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穿着一身囚衣，步入报社大门被收发室工作人员挡住了：“你找谁？”我道：“不找谁！回来报到。”收发久久地盯住我，狐疑地问：“报到？报什么到？你姓啥？”我大声道：“我是报社记者，叫黄泽荣，平反了，才赶回成都……”他一下上前抓住我双手，笑着大叫：“你就是黄泽荣？知道，知道，还有个名字叫晓枫对不？”兴许我“平反”回来的亊，报社人事部门早向他们说了，很难想到就是这个一衣囚衣的黑大个！他立即拨通电话，对看话筒高声喊：“宋主任，黄泽荣同志回来了……”
报社一下砸了锅，“晓枫回来了”消息似一阵风，很快传遍上上下下，好些人涌到大门口，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同情、怜恤、叹唶、眼泪，很难说清各种各样的复杂心情，有几位女同志在低声议论：“整得太惨了，人黑得像砣煤炭”，“我的妈，整整二十三年呀！这日子咋过出来的”“……”
同情归同情，政策归政策。按规定，他“平反”回原单位，不但原职原薪，还得干原来的编辑记者。走时，他是个翩翩英俊青年，归来的今天，两鬓己银丝闪闪，分配工作，也真有点麻烦。
好心人问：“被关了23年的他，会不会关傻了？究竟还能不能当记者和编辑，这可要考察一下才拍扳。”
不说不欢迎他归来，可欢迎的方式却令人心酸。有人让他写诗，试试他的思维和神经有没有错乱；有人让他写篇文章，考考他和现代人之间有没有共同语言。没有人把他当猴耍，也没有人把他当成出土文物来看，可这样的考察，真叫人浮想联翩！
他没有计较，也没有怨言，回想十年动乱，他知道，“大家啊都被生活欺骗，空耗了整个年华青春！”“死去的含着冤，活着的留下恨”，他所希望的是“人们啊，切不要再去砍杀争斗，要珍惜和平幸福，友谊爱情”。他拿起笔，没费多大力气，就写成了一首诗，写成了一篇文。诗在《星星》诗刊上发表了，文章登在《成都日报》上，人们看到他思维正常，神经没有错乱，不像“出土文物”，这才相信他仍然可以从事新闻采访和编辑工作。当然，也有的朋友觉得他名声大、级别高、资格老，是1954年就入了作家协会，后来还上了十四家高等院校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人物，原来又是文艺部的笔杆子，曾列席编委会，怕回到报社后工作不好安排。然而，晓枫没有要求当官，他甘当别的助手，那怕是为编辑筛选稿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