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朝演義五一： 火候已到命紅衛兵公開喊倒劉   不滿陶鑄讓紅桃四瞬變黑桃三

巴山老狼  著

第七篇：  中華民族第三次大劫難  文化大革命狂飆（上）  從炮轟劉少奇到“九大”

第五十一章   火候已到命紅衛兵公開喊倒劉   不滿陶鑄讓紅桃四瞬變黑桃三

就在紅衛兵們把中國鬧得烏煙瘴氣的時候，毛澤東不失時機地於提出了“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口號，把目標公開指向了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

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毛澤東在北京主持了中共中央會議，其內容就是“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此會原定開七天，由於許多到會官員對毛澤東的文革很不理解，結果開了二十天。

鑑於會議初期許多發言者沒對毛澤東的文革表態支持，十月十六日下午，毛澤東特意安排時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陳伯達作了題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的報告。陳伯達的報告高度評價毛澤東支持煽動的紅衛兵運動：“偉大的紅衛兵運動震動了整個社會、震動了全世界，紅衛兵運動的戰果輝煌，可以無愧地說：整個文化大革命運動比巴黎公社、比十月革命、比中國歷來幾次大革命的群眾運動都來得更深刻、更洶湧澎湃。這是國際上更高階段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文中引用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點名攻擊劉少奇、鄧小平。（此前毛澤東出於策略上的考慮，不讓《炮打司令部》大字報傳抄，不准公開張貼劉少奇的大字報）這此會議後，毛澤東的大字報傳到了社會，紅衛兵開始張貼“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大字報，打倒劉少奇、鄧小平很快成了最時髦的革命口號。

十月二十三日，劉少奇、鄧小平在大會上作檢查。

劉少奇的檢查主要談了幾個問題：一、毛澤東《炮打司令部》中所說的“五十多天”的問題。劉少奇按毛澤東的口徑，沉痛地承認錯誤，承認站在了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了資產階級專政。二、按照當年自己整彭德懷等人新賬老賬一齊算的辦法，主動地將歷史上自己犯的錯誤羅列出來，以示檢查的誠意。三、尋找自己犯錯誤的原因，由於不理解這場文化大革命，錯誤估計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形勢，思想上資產階級世界觀還沒有完全改變過來。最根本的是沒有學好和掌握毛澤東思想。

劉少奇檢查初稿本來早已寫好，並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為此專門批示：“少奇同志，檢查寫得好，很嚴肅，特別是後半段更好。”

 毛澤東的批示和顏悅色，給人以做了檢查就完事的印象，看不出其中有什麼殺機。而且就在劉少奇、鄧小平作了檢查後的第二天，毛澤東還說：“你們過不了關，我也着急呀！時間太短，可以原諒，不是存心要犯路線錯誤，有的人講是糊糊塗塗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劉少奇同志、鄧小平同志，他們兩個犯錯誤也有原因的。……我是不要打倒你們的，我看紅衛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們。”

此時的毛澤東裝出一副要“看在黨國的份上伸出手來拉兄弟一把”的樣子。毛澤東比戲子們更會偽裝。

十月二十五日，林彪講話後，毛澤東再次發表講話說：

“想要使國家安全，鑑於斯大林一死，馬林科夫接不住，發生了問題，出了修正主義。就搞了一線、二線，現在看來不那麼好。我處在第二線，別的同志在第一線，結果很分散。一地  就不那麼集中了，搞了一線、二線，出了相當多的獨立王國，所以十一中全會對一線、二線的問題就做了徹底的改變。”

“我也有責任，為什麼說我也有責任呢？第一是我提議搞書記處，政治局常委裡頭有一線、二線，再就是過於信任別人。”

“引起警覺還是“二十三條”那個時候。”

“從許多問題來看，這個北京就沒有辦法實行解決。中央的第一線中存在的問題就是這樣。所以我就發出警告說：北京出了修正主義怎麼辦？這是去年九、十月間說的。我感覺到在北京我的意見不能實行，推行不了了。”

 毛澤東這些講話又與在劉少奇檢查上的批示內容完全不同。

十月十八日凌晨，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在北京大街上喊出了打倒劉少奇的口號。

同日下午，清華大學貼出了打倒修正主義的總頭目劉少奇的大標語。十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組織部的一些人向毛澤東送決心書，表示堅決揭發鬥爭劉少奇、鄧小平。

十一月二日，中共中央組織部貼出大量批判劉少奇、鄧小平的大字報。

十一月八日，聶元梓等人貼出《鄧小平是黨內走資派》的大字報。

……

但此時毛澤東又指使江青出面說：“現在搞他們不合適。不策略。對於他們在黨內黨外的影響，群眾還需要一個認識過程。”隨後派陳伯達去制止紅衛兵貼“打倒劉少奇”的大字報。

進入十二月份，形勢已經出現了令毛澤東可喜的變化。在全國最大的工業城市上海，經張春橋、姚文元秘密活動，工人已經成立了全市性的造反組織，在全國每一個角落，經中央文革的煽動，工人、農民、市民都成立了形形色色的革命造反組織，公開倒劉的時機和條件已經成熟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份，毛澤東在不同場合作了許多有關倒劉的重要指示：

“要批判《論共產黨員修養》，要進行全國性的大批判。”

“兩條路線的鬥爭實際上是在‘文化大革命’更加尖銳、更加集中地暴露出來罷了。其實它是長期存在的東西。”

 “單反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是不夠的，還要反我們黨內的修正主義，不然的話再過多少年，中國的顏色就會改變。到那個時候就晚了，過去做了一些，只是修修補補。沒有當作整個階級鬥爭去做。”

 “上海的形勢大有希望。工人起來了，學生起來了，機關幹部起來了。‘內外有別’的框框可以打破了。”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它觸動到人們根本的政治立場。觸動到人們世界觀深處，觸動到每個人走過的道路和將要走過的道路。觸動到整個中國革命史。這是人類從未經歷過的最偉大的革命變革。它將鍛煉出整整一代堅強的共產主義者。”

 十二月六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作了有關劉少奇、鄧小平問題的報告，他說：“劉、鄧的問題不僅是五十天的問題，而是十年、二十年的問題。工交戰線受劉、鄧影響很大。要讓文化大革命席捲全國，現在需要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不是被動，而是主動地讓這個革命席捲全國，要讓它席捲每一個領域。不是擋的問題，而是有意識地把它擴大起來。深入起來堅持下去。要批判當權的黨。文化大革命是對全黨的批判運動，批判幹部的運動。”

 請注意林彪的“批判全黨、批判幹部”的運動一說。此話一出，中共各級官員難逃一劫！

十二月十八日，毛澤東秘密指令中央文革的康生、江青、張春橋等人成立“王光美專案組”，對外稱“中央辦公廳丙組”。幾個月後改成“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對外稱“五○四”組。周恩來任組長。劉少奇夫婦的問題已從一般意義上的打倒變成了秘密處死式的政治謀殺。

就在專案組成立的當天，毛澤東密使張春橋把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的頭目蒯大富請到中南海，密謀打倒劉少奇的戰略部署。張春橋對蒯大富說：“從全國來講，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然很猖獗，現在不是要深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中央那一兩個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至今不投降。你們革命小將應該聯合起來，發揚徹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們搞臭，不要半途而廢。”

 十二月底，江青到清華大學對蒯大富等人說：“劉少奇問題的性質早定了，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對他的處理只是時間問題。現在怕老百姓一下子轉不過彎來，得一步一步來。”

在江青、張春橋的策動下，十二月二十五日，蒯大富組織六千多人的隊伍，在北京大街上舉行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遊行隊伍以廣播車為先導，所到之處即刷出“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大標語。廣播車喊着“全國人民起來，徹底打垮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劉少奇是中國頭號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等口號。此後“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大標語和大規模的遊行漫延到了全國各地。

這首次“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示威遊行的時間是毛澤東生日前一天，這精心的安排是為毛澤東的生日獻上了一份政治厚禮。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澤東的七十四歲生日。與往年生日請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共要人赴宴不同，這一年的生日只有毛澤東中央文革小組幾個要員們參與。席間當眾人舉杯共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時，毛澤東舉杯答道：“祝展開全國全面內戰！”

毛澤東這個魔鬼發動的文革目的不止打倒劉少奇等人，還要將全國人民拖入內戰深淵！

為配合倒劉的戰略部署，毛澤東指使陳伯達一手控制的輿論工具大造“天下大亂，全面內戰，奪權，斗走資派……”的輿論。《人民日報》、《紅旗》雜誌於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發表社論聲稱：“一九六七年將是全國全面展開階級鬥爭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將是無產階級聯合革他革命群眾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將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清除它的影響的一年。”

 在令人眼花繚亂的中共高層內鬥中，時任中共第四把手的陶鑄又莫明其妙被打倒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四、五、六三天的下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由林彪主持，毛澤東未露面。

十二月六日的會上，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發言，攻擊時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顧問、中共第四號人物陶鑄，指責他“用生產壓革命，壓制文化大革命。”這既是給陶鑄一個警告，也是發出了一個信號：陶鑄已失寵了。

陶鑄於一九二六年入黃埔軍校，在軍校內加入共產黨。一九三三年被捕入獄，一九三七年因抗戰而釋放出獄。先在共產黨領導的新四軍中任職，一九四五年隨共軍挺進東北，先後任共產黨遼北、遼吉、遼東等省委書記，後又在林彪軍中任縱隊政委，野戰軍政治部副主任。共產黨奪取政權後先後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中南局第一書記，六六年五月奉調中央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破格提拔陶鑄，成了中共排名第四的政治局常委。

陶鑄在毛澤東發動文革的關鍵會議――五月政治局擴大會議時上調中央，其意義非同尋常。由於陶鑄在歷史上與劉少奇有矛盾，起用他的目的就是利用陶鑄作為打倒劉少奇的工具。

陶鑄失寵的最先起因大概是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這次會上毛澤東指使夫人江青私下找到陶鑄，要陶鑄在會上打頭陣，向劉少奇、鄧小平開炮，但陶鑄以剛進中央，對情況不了解為由拒絕了。但毛澤東此時對陶鑄還是抱有厚望，會後讓陶鑄高升為四號人物。

提升陶鑄不僅是一種信任，而且是對他的一種嚴峻的考驗。

但陶鑄的表現實在令人失望。

十月一日國慶時，陶鑄為了讓鄧小平在報導中見報，指令下屬搞“換頭術”。（本來沒在天安門上拍有鄧小平的照片，用剪接手法將鄧小平的頭像換在了別人頭上。）

十一月二十一日，陶鑄又說：“劉少奇和鄧小平同志的路線錯誤是需要批判的，但是他們是打不倒的，他們的錯誤是認識問題，還是人民內部矛盾。我很不贊成有些人給他們張貼大字報的作法，這和中央的精神是不一致的。你們要問我對劉少奇、鄧小平的態度，我可以坦率地告訴你們，我是要保的。”

後來在上海的安亭事件（後面將介紹）中陶鑄又對毛澤東的意圖不理解，不准成立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組織，要抓革命、促生產。在接見紅衛兵造反組織時，又說這個不能打倒，那個需要保護。這與毛澤東的“開展全國全面內戰”的方針大相徑庭。其人的倒台就是必然的了。

陶鑄的高升很突然，陶鑄的倒台也令人吃驚。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江青、陳伯達接見群眾組織時宣稱：陶鑄背着中央文革小組獨斷專行，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要將其揪出來。而就在此時陶鑄還在另外一個地方接見群眾造反組織，向他們發指示！

當晚九點，中南海西門外的高音喇叭突然開足音量，高喊着“打倒陶鑄”的口號。並宣讀了江青、陳伯達的講話內容。就這樣，堂堂的中共第四號人物瞬間就倒台。

一月八日，毛澤東在中央會議上就陶鑄問題發表講話說：“陶鑄問題很嚴重。陶鑄是鄧小平介紹到中央來的，這個人不老實。當時問陶鑄怎麼樣，鄧小平說還可以。陶鑄在十一中全會前堅決執行了劉、鄧路線，在紅衛兵接見時，在報紙上和電視上都有劉、鄧的照片，這是陶鑄安排的，陶鑄領導的幾個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要這個部、那個部。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也管不了，你們管不了，我們管不了，可紅衛兵一來就管住了。陶鑄的問題我們沒有解決，你們也沒有解決，紅衛兵起來就解決了。”

毛澤東的講話列舉了陶鑄的罪狀，說明了下台原因，且帶有對陶鑄個人品質的貶低，不知陶鑄是否就象毛澤東說的那樣不老實？

自此以後，陶鑄的名字就與劉少奇、鄧小平緊緊相連，“打倒劉、鄧”的口號變成了“打倒劉、鄧、陶。”陶鑄由“紅桃四”瞬間變成“黑桃三”。陶鑄倒台使毛澤東收到了殺一儆百的效果，掃清了打倒劉少奇和大大小小的共產黨官員的障礙。

陶鑄被打倒後，毛澤東並沒有就此罷休。一年後，《人民日報》發表經毛澤東大筆刪改的姚文元文章《評陶鑄的兩本書》，陶鑄又被扣上“叛徒”帽子。此時被關押的陶鑄悲憤萬狀，寫詩一首：“性質縱已定，還將心肝掏。萇弘血化碧，哀痛總能消！”陶鑄兩年後身患癌症，淒涼地死去。

在此要書一筆的是林彪。在陶鑄被毛澤東宣判了政治上的死刑後。林彪居然把陶鑄召進家門，不但多方安慰他，更勸他“要忍耐，要等待。”

 在一片打倒聲中，中共高層的賀龍又倒台。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林彪在軍委會議上說賀龍是“大土匪、大軍閥” ，由此成了打倒對象。紅衛兵遂揪斗賀龍。弄得賀龍東躲西藏。因周恩來是賀龍的入黨介紹人，賀龍逃到周恩來家中隱藏。但此時周恩來已經被毛澤東封為“賀龍專案組組長”，又怎敢護着賀龍？周恩來好言哄着賀龍把他轉移到北京郊區某軍營。幾天后，周恩來對大群紅衛兵說：賀龍是個三反分子，要把他抓起來。隨即賀龍被捕。

關於賀龍的失寵，原因也較複雜。官方有多種說法：

其一，兵變說。賀龍於六六年二月調一個團到北京郊區某中學駐紮數月，被毛澤東懷疑想搞兵變，而被捕。與賀龍同時被捕的還有其老部下、銜授大將、時任國防部副部長、裝甲兵司令的許光達。

其二，猜忌說。賀龍在一九六四年訪問蘇聯，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對賀龍說不要讓赫魯曉夫和毛澤東破壞我們的友誼，現在我們已把赫魯曉夫搞下台，你們也該把毛澤東搞下台。此事雖然周恩來當即提了抗議，蘇聯方面也道了歉，但毛澤東由此產生了猜忌，因而把賀龍搞下台。中共黨史專家王年一就是持這種觀點。

其三，文革後，筆者在某書店見一雜誌上介紹，賀龍在紅軍時期與蔣介石有過來往，曾一度想投降蔣介石，因蔣介石出價太低，只同意封賀龍師長之職。而賀龍則非軍長不干。雙方談崩。毛澤東開國後，蔣介石派出與賀龍聯繫投降事宜的當事人被捕。特赦後偶然與賀龍見過一面，當時雙方均吃驚不小。聯繫人怕賀龍殺人滅口，日夜提心弔膽。死前將當年與賀龍聯繫投蔣一事告訴了兒子。其兒子在文革初向共產黨地方組織檢舉了此事，因此賀龍才被毛澤東搞下台。

以上三種說法孰是孰非，不好判斷。第一種說法來自於官方，但兵變一說實在是無稽之談。當時毛澤東為搞文革，已預先將林彪嫡系的三十八軍調到北京，就是為防兵變，賀龍以一團兵力想搞兵變實在是天方夜譚。按照當時毛澤東的規定：林彪能調動的軍隊僅一個師，賀龍和其它軍委副主席只能調一個團。文革開始後毛澤東更是規定凡調動軍隊一個排都要經他本人批准。所以賀龍搞兵變一說實在站不住腳的。第二種說法是中共黨史專家王年一在其《大動亂的年代》中的觀點，此說似乎也難以服人。因賀龍當即向周恩來和毛澤東等人報告過此事，中方也提了抗議。再說賀龍能吃幾碗乾飯毛澤東能不知道？就算借十個膽給賀龍諒他也不敢。第三種說法雖近於荒唐，但這卻不能排除其可能性。人的本性是軟弱的，在惡劣的環境下產生動搖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此事缺乏旁證。聯繫人又早已死去，毛澤東為此事整賀龍是有可能的。但永遠也找不到真實的證據。賀龍兩年後因糖尿病死在獄中。一九七五年，毛澤東又為賀龍來個“平反昭雪”。當然平反時又把一切罪過推在了林彪的身上。

其它中共大大小小的官員被打倒者就簡直多如牛毛，數不勝數。其中被斗死的有東海艦隊司令員陶勇，煤炭部長張霖之、衛生部長傅連璋等人。衛生部長傅連璋一九三四年在瑞金曾救毛澤東一命。被關監後，親筆致函毛澤東哀求說：“我當年曾救過你一命，也請你看在當年的份上救我一命吧。”但毛澤東一個字也不回，不理不睬。傅被活活斗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