-1902年的南非戰爭中組織救護隊為英國人效勞。但一戰之後，甘地卻領導一場運動將英國人趕出了印度。 1918 年的停戰也造就了當今世界仍在面臨的一項挑戰，即如何以不製造新衝突的方式結束戰爭。一戰沒有直接引發二戰，但它卻創造了使二戰成為可能的條件。美國總統 威爾遜提倡以不加報復的方式實現和平，並創造一個各國為共同利益團結起來的世界；但參議員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等他的對手卻認為，只有對德國及其盟友取得決定性勝利才能奠定持久和平的基礎。這些人可能是對的。1918年後，德國右翼精英和許多普通德國 人無疑說服了自己──德國沒有真正輸掉一戰。 事實上，1918年夏，德軍就在戰場上被打敗了，在其盟國逃離後，驚慌失措的德軍最高統帥部 要求柏林平民政府請求停戰。不過，一戰在德國遭入侵前結束了，因而很少有後方的德國人直接經歷了戰敗。德國軍隊很有秩序地回到了本國。德國總統當時說， “歡迎你們這些未被擊敗的戰士”，包括德國將軍魯登道夫(Erich von Ludendorff)在內的最高統帥部成員忙着散布惡意的神話：國內的叛徒──猶太人、社會主義者或自由主義者在背後捅了德軍一刀。 因 此，德國人普遍認為《凡爾賽條約》(Treaty of Versailles)不合法。該條約將一系列懲罰強加給德國，從割讓領土到賠償戰爭損失。取消《凡爾賽條約》的承諾成了納粹吸引力的一個重要部分。在第 二次世界大戰中，曾在威爾遜政府擔任海軍部次長的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下定決心，這次不應再讓人們對戰爭結果存在任何疑問。同盟國對軸心國的政策是直截了當的“無條件投降”。 一戰後達成 的和平和解甚至在勝利的一方也孳生了怨恨。意大利人抱怨這是一種“殘缺的和平”，因為他們沒能獲得希望得到的所有領土。和希特勒一樣，墨索里尼也輕而易舉 地利用了大眾的不滿幫助自己和他的黑衫軍走上通往權力的道路。法國人認為自己犧牲的太多，這個國家在戰後失去了40%的工業產能，在所有大國中死傷人數比 重最高，得到的好處卻微乎其微。位於法國東部的德國受到戰爭的影響則相對較小，德國的經濟規模更大，人口也更多。 英 美兩國曾向法國承諾，保證法國不會受到德國的攻擊。但事實很快證明這樣的保證毫無價值。法國因此開始在中歐尋找盟友，但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和南 斯拉夫這些國家的實力都不足以和德國抗衡。法國和別國結盟的嘗試只是導致德國開始擔心自己會受到包圍。至於英國，由於戰爭耗盡了他們的資源，管理自己龐大 帝國的麻煩就已經夠多了，因此英國撤了出來，就像這個國家以前在歐洲大陸遇到複雜情況時經常做的那樣。 在遠東地區，日本（協約國成員）的 民族主義者感覺他們的國家被利用了，然後又被“白色”大國所嘲笑，它們拒絕將種族平等條款寫入《國聯盟約》(Covenant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這促使日本走上了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道路，並最終在珍珠港(Pearl Harbor)與美國為敵。 對 未來世界走勢具有同樣重要意義的是中國對西方國家的失望越來越大。中國也是協約國成員，它向西方戰線供應了超過100,000名勞工，其中有兩千名勞工死 後被埋在了法國。但當世界大國在巴黎召開會議時，它們沒有給中國最想要的東西──德國在中國山東省掠奪的領土及特權，而是將它轉手給了另外一個協約國日 本。這就是自私的強權政治：日本當時比中國強大，因此對西方更重要。 此舉引發了中國民族主義者的憤怒，中國主要的自由主義者放棄了西方和 西式民主。“我們突然意識到，這些國家仍是自私的軍國主義國家，”一名學生示威者稱。似乎是命中注定，另外一種模式出現了：在俄羅斯，新誕生的共產黨領導 人承諾建立一個新的、更公平和更有效率的社會。中國共產黨成立於1921年（編者註：作者原文為1920年），許多曾經在1919年參加反西方示威遊行的 人成為了共產黨員。這種巨變帶來的影響今天依然存在。 在地球的另一邊，美國在與逐漸衰落和分裂的歐洲爭奪世界領導權。隨着美國成為全球最 大的債權國，金融主導力在戰爭期間已跨過大西洋從倫敦轉移到紐約。在其他方面，美國也強大得多。這場戰爭推動了美國工業發展，加快了美國經濟實力向外交和 軍事實力的轉變。到一戰結束時，美國已是全球最大的製造業國家，並擁有全球規模最大的黃金儲備來支撐美元。美國的海軍可以與當時全球最強的英國海軍相媲 美。 美國的“例外主義”(exceptionalism)，也就是既不同於又好於全球其他國家的感受，也得到了鞏固。正如威爾遜所說，美 國是一種理念，美國是一種理想，美國是一種願景。在1917年4月請求國會對德國宣戰時發表的偉大演講中，威爾遜明確表示，美國並不想從這場戰爭中為自己 撈到什麼，美國的目標是打敗軍國主義，建立一個更美好的世界。威爾遜反覆表示，他會盡最大努力使國際關係遠離歐洲大國幾個世紀以來一直從事那種秘密外交和 交易，在他和許多美國人看來，正是這種秘密外交和交易導致了一戰的爆發。美國以一個“夥伴”而不是“盟友”的身份加入了這場戰爭。其參戰的目的不同於歐洲 國家，是要建立一個和平、公正的國際秩序，而不是獲得領土或其他戰利品。 美國代錶帶着對舊歐洲的蔑視和道德優越感出席了戰後和平會議。在事實證明實現和平困難重重後，美國人的這種感受卻在增強。威爾遜與其對手之間漫長而激烈的較量導致美國國會拒絕加入新成立的國家聯盟，並使那些希望美國遠離海外紛爭的人受到了鼓舞。 隨 着戰後遺毒在歐洲層出不窮，許多美國人感到震驚、憤怒，並感覺被誘騙進了一場錯誤的戰爭。這使得美國在20、30年代奉行孤立主義外交政策，這再次帶來了 危險的後果。它留給了我們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雖然我們永遠也不可能知道答案：如果當初美國加入了國家聯盟，與其他民主國家共同對抗咄咄逼人和非民主的勢 力，那麼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否就可以避免？ 諸如此類世界可能有不同走向的問題在過去一個世紀都是被熱議的話題，人們也因此對一戰有着永恆的 興趣。這並不僅僅是歷史興趣，通過一系列的黑白照片向人們展示陌生人的故事。我們仍然生活在一戰所帶來的影響之中，同時也面臨着類似的問題。比如說，世界 該如何應對那些領導人野心勃勃的國家？今天的俄羅斯即是當年的德國。又或者我們應當如何重建被戰爭摧毀的社會，當年是歐洲，今天是中非，中東和阿富汗。 在薩拉熱窩街頭發生暗殺奧匈帝國皇位繼承人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事件過後一個世紀，回顧一戰依舊能夠幫助我們創建一個更加和平的未來。 （作者麥克米倫(MacMillan)是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 安東尼學院(St Antony's College)院長，最近出版了《終止和平之戰；通向1914之路》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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