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一提起“励志”，就是穷人成大款，草根变明星，寒门做高官。然后回老家盖房子抖威风修祖坟，在城里“驷马高车呈豪快，金屋藏娇生后代”。好像他们的“志”就是升官发财，功成名就，光宗耀祖，传宗接代。这也实在是太糟蹋“志”这个中文字的含义了。说起励志明星的套路也是千篇一律。小时候在村里穷得吃糠咽菜，住的破屋凉炕，出门走在满地鸡狗猪屎的土路上。进城后看见繁华都市车水马龙，霓虹夜景，不禁大喊：“我要有钱”，就被称为“励志”行为。有了钱，不管钱怎么来的，那叫“英雄莫问出处”。志满功成之后，吃的是会所里的山珍海味，宫廷御宴，住的豪宅深院，总统套房，出门则是名车专机，贵宾红毯。那些小编，记者心中的“志”就是如此这班地苟且，他们眼里的“励志”当然就是他们自己梦寐以求的功名利禄了。

中国历史上最不缺的就是“励志”的典范，那些“头悬梁锥刺股”“凿壁偷光，囊萤映雪，闻鸡起舞”的仁人志士，上为报效江山社稷，下为造福黎民百姓，奋发励志，终于成为青史留名的名士先贤。当然，历史上也出现过无数个穷人发财成大款，寒门科考做高官的人物，但是他们励志只为求个人功名财富，不为天下计，时过境迁，早已人与名具朽，消失在浩瀚的历史里。山西晋商那些“X家大院”，如果不是贪官为给自己扬名拍了电影，谁还知道它们的存在。但是“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工部草堂，这些陋室茅棚却千古留名，为后人传诵千年至今。不少名垂青史的励志典范甚至一生都生活得贫困中，但这并不能减少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励志精神对后人的激励，只因为他们胸怀社稷，心忧黎民，志在“兼善天下”而非个人发财。

我以为，中国当代励志的第一典范应该是书法家启功。启功1978年66岁就为自己写下墓志铭，第一句就是“中学生，副教授”，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穷孩子，如何通过自身努力成为副教授，进而成为教授，最终跻身国家级学术代表人物，书法大师，国宝专家，那才是真正称得起当代励志第一人。启功虽然是雍正九世孙，出身于满族正蓝旗，但是他出生于1912年，民国元年。皇室后裔的身份给他带来的不是财富地位，而是灾难和贫困。他一岁丧父，在北京已经无法生存下去，靠祖父接济安排，搬到河北易县投靠熟人，10岁时祖父去世。读到高中，家里已经贫穷到无法继续学业，只好外出做家教补贴家用，后来由祖父门生推荐到辅仁附中，然而，由于他只有初中文凭，两次被解雇。日本人占领北京后，又丢了饭碗，靠卖画为生。启功一岁丧父，姑姑为抚养他这个家族单传，终生不嫁，启功尊称她为“爹爹”。

由于学历、出身等原因，启功一生坎坷。他回忆说：“解放前有人不屑我这个资历不够的中学生，眼皮根本不夹我地把我刷来刷去；解放后又有人鄙视我这个出身不好的封建余孽，舍你其谁地把我批来批去。各路英雄都可以在我面前耀武扬威一番，以示他们强者的‘伟大’与左派的‘先进’。”1958年反右运动已经过去了，但是他杰出的绘画才能使其成了某位党员画家争权夺利的牺牲品，被打成右派。教授降级为副教授。从此以后，启功只写字，不再画画，以避免那些掌握他生死大权的党员画家的嫉妒。然而祸不单行，最爱他的人，也是他最爱的人，相依为命的母亲，姑姑，都在五七年他人生最惨的时候去世了。”文革开始后，他这个封建余孽，牛鬼蛇神，反动右派，理所当然地成为批斗对象。他也只能逆来顺受，挨斗，劳改。然而最侮辱他人格的是强迫他抄写大字报，让慈悲为怀的佛家弟子把书法家的艺术才华用于野蛮的阶级斗争。在那个贫农当道，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焚琴煮鹤的时代，启功悲不能禁，欲哭无泪。

那些从农民成为明星，大款，高官的成功人士，只不过是小时候在贫穷落后地区生活过，但是，贫下中农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他们是“党在农村的阶级依靠力量”，可以对地富反坏右实施专政，对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他们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是：“俺贫下中农大老粗就是要专知识分子臭老九的政”。他们虽然生活贫困，但社会地位高人一等。而启功这样的知识分子，不仅生活贫困，而且精神受羞辱，人格被践踏，身心受摧残，成为贫农出身党员干部和革命左派可以随意欺压迫害，任意凌辱的“贱民”。这种被“打入另册，低人一等”的社会地位，远比贫困更让人绝望。启功等学者承受的不仅是物质生活的艰难，更是渺小的个人面对不可能抗拒的时代悲剧。但是他自强不息，以坚忍不拔的毅力，自学成学术界的最高权威，为社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为后人留下传世的学术成果，不仅赢得了社会的承认，也维护了个人尊严，以中国最后一个诗书画三绝的大师和启体书法名留史册。然而，启功一再声明他不是一个书法家，他说他首先是一个教师，然后勉强算是一个画家，书法只是他的业余爱好而已。这和他的老师，稳坐三十年代中国画坛之首的摄政王孙溥儒观点一样，溥心畬始终不认为自己是书法家或画家，他认为自己经史为上，诗词在后，画在字下。

成名后，钱多了，社会地位高了，那些明星大款做些什么就不要我说了，新闻媒体整天都在报道他们的骄奢淫逸生活，你们自己去看，我只说启功干了什么。从写下《墓志铭》到离世，启功先生度过了人生最轻松、也是最伤感的28年。巨大的荣誉，丰硕的学术成果，令人尊敬的社会地位，花不完的收入。但是，每每想起苦难一生无以为报的亲人，深感愧对相依为命的母亲和姑姑，特别是一起吃苦受难的妻子。当他看到自己花不完的钞票，写下了悲凉凄惨的《中夜不寐，倾箧数钱又作》：“钞币倾来片片真，未亡人用不须焚。一家数米担忧惯，此日摊钱却厌频。酒酽花浓行已老，天高地厚报无门。吟成七字谁相和，付与寒空雁一群。” 启功说：“我的母亲、姑姑、老师、老伴儿活着的时候，我没有钱让他们过好日子；要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呢？我们是有难同当，但没能有福同享。因此我的条件越好，心里就越不好受。我只有刻苦一点，心里才平衡一些。”那些从穷变富的励志典范都是挣钱越多越好，从来没有一个像启功这样因为钱多而心烦的。

1988至1990年的两年中，他奋笔挥毫，创作了二百多幅翰墨丹青，并拿出一万元装裱费。作品在香港拍卖所得的贰佰万元全部捐给北师大做奖学金。校方提出以他的名字为奖学金命名，但启功表示要以他恩师陈垣的书斋名“励耘”命名，以感谢恩师栽培之恩。

启功妻子于1975年去世，她说自己死后，启功一定会在大家的撺掇下再婚，启功发誓说不会。果然此后提亲的，自荐的踏破门槛，有的进门就给启功脚腕上拴红绳。为了表示自己坚定的独身信念，启功把卧室的双人床换成单人床。堵死了这些人保媒拉纤的念头。启功以三十年独身，诠释了对共患难妻子的忠贞不渝的爱情。启功是他家族第二代单传，虽然“妻已丧，并无后”，然而他并不在意。而那些穷乡僻壤的农民却不顾一切拼死拼活也要了生个儿子，哪怕为此倾家荡产。那些官场新贵，土豪明星虽然地位变了，但是在老家养成的小农意识没变，到处养情人繁殖后代，妄图子孙满堂，鸡犬升天。看看启功这样的皇室后胄都不在乎后代香火，无名鼠辈也好意思说什么“无后为大”，你就算有后，也是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君子和小人思维意识的区别正在于此。

那些新贵，土豪，发财了总要找一个同姓的古代名人做祖宗。姓孔就以圣裔自居，姓包就是包拯后代。启功是正宗皇室后裔，却拒绝称其爱新觉罗。凡是写爱新觉罗，启功收的信一律退回。他的祖父毓隆就辞去爵位，科考入选进士再做官的。真有才干的人靠自己的成就说话，不靠祖宗庇荫。只有缺乏自信的暴发户，才会找古代名人认祖宗，没有个历史名人撑腰就觉得没身份。

综上所述，启功出身不仅贫穷，而且政治地位低下，受尽屈辱，而当代暴发户只是出自农村，生活艰苦，但政治地位高。启功的起点肯定比他们低。暴发户翻身后，只是自己有钱有权。享受奢华，并未馈赠社会，造福百姓。那些农民出身的贪官甚至盘剥欺压百姓，为害一方。而启功在诸多领域留下的学术成就将一直为后世学子指引方向。他开创的启体书法，也将长存天地，成为一代又一代书法爱好者的典范楷模。在对社会贡献上，那些靠“励志”而爆发的新贵可以说无一处可与启功比肩。至于人品，启功是高耸入云的巍巍青山，令后人高山仰止。暴发户则还是他们老家村边地头的一抔粪土，被乱风吹回田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