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如何对齐桓公评说君主人格

   春秋时代，齐国第十五位国君齐桓公在位，任管仲为相。一天，齐桓公与管仲进行了一关于有道君主与无道君主人格的对话。

   齐桓公问道：何为“有道君主”？管仲回答了七条“有道君主”的标准。其一，崇敬山川、宗庙、社稷，依礼祭祀。（“敬其山川、宗庙、社稷。”）其二，对有功 旧臣要抚恤救济，使其富有。（“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大富之”）其三，团结武臣，使其为国效力。（“固其武臣，宣用其力。”）其四，重用贞廉、正义 的良臣，使上下得到修治。（“圣人在前，贞廉在侧，竞称于义，上下皆饰。”）其五，刑政明察，四时无失误，人民不忧，五谷丰登。（“形正明察，四时不贷， 民亦不忧，五谷蕃殖。”）其六，国内外和谐相处，四邻诸侯臣伏，国家安宁，不用战争。（“外内均和，诸侯臣伏，国家安宁，不用兵革。”）其七，接受邻国来 聘的币帛，以怀其德，接受以制令来告者，以为法式。（“受其币帛，以怀其德，昭受其令，以为法式。”）

   齐桓公再问道：何为“无道君主”？管仲也回答了七条“无道君主”的表现。其一，大建宫室，高筑台榭。（“大其宫室，高其台榭。”）其二，不用良臣，依靠谗 贼。（“不用良臣，依靠谗贼。”）其三，有国不治，依靠别人谋划；政令不善，有如黑夜行事。（“有国不治，借人为图，政令不善，墨墨若夜。”）其四，不遵 循天道，不借鉴四方，不治理家庭，胡作非为。（“不循天道，不鉴四方，有家不治，辟若生狂。”）其五，进用俳优艺人，广置钟鼓音乐，沉溺赌博之戏，玩赏乐 人瞽者。（“进其谀优，繁其钟鼓，流于博塞，戏其工瞽。”）其六，诛杀良臣，玩弄妇女，游玩打猎没有节制，粗暴对待长辈，四出游玩，调戏玩乐。（“诛其良 臣，敖其妇女，撩猎毕弋，暴遇诸父，驰骋无度，戏乐笑语。”）其七，行政不佳，刑法残酷，残害民众，还自以为是有功。（“式政既輮，刑罚则烈。内削其民， 以为攻伐。”）

   管仲与齐桓公的这番“君臣对”，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统治方法的讨论。

   管仲，史称管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有“春秋第一相”之誉，他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霸主。管仲另有《管子》一书传世。《管子》是战国时各学派的 言论汇编，内容很庞杂，包括法、儒、道、阴阳、名、兵、农的观点，其中一些篇章被学术界认定是记述管仲言行的著述。《管子》一书既显露了春秋时学术多元， 又表现了管仲学派的综合意蕴，其论道讲德，不离作为时代精神的核心话题——道德之意。《管子·四称》篇章中的“君臣对”，论述了君主应该具备哪些优秀人 格、应该摒弃哪些恶劣人格。所谓人格是指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也指个人的道德品质。国家的兴亡，君主的人格在其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君主 人格，还具有极强的孝臣育民的导向功能，直接感染着民众的行为倾向。

   在这场“君臣对”中，管仲从多方面论述了君主人格的道德规范和执政理念。其一，君主应是高尚道德的楷模。作为一国最高统治者的君主，治国安邦必须尊崇礼， 提倡礼，在其人格上，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品性。其二，君主应是“为民除害兴利”的正义化身。作为统治者，君主要实现其自身的人生目的，就要为民兴利除害。 要想治民安邦，君主就要具备为民兴利除害的人格。不以一己之好恶而治天下，要以天下之心治天下。其三，君主应有“不失其常”、“不易其则”的稳定和统一的 言行。君主的道德品性应具体体现在其稳定和统一的言行中。君主稳定和统一的言行直接影响着民众的行为，所以君主的言行要具有一致性。 

齐桓公画像

   春秋时代的齐文化崇尚礼义道德，重视社会的道德教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一支的齐文化，其崇尚的礼义，其根本所在也是要构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伦宗 法关系。齐文化的特点是十分重视君主在社会人伦宗法关系中的核心作用。所谓“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上失其位则不逾其节。上下不和，令乃不 行。”君主不像君主的样子，臣子当然就不像臣子；父亲不像父亲的样子，儿子当然就不像儿子。君主不按照他的身份办事，臣子就会超越应守的规范。上下不和， 政令就无法通行。君主必须有立君道的自觉意识，君主失德而不知立君之道，大臣必然作威作福，国家权力就掌握在大臣手中；百姓必定各趋其利而不讲义。管仲在 “君臣对”中对齐桓公例举以往无道君主的过失，来以资为鉴。

   管仲在“君臣对”中，非常强调君主人格具有的孝臣育民导向功能。所谓“圣人在前，贞廉在侧，况称于义”，就是这个道理。首先，君主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要 担负起教臣育民的社会职责。有道的君主，在上面设立官吏而治理人民，民众就不敢越轨行事了；在下面设立负责纠察的官吏，官吏就不敢背离法制而行使职权了。 人君据法而出令，官吏奉命而行事，百姓顺从而成见，这样日久形成常规，如果有违犯习俗背离礼教的，人们就会共同加罪于他，做君主的就可以安逸无事了。其 次，君主的好恶引导着社会民众的心理倾向。民众具有以君主的好恶作为己之好恶的社会心理。再次，君主自身道德品性的高低，决定着民众的道德品性的高低。又 所谓“道德定于上，则百姓化于下矣。”道德定而民众有可遵守的轨道和规范，社会就会有序。 

   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决定了尊君重民相反相成的政治文化。一方面，如韩非等思想家那样认为国君具有无上的威权，对臣民蓄养以供驱使，而臣民对君则必须惟命是 从。臣民不具备独立的人格，视、听、言、动皆以君之旨意为转移。君以法、术、势制驭天下，天下以君为头脑和中枢，如此方可天下定于一尊，四海归于一统。同 时，与集权主义相伴生，中国农业社会又培育了另一个影响深远的政治意识，这便是“民本主义”。以孔子、孟子、老子为代表的思想家主张统治者必须顺应民意， 倡导德政，“民为邦本”、“使民以时”、“民贵君轻”等民本思想也成为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一种传统政治思想。可以说，管仲关于有道君主与无道君主的论述正 是这种尊君重民政治思想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