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反右斗争

这年的暑假特别长，一连两三次，学校推迟开学报名的时间，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布告里只说因老师们参加政治学习，故而延期。这也好，一来可以减少伙食费用开支，二来可以弥补参加批斗会耽误割柴草的损失。

开学了，学校里并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听初三的同学说，他们的文学老师张瑞吾被定为右派分子，剥夺了上课的权利，成了学校里的清洁工，偌大的校园归他打扫，厕所由他清理。

张老师中等个头，五十开外，五官周正满面红光精神矍铄，待人和蔼可亲，操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曾经听毕业班的同学炫耀：张老师讲课知识丰富旁征博引口若悬河，语言抑扬顿挫入情入理，常常听得同学们如醉如痴，不光传授了知识，而且是难得的艺术享受。

听说张老师当过河北某报社的编辑，应邀给我们讲过一堂作文课，讲课的内容切合我们的实际，我们感同身受，至今印象深刻。特别是通堂没有废话废字，倘能全部记录下来，便是一篇很好的文章。

一天，我们两三个同学往饭场里走，见他还在打扫院子：“张老师，该吃饭了。”

他不看我们，也没停下手里的扫帚，压低声音说：“以后不要叫我老师了，我是右派分子，离我远点儿。”

深秋的一天，王岩校长在全校师生会上宣布：昨晚县公安局已经逮捕了右派分子兼历史反革命分子张瑞吾，号召大家和他划清界限。

从此，再也没有了他的消息。

反右斗争成了政治课的重要内容，老师讲：“右派分子利用帮助党整风的机会，打着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幌子，大肆污蔑党的政策，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辱骂共产党是一党专政，宣称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等等，妄图推翻党的领导，由他们来执政，在中国复辟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使我们又回到三座大山的压迫里去。所以我们要坚决跟党走，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同他们斗争到底……”

同时，各类报刊杂志也大量刊登批判右派分子反动言论的文章和漫画。由于我们知识水平有限，只知道像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储安平等大右派分子的名字，以及“章罗联盟”“政治设计院”这些名词。他们究竟有啥更深层次的东西，不甚了了。认为老师和报刊杂志上讲的不会有错，从未思考运动本身的深刻含义和对未来的影响。

过年，我的姑爷吴明月来我家做客。姑爷是南郑县的小学教师，和父亲谈起了反右斗争的话题。

姑爷说，起初中央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鼓励大家大鸣大放大辩论，随后又诚请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一再宣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你不提意见还不行，大小会议上又做报告，又开展讨论，表扬给党提了意见的是党的好朋友，是真心实意想把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好，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对于不提意见的人提出批评，说明你不是真心诚意拥护党，和党离心离德，对党的号召不信任，思想有顾虑。对一些闭口不言的，领导还单独找你谈话，动员你积极投入到运动中来。逼得你没办法了，就是无关痛痒的话，也得说上几句。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进入六月份，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头一天还在鼓励人们多提宝贵意见，第二天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坚决打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于是，一场轰轰烈烈地抓右派，斗右派的运动开始了。

“这不是设下圈套让人钻吗？”我无意间插嘴。

“孩子家懂得什么？”父亲狠狠地瞪着我。

“我说的是事实呀。”我笑着争辩。

“是事实也不能乱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右派分子是咋个成了右派的？还不是嘴巴带来的祸患？以后不能在学校里乱说话，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

父亲当时很严厉，给我的印象也很深刻，至今历历在目。但也确实给我带来了好处。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我这个地主阶级的“狗崽子”，能够平平安安走出七十多天的教师集训会简直是个奇迹——会上自杀者三人，揪出来的各类反革命分子不计其数。许多人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我们学校里的整人专家王正文，采用捕风捉影编造是非的手段，整得校长和三个老师痛不欲生。我自然是该整的一个，可是，自从他一来到学校，从他的身份和言谈举止里感觉到他的可怕，对他敬而远之，时时事事提高警惕，避免了一场劫难。这无疑是父亲当年的训斥，为我敲响警钟的结果。

姑爷接着说：“好险呀，要不是我父亲在旧社会当过团头，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接受管制，使我说话做事处处谨慎小心。要依我这个直脾气，右派分子算是当定了，扳都扳不掉。”

“他们打人吗？”我记起了整风整社的场面，忍不住又插嘴。

“还能少得了？吐唾沫、搧耳光、拳打脚踢那还是小事。我们区上斗右派，端来一条高腿的长板凳，让右派分子跪在凳子上，凳面又窄，跪又跪不稳，就说你不老实，动不动一脚踢倒凳子，人被摔得鼻青眼肿浑身是伤。”

“依言定罪，古已有之。秦始皇焚书坑儒，清王朝有‘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文字狱，但这次涉及面这么广，戴帽子的人这么多，实属罕见。”父亲感慨万端。

五十多年后，从公布的史料里，我们才渐渐明白，反右斗争是早就安排好的，主席在内部讲，要“引蛇出洞”，要“尽量把毒放出来”，然后一网打尽。

继张瑞五老师被捕入狱后，教我们“文学”课的马勃然老师被清除回家，教我们“汉语”课的王建安老师，下放到铺镇皂树村进行“劳动锻炼”。这两位老师虽然没戴右派帽子，却是属于“编外右派”或“不戴帽子的右派”。

“他们被列入党委核定的右派名单，但其待遇等同正式划定的右派，照样被送去劳动改造，照样忍受二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非人待遇。”（文汇报·读书周刊·作者：穆广仁）

据皂树村的群众说，王老师生活上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放了工还得忙忙碌碌“自吹自擂”（自炊自累）。尽管身体瘦小羸弱，在农业社里重活脏话抢着干，风里雨里不回避。

王老师任劳任怨辛苦备至，显然是期望早日赎清罪恶，回到学校重登讲坛。孰不知一旦定为“分子”(包括内定的)，就是掉进缸里的老鼠，任你怎么努力挣扎，终将徒劳无益。又像是糖尿病，只要得上了，终身就是病人，不分你是1型还是2型。他的积极“表现”，在领导眼里，只不过是“表面现象”，是五类分子扫街道——假积极而已。“锻炼”了一年和马老师一样，被开除公职遣送原籍，交当地政府监督，进行更严格的劳动改造。

这两位老师都三十几岁，大学毕业才十三四年，正是年富力强干事业的黄金年龄段，只因为上当受骗，落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不管是文弱书生式的王老师，还是人高马大、声如洪钟、篮球场上一员骁将的马老师，都没能熬到邓小平同志为他们除去头上“紧箍咒”的那一天。死去的他俩，不知道该称作是“冤魂”？还是“罪鬼”？

和我同住在一幢楼的王秀英老师，其前夫也是一名右派分子，被开除公职押送回乡，交铺镇狮子营生产队管制。王老师立即与其划清界限断然离婚。莫过两年，由于不堪忍受没完没了的侮辱和辛劳用杀猪刀自杀身亡。其兄林其昌曾是南郑县法院的审判员，受到株连，被逐出法院，下放到小学当了教员。

写到这儿，我想起了吴仲华先生。吴仲华夫妇毕业于清华大学，并是Mit博士，是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斯贝发动机的重要理论创始人。二十五岁在英国当了教授。在日内瓦会议时见到了周恩来，要求回国，英国方面拼命挽留，但他义无反顾。为建设新中国的一腔热血天地可鉴，然而回国后，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从此，除了没完没了的批斗和劳动改造外，他还能干些什么？这人偏偏浑身长满了牛板筋“不思悔改”，一九五八年全国上下对大跃进一片谄媚声时，就连在国民党时期，勇于直言的博学大师郭沫若先生，也急忙编选出一本《大跃进民歌选》，里面除了吹牛和吹捧而外，别无新意。他却对“亩产万斤”提出质疑。引来的后果可想而知。文革中其子被逼自杀。七十年代，当英国劳斯莱斯代表团要求见他时，这位被英国人称作“我们师傅的师傅”的吴仲华，还在接受劳动改造。舆论界说他年少才智过人，后来默默无闻。试想，压在巨石下的苗子，连生存尚且不易，又怎能长成参天大树？

火炮专家刘光志，曾是德国克虏伯兵工厂主持火炮设计的专家。1969年珍宝岛事件爆发，苏军T62坦克横行无忌。叶剑英元帅记起了刘光志，派人到山东某大学找到他，派去的两个人，自然对这个头上一大堆帽子的臭知识分子不会客气的，把一张纸递过去，刘光志正在种菜，并没有放下手里的锄头，把纸上的文字瞟了一眼：“这是干什么用的？”

“教学用的。”

“教学根本用不上这种东西，你们拿走吧。”

这两位“特派员”回去受了批评，第二次背着大学里的领导，提着营养品又找来了，并向他道歉。

“别说了，都是我的不对。我怕你们不来了，那可要耽误国家大事……瞧，我已经算出来了，你们需要的几个数据都在这里。”

“都是我的不对。我怕你们不来了，那可要耽误国家大事。”每每忆起这两句简单朴实的话语，令人心情难以平静，一个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光辉形象，还需要什么诠释吗？而他却是被“国家”视为“特务”、“叛国者”、“右派分子”，接受劳动改造的反革命分子。

当苏军坦克受到重创后，苏联元帅朱可夫看着被毁的坦克照片说：“刘光志，我以为他已经死了，现在看来，他一定还活着。”

连苏联元帅都崇拜和畏惧的人，而在中国成了“改造”的对象，臭不可闻的一坨狗屎。

叶剑英元帅称赞他为珍宝岛事件立了头功。但是，真正受到表彰的是战斗英雄孙爱国，他当上了九大代表，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亲密的战友林副主席的接见，由一个副团职的边防站站长提升为沈阳军区副司令。“立了头功”的刘光志，在八亿中国人里，又有谁知道他的功绩呢？

这些可怜的高级知识分子，无疑是我们民族的精英，他们放弃了国外优厚的待遇、高尚的地位和施展才华的机会，满怀一腔建设祖国报效祖国的热血，想千方设百计，冲破层层阻力，甚至绕道回国，却跳进了阶级斗争风起云涌浊浪滔天的大海，被戴上各种反革命帽子，安上莫须有的罪名。经济上缺吃少穿，政治上受尽凌辱，过着毫无人格尊严的囚徒生活，有的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想起来真叫人心寒齿冷，难怪有人慨叹：“我爱我的祖国，我的祖国不爱我。”

通过政治课堂的“教育”，我们已经知道了自建国以来，对知识分子的打击就没有停止过：知识界的“思想改造”运动；批胡适的唯心主义思想；批电影《武训传》；批马寅初和他的马尔萨斯人口论；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胡风反革命集团”；批《文艺报》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作家丁玲、陈企霞被定名为“丁、陈反党集团”等等，名目不一，但毕竟是局部的，到反右派斗争，则是对整个知识界的第一次全面“大清剿”。

“根据解密的中央档案，全国订出的右派分子3178470人，加上‘中右’分子1437562人，两者相加，共471万人。还有编外右派，这类人有多少，已无从查考。

反右运动排除了政治上的同路人，合作者，清剿了文化艺术界学术界的精英，夭折了思想界的哲人，摧毁了建设祖国急需的大量知识分子的前途，给中华民族，给共和国带来沉痛的国殇，但它更加深远的是铸就了阶级的（严格地说并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全面专政。”（文汇·读书周刊·作者·穆广仁）

1957年，对于整个大陆来说，是个至关重要的年份。这一年，通过“反右斗争”，用强力胶带封住了惯于说三道四的知识分子的嘴；又用整风整社的铁拳，砸碎了农民妄想重新单干的黄粱美梦。为来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深翻土地、大炼钢铁等一系列运动，清除了障碍铺平了道路。“人民的大救星”便在这张“一穷二白”的白纸上，任意挥毫，肆意涂抹自己的想像，为创建自己的乌托邦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