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失敗者回憶錄0502）—共產黨不會再有羅孚

前文說「香港不會再有張敏儀」，網頁有留言要我繼續寫「不會再有」的人物和事物。我想那是寫不完的。

不過，我還是要再寫一個「不會再有」的人，就是我稱之為「左派文壇一代宗師」的羅孚先生。他是我晉身左派文壇的帶路人，是我的恩師，沒有他就沒有今天的我。

在網上搜尋「羅孚」，關於他的生平敘說，主要講他是資深報人，原《大公報》副總編輯、《新晚報》總編輯，著名的散文作家，特別提到他是「新派武俠小說」的催生者，發掘出金庸和梁羽生這兩大武俠小說名家。

羅孚自己說：「哪有這回事！……我不過適逢其會，盡一個編輯人約稿的責任而已。」

一個編輯人約稿也不簡單！羅孚在四十年代末隨《大公報》移居香港，於1950年10月創辦《新晚報》。 《新晚報》面世，即以與眾不同的風格、新穎的專欄、引人入勝的文采而吸引無數讀者，在數十份報紙中脫穎而出，銷量直壓暢銷多時的《星島晚報》。副刊中許多專欄，都是我少年時追讀的文章，從中吸取不少寫作養份。

1954年，香港最熱門的新聞是白鶴拳陳克夫與太極拳吳公儀 在澳門的擂台比武。羅孚抓住這時機，邀約報館中的寫手陳文統（梁羽生）寫連載武俠小說「龍虎鬥京華」，繼而是金庸的「書劍恩仇錄」上場。均大受讀者歡迎。所謂「適逢其會」就是社會熱門新聞的吳陳比武，不過羅孚能夠敏感掌握時機。

羅孚來港後，就被中共吸收為黨員，等於是黨營後《大公報》的黨委書記。他負有統戰香港文化人的任務。聯絡著名老作家包天笑、葉靈鳳、曹聚仁等。 《文匯報》當時設「文藝周刊」，借調羅孚做主編，刊登著名作家的新作，也接受來稿。

我20歲時，不知天高地厚，向這個高水準的「文藝周刊」投稿，居然屢投屢被接納刊登。那時候，每逢周六，就急急打開《文匯報》，看自己的投稿有沒有刊出。而每獲刊登則不知心中有多高興！其後獲羅孚約見，又邀我參加一些文藝界聚會，我由此成為左翼文壇年輕的一員。

初識羅孚，只覺得他溫文爾雅，氣度非凡，又平易謙和。 「文藝周刊」雖以刊登名家作品為主，但他以文章質素而不是以作家名氣取用稿件，則是我終生從事編輯工作的準則。這準則，使我其後放棄左派以「立場、觀點、方法」作為編輯原則的政治取向。

其後我辦《七十年代》，向羅先生邀稿，他也應承並寫了相當長時間。在他聯繫右派或中間派文化人的過程中，我也有過小角色。我們一起與胡菊人、戴天、亦舒、舒巷城等結識和交往。後來他與徐復觀先生往來密切，徐先生晚年文章中常提到的L先生就是羅孚。徐先生生前曾對我表示，他非常欣賞羅孚的人品、學問、文章，並說如果共產黨人都像羅孚那樣，中國就有救了。

但就在徐復觀先生去世後一個月的1982年5月1日，羅孚這個共產黨人，卻突然在北京被栽上「美國間諜」的罪名，判徒刑十年。若徐先生還活着，他會覺得中國還有救嗎？

關於羅孚被判間諜罪這件事，他在法庭上「供認不諱」，但既無事實陳述，而中國法庭的「供認」也絕難相信，於是外界對此始終覺得是一個謎。他兒子羅海雷在《我的父親羅孚》一書中，說對父親反覆追問，他也只是說：一，「他沒有拿過美國人的錢」；二，在向美國人做統戰工作時，對當時一些國際大事的做法和看法作了一點表達和透露，但實際上這些觀點都不是什麼機密。

我對這件事卻不感到離奇，因為1970年妻子被隔離審查時，也曾指我是英國間諜。中共不同部門在香港有不同的「線」——公安的、軍隊總參的、調查部的、港澳辦的，不同的線會向上級提供不同的小報告，一旦某高層誤判，任何在香港幫中共做事的人，都有可能像遇到車禍那樣被波及。而且一旦被捕，其他高層還欲救無從。據書法家黃苗子說，他曾經當面問過主管港澳事務的廖承志，廖說「可能是誤會，現正在設法中」。而所謂設法，就是讓羅孚雖背負間諜污名，卻一天監牢都沒有坐過，不過還是要留在北京，不能夠公開活動，等同軟禁。

留在北京的十一年，羅孚廣交文化界朋友，也寫了一些書介紹香港。其中一本叫《南鬥文星高》，介紹香港一些寫作界的奇人，實際上是告訴大陸人，只有在香港這樣自由的地方，才會湧現出這些難以想像的寫作奇才。

羅孚在北京度過1989年六四，但他在那裡反而得不到資訊。 1993年他獲釋回到香港，他問我要了些六四時期的新聞錄影帶去看。他也替《九十年代》寫稿。 《九十》休刊後，我主編《蘋果日報》論壇版時，他也有來稿。他那時應該不是黨員了。他對在北京獲罪事一概不提，但對自己過去宣傳革命、鼓動六七暴動卻作自我批判，也參與過六四燭光晚會。他撰文說：「我所做的一些脫離實際的極左宣傳，總是多少起了蠱惑人心的欺騙作用的……，犧牲了的和還健在的朋友們，當年受過損失和不便的人們，我向你們致歉！我不要求原諒，因為我自己並不原諒自己！」

2014年5月，羅孚與世長辭，終年93歲。 24日在他的追思會上，我應邀上台講話。我引用法國作家馬爾羅（Andre Malraux）的話說：一個人是他一生行為的總和：他所做的，和他能做的。

我認為以羅先生的才華和熱誠，一生中有許多事是想做，但是不能做的。不是能力所限，而是受客觀形勢所限。但作為一位左派文化界的一代宗師，他一生所做的已經夠多，而且在共產黨及香港左派圈子中，再也找不到一個比他更真誠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