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比陈毅性格乐观吗？

--读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四）

      为了使《邓小平时代》这本书更加真实可信，傅高义曾采访了一百多位与邓小平有过接触的中国人，取得了相当多的第一手资料。中国著名的外交家冀朝铸先生就是其中的被采访的一员。傅高义曾经在2002年4月、2006年11月和2009年4月三次采访这位共产党新中国的外交大事件见证者。

冀朝铸，1929年7月生于山西汾阳，1938年为躲避日本侵华的战火，刚九岁的他就跟随父母去了纽约，是一位在美国长大的中国人，1950年韩战爆发还在哈佛大学读二年级的他毅然回到中国参加建设。其后他一直参与翻译工作，比如朝鲜停战谈判、毛泽东与斯诺的会见、尼克松访华等等。当然他也曾经担任过邓小平、陈毅等负责外事活动的高级领导人的翻译工作。比较邓小平和陈毅这两位都曾负责过外交的中共领导人时，冀朝铸认为陈毅在文革期间被迫下放到河南（原文如此，更多的资料记载陈毅69年被下放到河北石家庄，70年因病返回北京—博主注)后变得“意志消沉，情绪低落。”而傅高义同时引用邓小平女儿邓榕的话说邓小平在江西劳动改造时期：“他没有意气用事，没有情绪消沉，没有放弃哪怕是最后的一线希望。”似乎可以看出在中共的领导人中邓小平是天性乐观，坚毅自强，终于等到云开日出，而陈毅则是性格压抑、情绪低沉、患得患失，最终郁郁而终。

 邓小平固然是一个性格乐观的人，但历史上的陈毅也不是悲观之辈，他是祖籍湖南的四川人，也是天性乐观的。我们以前的语文课本有陈毅的诗“梅岭三章”， “一九三六年冬，梅山被围，余伤病伏丛莽间二十馀日，虑不得脱，得诗三首留衣底。”其中有“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的诗句，这是何等的乐观和豪迈！因为那个时候陈毅有信仰、有希望、有盼头。而在文革中对待愚昧的革命群众和狡诈的领袖，陈毅义愤而不愿意圆通，尽管毛泽东几次暗示“我保你”，但陈毅在公开的会议上依旧宣称“我不敢保证将来就不反对毛主席的一些意见”。因为“二月逆流”事件，陈毅被废黜，他试图请求和毛泽东见面将问题谈清楚，而毛给他的回信是“历来犯错误的改也难”，和“见面有期，稍安毋躁”—当然最后终于还是见面了，是在陈毅的追悼会上，彼时，林彪已经摔死。

    而邓小平呢，同样是被废黜，且理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第二号人物。”但在处理方式上是和第一号人物刘少奇严格不同。刘少奇一家是被许许多多愤怒的红卫兵小将们揪出去折磨、被百般羞辱，最后死的死（刘少奇），关的关（王光美），剩下的（所有子女）被流放；而邓小平则被在让他感受到革命群众愤怒的力量—也就是毛主席的力量后，于1967年，邓小平夫妇被毛泽东下令软禁在中南海—避免受到造反群众的冲击，直到1969年10月被送到江西参加劳动改造前，邓小平也和陈毅一样给毛泽东写信了，但不是争辩，而是检讨书，作为历史上最成功的君主，毛泽东是最喜欢手下的弄臣和能臣们都以赎罪的心态在自己领导下好好“为人民服务”的，这一点，邓小平把握的相当成功。果然，在离开北京前一天晚，毛泽东的大内总管汪东兴代表毛主席与他谈话了，还告诉他：你们最终还是能回到中南海的家中的，房子一直会空着。这使得邓小平一直对毛泽东心怀感激，对前途充满期待，对于将来任何的复出机会也非常珍惜、煞费苦心。

以上比较可以看出，不存在邓小平的性格比陈毅更乐观。他俩都是乐天向上的四川人、对自由平等有过追求的法国勤工俭学战友和对共产主义有坚定信仰的中国共产党人，但邓小平显得更加圆滑，或者说更富有“斗争策略”。

冀朝铸有关陈毅文革期间的“意志消沉，情绪低落”的评述只能是道听途说或者所看到的表面现象。试想，如果同样毛泽东对于邓小平的信也回之以“历来犯错误的改也难”这样的态度，邓小平还会那样处之泰然吗？或者如果陈毅在离开北京前毛泽东派汪东兴给他传一些积极信息的圣旨，比如，今后你还是有机会出来工作的等等，他还会意志消沉、情绪低落吗？而傅高义先生将那些“第一手的资料”不加精确推敲的情况下堆砌在书中，给出的结论就可能大谬不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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