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胡风女儿：胡风事件中两类文化人

送交者: 高伐林 2010年12月19日11:18:48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长期以来，知识分子在社会大变动和政治大动荡中的精神蜕变，一直是个热门话题，胡风事件为人们也提供了一个透视各种文化人心灵的窗口。学者丁东曾将这一场惊涛骇浪中的文化人分成三类：砥柱中流，随波逐流，推波助澜。多数人自然是中间的随波逐流，当时全国报刊上铺天盖地批判胡风文章就是明证。这里要说的是另外两端的类型。 1934年，胡风与夫人梅志在上海。（晓风提供） 砥柱中流：吕荧与阿垅 　　丁东举出的“砥柱中流”，是吕荧。当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举行七百多人联席扩大会议，通过开除胡风会籍的决议时，在全场群情激愤的声讨气氛中，文弱书生型的美学家、翻译家吕荧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众目睽睽之下上台郑重地说：“胡风不是政治问题，是认识问题，不能说他是反革命……”话音未落，便被一位诗人揪下台去，在一片哄骂声中被带出了会场。他付出了惨重代价：被隔离审查一年多，神经系统遭到摧残，“文革”中被押送至劳改农场强制劳动，备受凌辱批斗，于冻饿中去世。 　　晓风则对笔者谈到阿垅：“我书中专门写了他一篇。尤其是他的遗书，让我们特别感动──不，不光是感动，应该说震撼。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环境中，能够这样坚持真理，实在了不起。” 　　晓风提到的阿垅的遗书，是他被囚十年后1965年6月23日写给审讯员的。“文革”后升任高官的贺敬之来看望胡风时谈到，这份遗书在复查胡风案件的会上念读时，感动了在座的许多领导。阿垅写道： 　　……从根本上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全然是人为的、虚构的、捏造的！ 　　所发布的“材料”，不仅实质上是不真实的，而且还恰好混淆、颠倒了是非黑白，真是骇人听闻的。“材料”本身的选择、组织和利用，材料发表的方式，编者所做的按语，以及制造出来的整个气氛，等等，都说明了、足够的说明了“案件”是人为的。现在，我坦率地指出：这样做法，是为了造成假象，造成错觉；也就是说：一方面歪曲对方，迫害对方，另一方面则欺骗和愚弄全党群众，和全国人民！ 　　阿垅还大义凛然地说：“我可以被压碎，但决不可能被压服。” 推波助澜：舒芜 　　丁东所说的为浊流“推波助澜”者，举了舒芜为例。 　　舒芜是胡风事件中的关键人物。1945年初，他的《论主观》在胡风主编的《希望》创刊号发表，多次受到胡乔木、林默涵等人的批评。中共建政之后， 1952年2月，他发表《重新学习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几个月后又发表《致路翎的公开信》，说自己和对方过去都是以小资产阶级革命性混淆替代了无产阶级革命性。他一步步地否定过去，越来越与胡风及其友人拉开距离。 　　如果说，这还是属于他个人选择思想道路的权利，那么，1955年5月13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是由他摘录并注释的胡风给他的34封信件，这件事最为胡风和人们不能原谅。许多学者指出：中共的做法践踏了法律，舒芜的做法越过了底线。 　　私信是怎么见的报，给予胡风等人致命一击？当事人各有说法。 　　舒芜本人在《舒芜口述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和多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追述了经过，大意如下： 　　所谓“交信”，根本就不存在。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人交过什么信。当时，《人民日报》编辑叶遥奉命给我出了“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这个题目，向我组稿，我接受了。我所指的“宗派主义”，主要是指胡风对于文艺界许多人一概过于否定，过于蔑视。这在他的公开文字中表现得还比较含蓄，在私人通信中就说得很明显。我的文章要说清楚这一点，就不能不引用胡风给我的信。叶遥为了核实我文章中所引用的胡风给我的信，向我借信去校对，我就借给了她。“借出去”和“交上去”这两个性质完全是不一样的。至于以后的事态发展，那完全非我所愿，非我所料，完全是《人民日报》文艺组长袁水拍他们，背著我和叶遥，把信交到林默涵那里，那就等于公安部门看到了，我想捂也捂不住了。林默涵找我谈话说，你的文章不用发表了，人家已经不想看你说什么，人家要看胡风说什么。林默涵要求我将他划记号的地方摘下来，按内容分为以下四类：胡风十多年来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我们党对文艺运动的领导，怎样一贯反对革命文艺队伍，怎样进行反党宗派活动，其宗派活动以怎样的世界观作基础。我当然是不敢反抗的。既然林默涵发了话，我就不敢不按照他的“指示”编出了那个材料，谁知又惊动了毛泽东亲自介入进来，写了那么一个“编者按”，定了那么一个吓人的罪名，后来的一切更是万万非我所能料到的。 　　林默涵1989年在《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中提供了不同的说词。他说，1955年4月某天舒芜来到中南海中宣部办公室找林，交给林一本装订好的胡风给他的信件要林看。林认为私人信件没什么好看，一直放在书架上。隔了一段时间偶然翻翻，感到信中对很多跟随党的作家有仇视态度，很多暗语看不懂，于是把舒芜找来，请他按内容分分类，做些注释。舒芜同意了，一两天后交给林，林交给周扬。周扬看后与林商量可否公开发表，林同意，周扬把材料给了《文艺报》，排出清样后又给了毛泽东。 　　这两个版本在两个关键问题上正相反：信是否舒芜主动交的？材料的分类和题目谁定的？按林的版本，舒芜的责任更大；按舒芜的版本，林无疑是推卸责任。 　　另一当事人叶遥在1998年3月披露的版本与舒芜接近，证实是她向舒芜借去的。 信件要证明什么？ 　　胡风的家属，包括晓风，对舒芜的自辩说词非常熟悉，实际上，晓风在回忆父亲的书里，基本上也认可舒芜的回忆，但是却无法认同他这种态度，晓风对笔者说：“他的这个说法从逻辑学上说叫‘偷换概念’，将自己的行为轻描淡写。信本身是没啥了不起，但他的注释、按语是很有挑拨性的。” 　　晓风将舒芜的行动与他前一月、前一年的几件事联系起来，认为舒芜提供信件时内心动机并非像舒芜自己所说那么简单。她说：就在一个月之前的4月13日，舒芜已经在《大公报》发表了《胡风文艺思想反党反人民的实质》，文中已经将胡风当成“反革命”了，他已经敏感到、也顺应上面的要求，已经在文章中将胡风往敌人那边推了。 　　“我在回忆父亲的书里也写过：前一年有一次，聂绀弩和他与到北京来开会的何剑薰一起喝酒，酒醉之余，不知为何却来到了我家。母亲深知父亲嫉恶如仇的脾气，正想挡驾之际，父亲听到了说话声，就在屋里大声喝斥开了：‘老聂，我这家里可不是随便什么人可以来的！’弄得他们的酒醒了一半。聂感到很下不了台，舒芜的脸上更是一阵红一阵白的。出得门来，舒芜恨恨地说：‘他别厉害，我手里还有他的信呢！’聂一听，吓得赶快对他说：‘那可不能啊！’聂十分后悔带舒芜前来。过了几天，聂伯伯的夫人，也是我家的老朋友周颖阿姨来到我家告诉了这情况，意思是要我父母有所警惕。父亲和母亲一起回忆了过去给舒芜信中所写的内容，但实在想不出其中有什么问题，更想不到舒芜竟会采取什么断章取义、歪曲事实的手法。两人也就把此事放在了一边。” 　　舒芜在其“口述自传”中也追述了这件事，但他表白，他当时提到信，与一年后披露胡风信件风马牛不相及。他说：三个人出门来，下午在北海喝茶时，聂绀弩说：“胡风气就气在，你检讨就检讨，不该把他也拉上。他当初发表《论主观》是为了批判的。”我大吃一惊。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还有这么个说法，很生气，我说：“怎么是这个说法呢？要是这样讲，那好，他给我的信都还在，可以拿出来证明嘛，看看究竟当初是不是为了批判。”聂绀弩竭力从中调解：“何必呢、何必呢……” 　　舒芜还说：我说拿胡风的信出来不过是要证明《论主观》确实是在胡风指导下写出来的，胡风发表这篇文章根本不是什么“为了批判”，不过就是为了说明问题罢了。当时我说过也就过去了，并没有真的拿信出来。 　　舒芜再三提到“为了批判”，意即胡风耍了“两面派”手法。学者张业松在《关于舒芜先生的是非》中对此做了十分详尽的分析，认为：“发表《论主观》是为了批判”的说法引发了舒芜长达四十余年的内心不平，但这并不是胡风的话，而是截取的聂绀弩的转述，与胡风原意有多大距离是个疑问。考诸1945年以来多种文章、讲话，“胡风从来就没有对任何人、在任何地方说过他发表《论主观》‘是为了批判’，他只说过‘是想引起批判’，这个‘批判’等于‘论争’，或者‘无情讨论’，其宾词和对象固然包括了《论主观》和写作《论主观》的人，但更主要的落脚点却必定是《论主观》所牵涉的思想文化方面的问题。” 　　晓风对记者指出：“舒芜自己心里非常清楚他对胡风等人做了些什么。前几年编路翎的一本书，要收入《致路翎的一封公开信》，舒芜就不让收──他自己有愧。” 　　晓风还说：“胡风恢复自由后，到1997年舒芜《〈回到五四〉后序》出来之前，胡风与家人都没有指责过舒芜。但他那篇‘后序’再次引用胡风的37封私信，我们实在觉得欺人太甚：当年你用胡风的信来说明胡风是‘反革命’，现在你又用胡风的信来表明你当初误入歧途，现在觉悟过来，要‘回归五四’……这叫什么意思嘛！所以我们后来才将给他的那些信重新整理了一下，加上注释──不能你想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 　　舒芜当时的动机如何，文学史家还会继续讨论；但是中共将私人信件和日记拿出来进行公开批判，这件事不能不说开了一个极坏的先例，到“文革”中抄家搜查出日记、书信来示众更是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普遍行为。 　　学者郑也夫说得好：“为什么连私人信件的收件者没有发表的权利？那是为了严格把守私人间交往的权利。如果连受信者都无权发表，那么第三者与其他势力无权侵入这一领地就更不待言。反之，任何人的侵入，其后果都可能是对私人权利的颠覆。” 知识分子的派别 　　将胡风事件放在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源流变迁中考察，还有另外一些解读的思路。学者谢泳就观察到，事件的背后实际隐含著中国几类现代知识分子之间的思想冲突，他认为如果没有这个冲突的大背景，那些偶然的突发性因素，不可能发生那么大的作用。 　　哪几类知识分子呢？谢泳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主体本来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在抗战前“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分化出一批人，主要是青年学生和少量教授，为“一二九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主要部分到了延安，成为“延安知识分子”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人，留在国统区，与早两年的左联成员在一起，为“左翼知识分子”。1949年以后，有资格进入权力中心的这三类知识分子中，“延安知识分子”是主流，“一二九知识分子”和“左翼知识分子”相对处于边缘，特别是真正的“左翼知识分子”。 　　中国知识分子一旦进入权力中心以后，极少有人表现出对弱者的同情。胡风事件从大的背景上可以解读为是“延安知识分子”和“左翼知识分子”之间的冲突，周扬代表前者，胡风代表后者。周恩来身边的人以“一二九知识分子”为多，他们比“延安知识分子”还保留一些自由知识分子的气质，他们后来对胡风非常冷漠，但在胡风事件中，还没有有意加害于他，在胡风事件中负责具体事务的主要是中宣部和中国作家协会，而这两个机构主要负责人都是“延安知识分子”。胡风一生的命运，可以说最后是由“延安知识分子”掌握的，他的平反多有周折，也是由于“延安知识分子”的整体思想倾向决定的。 　　邵燕祥晚年读胡风“三十万言书”后说：胡风在坚持他心目中神圣的真理时，有时也会由不妥协引向观点的褊狭，在他对一些作家作品进行艺术评论时，更不排除简单武断、分析不足和个人好恶的成分，这都可能授人以柄或四面树敌，加深了他处境的不利，甚至激化了矛盾，从局外或事后看，这不能不使人遗憾。但如果不是这样，胡风还是胡风吗？还是“这一个”胡风吗？ 　　周扬晚年曾对梅志说“胡风不懂政治”，这话，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啊。 九十高龄的胡风夫人梅志与女儿晓风。（晓风提供） 还缺26封信没有发还 　　胡风有三个孩子，晓风是老二，兄妹中现在只有她在从事与文有关的工作。“我们家都爱看文艺书，在他受到打击之后，也没有让我们远离文艺──那时他认为自己没有发言权，只要我们跟著党就行。”胡风平反后，当局将晓风从农场调上来给他担任秘书，随他开会，帮他整理东西。他去世后，晓风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当代文艺研究室，整理父母亲手稿资料，联系出书也是由她出面，但是遇到重大问题，还是与哥哥、弟弟一起商量。“我哥哥是北航研究直升机的教授，虽然退了，但还要带博士生，挺忙；弟弟研究农村经济，现在是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 　　晓风编纂了几本书，本来说为纪念胡风事件五十周年可以今年（2005年）出的，都还没出。其中有一本胡风《狱中诗存》，“原来的狱中诗收得不够全，根据出版社的意思，我搜集整理了更多的放进去，扩充了将近一倍，加了些注。”现在她正在整理和重新注释当年“三批材料”涉及的那些信。“有些收信人原来有涉及这些信的文字，就搜集用进去；没有人写到的信，就请还健在的收信人、知情人写；实在没人能写的，我能说明的或者找我父亲的交代材料中能说明的段落。总之，尽量展示原信原文的原貌。一共是168封信，工作量不小……现在还缺26封信。” 　　为什么还会缺26封信，难道没有都发还？晓风对笔者说：涉案的资料当时由十人小组调集中宣部、作家协会的人整理，后来作为档案放在公安部。平反后，由公安部送到各地公安局陆续还给收信人──胡风写给别人的，还给别人，别人写给胡风的，还给我们。我们在1985年底胡风第二次平反时，向公安部又要过一回信件，他们告知我们“再也没有了”。但我发现还缺26封，其中有胡风写给张中晓的十几封信，是在“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二批材料”中公布的很重要的信件，始终没有找到，也不清楚是在哪个环节失落的。张中晓的弟弟找了上海市公安局，他们说信应该在北京；但我去问公安部，公安部说他们肯定不会再保留这些信了。我还在交涉，想将它们找到。 　　此外，梅志病重时，晓风就开始编她的书，“已经编好了，等著什么时候给个书号。” 　　记者问晓风：今天来看胡风事件，你有什么感想？ 　　晓风沉吟了一下说： 　　“中国的知识分子太可悲了！他们对国民党失去信心，抛弃了对国民党的幻想，选择了跟随共产党──许多人甚至是从海外归来。正因为父亲相信共产党，才上书嘛。毛泽东说：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但是实际上他们并不想让人说话。父亲在‘三十万言书’里说：这些年的文艺事业是灰色的，胡乔木当时就不高兴：哪里是这样的呢？到父亲晚年当了全国政协常委，接到开会通知后，不顾自己的身体、精力都要去参加──‘这是党的任务’。有人写文章说，你胡风五十年代写的诗歌、报告文学是为‘取悦’于共产党，这不对。他就是真心实意。父亲有个说法：不要影响了‘大的存在’。我体会，党就是他心目中‘大的存在’，他宁愿认罪也不想损害党的威信。用他的话说，是‘心安理不得’──‘心安’，就是说党说我犯罪，我就承认，没有动摇党的威信；可是我从道理上是不服的。” 　　晓风还指出了知识分子表现的一个复杂因素：“有人感慨那些岁月的中国知识分子怎么那么没有骨气？我看不能那么要求，这里不只是骨气问题。要求他们反抗，那就是要求他们否定自己的人生理想啊。” 　　在胡风等人恢复名誉后出版的第一本“七月派”诗选《白色花》中，选入了阿垅的诗，其中《无题》，可以视作所有胡风冤案受害者的写照： 　　　　要开作一枝白色花， 　　　　因为我要这样宣告， 　　　　我们无罪， 　　　　然后我们凋谢。 　　（2005年） 　　笔者补记 　　此文写完并在媒体上发表到现在又过了五年。五年来，胡风事件当事人又陆续凋零辞世：贾植芳2008年去世，王元化2008年去世，绿原2009年去世，何满子2009年去世，舒芜也于2009年去世……他们享年都在80、90岁，尽管经历过政治和人生的惊涛骇浪，毕竟最后寿终正寝了。 　　舒芜的去世，引起思想文化界人士格外的关注。由于从他获得的私信在胡风集团冤案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也由于舒芜在胡风平反后对自己当时作为的再三申辩，同时也由于他数十年来取得的公认可观的学术成就，对舒芜也就格外难以盖棺论定。 　　在舒芜刚去世时人们发表的为数不少的文章中，都难免要提到信件问题，对他当年的行径多有责难。舒芜的子女们则很快作出了反驳。我读到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除了国内《中华读书报》上方竹（舒芜本名方管，子女均用原姓）的文章《舒芜：不幸的思想者》之外，2010年3月在香港出版的《明镜月刊》的创刊号上，比较集中地刊发了舒芜子女的一组文章： 　　方朋《一些苦难就是神仙造成的——记我的老爸》 　　方非《几度风，几度雨，披风戴雨且徐行；一卷书，一支笔，担书荷笔走人生》 　　袁卓娅（舒芜的儿媳）《我心目中最好的人莫过于他——记阿爸舒芜先生》 《舒芜口述自传》是一部重要史料。 　　更重要的一篇文章，是方非在提前出版的《明镜月刊》11期（2011年元月号）上刊出的长文《舒蕪：被出卖的命运》。 　　正如这篇文章的标题所示：方非认为，是胡风先有负于舒芜，舒芜早被胡风向中共出卖。 　　我无法将这篇长文打字在此转抄，也不能侵犯《明镜月刊》版权，这里只摘要介绍。文章说—— 　　1944年2月，舒芜写成长文《论主观》，在胡风的关注与指导下不断修改。1945年1月，胡风将《论主观》发表在他的《希望》杂志创刊号上、并以主编的身份给予了高度肯定，在《编后记》中写道：《论主观》提出“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 　　文章发表不久，就受到了来自共产党方面的批判。从1945年文章发表直到全国解放，胡风一直指导舒芜写“迎战”文章，恨舒芜“迎战”无力。 　　与此同时，1945年2月，胡风参加由周恩来主持的座谈会，讨论《论主观》及“客观主义”问题。出席的有徐冰、乔冠华、胡绳、茅盾、冯雪峰等人。会上周恩来向胡风问起《论主观》，“胡风当即明确表示，发表舒芜这篇文章是为了批判。总理一听就完全了解了胡风的态度，马上把问题放开了”。但当时和以后，关于这次会议、关于会上所说的话，胡风没向舒芜透露一个字，反而不断鞭策舒芜去对抗“迎战”那些来自共产党方面的批判。直到晚年，舒芜看到胡风自己写的材料才确信：“事实本来就有两面，两面都是真的，就是说，胡风先生支持我，是真的；但在正式开会的场合，在周恩来面前，并当著茅盾、乔冠华等人的面，表明了是要把我作为引起批判的对象，也是真的。” 　　方非的文章写道：全国解放以后，胡风在舒芜面前作了180度大转变，1950年3月29日写信让舒芜对《论主观》做检讨，要舒芜变被动为主动，该解释的解释，该做自我批判的做自我批判。尤其赞同舒芜关于暴露思想实际以改造思想的方法和体会，一直鼓励舒芜要按这种方式更深入下去，学习毛泽东思想。胡风的这些意见，“对于舒芜极其重要，具有指导性的意义”。舒芜利用到北京开会的机会多次用各种方式找胡风、路翎谈自己的检讨体会，把自己所思所想全部告诉他们，征求他们的意见，从未有过向他们保守秘密的想法与做法。 　　方非问：解放前，舒芜在胡风的指挥下写文章迎击那些对《论主观》的批判；解放后，又按胡风教导写文章对《论主观》做自我批判，写作的过程随时向胡风他们汇报，成文后的审查与发表权交给了（与胡风关系密切的）绿原。“1945年胡风就已在周恩来等党的高级领导人面前申明他发表《论主观》是‘为了批判’，背地里出卖了舒芜。1952年舒芜公开发表文章检讨《论主观》的错误，胡风却又把这称为‘对他的背叛’，某些不明真相的人就此指责舒芜‘反戈一击’”，“若非篡改了史实，怎么可能导致这种根本性的逻辑混乱？” 　　方非在文章中，还引述了吴永平《谁说胡风不告密》的若干内容。吴文刊于2009年11月8日《南方都市报》，其中写道： 　　胡风在舒芜（检讨《论主观》的）文章发表后，立即指使路翎从舒芜平日的言谈话语及私人信件中搜集材料，写信给当时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林默涵，状告舒芜，还非常具体地指示了八个方面。 　　路翎的告密没有奏效之后，胡风则亲自出马。先找到林默涵口头密告舒芜，后又特地让当时在上海的梅志把舒芜所有的信都寄给他。他以政治问题为目标，把舒芜这些信审视一遍，提炼出一份《关于舒芜和〈论主观〉的报告》，于1952年10月6日寄给了中宣部文艺处。这不是一篇用于公开发表的文章，而是一封专门寄给中央有关领导的信件。在这份报告中胡风一共列出了舒芜的五条“罪状”： 　　第一、叙述与舒芜结识、交往的过程，认为舒芜接近他是别有用心的； 　　第二、证明《论主观》这篇实质上是宣传唯心论和个人主义的文章是舒芜独立完成的，并未受过他人的启示。并承认当时没有看穿舒芜的本质，愿意承担发表的责任； 　　第三、解放前经常批评舒芜，证实与舒芜的思想并没有共同点； 　　第四、解放初曾写信劝舒芜好好向老干部学习，但舒芜置若罔闻； 　　第五、现在才明白，舒芜的一些表现并不简单是一个封建家庭子弟的缺点和自私的欲望而已，他是反动阶级派进革命队伍的破坏者。 　　方非的文章还说，1954年7月22日，胡风面见时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的习仲勋，呈上他写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万言书”）。万言书的“事实举例”部分有专节“关于舒芜问题”，文中多利用私人通信和私人谈话为材料揭发舒芜的政治历史问题和现实政治表现。 　　以上这些材料，丰富了我对胡风集团冤案中有关人物，尤其是胡风与舒芜的认识，提醒人们：对胡风集团冤案的反思，应该更进一步深化。当然，这些材料，并沒有、也不可能改变胡风集团整个事件的性质。 　　2005年，我在采访胡风的女儿的过程中，不断写下一些关于胡风冤案历史悲剧中的角色，例如毛泽东、周恩来、陆定一、胡乔木、周扬、林默涵、贺敬之等人的札记。今后有空了，当整理出一些来，以进一步捋清我自己的思路，也帮助网友们理解历史事件及其当事人的复杂性。 　　相关文章： 　　专访胡风女儿：共和国第一场“文字狱” 　　专访胡风女儿：“成千成万善良人不知道” 　　刘宾雁告诫：共和国历史的逆转从批胡风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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