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克西使团—1944年美军观察团出使延安

戴维•巴雷特

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中国研究专刊第六号》。

纪念亨利•惠特思上尉，

他在迪克西使团工作期间，死于敌人枪弹之下。

虽然中国研究中心对这套专刊论文的选辑负责，但文章观点和确切陈述之责任，则由作者自负。

作者致谢： 兹感谢由社会科学研究会和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组成的当代中国问题联合委员会对写这部回忆录所给与的资助。同时也感谢摄制书中照片的中共摄影师以及把它们赠送给我作为共同生活留念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第六章 赫尔利将军访问延安

被我戏称为“伤小鸭”的那架把我们紧急迫降在延安的飞机，9月23日飞回了重庆。为了修复重伤的飞机，重庆专门派来了工程技术人员。修理期间，它一直停在露天机场上，俨然是一个诱人的轰炸目标。照理说日本人应该知道这架飞机，但轰炸机并没有出现。在“伤小鸭”未愈之前，总部另派了一架飞机往返于延安与重庆之间。

在延安，重庆飞机到达从来就是一件大事。11月7日下午，我和周恩来与一大群中美观众一起，在机场上迎接飞机。飞机停稳，机仓门打开後，玄梯上出现了一位高个子，灰头发，具有军人风度，极其英俊的男子。他穿着一套剪裁异常讲究的制服，胸前挂满军功绶带。从这些绶带判断，他似乎参加过除谢司起义外美国历史上所有的战争。这位不速之客就是罗斯福总统的特使，帕特里克•赫尔利少将。关于他的到来及其目的，显然没有人想到要通知我们。然而不久以後，我还是从工作中了解到，他的使命是调解国共之间的纠纷。

显然，周恩来对这位军人风度十足、衣着华丽的贵客出现吃了一惊。他立刻问我他的身份。我告诉他，这是赫尔利将军。多年前，当他还是陆军部长时，我曾在纽约见过他。“请你替我留住他，我去叫毛主席。”周一面说，一面匆匆离去，消失在尘埃中。

不一会功夫，毛、周乘坐延安唯一（至少就我所知是唯一的）那辆破旧篷车出现在机场上。车後面跑步跟着一连步兵，显然是从机场附近的兵营中匆忙召集而来。当毛按礼节欢迎赫尔利将军时，士兵作仪仗队展开，准备接受检阅。检阅开始，仪仗队指挥向赫尔利致敬，赫尔利向他回礼，就在这时，他突然挺直身体，憋足劲，发出了一声震耳欲聋的印第安狂啸（WARWHOOP）。我永远不会忘记毛、周在看到赫尔利将军这一完全出乎意料的举动时脸上显露出的惊讶神色。

检阅完毕後，我们乘车离开机场。毛和赫尔利爬进驾驶室，我挤坐在他们之间充当翻译。赫尔利将军讲话妙趣横生，表达方式独特，为他翻译颇为困难。此外，他联想极为丰富，说话时思路令人难以捉摸。看见路旁的农夫会使他想起他在俄克拉荷马州老朋友的轶事，而这些轶事对毛来说很可能毫无意义。看见一头受惊的驴子和一个老农闹别扭，他对老农大叫：“查利，给它那边一下子！”要使毛、周对赫尔利这些一时冲动所发的议论有所理解，必须依靠敏捷的思维和意译。

赫尔利将军和他的秘书史密斯中士的窑洞陈设简单，同观察团其他成员的住所一样。我不知道赫尔利对这种斯巴达式的生活是否习惯，因为他从未对我说过。 到延安後不久，赫尔利在一次谈话中特意告诉我辛克莱石油公司曾出资100美元，请他就1930年代墨西哥政府没收了该公司资产一事与墨西哥政府谈判。他接受委托，成功地达成了一项解决方案。听了他的叙述，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国共两党也许并不像墨西哥和辛克莱公司那样急于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从而他在延安的调停使命也未必那么简单。

在国务院出版的《1944年中美外交关系》一书中，人们可以看到一份赫尔利与毛和其它中共领袖会谈的详细报告。报告来源没有披露，但据我所知，它出自于史密斯中士的手笔。至于这份报告最终怎样到了国务院，我则不得而知。

如果杰克•谢伟思出席这些会议的话，他可能会做出一份详尽的会议记录。遗憾的是，他当时正在华盛顿。我不会速记，但利用中英对译所需的间歇，我也满可以作一份颇为正确的会议记录。我没有这样做，因为这不符合我的身份。

赫尔利将军成功调解辛克莱石油公司和墨西哥政府冲突的叙述，在我听来有几分吹牛。然而，他在1944年11月8日早上同毛和其他中共领袖展开第一轮会谈时的风度，却给我留下了一个很好的印象。

会议开始，赫尔利开门见山地指出，美国对国共两党一视同仁，它无意干涉中国内政，而只是希望尽快促进日本投降。此外，他还表示他深信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是真挚的爱国者，都希望看到自己的祖国的和平统一。随後，赫尔利将军向毛泽东主席递交了一份有谈判条件的声明书。赫尔利声称，蒋介石已同意，在不违反这些条件的基础上，可以和共产党达成协议。

在《1944年中美外交关系》一书的559页上，有这份赫尔利起草的，名为“协议基础”的文件，日期是10月28日，没有注明由重庆转送国务院的途径。我推测这份文件就是赫尔利在11月8日会议上交给毛的那份有蒋的条件的声明。然而，当时我只是听到宣读这些条件，没有机会过目，因而并不确定声明确切的措辞。

赫尔利将军交给毛泽东主席的这份文件，也可能是《中国政府代表修正案》。在上述一书第666页上，可以看到它的全文。这份文件实际上是国民政府官员对赫尔利“协议基础”提出的修正案，11月7日签署，很可能是为赫尔利的延安之行而特意准备的。然而，就实质内容来说，赫尔利的原始草案和重庆国民党官员提出的修正案并无本质区别。

“修正案”全文如下：

1.为尽快打败日本和重建中国，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将共同致力于全国一切武装力量的统一。

2.中共军队将遵守和执行中央政府和它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命令。

3.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支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原则，为在中国建立一个民有，民享，民治政府而努力。两党将遵循旨在促进政府中的民主之发展和进步的各项政策。

4.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和一支军队。共产党军队全体官兵，一经中央政府承认，立即一律按国民政府军队的同等待遇领取薪俸，他们所属部队亦按照同等待遇领取武器装备。

5.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中国一切政党均享有合法地位。

上述某些条款的措辞，尤其是“民有，民享，民治政府”，“旨在促进政府中的民主之发展和进步的各项政策”这两部分，明显具有美国政治文件的风格。

这些不同寻常的措辞显然没有逃过毛的注意。草案刚一读完，他立即提问，五点建议代表谁的观点。赫尔利表示，它们是他个人的意见，“但经过了我们大家共同磋商”。按逻辑推测，这里“我们大家”自然应该包括蒋介石和他的某些顾问。然後，赫尔利又以在我看来相当公正无偏的态度宣称，这些条件并不具有最後通牒的性质，它们仅供毛泽东主席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开诚布公地讨论。根据史密斯的报告，这时我告诉赫尔利，我认为毛泽东想知道的，是蒋介石是否真的已经全部同意了以上条款。将军对此做了肯定的答复。

当毛询问五点建议代表谁的意见时，我曾觉得这种做法似乎有些粗暴。然而在读过条款原文後，我感到他是对的，文件的语言风格的确与通常人们所知的蒋介石的风格有所差异。

当天下午，举行了第二轮会议。在我看来，第一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赫尔利将军向共产党转达美国政府意愿，真诚地希望促成国共合作。他强调，美国这样做，并不是想干涉中国内政，而是为了整个对日战争的利益。在下午的会议上，程序发生了变化，毛取赫尔利而代之，成为了会议的中心人物。

在短暂但温和的揶揄挖苦之後，木制的开始抨击蒋和国民政府。他断然指出，正是国民党在反对中国的统一，因为它顽固地拒绝同中共达成协议。他宣称中国必须有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和其它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并必须就此目的改组现政府。毛坚持认为，蒋早已下定决心，要把这种改组推迟到日本投降以後，如果让蒋一意孤行下去，它将导致现政府的崩溃。

毛泽东直截了当地断言：国民政府军队已不能作战。它的195万军队中，77万9千被用于监视共产党，其余的则在最近与日本进行的一系列战斗中溃不成军。另一方面，毛强调说，共产党军队却在全力抗战，牵制了在华日军的大部分兵力。

至于谈到共产党军队和国民党军队按同等待遇领取薪俸的建议，毛表示，他对此不感兴趣。国民党士兵的薪俸几乎不够买一包中国香烟。共产党士兵丰衣足食，生龙活虎，他们则衣衫褴褛，饥寒交迫。在国民党军队中，许多人生病，身体虚弱得甚至不能胜任一次短途行军。

我同意毛关于国民党士兵状况的某些评述。我深知他们的生活。他们领取的贬值货币几乎等于一张废纸；食物中严重缺乏必要的维生素，定量少得可怜；服装的质量也极其低劣。我曾不止一次地亲眼看见行军不到一英里就倒毙的士兵。然而，就共产党自己的利益而论，我认为毛这样抨击国民党是失策。因为在谈判一开始就发表这样的长篇演说，激烈谴责抨击蒋介石和国民党，很可能会使赫尔利对共产党形成偏见，从而不利于他们的整个事业。

针对毛对蒋和国民党的严厉批评，赫尔利立即指出，国军最近在缅甸北部和萨尔温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正是为了准备这些战役，国民政府才被迫从华中前线撤出了部分人员装备，从而导致了这一地区战事失利。他说他感到毛刚才对蒋和国民党的攻击听起来刺耳，很象是中国的敌人或是希望中国永远分裂的人说的话。

根据我的观察，赫尔利的这一番话对毛泽东显然有所触动。无论这位中共领袖在其他方面有什么缺点，在他的一生中，还没有人谴责他愚钝。短暂的犹豫之後，他开始猛烈回敬赫尔利。“将军”，他说，“刚才我就蒋介石和国民党所说的那些话，罗斯福总统，丘吉尔先生，孙科博士和孙中山夫人也都说过。难道你认为这些人也都是中国的敌人吗？”

面对毛的反诘，赫尔利表现出高度的谈判技巧。或许是因为明显地感觉到继续这种争论的无谓，或许是认识到毛反诘的力量，他采取了新策略，宣称他误解了毛的意思。他还在回答毛的一个特殊质询时承认，国民政府内部是存在着某些腐败现象。

赫尔利将军的明显让步，承认毛缔造和平的努力和继续抗战的诚意，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谈判的气氛。随後，他告诉毛，为表示与共产党达成协议的诚意，蒋介石准备允许他们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占一席位，共同指挥全国的军队。

毛当即对这一建议表示蔑视，干脆地宣称这种席位毫无意义。当赫尔利反驳他，说这至少可以使共产党有一只脚迈进国民政府的门槛，获得一个立足点时，毛反驳说，如果一个人双手被搏，纵使有一只脚取得了立足之处，也无济于事。然後，赫尔利又宣称，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占一席位，将会使共产党取得对一切重大军事计划和行动的支配审理权，对此毛也嗤之以鼻。他断言，不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许多委员对该会的活动毫不知情，而且委员会本身也很久没有召开过会议了。

接着，赫尔利将军采取了一个在我看来是明智的策略。“主席，”他说：“如果你认为蒋提出的条件不够公平，你不愿意按此条件参加联合政府，那么，你希望的条件到底是什么呢？”

毛泽东回答赫尔利说，他需要时间仔细考虑并同其他共产党领袖一起研究这个问题。在早些时候，他曾表示过，只要不造成抗日根据地军队的分裂和放弃民主原则，中国共产党愿意就它同国民党的分歧进行谈判。他建议下次会议在第二天下午举行，并答应在这次会议上提出共产党方面的条件。

11月9日上午，我同赫尔利将军进行了愉快的交谈，并带他乘使团的吉普车观光了延安城及近郊。在下午的会议上，赫尔利接到了共产党的提议。关于这份提议的条款，在国务院出版的《1944年中美外交关系》一书中并无记载。根据我的回忆，在他们首次提交赫尔利将军时，我也没有机会过目。

然而，我清楚地记得，赫尔利将军在读完条款时说：“实际上，这些条件在我看来是完全公正的。但我认为它们还不够充分，还可以补充。如果毛主席不反对的话，我想对它们仔细进行研究，然後把我的意见在每天早上的会议上提出来。”

听到赫尔利要补充他们提案，共产党领袖似乎有些惊异，但并没有反对。于是我们再次休会，商定在第二天早上举行最後会议。

在我看来，直至这时为止，赫尔利将军一直相当巧妙地坚持着谈判的原则立场。纵然在他反对毛对蒋及国民党的严厉抨击，宣称毛表现得象中国的敌人，从而引起後者的反诘，以至于他不得不规避以後，情况也仍是这样。但是，随即他提出要进一步补充共产党的条件，换句话说，制定对共产党更有利的条件。这时，我感到他已失控，开始对共产党产生了过分的好感。

我不是一个律师，也不敢自夸具有中国人称之为“和事佬”的调停者的特殊资格和才能，但我认为，调停——尤其是调停象国共这样两个尖锐对立，相互极不信任的政党——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在一方提出议案，而另一方还没有机会审阅它们之前，最好不要提出修正案，尤其不要提出有利于提案一方的修正案。说实话，如果不是亲眼看见，我一定不会相信赫尔利将军会那样轻率行事。

根据史密斯中士关于赫尔利第一次访问延安的记录（见《1944年中美外交关系》第674页--），11月9日下午的会议讨论了共产党方面的提案，并根据赫尔利的建议对该提案做了修改。然而，我却清楚地记得，在指出共方提案公正却不够充分并建议对提案条件加以补充之後，他把提案带回住所进行了研究。赫尔利修改案的提出，是在11月10日上午举行的最後会议上。

後来以共产党“五点建议”而知名的这一提案条款如下：

1. 为尽快战胜日本，重建中国，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将共同致力于全国武装力量的统一。

2. 现国民政府必须改组为包括各反日政党及非党派政治团体代表参加的联合政府。颁布并有效实行一项有助于军事，政治，经济及文化事务改革的民主新政策。同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必须改组为由各抗日军队代表组成的联合政府军事委员会。

3. 联合政府支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原则，在中国建立一个民有，民享，民治的政府。联合政府将遵循旨在促进民主和进步，建立公平和正义，良心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和结社自由，保护公民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人身不受侵犯的权利及自由居住的权利的政策。联合政府还将遵循旨在有效地保护人民，使之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的政策。

4. 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必须遵守和执行联合政府及它领导下的联合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受到此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承认。一切外国提供的物资在各军队中平均分配。

5. 中国联合政府正式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所有反日团体的合法性。

上述条款漂亮的意大利字体显然出自于赫尔利将军的手笔。如果到会的共产党人事先从没听说过美国宪法中的权利法案，那么，乘此良机他们可以好好补上这一课。中国人在传统上并不习惯于用面部表示感情，然而这一次，即使从表情上判断，也可以看出他们是高兴极了。他们知道，赫尔利来延安前曾同蒋介石仔细磋商过，所以很可能曾预料他会对他们的条件提出保留意见。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赫尔利竟这样慷慨地答应并补充扩大了他们的条件，以至于实际上把美国宪法中美国人享有的一切权利都包括了进去。在赫尔利修改草案宣读後，11月10日上午的会议简直变成了一场爱情盛宴，所有人都兴高采烈，整个会场充满了亲切友好的气氛。在这片欢乐的海洋中，只有一滴苦水——那就是迪克西使团指挥官的担心。他不合时宜地指出，所有这一切，还有待于蒋介石的批准同意。

宣读赫尔利修改案和爱情盛宴持续了很长时间，以至于我们准备出发到机场时，吃午饭已经来不及了。正当我们要离开会场时，赫尔利将军提出了最後一个建议。那时，我们已走出大厅，沐浴在秋季明媚的阳光之中。他对毛泽东说：“主席，我想我们两人应该先在这些公平合理的条件下签字，以表示我们的态度。”于是，他们把文件放在一块高度适宜的平坦的石头上，在上面签了字。我还清楚地记得，毛并没有使用图章，而是象美国人签支票一样，在两份文件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文件上还特意留出空白，下面打上了蒋介石的名字，以便他日後如果同意这些条件，可以在那里签名。

为了对赫尔利将军公平，我想在这里强调，当他和毛泽东准备签署文件时，赫尔利曾说：“毛主席，虽然我认为这些条件是公平合理的，但我不敢保证蒋委员长也会这样想。关于这一点，我想你当然能够理解。”正是在这时，周恩来提出了一个在我看来是聪明的告诫，大意是：文件应直接送交蒋介石，而不是让宋子文或其他国政官员先看到。

毛泽东谢绝了赫尔利将军邀请他飞往重庆与蒋介石面谈的建议，决定让周恩来和陈家康——周的秘书和观察团的联络官——赴重庆同蒋谈判。根据赫尔利的建议，我也随机前往。他这样做，大慨是考虑到自7月以来，我一直待在延安，可能希望有机会观赏重庆——中国战时首都——的美丽夜景，调剂一下生活。我的确很想知道，重庆是否还像我离开时那样美丽。

机场上大一群中外人士为我们送行，周恩来夫人（我们总是用英语称她“女士”）也在其中。上飞机之前，我看到周吻了她。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国人接吻。在他们自己中间，中国人不习惯于这种表达感情的方式。

在飞机上，周坐在我旁边。在愉快的交谈中，我向他提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将军”——虽然他并没有军衔，我们还是习惯于这样称呼他——“你认为哪一个国家，苏联还是美国，享有更大的民主？”

这的确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一方面，我知道共产党急于想在他们同国民党的谈判中取得美国的支持，从而周似乎不可能愿意冒触怒一个军阶并不高，但对未来军援却相当重要的美国军官的危险。另一方面，共产党对于苏联的高度尊敬，在当时也是人所共知的，周想了一下，回答说：“巴上校，我们认为苏联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诚实的表白，我尊重他的坦率直言。然而，过了一会，他又补充道：“上校，但是我们知道，要取得苏联那样程度的民主，可能要经过一百年。因此，如果在此时间能够享受美国今天的这种民主，我们就非常满意了。”

这个回答不仅听来真诚，而且尽可能避免伤害我的爱国情感。那时我同周已相当熟悉，知道他是一位极其聪明的人，因此并不想进一步确证我对他的看法。然而，即使我从前不了解他，听了这个回答，也会对他的聪明机智有充分的认识。周恩来今天也许不愿承认他曾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他真的否认，这将是一个无头案。

11月10日，我回到重庆，接到去正在组建的中国战区司令部工作的命令。从此以後，我实际上终止了同迪克西使团的联系。

在周恩来和陈家康返回延安之前，我见过他们几次，大部分是在社交场合。其中一次是在11月18日约翰•戴维斯为招待周和他的秘书举行的宴会上，出席宴会的还有共产党元老董必武。以後，他代表共产党出席旧金山会议，参加了起草联合国宪章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