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克西使團—1944年美軍觀察團出使延安

戴維•巴雷特

加利福尼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中國研究專刊第六號》。

紀念亨利•惠特思上尉，

他在迪克西使團工作期間，死於敵人槍彈之下。

雖然中國研究中心對這套專刊論文的選輯負責，但文章觀點和確切陳述之責任，則由作者自負。

作者致謝： 茲感謝由社會科學研究會和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組成的當代中國問題聯合委員會對寫這部回憶錄所給與的資助。同時也感謝攝制書中照片的中共攝影師以及把它們贈送給我作為共同生活留念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

第六章 赫爾利將軍訪問延安

被我戲稱為“傷小鴨”的那架把我們緊急迫降在延安的飛機，9月23日飛回了重慶。為了修復重傷的飛機，重慶專門派來了工程技術人員。修理期間，它一直停在露天機場上，儼然是一個誘人的轟炸目標。照理說日本人應該知道這架飛機，但轟炸機並沒有出現。在“傷小鴨”未愈之前，總部另派了一架飛機往返於延安與重慶之間。

在延安，重慶飛機到達從來就是一件大事。11月7日下午，我和周恩來與一大群中美觀眾一起，在機場上迎接飛機。飛機停穩，機倉門打開後，玄梯上出現了一位高個子，灰頭髮，具有軍人風度，極其英俊的男子。他穿着一套剪裁異常講究的制服，胸前掛滿軍功綬帶。從這些綬帶判斷，他似乎參加過除謝司起義外美國歷史上所有的戰爭。這位不速之客就是羅斯福總統的特使，帕特里克•赫爾利少將。關於他的到來及其目的，顯然沒有人想到要通知我們。然而不久以後，我還是從工作中了解到，他的使命是調解國共之間的糾紛。

顯然，周恩來對這位軍人風度十足、衣着華麗的貴客出現吃了一驚。他立刻問我他的身份。我告訴他，這是赫爾利將軍。多年前，當他還是陸軍部長時，我曾在紐約見過他。“請你替我留住他，我去叫毛主席。”周一面說，一面匆匆離去，消失在塵埃中。

不一會功夫，毛、周乘坐延安唯一（至少就我所知是唯一的）那輛破舊篷車出現在機場上。車後面跑步跟着一連步兵，顯然是從機場附近的兵營中匆忙召集而來。當毛按禮節歡迎赫爾利將軍時，士兵作儀仗隊展開，准備接受檢閱。檢閱開始，儀仗隊指揮向赫爾利致敬，赫爾利向他回禮，就在這時，他突然挺直身體，憋足勁，發出了一聲震耳欲聾的印第安狂嘯（WARWHOOP）。我永遠不會忘記毛、周在看到赫爾利將軍這一完全出乎意料的舉動時臉上顯露出的驚訝神色。

檢閱完畢後，我們乘車離開機場。毛和赫爾利爬進駕駛室，我擠坐在他們之間充當翻譯。赫爾利將軍講話妙趣橫生，表達方式獨特，為他翻譯頗為困難。此外，他聯想極為豐富，說話時思路令人難以捉摸。看見路旁的農夫會使他想起他在俄克拉荷馬州老朋友的軼事，而這些軼事對毛來說很可能毫無意義。看見一頭受驚的驢子和一個老農鬧別扭，他對老農大叫：“查利，給它那邊一下子！”要使毛、周對赫爾利這些一時沖動所發的議論有所理解，必須依靠敏捷的思維和意譯。

赫爾利將軍和他的秘書史密斯中士的窯洞陳設簡單，同觀察團其他成員的住所一樣。我不知道赫爾利對這種斯巴達式的生活是否習慣，因為他從未對我說過。 到延安後不久，赫爾利在一次談話中特意告訴我辛克萊石油公司曾出資100美元，請他就1930年代墨西哥政府沒收了該公司資產一事與墨西哥政府談判。他接受委託，成功地達成了一項解決方案。聽了他的敘述，我的第一個想法是，國共兩黨也許並不像墨西哥和辛克萊公司那樣急於解決他們之間的分歧，從而他在延安的調停使命也未必那麼簡單。

在國務院出版的《1944年中美外交關係》一書中，人們可以看到一份赫爾利與毛和其它中共領袖會談的詳細報告。報告來源沒有披露，但據我所知，它出自於史密斯中士的手筆。至於這份報告最終怎樣到了國務院，我則不得而知。

如果傑克•謝偉思出席這些會議的話，他可能會做出一份詳盡的會議記錄。遺憾的是，他當時正在華盛頓。我不會速記，但利用中英對譯所需的間歇，我也滿可以作一份頗為正確的會議記錄。我沒有這樣做，因為這不符合我的身份。

赫爾利將軍成功調解辛克萊石油公司和墨西哥政府衝突的敘述，在我聽來有幾分吹牛。然而，他在1944年11月8日早上同毛和其他中共領袖展開第一輪會談時的風度，卻給我留下了一個很好的印象。

會議開始，赫爾利開門見山地指出，美國對國共兩黨一視同仁，它無意干涉中國內政，而只是希望儘快促進日本投降。此外，他還表示他深信蔣介石和毛澤東都是真摯的愛國者，都希望看到自己的祖國的和平統一。隨後，赫爾利將軍向毛澤東主席遞交了一份有談判條件的聲明書。赫爾利聲稱，蔣介石已同意，在不違反這些條件的基礎上，可以和共產黨達成協議。

在《1944年中美外交關係》一書的559頁上，有這份赫爾利起草的，名為“協議基礎”的文件，日期是10月28日，沒有註明由重慶轉送國務院的途徑。我推測這份文件就是赫爾利在11月8日會議上交給毛的那份有蔣的條件的聲明。然而，當時我只是聽到宣讀這些條件，沒有機會過目，因而並不確定聲明確切的措辭。

赫爾利將軍交給毛澤東主席的這份文件，也可能是《中國政府代表修正案》。在上述一書第666頁上，可以看到它的全文。這份文件實際上是國民政府官員對赫爾利“協議基礎”提出的修正案，11月7日簽署，很可能是為赫爾利的延安之行而特意准備的。然而，就實質內容來說，赫爾利的原始草案和重慶國民黨官員提出的修正案並無本質區別。

“修正案”全文如下：

1.為儘快打敗日本和重建中國，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將共同致力於全國一切武裝力量的統一。

2.中共軍隊將遵守和執行中央政府和它領導下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命令。

3.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支持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原則，為在中國建立一個民有，民享，民治政府而努力。兩黨將遵循旨在促進政府中的民主之發展和進步的各項政策。

4.中國只能有一個政府和一支軍隊。共產黨軍隊全體官兵，一經中央政府承認，立即一律按國民政府軍隊的同等待遇領取薪俸，他們所屬部隊亦按照同等待遇領取武器裝備。

5.中國政府承認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中國一切政黨均享有合法地位。

上述某些條款的措辭，尤其是“民有，民享，民治政府”，“旨在促進政府中的民主之發展和進步的各項政策”這兩部分，明顯具有美國政治文件的風格。

這些不同尋常的措辭顯然沒有逃過毛的注意。草案剛一讀完，他立即提問，五點建議代表誰的觀點。赫爾利表示，它們是他個人的意見，“但經過了我們大家共同磋商”。按邏輯推測，這里“我們大家”自然應該包括蔣介石和他的某些顧問。然後，赫爾利又以在我看來相當公正無偏的態度宣稱，這些條件並不具有最後通牒的性質，它們僅供毛澤東主席和其他中共領導人開誠布公地討論。根據史密斯的報告，這時我告訴赫爾利，我認為毛澤東想知道的，是蔣介石是否真的已經全部同意了以上條款。將軍對此做了肯定的答覆。

當毛詢問五點建議代表誰的意見時，我曾覺得這種做法似乎有些粗暴。然而在讀過條款原文後，我感到他是對的，文件的語言風格的確與通常人們所知的蔣介石的風格有所差異。

當天下午，舉行了第二輪會議。在我看來，第一輪會議的主要內容，是赫爾利將軍向共產黨轉達美國政府意願，真誠地希望促成國共合作。他強調，美國這樣做，並不是想干涉中國內政，而是為了整個對日戰爭的利益。在下午的會議上，程序發生了變化，毛取赫爾利而代之，成為了會議的中心人物。

在短暫但溫和的揶揄挖苦之後，木製的開始抨擊蔣和國民政府。他斷然指出，正是國民黨在反對中國的統一，因為它頑固地拒絕同中共達成協議。他宣稱中國必須有一個由國民黨，共產黨和其它政黨組成的聯合政府，並必須就此目的改組現政府。毛堅持認為，蔣早已下定決心，要把這種改組推遲到日本投降以後，如果讓蔣一意孤行下去，它將導致現政府的崩潰。

毛澤東直截了當地斷言：國民政府軍隊已不能作戰。它的195萬軍隊中，77萬9千被用於監視共產黨，其餘的則在最近與日本進行的一系列戰斗中潰不成軍。另一方面，毛強調說，共產黨軍隊卻在全力抗戰，牽制了在華日軍的大部分兵力。

至於談到共產黨軍隊和國民黨軍隊按同等待遇領取薪俸的建議，毛表示，他對此不感興趣。國民黨士兵的薪俸幾乎不夠買一包中國香煙。共產黨士兵豐衣足食，生龍活虎，他們則衣衫襤褸，飢寒交迫。在國民黨軍隊中，許多人生病，身體虛弱得甚至不能勝任一次短途行軍。

我同意毛關於國民黨士兵狀況的某些評述。我深知他們的生活。他們領取的貶值貨幣幾乎等於一張廢紙；食物中嚴重缺乏必要的維生素，定量少得可憐；服裝的質量也極其低劣。我曾不止一次地親眼看見行軍不到一英里就倒斃的士兵。然而，就共產黨自己的利益而論，我認為毛這樣抨擊國民黨是失策。因為在談判一開始就發表這樣的長篇演說，激烈譴責抨擊蔣介石和國民黨，很可能會使赫爾利對共產黨形成偏見，從而不利於他們的整個事業。

針對毛對蔣和國民黨的嚴厲批評，赫爾利立即指出，國軍最近在緬甸北部和薩爾溫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勝利。正是為了准備這些戰役，國民政府才被迫從華中前線撤出了部分人員裝備，從而導致了這一地區戰事失利。他說他感到毛剛才對蔣和國民黨的攻擊聽起來刺耳，很象是中國的敵人或是希望中國永遠分裂的人說的話。

根據我的觀察，赫爾利的這一番話對毛澤東顯然有所觸動。無論這位中共領袖在其他方面有什麼缺點，在他的一生中，還沒有人譴責他愚鈍。短暫的猶豫之後，他開始猛烈回敬赫爾利。“將軍”，他說，“剛才我就蔣介石和國民黨所說的那些話，羅斯福總統，丘吉爾先生，孫科博士和孫中山夫人也都說過。難道你認為這些人也都是中國的敵人嗎？”

面對毛的反詰，赫爾利表現出高度的談判技巧。或許是因為明顯地感覺到繼續這種爭論的無謂，或許是認識到毛反詰的力量，他採取了新策略，宣稱他誤解了毛的意思。他還在回答毛的一個特殊質詢時承認，國民政府內部是存在着某些腐敗現象。

赫爾利將軍的明顯讓步，承認毛締造和平的努力和繼續抗戰的誠意，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談判的氣氛。隨後，他告訴毛，為表示與共產黨達成協議的誠意，蔣介石准備允許他們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中占一席位，共同指揮全國的軍隊。

毛當即對這一建議表示蔑視，乾脆地宣稱這種席位毫無意義。當赫爾利反駁他，說這至少可以使共產黨有一隻腳邁進國民政府的門檻，獲得一個立足點時，毛反駁說，如果一個人雙手被搏，縱使有一隻腳取得了立足之處，也無濟於事。然後，赫爾利又宣稱，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中占一席位，將會使共產黨取得對一切重大軍事計劃和行動的支配審理權，對此毛也嗤之以鼻。他斷言，不僅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許多委員對該會的活動毫不知情，而且委員會本身也很久沒有召開過會議了。

接着，赫爾利將軍採取了一個在我看來是明智的策略。“主席，”他說：“如果你認為蔣提出的條件不夠公平，你不願意按此條件參加聯合政府，那麼，你希望的條件到底是什麼呢？”

毛澤東回答赫爾利說，他需要時間仔細考慮並同其他共產黨領袖一起研究這個問題。在早些時候，他曾表示過，只要不造成抗日根據地軍隊的分裂和放棄民主原則，中國共產黨願意就它同國民黨的分歧進行談判。他建議下次會議在第二天下午舉行，並答應在這次會議上提出共產黨方面的條件。

11月9日上午，我同赫爾利將軍進行了愉快的交談，並帶他乘使團的吉普車觀光了延安城及近郊。在下午的會議上，赫爾利接到了共產黨的提議。關於這份提議的條款，在國務院出版的《1944年中美外交關係》一書中並無記載。根據我的回憶，在他們首次提交赫爾利將軍時，我也沒有機會過目。

然而，我清楚地記得，赫爾利將軍在讀完條款時說：“實際上，這些條件在我看來是完全公正的。但我認為它們還不夠充分，還可以補充。如果毛主席不反對的話，我想對它們仔細進行研究，然後把我的意見在每天早上的會議上提出來。”

聽到赫爾利要補充他們提案，共產黨領袖似乎有些驚異，但並沒有反對。於是我們再次休會，商定在第二天早上舉行最後會議。

在我看來，直至這時為止，赫爾利將軍一直相當巧妙地堅持着談判的原則立場。縱然在他反對毛對蔣及國民黨的嚴厲抨擊，宣稱毛表現得象中國的敵人，從而引起後者的反詰，以至於他不得不規避以後，情況也仍是這樣。但是，隨即他提出要進一步補充共產黨的條件，換句話說，制定對共產黨更有利的條件。這時，我感到他已失控，開始對共產黨產生了過分的好感。

我不是一個律師，也不敢自誇具有中國人稱之為“和事佬”的調停者的特殊資格和才能，但我認為，調停——尤其是調停象國共這樣兩個尖銳對立，相互極不信任的政黨——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在一方提出議案，而另一方還沒有機會審閱它們之前，最好不要提出修正案，尤其不要提出有利於提案一方的修正案。說實話，如果不是親眼看見，我一定不會相信赫爾利將軍會那樣輕率行事。

根據史密斯中士關於赫爾利第一次訪問延安的記錄（見《1944年中美外交關係》第674頁--），11月9日下午的會議討論了共產黨方面的提案，並根據赫爾利的建議對該提案做了修改。然而，我卻清楚地記得，在指出共方提案公正卻不夠充分並建議對提案條件加以補充之後，他把提案帶回住所進行了研究。赫爾利修改案的提出，是在11月10日上午舉行的最後會議上。

後來以共產黨“五點建議”而知名的這一提案條款如下：

1. 為儘快戰勝日本，重建中國，中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將共同致力於全國武裝力量的統一。

2. 現國民政府必須改組為包括各反日政黨及非黨派政治團體代表參加的聯合政府。頒布並有效實行一項有助於軍事，政治，經濟及文化事務改革的民主新政策。同時，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必須改組為由各抗日軍隊代表組成的聯合政府軍事委員會。

3. 聯合政府支持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原則，在中國建立一個民有，民享，民治的政府。聯合政府將遵循旨在促進民主和進步，建立公平和正義，良心自由，出版自由，言論自由，集會和結社自由，保護公民向政府請願伸冤的權利，人身不受侵犯的權利及自由居住的權利的政策。聯合政府還將遵循旨在有效地保護人民，使之免於匱乏，免於恐懼的政策。

4. 一切抗日武裝力量必須遵守和執行聯合政府及它領導下的聯合政府軍事委員會的命令，並受到此政府及軍事委員會的承認。一切外國提供的物資在各軍隊中平均分配。

5. 中國聯合政府正式承認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及其他所有反日團體的合法性。

上述條款漂亮的意大利字體顯然出自於赫爾利將軍的手筆。如果到會的共產黨人事先從沒聽說過美國憲法中的權利法案，那麼，乘此良機他們可以好好補上這一課。中國人在傳統上並不習慣於用面部表示感情，然而這一次，即使從表情上判斷，也可以看出他們是高興極了。他們知道，赫爾利來延安前曾同蔣介石仔細磋商過，所以很可能曾預料他會對他們的條件提出保留意見。他們萬萬沒有想到，赫爾利竟這樣慷慨地答應並補充擴大了他們的條件，以至於實際上把美國憲法中美國人享有的一切權利都包括了進去。在赫爾利修改草案宣讀後，11月10日上午的會議簡直變成了一場愛情盛宴，所有人都興高采烈，整個會場充滿了親切友好的氣氛。在這片歡樂的海洋中，只有一滴苦水——那就是迪克西使團指揮官的擔心。他不合時宜地指出，所有這一切，還有待於蔣介石的批准同意。

宣讀赫爾利修改案和愛情盛宴持續了很長時間，以至於我們准備出發到機場時，吃午飯已經來不及了。正當我們要離開會場時，赫爾利將軍提出了最後一個建議。那時，我們已走出大廳，沐浴在秋季明媚的陽光之中。他對毛澤東說：“主席，我想我們兩人應該先在這些公平合理的條件下簽字，以表示我們的態度。”於是，他們把文件放在一塊高度適宜的平坦的石頭上，在上面簽了字。我還清楚地記得，毛並沒有使用圖章，而是象美國人簽支票一樣，在兩份文件上簽上了自己的名字。文件上還特意留出空白，下面打上了蔣介石的名字，以便他日後如果同意這些條件，可以在那裡簽名。

為了對赫爾利將軍公平，我想在這里強調，當他和毛澤東准備簽署文件時，赫爾利曾說：“毛主席，雖然我認為這些條件是公平合理的，但我不敢保證蔣委員長也會這樣想。關於這一點，我想你當然能夠理解。”正是在這時，周恩來提出了一個在我看來是聰明的告誡，大意是：文件應直接送交蔣介石，而不是讓宋子文或其他國政官員先看到。

毛澤東謝絕了赫爾利將軍邀請他飛往重慶與蔣介石面談的建議，決定讓周恩來和陳家康——周的秘書和觀察團的聯絡官——赴重慶同蔣談判。根據赫爾利的建議，我也隨機前往。他這樣做，大慨是考慮到自7月以來，我一直待在延安，可能希望有機會觀賞重慶——中國戰時首都——的美麗夜景，調劑一下生活。我的確很想知道，重慶是否還像我離開時那樣美麗。

機場上大一群中外人士為我們送行，周恩來夫人（我們總是用英語稱她“女士”）也在其中。上飛機之前，我看到周吻了她。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國人接吻。在他們自己中間，中國人不習慣於這種表達感情的方式。

在飛機上，周坐在我旁邊。在愉快的交談中，我向他提出了一個意味深長的問題。“將軍”——雖然他並沒有軍銜，我們還是習慣於這樣稱呼他——“你認為哪一個國家，蘇聯還是美國，享有更大的民主？”

這的確是一個棘手的問題。一方面，我知道共產黨急於想在他們同國民黨的談判中取得美國的支持，從而周似乎不可能願意冒觸怒一個軍階並不高，但對未來軍援卻相當重要的美國軍官的危險。另一方面，共產黨對於蘇聯的高度尊敬，在當時也是人所共知的，周想了一下，回答說：“巴上校，我們認為蘇聯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在我看來，這是一個誠實的表白，我尊重他的坦率直言。然而，過了一會，他又補充道：“上校，但是我們知道，要取得蘇聯那樣程度的民主，可能要經過一百年。因此，如果在此時間能夠享受美國今天的這種民主，我們就非常滿意了。”

這個回答不僅聽來真誠，而且儘可能避免傷害我的愛國情感。那時我同周已相當熟悉，知道他是一位極其聰明的人，因此並不想進一步確證我對他的看法。然而，即使我從前不了解他，聽了這個回答，也會對他的聰明機智有充分的認識。周恩來今天也許不願承認他曾對我說過這樣的話。如果他真的否認，這將是一個無頭案。

11月10日，我回到重慶，接到去正在組建的中國戰區司令部工作的命令。從此以後，我實際上終止了同迪克西使團的聯系。

在周恩來和陳家康返回延安之前，我見過他們幾次，大部分是在社交場合。其中一次是在11月18日約翰•戴維斯為招待周和他的秘書舉行的宴會上，出席宴會的還有共產黨元老董必武。以後，他代表共產黨出席舊金山會議，參加了起草聯合國憲章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