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识网读到一篇文章，是分析袁世凯当年搞“帝制”自己当“洪宪皇帝”究竟是受谁都“蛊惑”影响，指出袁世凯完全是自己的原因而不是接受了谁的影响。原文如下：

杨度害死了袁世凯吗？

2016-05-10 13:54:27   作者：羽戈

1916年6月6日上午十点，袁世凯病逝。他留给那个崩裂的世界最后一句话，不止一个脚本，最流行的说法，无疑是那句“他害了我”。与此呼应的是，时人纷纷认为袁世凯晚年为小人所误，以至不得善终，如张一麐称袁世凯复辟帝制纯属“为小人蒙蔽”，曹汝霖称袁世凯“一世英主，惑于佥壬”(“佥壬”即小人)，张謇论袁世凯，有“三十年更事之才，三千年来未有之会，可以成第一流人，而卒败群小之手”之言。那么，袁世凯口中的“他”与时人眼里的“小人”“佥壬”等，到底是谁?

不妨参照其同时代人的答案。张瑞玑《吊袁项城》诗云：“有子不才误刘表，失计无端听蒯通。”“有子不才”暗指袁克定，谋士蒯通影射杨度。后世论“他害了我”，往往将矛头指向这二人。

杨度害死了袁世凯么?抑或换一种问法：袁世凯复辟帝制，身败名裂，忧愤而死，杨度该承担多少责任?要回答这些问题，得从杨度与袁世凯的交谊说起。

1908年4月20日，杨度仕清，“在宪政编查馆行走”。从通缉犯到朝廷命官的转型，有赖于张之洞和袁世凯这二位大佬联名保荐，称杨度“精通宪法，才堪大用”。这是二人交谊之始，杨度是千里马，袁世凯可谓伯乐。此后，杨度在北京宣传宪政、呼吁开国会，深得袁世凯支持。不过，彼时杨度只是袁世凯所网罗、延揽的人才之一，尚未进入袁氏夹袋，他们的关系谈不上多么亲近。

1909年1月2日，清廷下旨，以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为由，除去一应官职，令其回籍养病。得势则门庭若市，失势则门可罗雀，一贵一贱，交情乃见。1月5日，袁世凯黯然辞京，前往车站送行者寥寥无几，严修便是其一，据其日记，送行者中，出现了杨度的身影。据陈灨一《新语林》，袁世凯与严修、杨度之间还有一段对话。袁世凯说：“二君厚爱我，良感，顾流言方兴，或且被祸，盍去休。”严修答：“聚久别速，岂忍无言!”杨度答：“别当有说，祸不足惧。”这样的姿态和言辞，不由袁世凯不感念万分。

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云，摄政王载沣本来已动杀心，欲以“揽权跋扈，植党营私”为名，直接除掉袁世凯这颗眼中钉，他拟了一道严旨，请杨度“酌改”，杨度不从，称新君初立，不宜杀戮，何况袁世凯谋逆，未有实迹。被摄政王斥退之后，杨度赶紧通报袁世凯，建议他运动庆亲王奕劻、张之洞、鹿传霖等军机大臣为之转圜。对于这则史料的真实性，我一直持怀疑态度，按照清朝的政治规矩，圣旨之“酌改”，该从军机处找人，当时杨度供职于宪政编查馆，既非领导，而且不受重用，“酌改”这等要事，哪里轮得到他呢。

当然，哪怕没有这一节，却不妨碍我们推论：杨度与袁世凯关系之升温，恰在1909年初，车站送别，使杨度得到了袁世凯的深度信任。这一伏笔，于两年之后发酵：当杨度听说了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即刻从北京南下，直奔彰德洹上村，拜会在此低吟“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的袁世凯，为其出谋划策，自此成为袁世凯的幕僚和心腹。这之后袁世凯许多重大抉择，皆与杨度有关，如清廷起复袁世凯，授其为湖广总督，领军平叛，王锡彤、杨度等都认为不宜从命，而应静观其变(据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当参议院选出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即派遣专使蔡元培、汪兆铭等赴北京欢迎袁世凯来南京就职。袁氏固凭藉北洋势力，不欲南行者，用杨度计，嗾令第三镇曹锟所部于二月二十九日晚在北京哗变……”此说待考，兵变一事，袁世凯未必知情，一说是袁克定的手笔，不过杨度一向与袁克定过从甚密，他若向袁克定献计，亦属可能)。

然而问题恰恰出在这里。就二者的关系而论，许多人都以为，杨度乃是袁世凯的军师、帝王师、“第一幕僚”等，他的名作《君宪救国论》，被视作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信号弹和导火索。后来黎元洪发布大总统令，惩办帝制祸首，列出八名要犯，杨度排名第一，堪称祸首之首，这在一些人看来，足见杨度与袁世凯、洪宪帝制的关系之深切。基于此，“他害了我”之“他”，在后世的揣测之中，直指杨度，以至杨度不得不在挽袁世凯联中自辩：“君宪不负明公，明公实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对此，我们至少需要分辨三点。首先，杨度的确是袁世凯的幕僚和心腹，然而，袁世凯的幕僚和心腹，却不独杨度一人。当年袁世凯手下有“九才人、十策士、十五大将”之说，纵使是闲人的杜撰，足见袁府人才之盛。这其中，单论文士，徐世昌、赵秉钧(此人文武双全)、杨士琦、阮忠枢、梁士诒、张一麐，与袁世凯的亲信度，以及袁世凯对他们的倚重，都在杨度之上。若把幕僚排队，杨度尚在第二层，他欲向袁世凯施加影响，有时还得借重他的师兄、曾担任总统府内史的夏寿田。

进一步讲，即便杨度是袁世凯最亲信的幕僚，袁世凯便对他言听计从么?须知袁世凯为人，果于自信，极具主见，从不轻易受人左右。黄远生曾道：“(袁世凯)自以阅历深，气魄伟，平生历史宏富复杂，举世无二，除左右驰驱效死力者外，皆以竖子视之，而不悟今日潮流之不可抗。其左右亦无敢进言者，谀言日至，而忘其非。”(“举世无二”一说，可证以袁世凯之言，复辟帝制之前，他曾对徐世昌说：“予自问，虽才不足望古人，而并世似无居予右者……”)验之于历史，可知黄氏之言何其精准。

拿袁世凯复辟帝制来说，其时赵秉钧已经去世，徐世昌含糊其辞(可归纳为三不政策：不赞成、不反对、不参与)，梁士诒、张一麐皆表反对(后来梁士诒被迫赞成)，论分量，这些人的话显然都重于杨度，却因不合袁世凯心意，统统被抛诸脑后。反过来讲，袁世凯称帝，不是因为采纳了杨度的意见，而是因为他本来便作如是想，假如他不愿称帝，哪怕杨度再写一百篇《君宪救国论》，都将归于徒劳。故而陶菊隐说：“若以行为而论，筹安会自为祸乱之媒，是奉袁的命令以行之，袁早有帝制自为之心，并非由杨把一颗做皇帝的心，勉强装在袁的心腔内，则杨之罪亦止于‘逢君之恶’耳!”就此而言，《君宪救国论》的效用，恐怕连推波助澜都算不上，而是与古德诺《共和与君主论》一道，沦为袁世凯试探舆论的工具。

袁世凯之自负，在复辟帝制失败之后，表现为一种担当。他请张一麐起草撤销帝制的告令，张一麐安慰他，称“此事为小人蒙蔽”。他则道：“此是予自己不好，不能咎人。”待张一麐起草完毕，交他审阅，他将谴责帝制派的语句统统删去，其申令虽有推卸责任之语，却也明确表示：“诚不足以感人，明不足以烛物，予实不德，于人何尤?”后来他还对张一麐说：“我历事时多，读书时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由此种种，可知袁世凯并未诿过于人，“犹是英雄气概也”。王锡彤也说，袁世凯“大过人处在肩头有力，绝不诿过于人”。

这便令我怀疑，袁世凯死前到底有没有说过“他害了我”，因为这句话，与袁世凯三番五次强调“不能咎人”“不必怨人”的情节严重不符。相形之下，另一版本也许更加可信。袁世凯临终之时，徐世昌、王士珍、段祺瑞等人守在身边，徐世昌问：“总统还有什么交代吗?”袁世凯竭力吐出两个字：“约法。”我读过的可信度较高的袁世凯传记，几乎皆采此说，陈志让《袁世凯传》将“约法”翻译为“立宪”，毋宁更为传神。堪为注脚的是，袁世凯死后，张一麐在其案头发现了一副对联：“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张瑞玑诗云：死不灰心真健者，生能悔过即英雄。

责任编辑：实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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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蜂的评论：

文章分析得很好，袁世凯搞帝制是他本性使然。中国历史一直循环不变，革命的目的就是“取而代之”自己当皇上。袁世凯可能是最后一个，这很正常。

袁世凯参与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是利用革命势力，他自己本身从来就不是革命党人。后人觉得他为何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当皇上”？是因为后人们要用“革命潮流”目标来理解他。他本来是一名野心勃勃的旧官僚，辛亥革命给了他不用武力就胁迫清廷下台，抢过皇冠自己戴上，何乐而不为？

当时的革命党人虽然声势浩大，看起来“浩浩荡荡”。如果真正遭遇袁世凯指挥下军事力量的反扑，会不堪一击。孙中山是何等明白人，当然，他们也是有约在先，袁世凯是凑巧赶上他的“驱逐鞑奴，恢复中华”的最低纲领，所以，孙中山让大总统位于袁世凯，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的目标达到了。

但是，寄托希望于袁世凯“建立共和”就太过一厢情愿了，就好像让别家女人为你生娃，袁世凯不可能为革命党生一个“宪政娃娃”。

再有，所谓“宪政共和”是“历史潮流，浩浩荡荡”的说法，并不完全正确，要不是袁世凯生命有限，还难保这个“历史潮流”怎样“流”呢！如果认真研究近代史，就知道这点；共产主义革命也是时代潮流“浩浩荡荡”过来的，毛泽东生命有限后继无人，邓小平为“共产主义”划上了句号。“独裁权贵”“资本主义”也是“浩浩荡荡”过来了，还会过下去。

当然我们也要问：中国百年来人们追求的“宪政共和”究竟是什么样的“宪政共和”？“宪政共和”是历史必然吗？中国必须要“宪政共和”吗？中国革命胜利七十年来，“宪政共和”了没？哪一天，中共不在了就一定会“宪政共和”吗？········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