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英与陈伯达是在延安认识的。当时有一个中央政治研究室，毛泽东兼主任，陈伯达是副主任，田家英为该室经济组后为政治组的研究员。陈写了几本
书，田曾帮助他搜集了很多材料。当时延安的条件很差，搜集资料的工作十分困难。书写出来以后，陈在洋洋得意的时候，却问田家英：你做了什么工作？这件事使
田很寒心，对陈的为人也有所认识。
全国解放后，因工作关系，田家英与陈伯达接触很多，因而比别人更了解他。陈有一副伪善的面孔，装得诚实、谦虚，其实作风霸道，心地褊狭，爱贪别
人之功，又善于诿过于人，内心深处藏着野心。田家英早就看出陈伯达的这些品质，说他是伪君子，小人，野心家。陈伯达写的东西，别人提不得不同意见。谁在毛
泽东那里作出工作成绩，受到赞扬，他都不能容忍。田家英因长期受毛泽东重用，成了陈的一块心病。1955年，根据毛的提议，重新成立中央政治研究室，陈为
主任，胡绳、田家英为副主任。陈对研究室的工作不闻不问，研究室的工作全靠胡、田主持。1962年以后，毛泽东对田逐渐疏远，陈伯达乘机向毛泽东“告
状”，说田家英“独断”，“大权在握”，他陈伯达对研究室不能管，管不了，等等。这纯属诬陷。当年在研究室主持工作的胡绳和许多在研究室工作的同志都可以
证明，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可惜，毛泽东听信了陈的谗言，并且在一次中央的会议上这样说了，田受了不白之冤。不过，背后“告状”一类的小动作，终究摆不到
桌面上来，田当面或者在电话中质问陈，陈张口结舌，支支吾吾，好久说不出话来。田家英秉性耿直，是一个不吃暗亏的人。当年许多人怕陈伯达，田却不怕他。陈
因为理亏，对田无可奈何。由于长期积怨，他对田怀恨在心，必欲除之而后快。“文革”伊始，机会已到，陈伯达首先发难，急急忙忙于5月9日(请注意：这是
《五一六通知》发出的前7天，田家英被宣布停职反省的前13天)，跑到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后身)去点火，鼓动揭发田家英。一次不够，又去第
二次。当时任研究院秘书长的柴沫(在延安时曾为毛泽东管理过图书)，因与田关系较好，也被株连，受到陈点名批判，说他走田家英的门子，在研究院搞“秘书长
专政”等等，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田家英另一个危险的敌人是江青。江青以其特殊身份而自恃，颐指气使，不可一世。生活养尊处优，为人心狠手辣。她的历史，田早有所知，她的种种现
实表现，他更是看不下去。田家英不趋炎附势，更不掩饰自己的感情和态度，他对江青的憎恶和鄙视，不会不被她察觉。在江青的眼里，田家英是一个难以折服的因
而是不能相容的人。她一有机会就对他落井下石。1962年田家英因主张包产到户而受到批评，江青第一个(在当时也是唯一的一个)给田家英戴上“资产阶级分
子”的政治帽子。1966年春，关锋告密，就是在江青的策划下，采取诡秘的方式进行的。
1966年5月，大动乱开始了，面对陈伯达、江青这两个掌握“文革”大权，受到毛泽东重用，长期藏在共产党内的野心家、阴谋家的威胁，在被宣布
“停职反省”的巨大冲击下，田家英选择了他的同志和朋友不希望他选择的道路。他当时的心态，表达在头天晚上对夫人董边讲的几句话里：“我是江青、陈伯达诬
害的。常言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恶人会有好下场。”在他留下的遗言中，最后的两句话是：“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时
隔不到15年，陈伯达、江青一伙，终于得到他们应得的“恶报”，被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于1981年1月25日，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18年和死刑缓期2年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