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转贴赵越胜(法广特约专栏作者):法广《文革五十周年》报导 - “文革是一场文化革命吗？”
 
问：上次你讲到了无产阶级和革命这两个概念，今天我还想请你继续分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概念的实质。
 
答：好，今天我们谈“文化”这个词。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提法中，文化是用来修饰革命的定语，也就是说，这场所谓革命是文化上的。
 
问：我想起文革一开始，确实是从文化领域入手，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三家村不过是邓拓、吴晗和廖沫沙在北京日报上开的专栏。
 
答：对，确实是从文化入手，还有更具象征意义的行动“烧书”，这可是我们许多人亲眼所见。以烧书禁锢人的头脑，历史上有过先例，有秦始皇焚书，宗教裁判所烧书又烧人，和纳粹的“清洁思想运动”。李斯给秦始皇出主意，“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就是说把书都送官府，一总烧了，两人谈话论及《诗》《书》的斩首，以古代之事批评当今的灭族！多凶。秦始皇深知这主意好，立刻下旨施行。一千多年后，教皇格利高里九世下令焚烧异端书籍，在巴黎曾有装有二十辆大车的书籍被烧。宗教裁判所不仅烧书还烧人，正是海涅那句名言“凡烧书处，必会烧人”。到1933年5月10日这天，纳粹德国又上演了烧书这一幕。
 
问：对，就在洪堡法学院门口，德意志歌剧院广场，现在那里有一座乌尔曼设计的“空书架纪念碑”，上面刻着海涅的这句话。
 
答：对，柏林你熟悉，我们也曾专门去寻找过这个“焚书纪念碑”。那是1933年5月10日半夜，上万名被煽动起来的青年学生，穿着冲锋队制服，带着红袖章，举着火炬聚在广场上，把大量世界名著扔进火堆，戈培尔亲自发表演讲。你看看他的演讲，和五一六通知有一拼。也是讲这些作者毒害青年，德国人要清除这些敌对势力和异端思想，紧跟伟大领袖希特勒之类的。这些被托马斯曼称之为“有奴隶劣根性的小丑”，也就是希特勒的“红卫兵”狂呼乱叫“嗨希特勒”。我是亲眼见过66年红八月北京城里的狂热，亲眼见过红卫兵抄家烧书，我家南锣鼓巷一带多少大宅门院子里都点起火堆。再看到纳粹焚书的历史照片，真是似曾相识。最可怕的是66年8月被称为“红八月”，北京城变成了“红海洋”，被煽动起来打家劫舍、行凶作恶，让自己的师长和无辜民众死于非命的歹徒叫“红卫兵”，他们称毛为他们的“红司令”。这个满处充斥的“红”的印象，你保证记忆犹新。
 
问：确实，文革的象征颜色就是红，所以现在大陆的红歌运动会让人想起文革。
 
答：可我想你未必知道这句话：“我们选定了红色，这是最好的颜色，它最能刺激我们的敌人，让他们牢记在头脑中”，这句话出自希特勒《我的奋斗》。为什么一切残酷的专制统治都喜欢红色呢？我猜想大约是和这种统治方式离不开鲜血有关。这也是个心理问题，或许我们今后会有机会分析它。好，我们继续谈文化。在西方语言中，文化这个词来自于拉丁文的“耕作”cultus一词，它指称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一点点积聚、升华的物质和精神成果。“文”这个字，在我们先人那里，它指诸色搭配的一种条理，引申为铺陈成篇的文字。文化的含义，相对简单，就是 “以文教化”，它更指人的精神层面的东西。和文化相对的就是野蛮。那么文化革命，从字面上理解，它应该让人在精神层面上创造和提升，拓展人的精神世界。在人类历史上，这种文化革命最典型的范例就是文艺复兴。那是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把人从中世纪的相对蒙昧中解放出来。我只敢说相对蒙昧，因为中世纪也创造了大量优秀的文化成果。但文艺复兴最重要成果，是让人站在了世界的中央。用布克哈特的话说“文艺复兴的文明第一次发现并充分显示人们全部和丰富形象”。有伊拉斯莫、庞皮纳齐、皮科的思想，但丁、塔索、彼得拉克的诗歌，开创一个新世纪，更有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卡拉瓦乔这些大天才的杰作，真正带来了文化革命。光瓦萨里的艺术家传略就收有二百六十余人的行迹。这个以文艺复兴为名的文化革命，所以之能产生，第一动因是自由的精神创作。但是它却是以人类古代文化遗产为精神来源。
 
问：意大利的文化革命以复兴旧文化为精神来源，可毛的文化大革命却似乎恰恰相反。我记得当时喊得最响的口号是“破四旧”。
 
答：对，这个“破四旧”口号的发起人罪不可赦。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了“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们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这个号召下，文革中对文物，中华民族文化的结晶之肆意毁坏，令人发指，现在想起来都叫人痛心。这是要彻底毁灭中华文明啊，可怜中华三千年衣冠文物遭此浩劫，连蒙古人铁蹄灭宋也未遭如此大难。有后人评元世祖忽必烈“独崇儒向学，混一南北，纪纲法度，灿然明备，致治之隆，庶几贞观”。而文革的发动者对文化本不存一丝敬畏之心，对中华文明生死存亡毫不在意，把这种毁灭文化的运动称做文化革命，只是一种反讽。在毛的心目中，什么文化、文人，统统狗屁。只有造反有理，只有把一切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只有大破而没有大立。看看这个文化革命的成果吧，真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问：听了你的分析，我感觉“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这个概念似乎是个虚假概念，也就是名实不符。它的实际运作和它所指称的东西完全相反。
 
答：对，我确实是这样看。上次我们谈到无产阶级，在中共建政之后，这个概念基本上就用来指工人了。吉拉斯在《新阶级》一书中分析过这个阶层在列宁党国体制下的实际地位，类似于国家工厂中的奴隶，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可能性组织起来向他们的雇主，也就是国家争取自己的利益。所以说由他们来发动、领导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完全是天方夜谭。而革命这个词，从其本源来说，并不仅仅指暴动、改朝换代，它自身中包含着人类争取自由的价值含义。而文化一词，我们上面也分析过了，它的本源是耕种，这意味着一切文化都是一个萌芽生长、保持的漫长过程。象文革发动者所向往的“彻底”、“横扫”几千年的“四旧”，实际上是根本不承认有文化这种东西，更不懂文化有保守、保存、延续的特性，视人类千百年创造积累的财富如粪土。所以“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这个概念的真实含义是由独裁者发动的毁灭文化的反革命运动。
 
问：确实，这个概念流行多年，人们习惯地不去想它，不去深究其真实含义。看来要真正反思文革，还有许多工作要作。
 
答：是啊，列宁式党国体制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需要不停地对国民洗脑，因为稍一放松，自由的思想就要萌芽、传播。而洗脑的第一要义就是指鹿为马。当然，洗脑必要以暴力为支撑，没有暴力，人们不会认可鹿是马。奥威尔在《一九八四年》中极精彩地描述了这个过程。在真理部的墙上刻着三条标语：“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专管仇杀的部门叫仁爱部，专管战争的部门叫和平部。不要以为这有什么荒谬的，久而久之，人的心中会习惯这个叫法并信以为真。但要想保持这种盲信，一定要配之以“仇恨时间”，每天两分钟。时间不必多，盲信的张力就可以保持下去。为了让盲信有效果必须创造一种“新语”，使用这种“新语”，人就能具备“双重思想”，也就是能够“明知是假而信以为真”。“文化大革命”就是典型的新语。这套把戏从列宁建政就开始玩，中共不过是拾其余唾。所以索尔仁尼琴在批判列宁党国体制时，苦口婆心地讲，拒绝谎言是得救的必由之路。为什么暴政之下最爱焚书？因为焚书可以使谎言永恒，因为好书意味着自由思想。毛最得意自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这却是中国大陆人的不幸，在二十世纪还要再受焚书之苦。而今虽不见焚书，但见封网，封网乃焚书之技术版。天下苦秦久矣，不知那些热爱文革的人是否知道自己仍然是大秦朝的那群猴子。
 

文革中国与现今中国比较

以下转贴台湾蔡素蓉（中央社记者）报导:”大陆文革专题之16-回不去了 文革时期与现今中国比一比”
1966年的中国大陆社会处在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旋涡里，数亿民众在红海洋里身陷无止尽的批斗与革命。现今的中国，政治专制，经济迎向资本主义，高喊「中国梦」。以下把50年前文革中国与现今中国做对比。
一．意识形态：阶级斗争为纲VS两个不能否定
毛泽东：阶级斗争为纲
不断发动革命
中共1949年建政以来，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主张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被视为「阶级敌人」，包括「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俗称为「黑五类」，文革时期的「阶级敌人」又扩大成21类。
一旦被中共定义为「阶级敌人」，也就被「非人化」了，「从人籍中开除出去」，他们被规定为专政对象、人民公敌，没有公民权，也没有自由活动、通信、交往权利，须经常向管理者汇报行动与去向。
直至1978年底，中共才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实用主义与习近平的两个不能否定
中共告别「一穷二白」的革命时代后，中共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强调推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专制，经济迎向资本主义，高喊「不管白猫黑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实用主义」意识形态成为主流，这导致全民「看钱看」，民众唯利是图。
毛泽东与邓小平路线与意识形态的扞格，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提出「两个不能否定」，即「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二．街头景象：红海洋VS土豪金
文革社会的红海洋
「红海洋」是文革社会的主色调。城市或农村街头上到处充斥红色标语， 红卫兵则多半穿着绿军装，戴红帽徽、红袖章。
1966年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时，每人手持红旗与小红书，呈现出惊人的红海洋景象。
豪奢消费新势力－土豪金
2013年9月，苹果发表手机产品iPhone 5S时，打破多年只有经典黑色和白色的传统，加了香槟金色，这款产品在大陆热销，被网友形容为「土豪金」，因为金色是身分和地位的象征。苹果说，这种颜色确实为满足中国消费者。
之后大陆不断出现「土豪金」物品，包括黄金跑车、浴缸、麻将、内衣、领带、腕带、钢琴、面膜等。「土豪金」已成为大陆民众展现消费实力的一种代名词。
三．民生经济：物物皆凭证VS光盘运动
文革时期票证下的生活
文革时期大陆城镇居民过着「物物皆凭证」的生活。为实现集体经济，中共1953年起对粮食实施「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政策，城镇居民以户为单位依照粮食户口领取粮票。
除了粮票外，还有肉票、油票、鸡蛋票、糖票等副食品券。工业券则有布票、煤票、肥皂票、自行车票。想要买到任何商品，须同时出具票证与钞票。
豪奢消费社会的光盘运动
在「发展是硬道理」的主流实用主义意识形态下，大陆社会出现比资本主义国家还要豪奢的消费风气，许多「富二代」爱在微博上「晒出」自己的精品包包、衣服等，民众在餐厅用餐请客一定得「阔气」，从不打包食物。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台后，祭出「习八条」（中共中央八项规定），要求党政干部杜绝铺张浪费行径。2013年，大陆社会也自主发起「光盘运动」，号召民众摆酒席，或到餐厅用餐时，吃光盘子里的食物，不要浪费。
四．司法缺失：文革批斗VS媒体认罪
文革时期的批斗大会与公开处决
大陆文革时期，城市每个单位（学校、企业、机关）与农村的人民公社、生产队经常召开批斗大会，公开逮捕「阶级敌人」，然后号召群众，召开批判大会，包括以口号公开叫骂、侮辱、暴力打人、五花大绑游街示众，公开处决或以手、木棍殴打至死的情况很普遍。
由于当初告密文化盛行，几乎什么人都可能被批斗，也有红卫兵儿子告密母亲，而母亲遭批斗处决。甚至连孔子、城隍爷、和尚、修女都遭到红卫兵批斗。
当时最流行「喷气式」批斗姿势，代表「低头认罪」，被斗者跪姿，弯腰90度，双手向后平伸，做成喷气式飞机状，有时背后两名红卫兵会以脚踩住阶级敌人的背，再用力拉扯他的双手以及揪住头发。
现今大陆的文革式电视认罪
中国中央电视台近年来播出许多「电视认罪」的画面，包括播出官方拘捕美国人权组织瑞典志工的认罪影片、香港铜锣湾书店失踪股东桂敏海在镜头前坦承曾酒驾肇事后潜逃出境的影片。
经济学人杂志认为，最近在中国大陆出现公开认罪悔过浪潮，主因是政治，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政权下主导的政策。认罪和悔过植根于共产党历史，是革命领袖统治手段的一部分，这在文革时期经常出现。
被安排大量在媒体前公开认罪的人还包括遭到中共严打的贪官、吸毒艺人、涉及肯尼亚案被关押在北京看守所的台湾籍嫌犯。
五．国际形势与外交政策：输出革命VS一带一路
文革时期中共输出革命与毛泽东思想
中共在文革共段时期外交政策为反苏与反美战略，以及向全世界「输出革命」。
在中共和毛泽东支持下，文革期间，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出现走中国革命道路的毛派。柬埔寨共产党1975年执政后，效法中共，4年内进行激烈社会改造，杀戮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共党干部约180万人。
为输出革命经验，文革期间，中共中宣部大力对外翻译和发行「毛泽东语录」，当时以各种语言发行一百多种版本。
崛起大国的国际话语权与一带一路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任以来，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为彰显「崛起大国」国际角色与区域地位，主导国际话语权，并配合国内部经济结构转型，他提出「一带一路」、「亚太自由贸易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多项国际倡议。
「一带一路」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习近平的作为，似乎代表中共的外交政策已从邓小平的「韬光养晦」，走向主动出击，「自开一盘棋」。
六．文化取向：破四旧VS孔子学院
红卫兵破四旧的浩劫
文革时期，老红卫兵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行为是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行为。
孔子也成为红卫兵破旧的对象。1966年红卫兵聚集10万人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捣毁孔子墓碑在内的1000多座历代石碑、毁坏6000余件文物、毁坏孔庙、孔林、孔府，还在孔子像胸前挂上「头号大混蛋」等牌子，然后拉着孔子像游街示众。
孔子学院成为现今中国新名片
近十年来，孔子又成为大陆对国际营销宣传的好帮手。为推广中国软实力，大陆教育部下属正司级局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管理孔子学院，并在全球各地广设分支机构，强调目标是为推广汉语。自从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2004年11月在南韩成立以来，中共已在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立近500所孔子学院。
不过，孔子学院发展十余年来，一直备受争议。2013年到2014年，在加拿大、美国引发各界热议孔子学院是否为中国政府推行意识形态的工作，以及孔子学院是否干涉海外合作学校的学术自由。

以下转贴台湾蔡素蓉、尹俊杰、张淑伶（中央社记者）报导:”大陆文革专题之17-大陆社会矛盾对立 文革幽灵笼罩”
大陆改革开放后，政左经右，孕育出庞大权贵资本阶级，贫富差距扩大、阶级矛盾对立，使得左派思想重新抬头，连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行事作风也可看到毛泽东的影子。文革幽灵似乎仍笼罩在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身上。
因贪污罪遭判处无期徒刑的中共前政治局委员薄熙来，主政重庆期间，曾一度以「唱红打黑」的「重庆模式」引发风潮。这种以破坏法治为前提的打黑行动，强推红歌文化的狂热意识形态作法，被学者形容为「新文革」。
重庆经济模式曾一度受到热捧，当时「新文革」的复苏与左派学术分子的抬头，无疑的是在「后毛泽东时代」，共党一党专政下，疯狂追求经济成长，导致社会、经济日益不公平的大环境有关。
1981年6月，中共第11届中央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定文革是「由领导人错误发动」，「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对于毛泽东掌政最后10年（1966至1976年）持「全盘否定」。
决议一出，中共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就断然宣布，「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要求「今后作一个共产党员来说，要在这个统一的口径下来讲话。」此封口令无异是禁止反思文革、禁止反省批判毛泽东时代的错误决策。
大陆六四学运领袖王丹告诉中央社，毛泽东是文革的罪魁祸首，「连具体直接第一当事人你都不准批判反思，谈何对这个事件的反思？」「只要你不敢动毛，那谈何对文革的反思呢？」「只要不『非毛化』，就不可能真正揭露文革的真相。」
专研中共党史的中央研究院院士陈永发接受中央社访问时表示，文革的惨烈后果让中共当局了解到阶级斗争这条路行不通，但北京当局深刻理解到一旦讨论到毛泽东的政治责任，就会触及「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
「更何况当初被批斗的党政干部，文革后被平反，官复原职后升迁很快，他们的下一代如今在党国体制中拥有更多的优势，这些掌权者怎么会反思文革呢？」他进一步分析说。
邓小平理解到阶级斗争治国不可行，所以告别革命，也就是大陆民间社会所说的「不折腾」，推动经济改革，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掌权的党内的官僚因而形成了权贵资本阶层。他在政治上则全力捍卫毛泽东建立的党国威权体制，即共产党主导一切的政治体制。
在政治专制、经济改革向资本主义敞开大门之际，对于那场深刻触及中国大陆数亿民众灵魂与肉体的暴力血腥革命，却又没能进行深刻的反省、批判、清理，那对于整个中国大陆社会与民族性会造成什么影响？
「所有人在这几十年里都活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赶紧多捞，赶紧安顿好自己的生活，不要管这个社会。」「你真的到下面走走，就知道，完全一个赤裸裸的丛林社会，大家都信奉丛林法则。」作家陈丹青接受大陆一家出版社访谈时具体形容如今大陆社的会现况。
「当今中国社会充斥『囚徒困境』，一种行为模式对于个人看起来是很理性，但是对个人构成的集体来说却是非理性，最后对于每个人来说也是非理性的。」北京大学教授张千帆曾撰文以这几句话形容现今的大陆社会。
陈永发分析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是要打倒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伪善。不过，「最终共产主义的新道德始终没有建立起来」。文革结束后，大陆社会引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危机、对中共政权的信任危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危机。这形塑了如今大陆社会的现况。
王丹说，文革打破社会的基本道德底线，包括逼迫群众斗群众，破坏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所以大陆现在是『无信任社会』。」
北京学者钱理群曾指出，在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从90年代开始，中国实际进入一个没有思想、没有理论，也没有信仰的时代。失去了信仰、精神的追求、道德的约束，人的行为就只剩利益驱动。
失去了信仰，在全民理性、崇尚权势利益的社会里，2011年广东佛山发生2岁小女童接连被两辆汽车撞倒，18名路人经过却都未及时施救的事件；或是大陆老人在路上跌倒，多半没人要扶等事件，似乎也不令人意外了。
不只社会面的影响，王丹还说，「不要以为文革在中国已经完全消声匿迹，其实文革还在」，个人崇拜、劫富济贫的思想、用运动的方式治理国家，这些都没变，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都还在做这些事情。
许多红二代都当过红卫兵，王丹分析说，「文革对很多红卫兵来说，是他们美好的青春」，他们在1966年至1968年俨然就是中国的主人，这段人生非常辉煌的记忆，「那是毛给他们的」。
他说，红二代从小就把对毛的崇高威望、个人崇拜深深札根在自己心中。毛泽东其实是红二代的精神教父、「共同的父亲」。虽然红二代这批人的父母大多被毛泽东打倒过，按理应该仇恨毛泽东，其实不然。而且红卫兵这一代人的特点就是「毛主义」构成知识结构。
钱理群认为，没有深刻的反思，所以现今中国大陆政治、社会许多层面仍笼罩在文革的阴影下，或者说毛泽东的思想文化已深入整个国民性格当中。
钱理群认为，不根本清理、反省、批判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新的国民性，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毛泽东时代以另一种形式重演，不是没有可能的。他认为，1989年的大屠杀事件（六四天安门事件）就是另一种形态的「文革」重演。
在习近平时代，类似文革的悲剧有可能发生吗？
致力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反右运动、大跃进与大饥荒的大陆学者宋永毅认为，完全一样的历史不可能重演，文革需要毛泽东这样魅力型的领袖，以及个人独裁的成功，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不可能再发生一次文革。
不过，他也说， 「但是，只要天安门还挂着毛泽东的像，文革就不会完全断绝。」历史的回潮，或说某种程度的重复，他认为是有可能的。
王丹认为，若习近平想要复辟文革，那自己这类年龄的人，也就是中共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要全面掌权的「八九年代」的人，一定会想复辟「八九（民运）精神」，届时「就是中国变化的时候」。
政治上，习近平确实是用毛式语言、毛式手法，更加中央集权，严控党内意识形态，例如祭出要求大学教授不能讲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等「七不讲」禁令。另一方面，他也重手打贪，因为意识到共产党的贪污腐败更甚当年文革时期。
不过，习近平今年1月在省部级官员参加的专讨班曾说，「由于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的错误，还发生了文革那样的十年浩劫。」
由上观之，习近平以文革式手法中央集权、重手打贪，似乎在防止文革再起，因为现今大陆社会矛盾比当年文革时期更盛，一旦矛盾被激化，当年「砸烂党机器」的行为，似乎也不是不可能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