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後的大清洗

舒云

40、毛泽东要李德生辞去中央职务

1973年春筹备十大时，议定了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的提名后，毛泽东提出是否还增加一个，副主席候选人中有老的，有青的，但还没有中年的，周恩来建议加李德生，毛泽东同意，与会者无异议。李德生当即表示自己不适宜做党的副主席，提议李先念。李先念轻声说:主席已经表过态了，你不要再说了。8月20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李德生当选党的副主席。

李德生回忆:“我在中央工作4年，越来越感到形势的复杂，调离北京后，实际上已不参加中央活动，我认为有必要主动辞去政治局委员、常委、副主席的职务。我觉得这样比虚有其名好。中央派人同我交谈后，只同意我辞去政治局常委、副主席职务。我写了一封简短的信，提出上述请求，毛主席批示同意。”

纪登奎是另一种说法。1974年底，纪登奎、李先念奉命和李德生谈话，要他辞去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之前从未有过辞职先例，李德生很诧异，还在对“四人帮”整他的事生气。

纪登奎直截了当地说:“德生同志，你应该明白，你是党中央副主席，我们只是政治局委员，按规矩，我们是没有资格和你谈这个话的。要你辞职，这是毛主席的意见。”李德生便不再说什么了。1975年1月，李德生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辞去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仍保留中央政治局委员。

纪登奎和李德生同为“九大”政治局候补委员，搭档北京军区，执行毛泽东“挖墙角 的命令。中央专案组清查“九一三”的日常工作是汪东兴和纪登奎，主要是纪登奎管到最后。李鑫(康生秘书)说:林彪专案不是小问题，非常大非常大的问题，比刘少奇案还要大。纪登奎深知林彪专案很难，所以非常谨慎。中央专案组《审查报告》办完，1973年他就不管林彪专案了。纪登奎对儿子纪坡民说:毛老头就那么放心?他怀疑我们专案搞什么鬼，塞什么私货。不光这一件事，党内事很多。(批林批孔)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和我很被动，批了一个月，毛刹车告一段落。

纪登奎还对纪坡民说:掌握军权和当个文官，情况不一样。不再被信任，战争年代可以上战场拼杀以示忠诚，而和平时期只有辞职。1975年底，毛泽东指示“帮助”邓小平，指派纪登奎在内的八人专门开会批邓。邓小平感到毛泽东不信任他了，主动提出辞去总参谋长的职务，这比他被撤销党和政府的职务要早三四个月。纪登奎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挨了批。会后不久，他去找邓小平要求辞去北京军区第二政委。邓小平表示挽留，最终因纪登奎的坚决要求，还是同意了。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前，宋任穷(中央组织部部长)、王鹤寿(中纪委副书记)受中央委托，要纪登奎辞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纪登奎立即表示服从中央安排，主动辞职。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批准纪登奎、汪东兴、陈锡联、吴德四人提出的辞去党和国家领导人职务的要求。

41、林彪保健医生的信与毛泽东护士长的泪

中央1972年以“红头文件”决定成立团河学习班时暂定一年，可是1973年8月十大开过了，也给林彪定了罪，中央专案组在《审查报告》最后说:“对参与林彪反革命政变的其他骨干分子，同有关部门负责审查，按照党的政策，区别情况，提出处理意见，报中央审 批。”10月21日负责团河学习班的李震死了，团河学习班处于“无人管”状态。1974年、1975年春节相继过去，仍然没有解散的迹象。秘书们年复一年种菜、养兔子、打乒乓球，无聊之极。

1975年2月下旬，毛泽东圈阅汪东兴、纪登奎、华国锋、吴德《关于专案工作情况和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提出释放90%的“五一六”审查对象，中央专案组一办、三办和“五一六”专案组即行撤销。但林彪案有关人员拟放后一步处理，不包括在内。3月8日，毛泽东批准，除林彪专案外的审查对象绝大多数解除监禁，安排工作或住院治疗。3月17日，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讨论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关于特赦全部在押战犯的建议，并听取公安部部长华国锋作的说明。会议决定 对293名在押战犯实行特赦释放，并给予公民权。

但林案在押人员仍无人理睬。1975年8月17日15点，郭玉峰突然召集团河学习班全体大会，宣布毛泽东最新指示:“林办各下级人员，责任较轻，不宜久在学习班。似宜早作结论，免予追究，分配工作，以观后效。”郭玉峰要求七天内必须结束学习班，不准拖延，要抓紧时间给每位学员作出审查结论，分配工作。军队人员由总政分配，地方人员由中组部分配。这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是如何发生的呢?这要从蒋葆生的一封信说起。

蒋葆生1955年毕业后分到北京医院，1956年进入院保健办，1961年黄树则(卫生部保健局局长)要他担任林彪保健医生。蒋葆生不愿意去，但还是服从了组织决定，1963年9月10日他到毛家湾上班。1967、1968年总后王之敬担任林彪保健医生，1969年1月又叫蒋葆生去了。因为林彪不见医生，所以蒋葆生基本上见不到他，主要由叶群张罗。“九一三”时蒋葆生在北戴河，随林办人员被收审亚疗，又到团河。团河学习班后期允许学员星期日轮流回家。蒋葆生回北京医院探家偶遇李志绥(毛泽东保健医生)，谈起林彪几个内勤才20岁，在学习班一蹲三四年，以后怎么办？汪东兴听李志绥说后表示同情，转告蒋葆生如实写一下学习班的情况，他找机会转报毛主席。蒋葆生深知高层政治的复杂和风险，他简短写了几句。李志绥转达汪东兴的意见，他要的是团河学习班的真实情况，特别是蒋葆生本人的不幸遭遇。只带一笔那几位战士就行了，他管不了别人。信直接写给毛主席，不要露出由汪东兴代转。

1975年6月24日，蒋葆生在信中写道: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原系北京医院医生，‘九一三’事件前经组织派往林彪处做保健工作。‘九一三’事件后，组织上决定我参加学习班集中学习，到现在已近四年，而我的问题如同其他学员一样，至今仍未作出正式结论。当前全国正遵照您的指示，认真落实政策，我感到十分鼓舞。渴望自己也能早日回到原工作单位，为党、为人民做一点有益的工作。同时也希望其他学员同志的问题能够得到妥善的解决。”以后蒋葆生对张云生说，他本意不是为自己，他可怜那几个年轻的小战士。林彪内勤受蒋葆生的业务指导，他们困在这里几年，出路在哪里?蒋葆生认为只要毛主席说句话，放几个小战士出去，他就满足了。

毛泽东几次说过要给林办人员出路。1971年11月20日晚，毛泽东接见参加武汉地区座谈会的曾思玉等人时说:“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让他们改，表示欢迎的态度。比如对在林彪下面的几十个工作人员和秘书，那些人都不用了?我看那不行吧。要搞清楚，要教育，给他们工作做，不能不用。”1973年5月25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政治局会议，谈到批林整风问题时，说要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以“九一三”为线，以前就是有错误，允许改正，犯过错误的，应该向党说清楚。今天不认识，可以等待明天，明天不认识，还可以等待犯了错误的，只要自己承认了，允许改。......即使不是自己犯了错误而是被错怪了的，那也要安心读书，得机会嘛。毛泽东的说法一次一变。

汪东兴乘毛泽东不在，悄悄把蒋葆生的信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几天过去了，毛泽东并没有理睬。6月30日，吴旭君(毛泽东护士长）提醒他有一封信。毛泽东问什么人写的，吴旭君说:蒋葆生，多年给中央首长做保健医生，工作上兢兢业业，为人也老实。后来给林彪当保健医生，赶上了“九一三”事件，和林办所有人员进了学习班，一待好几年，家里有病人也管不上，实在可怜。吴旭君知道蒋葆生被关押时，他妻子刚生第二个孩子，受刺激得了精神病。而毛泽东听到“林彪”二字，没有吭声。吴旭君见状流下了眼泪。毛泽东问她怎么了。吴旭君说，蒋葆生的现在就是她的将来。她在主席身边工作，因有主席保护，她有安全感，可是主席毕竟年迈，她一旦离开了主席，万一......毛泽东这才坐下看了蒋葆生的信，当即批示:“中央:林办各下级人员，责任较轻，......请讨论决定。”

7月1日，关于林办嫌疑人员的处理问题，毛泽东批道:“如无确证，只是嫌疑，则应释放，免予追究，以观后效，从实践中证明。”毛泽东这两个批示，不仅解放了团河学习班的全体学员，也解放了被中央专案组单独关押的于运深、李文普、郭连凯等人。蒋葆生本意只想给几个战士解围，没想到毛泽东高抬贵手，释放了团河学习班的所有人员。

分配原则是哪来哪去，但不能回野战军，不能去要害部门，不宜从事保密性强的工作。王焕礼因在林办时间短，没做结论，平级到山东某军分区任政委。李德分配到后勤学院教哲学，以后按副军职离休。李文普降级转业，到山西某石棉矿任副矿长，郭连凯也降级转业到山东聊城任体委副主任。赵根生转业到河北邢台水电局任副局长。李春生分配青海某县武装部当干事，以后转业回上海大学教哲学。周珩盛到黑龙江省绥化军分区，阳地到吉林军分区，张益民到铁岭军分区，张云生到抚顺军分区。

于运深到四川广安县武装部，降级任副科长。因结论是犯有严重错误，让他转业，并不断赶他走。于运深因此得了脑溢血。他到处写信，谁上台就给谁写，到北京探亲他专门到中纪委上访，马英杰(中纪委副秘书长)非常同情他。

蒋葆生虽有军籍，但他坚决不去解放军总医院，而是回到北京医院，从内科医生干起，一直做到北京医院医务副院长。陈占照在“九一三”前已经提干，回他的老单位泰安机场进修后当了航医。张恒昌、王立彬、王克林都是战士，分到解放军总医院，干得非常好，可惜报了几次，就是提不了干，最后他们都复员回了农村。

1975年7月初，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谈到毛泽东关于原林办人员的批语时说:政治局要议，现在是主席批一件，我们动一下。其实主席树立了政策，我们顺着去做。毛泽东说关，不是办法。邓小平谈到要给林彪女儿林豆豆公开分配工作时，毛泽东说:好，赞成。7月24日，经毛泽东圈阅，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处理涉及林彪一案的被监护审查对象的通知。通知指出:“审查对象的结论和处理，是一项严肃的工作，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贯彻执行审查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毛泽东批示传达后，全国各地受林案牵连的上千人才得到“特赦”。

42、四人帮”倒台后黄吴李邱被关进秦城

亚疗的“犯人”不断往外转，一般是头一天通知本人，由新来的人负责看管，第二天戴上手铐走了。1976年8月唐山大地震后，亚疗仍有40多名“犯人”。年底王秉璋、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周赤萍、刘丰、刘锦平、米家农、解耀宗等一批高级干部被移送秦城监狱。12月31日，黄吴李邱也被关进秦城监狱

1980年公审后，李作鹏恍然大悟，当时毛泽东经过10天考虑后，确定他们隔离审查，是在毫无根据和“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猜疑心理的共同作用下决定的。理由其一，完全失去了对军委办事组的信任(以林立果伪造的林彪“手令”为据)，其二，武断认为他们就是林彪“死党”，必定知道林彪逃跑和林立果暴乱的阴谋，但他们不主动交代(江腾蛟就主动交代了)，其三，根据以上判断，防止发生“军事政变”。毛泽东没有发现黄吴李邱有什么发动“军事政变”的征兆，同时林彪摔死了，所谓“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企图也烟消云散 首都北京跟平常一样平静，全国特别是部队没有任何异常现象。军委办事组已回到西山照常办公，处理全军重大问题。但是毛泽东心里仍不踏实，似乎还潜伏着重大问题未被发现，仍不见黄吴李邱有谁出来交代报告问题，故采取“关押反省”措施，这反映出毛泽东对当时军队领导的高度不信任。

1973年以后，因为没有查出什么名堂，审查也就停止了。监管邱会作的一位副连长对邱会作说:“1974年5月，要把你们安置在外地，后来没信了。1975年春节前，又决定把你们安置在外地，后来也没信了。总之，对你们几个人，毛主席、周总理生前是当大事来抓的。”

黄吴李邱在北京卫戍区关押时一直佩戴领章帽徽，进秦城才换囚服。吴法宪实在想不出把他们送进秦城的理由，毛、周在世，恐怕是不会送他们到这里来的。他们没有参与“政变”，没有反对毛主席，翻来覆去查了5年，事实难道还不清楚吗?吴法宪思前想后，能送我们到这个地方来的，当时只有三个人是说了算的，华国锋不熟悉我们，叶剑英虽然熟悉，但文革中有一段时间靠边站，有些情况不了解，也不怨他。汪东兴与黄吴李邱共事多年，无话不谈。当时很多事情是他鼓动做的，“四人帮”倒台了，竟然把黄吴李邱送进大牢。

1978年6月，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医院从江西迁入亚疗。亚疗最后的“犯人”张发云，时念堂、叶镇、李松亭等25人被押到山西，到了山西就分开了。张发云1980年转到太原，1982年释放回北京，交回空军政治部，按月发生活费，刚开始几百元，后涨到几千元。看病在空军总院实报实销。空政像他这样挂起来的还有王德春、赵光第、王启夫等。

43、莫名其妙的发射名单和走了样的《内部参考》

1975年4月，杨富民解除关押，9月他到济南军区农场劳动。1977年8月，他被召回北京，空军专案组的结论是“上贼船，犯方向路线错误”，发配到空军武功12厂任副厂长 。杨富民二话没说，到武功12厂接上了组织关系，先下车间锻炼。他本以为日子就这样平静过去，谁想“九一三”事件过去六七年了，蹦出来一个“发射名单”。其中提到杨富民等四人态度最好，被列入“发射方案”第一批名单，杨富民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发射名单”，更没有听说过“小舰队”，却不由分说被开除党籍，行政降两级，按副团职转业。他回到家乡山西芮城，担任公社副主任。原来文革初被赶到干校的一些人“杀”回空军，发现刘沛丰笔记本上有一个机关干部“发射名单”，分核心骨干、一般骨干、外围，其实这是发放林立果讲用报告的名单，刘沛丰写字潦草，空军专案组误把“放”当成“射”，成了发射导弹名单。张廷发说:“凡在‘发射名单’上的人一律开除党籍。”1978年6月，空政召开党员大会，宣布空军党委对空政一批人的结论及处理决定，同时在6月22日的《空军报》头版匿名批判。

1983年空军来人，改了杨富民档案里的结论，行政降一级，不恢复党籍。本来中纪委规定，涉嫌“两案”人员结论的上报材料，必须有本人意见和签字，而杨富民对给自己的几次结论毫无所知。杨富民妻子自他进监狱后吓得吃不进去饭，1985年因进行性肌营养不良早逝。芮城县给空军写信，要求恢复杨富民党籍，空军不予理睬。杨富民到了年龄按副县级离休。

《空军报》在“九一三”后没多久就停了刊，章镇在办公室写交代材料。1972年8月，空军去干校的一些人回来后，章镇进了学习班，以后到定兴农场，又到孝感劳动，1977年他回到北京，10月到空军航修厂任车间副主任。1978年夏，空军给了结论: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按副营职转业吕梁地区。以后改了结论，按副团转业，党内留党察看两年。《空军报》处以上干部除留用一名干部外全部转业。王启夫曾被报社安排陪林豆豆下部队采访，也成了他的罪行，他被关到1978年，复员回老家。

官伟勋1970年8月前离开毛家湾，与林彪叶群再无联系，他没有进学习班，还参加了空军整理林、吴反党集团材料组。可好景不长，1974年1月批林批孔，空政机关“放火烧荒”，点了他的名，说他是“大军阀李德生”“包庇”下来的“黑教员”。苏延勋牵头贴出九人大字报，说官伟勋问题严重，“远远没有查清”。4月12日，官伟勋被停职审查，到南苑农场劳动，也没人管。他读了不少马列的书，并做了摘记卡片。1977年8月让他转业，经他再三要求，才让他看了“结论”，说他在路线斗争中“犯有错误”，还打印有“我完全同意这个结论”的字样 ，时间是1977年8月3日。官伟勋表示他没有签过字，还是被哄骗到四川彭县空军工厂当车间副主任，1978年他转业到重庆市博物馆，以后调回北京，在《中国农民报》任编委。官伟勋不知写了多少次申诉信，根本无人理睬。1983年2月21日，空军给《中国农民报》上级主管部门寄来空政党委关于官伟勋“免做结论”的决定，请他们通知本人并清理其档案，将本人写的检查退还本人。

但噩运并没有完。1983年11月4日，新华社编发《内部参考》报道空军党委关于整党的消息，谈到原空军“三种人”受到地方重用，比如“原空政文艺处副处长转业，钻进《中国农民报》”。官伟勋分别给中央整党领导小组和中央军委写申诉信，指出这是对他新的诬陷，要求中央予以追究，并澄清、道歉!军委清查办负责人将信转交余秋里(时任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中央军委副主席)，并查问空军，空军党委说是新华分社编稿子走了样。官伟勋说:从37岁到57岁，在这个人生精力最充沛的生命段中，我却不得不一次次为这些诬陷写申诉信，足有一米高，这实在是一件十分可悲的事情。

舒云附记:本文根据本人72本采访笔记和相关材料写成，仅是“冰山”一角。如有错误。欢迎指正。

中央专案组始终没有找到黄吴李邱以及绝大多数知情人涉嫌“两谋”的证据，而涉案人员仍被关押几年、十几年，有的并被公开审判，定罪判刑。这只能说明人治是没有标准的。为这样的罪恶不再发生，最高人民法院应该启动复查，也希望更多的当事人勇敢站出来，留下记忆中的昨天。

2019年12月24日再次修订，2020年2月8日最后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