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筹款捐资，赞助革命

　　孙中山创立兴中会伊始，就走上了一条以武装反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无论是兴中会、同盟会等革命团体的组建、日常活动的开支及同盟会在国内外组建分会的活动经费，还是革命党人创办报刊宣传革命主张；无论是孙中山、黄兴等人奔走世界各地宣传革命、领导革命的旅费、生活费，还是历次起义的巨额军饷，大都由海外华侨鼎力资助。既有在国外苦心经营十数年，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商人，不惜将全部财产变卖，支持革命事业；还有普通的劳工，将辛苦积攒的毕生积蓄捐作革命经费。因此，孙中山先生由衷慨叹：“慷慨助饷，多为华侨”、“同盟会之成，多赖华侨之力，军饷胥出焉”。海外华侨捐资输财，为辛亥革命的成功提供了主要的物质基础。

　　孙中山发起的第一个革命组织檀香山兴中会，其开办费、活动费全部都是由孙中山的哥哥孙眉和其他广东籍华侨交纳会费，以及设银会集股筹款。1894年底，当孙中山急于回香港组织兴中会总部，继而在广州发动起义时，因所集款项“不敷大举之需，焦急万分”，孙眉就以每头六七元贱价卖掉牛牲一部，以充义款；邓荫南“尽变卖其商店及农场，表示（跟随孙中山回国起义）一去不返之决心”；陈耀垣也变卖自己的商店和所有财产筹集革命经费。最后，檀香山华侨共同努力，终于筹得美金约合港币13000元。这次广州起义虽然未发动而失败，但华侨慷慨解囊的精神给孙中山很大鼓舞。

　　孙眉当时为了支持弟弟孙中山的革命事业，陆续将经营了数十年的产业全部出售。夏威夷公证机构记载着：1895-1899年间，孙眉卖出自己名下的土地和牲畜达65次之多，其中1890-1894年间就卖出12次，1897年也有12次……他大概先后捐出70万美元。据了解，夏威夷公证机构还保留有孙眉1906年经联邦法庭作出的破产判决，到1907已经由富豪变为清贫的孙眉与母亲杨太夫人等举家回到香港居住。

　　浙江的华侨支持辛亥革命以捐资为主，是当时捐资最多的群体，如浙江湖州南浔巨富张静江（旅法华侨）。1905年11月，孙中山在越南南方城市西贡宣传革命思想后，上船前往法国等欧洲国家筹措革命活动经费，与由上海出发的张静江乘同一条船。在交谈中当他得知孙中山这次是为筹措革命活动经费前往欧美后，便对孙中山说:“久闻先生大名，我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国。这几年我在法国经商赚了些钱，很希望能对先生的反清光复事业提供竭尽全力之帮助。”分别前，张静江递给孙中山一封信，信中夹有一张他亲笔签名的3万元取款单，信上所写地址：到美国纽约市第五街566号张静江所开办的通运公司经理姚叔兰处领取。孙中山便把信和取款单交给黄兴，不久黄兴就凭单拿到了张静江资助革命的第一笔活动经费3万元。

　　辛亥革命前后，每当孙中山开展反清起义活动经费不足时，便会拍电报给张静江请求汇款。张静江总是有求必应，按时如数将款寄到。其间有一次由于公司资金周转困难，经费难筹措。眼看可能影响起义如期进行，张静江毅然将他在巴黎通运公司所属的一个茶店卖掉。对此，孙中山极为感动:“自同盟会成立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当时出资最勇而名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据不完全统计，张静江在辛亥革命前后捐款达到110万两银子。1906年3月，张静江在从法国回国途中经新加坡时，在胡汉民等人的主持下，加入了同盟会。此后，他将李石曾，他的大哥、上海通运公司总经理张弁群，其舅父、上海中国银行董事庞青城等亲友介绍给孙中山，并发展成为同盟会会员，连其妻姚夫人也帮助他发行革命刊物。由于浙江南浔加入革命队伍者大多数为家产丰厚，有力保障了孙中山开展革命活动的经费来源。

　　1907年，孙中山在广东潮州黄冈发动起义，当时的南洋华侨萧竹畸为革命往来奔走，且尽贷其田产，得数千金，借供运动经费。

　　越南堤岸另外一个以卖豆芽为生的华侨小贩黄景南，为支持革命，将半生的积蓄数千元捐出，支持镇南关起义。之后还坚持每日都将卖豆芽所得一部分积累起来，用作革命经费。

　　1908年云南河口起义爆发，仰光闽籍侨领庄银安、黄德源等人不但热情捐献军铜，还购买了一批军火秘密运进云南交给起义军。起义失败后，大部分人经越南辗转流浪到新加坡，陈楚楠等人在新加坡蔡詹港开办中兴石山公司安排他们，还介绍一些人到槟榔屿、吉隆坡、文莱等地的工厂、矿山和农场谋生，为安置这一批革命志士做了大量的工作。

　　1910年冬同盟会决定于1911年春在广州再次发动武装起义，选择革命党500多人为先锋队(敢死队)，以领导军队和民兵，倾全党人力、财力以赴，得手后分别由黄兴、赵声率军出湖北、江西直捣南京。孙中山先生到美国、加拿大筹备武器军饷急需的经费，6月26日，旧金山同盟会与致公堂联合成立了洪门筹饷局，先后到北美14个城市募捐。在冯自由、司徒美堂的建议下，致公堂骨干们商议：先将温哥华的洪门致公堂的楼房向银行抵押，用作军费。于是，仅维多利致公堂总堂就抵押房产得款3万元（所抵押的房产到1950年才由全加的会员凑钱赎回），同时，多伦多、温哥华两所洪门致公堂也先后抵押筹款。美洲各地上至富商，下至那些当苦力的、做裁缝和小摊贩的，也都拿出仅有的钱，虽然同盟会设立的筹饷局发行了债券，但绝大部分款项都属义捐，不求兑换，以示对革命事业的坚强支持，仅五个月时间，共筹得美金144130元。这一次加上在南洋、日本等地的筹款，共筹到187210元，其中加拿大共募款港币7万余元，居各地华侨义捐第一位，由冯自由亲自将7万余元款项分文不少地通过香港交给正在紧锣密鼓筹备起义的黄兴、赵声等人，因此，广州黄花岗烈士墓后面的纪功坊，最上面那块就是加拿大华侨的。

　　黄花岗起义(也称“三·二九”广州起义)后，海外华侨的捐资运动规模更大，范围更广，款项更多。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缅甸同盟会立即组织募捐，至11月17日，就捐集港币1万元，汇寄香港《中国日报》社转交孙中山。南美洲华侨人数虽少，但他们捐资支援祖国反清斗争却十分踊跃。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秘鲁，秘鲁华侨于10月16日成立筹饷局，四天时间，就收到捐款12535元。据统计，辛亥一年，南洋华侨捐助了五六百万元。

　　华侨筹款捐资赞助革命的故事数不胜数，除了前面提及的一些事迹外，还有几个特别生动的故事也值得一提：

　　祖籍福建海澄的槟榔屿第三代华人吴世荣，在21岁时，从父亲手中继承了大笔遗产。1905年孙中山第一次来槟时深受冷落，具有侠义心肠的吴世荣、黄金庆主动热情接待，从此受孙中山革命学说的影响，积极支援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不但担任槟城同盟会分会长、槟城阅书报社社长，为革命事业致力奔走，而且以万贯之财，为革命事业排忧解难，甚至将自己的产业、园坵一块一块地变卖出去，最后连“瑞福号”别墅也变卖出去，支援革命。由于吴世荣对革命功勋卓绝，众望所归，被南洋各埠同盟会选为总代表(全球仅吴世荣和美洲代表冯自由二人)，于1912年回国参加开国大典，到达南京时，孙中山亲率临时政府要员隆重欢迎，备受殊荣。

　　新加坡华侨富商林受之，“毁家财数十万”，以致其子女“佣工为生”；越南华侨李卓峰多次支援革命，手中有革命党人发行的国债票券数十万元，却不求回报，“付之一炬”；越南一位名叫关唐的华侨，以替人挑水为生，一担水只挣一分钱。为了支持国内革命、推翻帝制，他毅然将自己辛苦积攒的3000元养老钱悉数捐出，相当于为中国近代革命挑了30万担的水……。 

　　据研究，孙中山领导的第二次到第八次武装起义所用经费20万元主要来自南洋华侨。第九次和第十次起义的经费主要靠美洲华侨的捐献。从1894年兴中会在檀香山创建，到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华侨捐款达1000万港元之巨。正是有广大华侨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捐助，激励了革命党人愈挫愈勇、屡败屡战，最终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