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一)　 芙蓉国里尽朝晖 BY - 2007-6-19 22:03:02 毛泽东什么要打倒刘少奇？一般人认为是因为他在“文革”开始时支持向各大中学校派了工作组，被毛泽东指责为站到资产阶级立场上镇压学生运动，因而才被打倒的。其实这个事件只是一个导火索，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最近我在阅读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的《毛泽东传》，这是一本由最正统的出版社出版的最正统的书，里面对历史事件的描述可以说准确无误。尽管这本书描述事件客观正统，并有很大隐晦，但从中还是可以找到事情发展的脉络。 其实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不是在文革开始后才突然出现的，从书中叙述看，最迟在1962年，毛刘之间的矛盾就开始出现，并一度表现得非常激烈。从那时起，一系列矛盾的出现，就为刘少奇后来命运的转折埋下了深刻的伏笔，而刘少奇本人对后来发生的一切明显缺乏准备。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个事件，看看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是怎样形成并激化的。 一、对1959年——1961年形势的看法不同首次引发“毛刘分歧”。 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是在1962年年初“七千人大会”上初步表现出来的，导火索是对1959年——1961年形势的看法存在分歧。 1959年到1961年， 中国在经过了大跃进、共产风、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大炼钢铁之后，遭遇了历史上罕见的灾难。据后来的分析，当时有大约三千五百万到四千万人非正 常死亡（这个数字不是《毛泽东传》中记载的，书中不可能出现这个数字，这个数字在当前的中国都是隐晦的，不清楚官方是否公布过，即使公布，我相信与事实也 有很大差距）。 问题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对于这一段的形势究竟应当怎么看？是毛泽东很关心的问题。应该说，如果引导不好，就要动摇党的领导，尤其是动摇人民对主要领导同志、尤其是最高领袖的信心。在这样一个背景下，1961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一个通知，这就是《关于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通知说，1958年以来，在中央和地方的工作中间，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并且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和作风，妨碍着克服困难，必须召开一次较大规模的会议来统一思想认识。 通知所说的中央工作会议，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在北京召开，这就是人们俗称的“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整整开了28天，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这次大会一个重要的作用，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开出气大会”。他说： “我建议让人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能调动起来？” “我们几个常委商量了一下，希望解决出气的问题，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是正确之气，错误之气，不挂帐、不打击、不报复。”（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记录 1962年1月29日） 为了让大家充分“出气”，发表意见，中间毛泽东几次提议延长会议时间，甚至连1962年的春节都是在会上度过的。 为什么这么迫切地要让大家“出气”呢？当然是因为国家出现了问题。问题出在哪里呢？显然不在下面，而在上面，不在地方，而在中央。毛泽东作为国家最高领导，同样认识到了这个问题 ： “这几年的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和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场等，都是中央的。” “我们头脑这个加工厂，没有了解实情。四高、几个大办，供给制、食堂，这些都是错误的，做了有损于人民利益的事，为人民服了不好的务。”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1961年12月20日） 从这些讲话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自己的工作做了他认为最大程度的检讨，特别是说“四高、几个大办，供给制、食堂，这些都是错误的”，就把58年以来的工作基本否定了。而当初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在毛泽东的心里，始终有一个“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承认为实现这个理想而采取的措施是错误的，对于毛泽东来说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对于前一个时期的错误，毛泽东还带头做自我批评，他说：“凡是中央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1961年1月31日） 中央有错误，最高领袖有错误，而且这个错误导致了那么多人被饿死， 大家嘴上不敢说，但心里有气。对此毛泽东心里很明白，所以他才提出召集这样一个会议，所以他才带头做自我批评，让大家出气。他的讲话，增加了会议的民主气氛， 大家畅所欲言，揭露了不少问题，甚至指名道姓批评毛泽东的错误，这在党内生活中是从来没有过的。 应 当说，在毛泽东看来，召开“七千人大会”大会的真正目的，还不是为了出气而出气，而是通过出气，统一思想，“总结经验，鼓足干劲”，这才是毛泽东的本意。 所以毛泽东还希望大家尽快出气，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气出完，赶紧转到经济发展上来。但让他没有预料到的是，他“尽快出气”的计划迟迟无法实现，因为会议上出 现了不同的声音，而且这个声音是绝对不能忽略的，因为这个声音来自国家主席刘少奇。 毛 泽东对于形势的分析，向来有一个著名的比喻，这就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成绩是九个指头，错误是一个指头。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也会看 到希望，看到出路。你说毛泽东这么做纯粹是为了掩饰自己的错误，我不承认。我认为这与毛泽东在战争年代艰苦卓绝的环境下，养成的坚韧不拔的性格和革命的乐 观主义精神，有很大的关系。说白了，就是“人定胜天、永不服输”。想当年在陕北，毛泽东拄着棍子，以极少兵力牵着胡宗南大军的鼻子在山沟里打游击，没有这 种乐观主义精神是做不到的。所以，对于前一段时间出现的问题，毛泽东是这么看的： “对形势要从积极方面去看，有困难要想办法去战胜它。缺点可以有几千条，但这是可以克服的。不可理不直，气不壮，不要灰溜溜。潜力是很大的，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久卧思起，现在是起床的时候了。” （毛泽东听取江渭清等汇报时的插话的传达记录 1961年12月30日） “困难不要好久就可以克服，再有一年就过去了，还是大有希望。”（毛泽东听取刘子厚等汇报的插话记录 1961年12月19日） “形势是好的，错误都在改正，比去年好，在向好的方面走。”（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1961年12月20日） “明年（1962年）工、农、商、学、兵、政、党要全面走上轨道，党是领导一切的。” （毛泽东听取江渭清等汇报时的插话的传达记录 1961年12月30日） 由此可见，毛泽东还是坚持认为光明大于黑暗，主张从积极的方面去考虑问题， 使国家尽快从错误中走出来，走上正确的轨道。在对形势的分析上，刘少奇一开始与毛泽东基本保持一致，即认为“总的讲，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 这 句话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同样认为成绩是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但刘少奇已经突破了“一”和“九”的比例，改成了“三”和“七”，即扩大了缺点和错误 的比例，减少了成绩的比例。这是不是他的口误，只是打一个形象的比方呢？不是的，从下面这句话中就可以很明确看出来了： “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这样套。” 也就是说，刘少奇是有意识地改动这个比例关系的，在他看来，国家出现了这样大的错误，不是“一个指头”能够概括的，起码是“三个指头”。 其实在此之前，毛泽东本人也曾在小范围内突破了“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说法，那是在1960年12月24日到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的工作会议上，12月30日这天，毛泽东第三次听取汇报时插话说： “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总之，把问题查清楚了，有多少，讲多少。” 毛泽东只是谨慎地说“有的”是三个指头，但刘少奇没有对“三个指头”进行限制，而是认为普遍来讲错误就是“三个指头”。 如果说这个“三七开”的改动毛泽东还能勉强接受的话，那么接下来刘少奇对于造成错误的原因的分析，就是毛泽东不能接受的了。 1962年1月27日下午，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这次“七千人大会”上发言时，没有念已经起草的报告稿，而是对报告中涉及的一些问题另外作发挥和说明，这就是刘少奇的口头报告。在口头报告中，他分析了出现问题的原因： “原因在哪里呢？原因不外是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还有一条，就是1958年 以来我们工作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 错误，我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在此之前，毛泽东也曾在小范围内把工作中的错误称作“人祸”。同样是在1960年12月30日，毛泽东说： “原来估计1960年会好一些，但没有估计对。1960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在 “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以及“天灾和人祸”两个敏感话题上，毛泽东都是在小范围内讲的。如今，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向全党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 特别是讲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种在当时听起来非常刺激的话，尽管是指个别地方，但对毛泽东来说是不会感到愉快的，相信这句话在毛泽东的脑海里留下了 深刻印象，因为此后他又多次提及这句话，批评刘少奇。 分歧归分歧，“七千人大会”最后还是在对形势“三七开”的结论中结束了，会议认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 ，下一步要积极投入到恢复和发展生产、克服经济困难的斗争中去，基本达到了毛泽东预想的结果。 然而，“七千人大会”结束之后，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存在的分歧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更加扩大了。因为接下来刘少奇在“西楼会议”上改变了他的看法，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未完待续） 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二)　 芙蓉国里尽朝晖 BY - 2007-6-19 23:28:39 二、“西楼会议”加重了“毛刘分歧”。 “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外地去了，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照例在中央主持工作。这时全党的中心工作，是贯彻落实“七千人大会”精神。 但在“七千人大会”之后，刘少奇又发现，1961年实际上存在着三十多亿的财政赤字，如果不采取措施，1962年的财政有出现更大赤字的危险。情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有继续恶化的趋势。 于是，2月21日到23日，他又在北京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就是“西楼会议”。“西楼会议”初步检查了1958年 以来特别是当时的国家财政收支情况，摸清了多年来想搞清楚而没有能够真正搞清楚的家底，使党中央和国务院真正认识到当时面临的财政赤字的危险性（这个危险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危险，书中隐去没说）。在这个会议上，刘少奇关于国内形势严峻的看法比“七千人大会”口头报告的看法更进了一步。 他说： “中央工作会议（指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做斗争的勇气！” 这个讲话等于把“七千人大会”关于“最困难时期已经过去”的调子给否定了，而且在会议做出的三项决定中，第一项就是认为“现在在经济上是处在非常时期”，“非常时期”很容易让人联想为“最困难的时期”，完全可以设想，在毛泽东看来，这个说法，有几点他不会满意： 一、“七千人大会”已经是一个“出气”的大会，28天让人们出气，就是要把气出完，好统一思想，继续努力。但现在作为国家主席刘少奇的说法与“七千人大会”不一致，说“七千人大会”是“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也就是说，气还没有出完。 二、你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的书面和口头报告中，对形势的判断都是“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而在“西楼会议”上却唱反调，认为：“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1949年后的三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 “非常时期”，换句话说就是仍然处于“最困难时期”。 三、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上更进一步，说“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本来面目，怕什么？”，这很容易被人理解成，“七千人大会”没有揭露“本来面目”，而当时形势的“本来面目”是“漆黑一团”。 这就是他们最初分歧的开始。 现 在看来，毛泽东和刘少奇对形势判断的不同和分歧，与他们两人有着不同的革命斗争经历以及不同的性格气质有很大关系。毛泽东更多领导公开的军事斗争，更多看 到希望，性格坚毅；刘少奇更多领导隐蔽的地下斗争，更多看到困难，性格坚韧。毛泽东具有更多的浪漫主义气质；刘少奇具有更多的现实主义气质。 应 当说，对于当时形势的判断，刘少奇更接近实际，但这恰恰与毛泽东的判断产生了分歧。在刘少奇召开“西楼会议”改变看法的时候，毛泽东在做什么呢？他正和他 的秘书田家英在西子湖畔修改他杂“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而且先后改了七遍之多，可见，他对刘少奇改变看法一点准备也没有。所以后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 平向毛泽东汇报“西楼会议”关于对形势的估计问题时，毛没有表态，实际上是不同意的。在不久以后（3月21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不明就里的人们纷纷要求毛泽东讲话，毛（很不情愿）做了一个不长的讲话，其中有几句是这样的： “这些总结，究竟正确不正确，要在今后的实践中间去考验。” 这个表态带有明显的弦外之音，但似乎谁也没有听出来。 刘少奇还在继续沿着自己的思路走下去。 4月23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刘继续坚持他在“西楼会议”上形成的观点：“看来，对形势还是估计不足，不是过分。在经济上没有大好形势。” 5月11日， 刘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更是直接表态，公开质疑“七千人大会”精神，他说：“我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这样一句话：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这一句话，现 在大家都抓到了。最困难的时期是不是已经过去了？恐怕应该说，有些地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城市里面，在工业中间，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 “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最困难估计不够。” 他在6月甚至说：“这样下去，无产阶级专政要垮台，我现在一天也不敢离开北京。” 而这时，毛已经“离开北京”一个月了（5月2日离京）。对于敢不敢离开北京的问题，毛泽东会怎么想呢？你刘少奇不敢离开，偏我毛泽东就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就敢离开？我离开就不会垮台，你离开就要垮台了？反正这话怎么理解毛都不会高兴。 后来在1965年毛与刘矛盾第一次公开化后，毛果然旧话重提，对刘在1962年的这些观点进行尖锐批评，他说： “现在，有些人好象马克思主义都是对别人的，对自己就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了。完全否定一切，不是一片漆黑嘛！” “在人代会上讲的一片光明，在工作会议上讲的一片黑暗，对不起头来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记录 1965年1月3日） 矛头直指1962年刘少奇关于“一团漆黑”的言行。这说明刘少奇的不同意见当时都被毛泽东一一记下了，他只是没有当场发作而已，当时不算帐并不代表以后不算帐，只是时机不成熟 。 但在1961年，刘少奇的意见尽管与毛泽东相左，但他们的矛盾还没有公开化，还在潜伏状态。最有力的证明是，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并没有动摇。1961年9月23日，毛泽东会见蒙哥马利元帅，回答他继承人是谁的问题时，毛明确说： “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 在毛泽东和刘少奇长期的合作中，他们不可能没有过分歧，所以这一次的分歧，从表面看起来跟以往的分歧没有什么特别的两样。但党的接班人真的会是他吗？（未完待续） 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三)　 芙蓉国里尽朝晖 BY - 2007-6-19 23:29:33 三、对“包产到户”的看法不同扩大了毛刘分歧。 1961年到1962年前后，在中国出现了一个词汇，这个词汇就象一颗地雷， 曾让不少人触雷身亡，这个词就是“包产到户”。 中国最早出现“包产到户”的是安徽省（改革开放后最早恢复的也是在这里，也许并不能简单看作是历史的巧合）， 但当时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对这个问题也是拿不准，于是就在1961年的三月份直接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想知道毛的态度，当时毛的回答是： “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 曾希圣的理解是毛赞成搞，他给省委打电话说：“现在已经通天了，可以搞。”这样，安徽就开始继续推行包产到户。 但曾希圣似乎只注意了毛泽东的前半句话，而忽略了他还有后半句话：“搞坏了检讨就是了。”而从毛后来的态度看，他恰恰是站在“搞坏”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事情的。 “包产到户”的提出背景大致是这样的：1958年在公社化运动中，曾经提出了一个“ 一大二公”的方针，所谓“大”，就是将原来一二百户的合作社合并成四五千户以至一二万户的人民公社，一般是一乡一社，使人民公社由“小”变“大”；所谓“ 公”，就是将几十上百个经济条件、贫富水平不同的合作社合并后，一切财产上交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在全社范围内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实行部分的供给 制（包括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叫做共产主义因素），造成原来的各个合作社（合并后叫大队或小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严重的平均主义。同时，社员的 自留地、家畜、果树等，也都被收归社有。在各种“大办”中，政府和公社还经常无偿地调用生产队的土地、物资和劳动力，甚至调用社员的房屋、家具。这些实际 上都是对农民的剥夺，使农民惊恐和不满，纷纷杀猪宰羊，砍树伐木，造成生产力的很大破坏，给农业生产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克服农村面临的困难，在安徽等地就出现了“责任田”“包产到户”等做法，对恢复农业生产可以说有明显成效。 其实从1961年开始，毛泽东也对“一大二公”进行了反思，认为人民公社、生产队规模太大不好，要缩小规模。所以1961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制定了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俗称“农业六十条”，其中一个重要改变就是确定“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规模大体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到1961年9月29日，毛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有关同志写了一封长信，进一步提出：“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 毛泽东这个时候已经认识到，集体经济并非越大越好，越大越有利于解放生产力；相反，规模太大，随之而来的就是平均主义，它只能破坏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严重影响和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他开始在“一大二公”的问题上着手纠正“左”的错误。 但同时，毛泽东在基本核算单位问题上有一个基本底线，这就是核算单位可以划小，十几户、几十户都可以，但只能到“队”而绝不能到“人”，因为他认为： “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这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自留地是个人所有制的尾巴”（毛泽东同中共浙江省委负责人的谈话记录 1961年2月8日） 从这里可以看出，毛起码认为“包产到户”是承包到“人”，一旦到了“人”，就不是“社会主义性质”了，这是他不赞成“包产到户”的根本理由，就是怕变成资本主义。 当曾希圣在1961年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估计毛并没有把它看作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毕竟是个别现象嘛，所以他提出了“试验”的办法。但到了1962年7月，当毛泽东从外地视察结束返回北京的时候，一股要求实行“包产到户”的风暴已经形成，并迅速把他卷到了风暴的中心，毛这时才意识到，必须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了。 当时政坛高层主张实行“包产到户”的代表人物有三个，分别是：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毛泽东秘书的田家英以及中央财经小组组长陈云。 邓子恢不仅是“包产到户”的坚定支持者，而且是直接鼓吹者推动者（毛认为邓子恢不经过他同意就四处点火，所以对他收拾得最惨 ）。早在1962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就提出：有些地区，特别是受灾地区和山区分散地区，如果适合搞包产到户，农民也有搞包产到户的积极性，那就让他们搞。 即使在明确知道了毛对“包产到户”的态度后，性格梗直的邓子恢仍然坚持在7月17日、即中央下发《关于不要在报纸上宣传“包产到户”等问题的意见》的前一天，当面向毛陈述实行包产到户的意见，并说“有强大的生命力，广大农民不愿改变”。 毛后来把这次谈话的过程描述成了受训的过程，说“我跟他谈了一个半钟头的话，我就受了他一个半钟头的训。”可见，毛对这次谈话极其恼火。 支持包产到户的第二个代表人物是毛的秘书田家英。 在1962年5月初，田家英奉命去湖南调查时，就曾到上海向毛汇报农民“包产到户”的问题，毛当时反应冷漠，对他说：“我们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可以看出，毛这时已经对“包产到户”明确表现出反对意见了。 但书生气浓厚的田家英并没有就此停止自己的“进谏”，在这一点上，他很象魏征，认准的事我就要说，不管你爱不爱听。7月6日，田再次向回到北京的毛泽东汇报自己的意见，他的意见是：现在全国各地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30%，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将来实行的结果，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可能达到40%，60%是集体经济和半集体。等到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 毛在听完后突然问了田一个问题： “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 又问： “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 田答：“是我个人的意见。” 毛泽东没有再说什么。谈话到此结束了。尽管没有说什么，但毛的问话明显充满震怒，并且已经暗藏杀机， 这也为田家英后来被打倒埋下了伏笔。两天之后的7月8日，他就受到了毛的点名批评。 向毛泽东陈述包产到户问题的还有陈云。1962年7月6日，他在见毛之前，已经就包产到户问题与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等人交换过意见，大家的看法大体一致，没有表示不同意见。在这种情况下，陈云面见毛泽东，陈述关于包产到户的理由。他说，分田到户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不会影响征购，恢复只要四年，否则需要八年。 据陈云后来会议说：“谈话以后，毛泽东同志很生气。”（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1982年11月22日） 不仅是他三个人，在“包产到户”的问题上，应该说国家主席刘少奇、党的总书记邓小平都是持支持和赞成的态度的。 6月底，田家英回到北京，就向刘少奇做了汇报，当时田问刘，关于“包产到户”的意见可不可以报告主席？刘答：可以。这说明刘对“包产到户”是赞成的。 邓小平在毛泽东回北京之前、7月2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也说：“恢复农业，相当多的群众提出分田，陈云同志做了调查，讲了些道理。意见提出是好的。”他还以其一贯务实的作风说：“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分田或者包产到户， 究竟存在什么问题，你说不好，总要有答复。不要一口否定，不要在否定的前提下去搞。” 7月7日，邓在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与会者时又说：“在全国，巩固集体经济，这是根本方向，但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有些包产到户的，要使他们合法化。现在，实行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的，恐怕不只20%，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应该百家争鸣，大家出主意，最后找出个办法来。” 这 样，刚刚回到北京的毛泽东，深深感受到了包产到户主张所形成的强烈冲击波，这促使他对包产到户进行了思考。在中央大多数领导人更多从经济角度考虑问题的时 候，毛却越来越把它同政治问题联系在了一起。他思考的结果是把包产到户从“是走集体经济道路还是走个体经济的道路”进一步上升到了“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高度。 因为在他看来，集体经济=社会主义，而包产到户=资本主义。 时间来到了7月8日，是该摊牌的时候了。 这一天，毛在他的住处召开会议，当时参加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在这个会议上，毛明确表示了他对“包产到户”的反对态度。他特别批评田家英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条”，却热心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 10天后的7月18日，中央紧急下发了《关于不要在报纸上宣传“包产到户”等问题的意见》，更是以公开文件的形式表明了毛的态度。 中央文件下发两天后，在7月20日召开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毛就说： “你们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赞成资本主义？当然不会主张搞资本主义，但是有人搞包产到户（包产到户=资本主义）。” “有人说恢复农业要八年时间，如果实行包产到户，有四年就够了，你们看怎么样？难道说恢复就那么困难（不点名批陈云）？” 到了8月2日晚上，他在同华北地区负责人谈话时更是说： “问题主要是反映在国内的阶级斗争方面，也就是究竟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毛第一次把“包产到户”同“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包产到户”成为毛泽东在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的导火索，后来他多次进一步发挥这个观点： “有的人主张60%分田到户（这个话应该是指田家英，但与田家英原意不符，田家英说的是60%是集体经济和半集体，别小看这增加的20%，它可以把一个人逼上绝路，因为性质变了），有的人主张全部分田到户。这就是说，基本上单干或者全部单干。也就是说，把五亿农民都变成小资产阶级，让小资产阶级当权，让小资产阶级专政。” “如果全部闹单干，或大部分闹单干，我是不赞成的，如果那样搞，党内势必分裂。” “ 究竟有没有阶级？阶级还存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究竟还存不存在阶级？外国有些人讲，没有阶级了。共产党也就是叫做全民的党了，不是阶级的工具了，不是阶级 的党了，不是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存在了，叫‘全民专政’，‘全民的政府’，对什么人专政呢？在国内就没有对象了，就是对外有矛盾。这样的说 法，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是不是也适用？” “还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农业合作化还要不要？” 毛还尖锐指出： “现在这股闹单干的风，越到上层风越大。” 在关于“包产到户”的问题上，我们没有看到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直接冲突，但毛对“包产到户”的来源的看法，却与刘有直接关系。 他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了这样一番话，很值得琢磨： “应当有分析，有比较，不能是一片黑暗。过去讲一片光明，现在又说是一片黑暗。一片光明，现在没人讲了。” “现在有两种人，一种是只讲黑暗，一种是讲大部黑暗，略有光明。” 毛的话很明确，显然是在指刘少奇说的“不要怕说一团漆黑”的话，毛接着按照他的逻辑推论： “既然是一片黑暗，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因而就要全部单干，认为大部是黑暗，略有光明，采取的办法就是大部单干，小部集体。然后又必然反映到方针、措施和世界观上。”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毛的这样一个逻辑： 黑暗=社会主义不行，社会主义不行=单干，单干=资本主义，所以推到最后，“包产到户”的风源就来自于刘少奇对形势的错误分析，说成一片黑暗，才导致了“包产到户”等资本主义苗头的出现，而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单干风越到上面越大，下面就好一些”。这说明毛开始注意领导层的问题了。 类似的批评的话，毛在1962年到1963年，在不同的场合反复 说过多次，尽管正式文献中找不到毛刘分歧的直接证据，但可以想见，这一个时期的毛刘关系是更紧张了，而不是更和谐了；分歧是更大了，而不是更小了。 “包产到户”问题的出现，引发了毛泽东关于两条道路、阶级斗争问题的思考，成为毛在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的直接导火索，而且他开始考虑为什么“单干风越到上面越大”的问题，这也为他后来提出打倒“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埋下了伏笔。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