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特别善良，困难时期，所有人家都陷入饥饿之中，吃饭时，妈妈总是默默地把饭分成几份，自己留最少的一份，尽量把有营养的和多的留给父亲和孩子们，特别是我。因为我那时马上就要考大学了，总觉着吃不饱。

记得那时父亲到香港开辟一片事业，家里为照顾父亲请了一个阿姨。每天早晨，为了让阿姨休息好，母亲会先起来把荷包蛋煎好。过年过节，要先给阿姨、司机、大夫包好红包。我们在爸爸身上学到正直、求实、诚信，在妈妈身上学到善良。联系到联想，我是主要创始人，但和大家共同分享联想的股份，我在其中只占2%左右的股份，我觉着这和妈妈对我的影响分不开。

妈妈公私分得清楚，记得父亲1984年到香港创立了一家专利公司，直到现在这家公司也仍然是香港最大的一家专利公司。公司有一座大的住宅楼，员工大多数都住在楼里。可在那里，父母只住一套六七十平方米很小很小的房子，有时我去看他们，晚上就只能住在仅能睡下我一个人的客厅里。

随着事业逐渐做大，爸爸有时因工作允许想带妈妈到国外去走走，妈妈却总要问清是不是经过对方允许、费用是不是公司出，如果公司出，妈妈绝不会去。这对于我很有触动。我在香港办公司时，她一度担心我爱钱财，后来看我对这方面根本不在意，看我和香港人都是公事公办，才放心。即使这样，她对我也总说我爸爸公私分明，表现出她内心的那种自豪感。她就是这样，对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刻意的教育，都是潜移默化地体现出来。

我上初中时，正是国家困难时期，妈妈在中国银行秘书室工作，我要大量地读课外书，妈妈就一本一本地为我借。妈妈在贸促会图书馆时，开始有意识地为我挑一些书。我除了看一些如《青春之歌》那样一类提倡看的书外，还看一些历史书，一些文学名著，如《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基督山恩仇记》等，像杰克·伦敦的，像大仲马的书，我都爱看。后来她管图书馆时，一拿回来就是三十来本，基本是她拿什么我看什么。妈妈说：“就知道老大要看书，吃不上，就满足他看书吧。”

现在一般人愿意请我讲些事情，认为我讲演逻辑性强，也挺生动，那是受妈妈的影响。记得1952年前后，没有谁重视讲演—讲演那时叫讲话—但是我妈妈重视。她鼓励我在课堂上举手，让我觉得讲话没有什么可害臊的。也许是因为她在抗日战争时期看到了宣传鼓动的力量，因此她对我说：“你应该有讲演的能力。”

更有意思的是她平常是很好静的人，但1949年我们刚从上海搬到北京时，我大概5岁左右，所在的贤宁小学要开一个庆祝会，竟然邀请她作为家长讲话，她还就答应了。开会时，看到妈妈走上主席台，把我吓一跳。后来想，她那是要给我做样子。

我妈妈有一个特长是学各地方言，学得惟妙惟肖。学陕西人说话，学唐山人说话，听了就能学。我今天也喜欢学各地人说话，说个陕西话、湖北话，都受她的影响。有讲演能力，办公司就能把话讲好，让员工有士气，有利于带好自己的队伍。所以说，有讲话能力还是挺重要的。

但是，对后来的我和我的父亲，妈妈就不再鼓励我们讲话了，总是让我们悠着点儿，让我们和同事之间、和周围人处理好关系。她认为想要把事情做好，要先想别人是怎么想怎么做的，人家起什么作用，如果有出头露面的机会，就要先向后退，多让给别人。我和爸爸都是一样的脾气，都是愿意向前冲的性格，到后来妈妈就是向我们说这些话了。

我母亲和父亲这一辈子不管多艰难，真是恩爱了一辈子，少见这样夫妻恩爱的榜样。早年，刚一解放，爸爸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工作，中国银行要筹建总行，爸爸从上海调到北京，妈妈带着全家跟着爸爸过来。

当时北京风沙漫天，条件很恶劣，但妈妈从来没有埋怨。后来，因领导人之间的问题，爸爸卷入一个案子，被无辜地发落到黑龙江安达一个小城市去当行长;“文革”期间，我父亲又受冲击，说他是阶级异己分子，被打入牛棚，送到干校，由于他不肯承认所谓罪行，被押送回老家一个干校。我有一次出差路过，看见干校到处是写批我爸爸的大字报，对此妈妈却无动于衷。她柔中有刚，始终陪着爸爸，并且把她的首饰全都卖了，坚决支持爸爸。

妈妈的坚强给了父亲力量，也让家人对父亲充满信任。很多年后，我父亲成为中国专利代理方面的创始人，在业界很有名气，但是对妈妈始终很敬重。爸爸说妈妈是外圆内方的人，无论遇什么事心态都很平和。

对爸爸和我们这些孩子们，妈妈非常慈爱。在我出现思想问题时，都是爸爸和我谈话，妈妈陪着爸爸。高中毕业时，我被挑选当飞行员，成为全校唯一的入选者。可到了要批准的时候，因为舅舅是“右派”被拿下。灾难从天而降，高考又误了，我因此特别沮丧。但是，妈妈和爸爸对我说：“无论你将来做多么了不起的事，还是做多么平凡的事，只要是一个正直的人，就是我的好儿子。”一席话让我从此坚强起来。

1970年代，家里孩子中属我经济条件不好，妈妈问我：“要不要补贴?”我说不要，想自己克服。于是妈妈让我们回家里吃饭。那时我带着儿子回去，他们现在想起还在笑，父子俩就像从前线下来的，把桌上的饭菜能扫荡一空。

我和爸爸性格相同，属于那种天上有块云彩要下雨，没云彩也要下雨的性格。我妈妈总是按着我们俩，怕我们有哪一点不周到影响事情成功。她在后面总是很稳重、很安详，让父亲把事情做好。她总是让我们谋定而后动，谋不定不动，但如果真做了，就不后悔。这对我们很有启发。每当我们有一点成功，她不会有什么褒奖，只是在后面微笑。到后来联想的路走顺了，在家里她从不谈我;当然了，如果电视台采访我，我也不告诉她。

2008年，爸爸和妈妈都走了。我和弟弟、妹妹在妈妈的住所用一个房间作纪念室，摆满了妈妈曾用过的东西、父母及家人在各时期的照片。每每在房间驻足，看着妈妈慈爱的目光，我便会感到妈妈还在身边，对她的孩子们，还在给予，给得很多很多。

柳传志：想过得富有光鲜就要知道为啥穷 - 新浪财经 - 新浪网

2015年01月27日 文/联想控股董事长 柳传志

经过饥饿的人才知道什么叫从父母弟妹的嘴里面抠出的玉米饼。任正非想念着母亲，我何尝不想念自己的母亲、不想起在那最艰难的岁月里，母亲对我的慈爱。你要想今后过得富有光鲜亮丽，你就要知道过去为什么穷，为什么苦，为什么受人欺负。

想过得富有光鲜就要知道为啥穷

在手机上读着一篇任正非写的怀念他的父母亲的文章，而脑子里却想起了另一件事。那是2013年9月，我接到了任正非发来的贵州都匀一中“校训研讨会”的邀请函。那天我是真的有事，但出于对老任发自内心的敬佩和尊重，我尽力挤开了别的事情，花了一个半小时的车程赶到了会场。

老任的面子确实大，真请来了不少领导和知名的企业家。他看见我来了显得非常高兴。我也高兴，那是因为在企业工作者里面，我们都是属于少有的“老家伙”序列里的人，相互都比较了解，然而又极少见面，所以紧紧的握手不愿松开。

原来都匀一中就是任正非的母校，他的父亲在此曾任过三年校长，他毕生从事教育工作，50多年来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在现任学校领导介绍学校的历史，介绍老任的父亲任摩逊先生事迹的时候，我注意盯着任正非，我想这样的内容他应该听过无数遍了，他却依然听得那么专注，那么动情！

此刻我正在读他写的怀念他的父母的文章，我认真读这篇文章，是因为深深引起了我的共鸣。我和他是同年生人，我们的出生背景有所不同，但是上一辈在政治上受到的磨难和考验几乎是相同的。

任正非谈到他的父亲在这考验的重压之下，依旧勤勤恳恳拼力地工作，为他自己后来在华为拼命地工作做出了表率，而父辈的榜样在他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我的父亲也是我的榜样。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他能够像以前教导我的那样，用行动做出表率-做一个正直的人。正直，这是一个多么平常的词藻，然而在特殊的考验面前，这个词就超过了千钧的分量。

1966年文化革命爆发的第一个年头，我亲眼看到我的父亲在威逼面前不肯诬陷当年的战友，被开除党籍。当时的气氛紧张惊恐。这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而我的父亲以身教的方式告诉了我如何做人，什么叫正直！

联想发展到今天的三十年中，经过的风险无其数，尤其在早期还有一定的政策风险，我自诩是个敢担当的人，而在联想结出胜利果实时，我也以为自己是个舍得让利的人，这对联想能发展到今天也许有一定的影响。和任正非一样，我们能以身作则地把企业利益放在个人利益的前面。追根溯源，是我们的父辈给我们打下了如何做人的基础。

当我读到任正非的母亲是因为意外车祸辞世的，我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我能想象对他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撕心裂肺！

任正非讲到他在高三那年(也应该是我高三的那年吧，就是最困难的1961年)，母亲经常早上塞给他一个小小的玉米饼，他说我能考上大学，小玉米饼的功劳巨大，这个小小的玉米饼是从父母与弟妹的口中抠出来的，我无以报答他们。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80后、90后的朋友是读不出玉米饼的感觉的，因为他们不懂什么叫饥饿。61年，我是北京25中的一名高三学生，我们中学生是早上8、9点钟的太阳，所以享受着最高待遇，一个月32斤粮，半斤油，半斤肉。知道什么叫一个月半斤油吗？

那是在一锅熬白菜煮熟的时候，油瓶口顺着筷子点入几滴油，使锅里漂着油花，一个月下来，这半斤油就用完了。知道什么叫饿吗？那就是耗干净你身上的脂肪，然后再耗你的肌肉。有一天夜里，我饿的实在受不了，想起抽屉里有一盒中药是羚翘解毒丸，我就吃了两颗，几小时后药性发作，抽筋断肠，头痛欲裂。

经过饥饿的人才知道什么叫从父母弟妹的嘴里面抠出的玉米饼。任正非想念着母亲，我何尝不想念自己的母亲、不想起在那最艰难的岁月里，母亲对我的慈爱。我的父母都已经去世了，我和老任一样也是老大，我会永远记住父母的恩德慈爱。我有兄弟姐妹四人，我们会永远相亲相爱。

我在想，读了老任的文章，是什么让我会拿起笔说了上边这段话，我想说给谁听呢？

说给老任？让他知道我是他的知音？说给我的亲人、朋友、同学、同事？让我们更加珍惜今天的生活？

好像是，但也不是。我明白，我最想说给那些年青、年少的，甚至是儿童，让他们长大了听。

我一直告诫自己不要成为一个碎嘴唠叨的老头。而说这些话，我估计孩子们是不爱听的。

前些天，我看了一部叫“归来”的电影，写的是我亲眼看见过的年代，亲眼看见过的事情，电影演毕，潸然泪下。

问过几个年青人是否看过这部片子，都说没有。有一个对我说：人总是要向前看么，老说那些老话，凄凄惨惨有什么意思？！他们爱看光鲜亮丽、富有、任性的电影，那是他们的追求。

他们不爱看“归来”，不爱听我碎嘴唠叨，但我还是忍不住想对他们说，到底为了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就在不久以前还很苦，很凄惨，很窝囊。你要想今后过得富有光鲜亮丽，你就要知道过去为什么穷，为什么苦，为什么受人欺负。你就要懂得历史，你就要从中学到教训，我们已经是为数不多的见过那段历史的尾巴的人了，尽量还原真实的历史是我们的责任。不管你是哪国国籍，但你和你的子孙血管中流的是中国人的血，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我谈不上是高尚的人，更谈不上是纯粹的人。但我努力在做一个知恩图报的人，做一个懂廉耻、要自强的人。我希望几十年以后，今天年青、年少的人们能凭追求、凭团结、凭实力让中国富强，让自己过上光鲜亮丽富有的生活。

向老任致敬，已知道你过些天要来看我，我很期待。管人家爱听不爱听，咱老哥俩聊聊过把瘾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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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总裁任正非

【一】

上世纪末最后一天，我总算良心发现，在公务结束之后，买了一张从北京去昆明的机票，去看看妈妈。

买好机票后，我没有给她打电话，我知道一打电话她一下午都会忙碌，不管多晚到达，都会给我做一些我小时候喜欢吃的东西。直到飞机起飞，我才告诉她，让她不要告诉别人，不要车来接，我自己坐出租车回家，目的就是好好陪陪她。

前几年我每年也去看看妈妈，但一下飞机就给办事处接走了，说这个客户很重要，要拜见一下，那个客户很重要，要陪他们吃顿饭，忙来忙去，忙到上飞机时回家取行李，与父母匆匆告别。妈妈盼星星、盼月亮，盼唠唠家常，却一次又一次地落空。

【二】

一个普通的早上，妈妈从菜市场出来，提着两小包菜，被汽车撞成重伤。我身在伊朗，飞机要多次中转才能回来，在巴林转机要待6.5个小时，真是心如煎熬，又遇巴林雷雨，飞机延误两个小时，到曼谷时又晚了10分钟，没有及时赶上回昆明的飞机，直到深夜才赶到昆明。

回到昆明，就知道妈妈不行了，她的头部全部给撞坏了，当时的心跳、呼吸全是靠药物和机器维持，之所以在电话上不告诉我，是怕我在旅途中出事。我看见妈妈一声不响地安详地躺在病床上，不用操劳、烦心，好像她一生也没有这么休息过。

我真后悔没有在伊朗给妈妈打一个电话。因为以前不管我在国内、国外给她打电话时，她都唠叨：“你又出差了”，“非非你的身体还不如我好呢”，“非非你的皱纹比妈妈还多呢”，“非非你走路还不如我呢，你这么年纪轻轻就这么多病”，“非非，糖尿病参加宴会多了，坏得更快呢，你的心脏又不好”……

我想伊朗条件这么差，我一打电话，妈妈又唠叨，反正过不了几天就见面了，就没有打，而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如果我真打了，拖延她一两分钟出门，也许妈妈就躲过了这场灾难。这种悔恨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

我看了妈妈最后一眼，妈妈溘然去世。

【三】

1995年，我父亲在昆明街头的小摊上买了一瓶塑料包装的软饮料，喝后拉肚子，一直到全身衰竭去世。

父亲任摩逊，尽职尽责一生，可以说是一个乡村教育家。妈妈程远昭，是一个陪伴父亲在贫困山区与穷孩子厮混了一生的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园丁。

父亲穿着土改工作队的棉衣，随解放军剿匪部队一同进入贵州少数民族山区去筹建一所民族中学。一头扎进去就是几十年，他培养的学生不少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有些还是中央院校的校级领导，而父亲还是那么位卑言微。

【四】

我与父母相处的青少年时代，印象最深的就是度过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今天想来还历历在目。

我们兄妹七个，加上父母共九人。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资来生活，毫无其他来源。本来生活就十分困难，儿女一天天在长大，衣服一天天在变短，而且都要读书，开支很大，每个学期每人要交2-3元的学费，到交费时，妈妈每次都发愁。我经常看到妈妈月底就到处向人借钱度饥荒，而且常常走了几家都未必借到。

直到高中毕业我没有穿过衬衣。有同学看到很热的天，我还穿着厚厚的外衣，就让我向妈妈要一件衬衣，我不敢，因为我知道做不到。我上大学时妈妈一次送我两件衬衣，我真想哭，因为，我有衬衣了，弟妹们就会更难了。我家当时是2-3人合用一条被盖，而且破旧的被单下面铺的是稻草。

上大学我要拿走一条被子，就更困难了，因为那时还实行布票、棉花票管制，最少的一年，每人只发0.5米布票。没有被单，妈妈捡了毕业学生丢弃的几床破被单缝缝补补，洗干净，这条被单就在重庆陪我度过了五年的大学生活。

我们家当时每餐实行严格分饭制，控制所有人欲望的配给制，保证人人都能活下来。如果不是这样，总会有一个、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真正能理解活下去这句话的含义。

高三快高考时，我有时在家复习功课，实在饿得受不了了，用米糠和菜合一下，烙着吃，被父亲碰上几次，他心疼了。其实那时我家穷得连一个可上锁的柜子都没有，粮食是用瓦缸装着，我也不敢去随便抓一把。

高考前三个月，妈妈经常在早上塞给我一个小小的玉米饼，要我安心复习功课，我能考上大学，小玉米饼功劳巨大。如果不是这样，也许我就进不了华为这样的公司，社会上多了一名养猪能手，或街边多了一名能工巧匠而已。这个小小的玉米饼，是从父母与弟妹的口中抠出来的，我无以报答他们。

“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以后有能力要帮助弟妹。”背负着这种重托，我在当时的环境下，将樊映川的高等数学习题集从头到尾做了两遍，学习了逻辑、哲学。还自学了三门外语，当时已到可以阅读大学课本的程度，终因我不是语言天才，加之在军队服务时用不上，20多年荒废，完全忘光了。

我当年穿走父亲的皮鞋，没念及父亲那时是做苦工的，泥里水里，冰冷潮湿，他更需要鞋子。现在回忆起来，感觉自己太自私了。

回顾我自己已走过的历史，唯一有愧的是对不起父母，没条件时没有照顾他们，有条件时也没有照顾他们。

爸爸，妈妈，千声万声呼唤你们，千声万声唤不回。

逝者已经逝去，活着的还要前行。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著名企业家，投资家，联想控股董事长，联想集团创始人/名誉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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