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杀是菩萨行为”包括对天皇

早在幕府末期，思想家和改革家吉田松阴为推翻幕府制度就产生了暗杀思想，在1858年制定了“暗杀策”。

右翼势力重要人物井上日昭说：“谋杀是菩萨行为。”井上以建立“日本天皇国”为目标，实行“一人一杀”主义的血盟团在他的手中诞生，计划暗杀20多名政界、财界巨头。

明治维新阶段，对政敌实施谋杀就成了解决矛盾、化解冲突的重要手段。在这10年时间里，单是旧士族谋杀政府高级官吏的事件就有20多起，1874年发生的暗杀反对出兵征韩的右大臣岩仓具视未遂事件，影响最大。1878年5月，被誉为“维新叁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被刺杀。对政敌进行肉体消灭，成了封建势力保护自己行将失去的社会地位的回天之剑。

1889年，因修改条约问题，外相大隈重信被国家主义的玄洋社社员用炸弹炸伤。1910年5月，无政府主义者宫下太吉等人为暗杀天皇私制炸弹被捕。桂太郎内阁以此为借口下令在全国进行大搜捕，检举社会主义者数百人，社会主义运动领袖幸德秋水等12人被判死刑。

大正时代（1912-1926年），日本社会从大变革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政治谋杀等恐怖活动并未锐减。1921年9月28日，法西斯分子朝日平吾刺杀四大财阀之一安田善次郎于其住所。11月4日晚7点，主张和平外交的“平民首相”原敬来到东京火车站，在检票口时被满铁成员用匕首当场刺死，成为日本第一个在任时遇刺身亡的首相。

1922年1月，法西斯理论家北一辉组织其弟子埋伏在镰仓准备刺杀山县有朋。武装警察得知消息将其包围，暗杀未果但又轰动一时。迫使山县有朋不得不辞职而去。

二、叁十年代的日本政坛谋杀事件层出不穷：

1923年宪兵甘粕正彦暗杀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等人。

1923年摄政（即后来裕仁天皇）在虎门被难波大助袭击险遭不幸，导致山本权兵卫内阁引咎辞职。

1926年调查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陆军机密费桉件的石田基检事被暗杀。

1928年6月4日，河本大作等人策划暗杀中国军阀张作霖。

1929年3月旧劳动农民党议员山本宣治被刺杀。

1932年2、3月前藏相井上准之助和叁井理事长团琢磨被血盟团枪杀。

1932年5月五·一五事件发生，首相犬养毅被刺。

1932年7月袭击首相官邸、警视厅和政党党部的神兵队事件。

1933年11月暴露的针对政友会总裁铃木喜叁郎的暗杀计划。

1933年11月民政党政治家若木规礼次郎被袭击。

1935年8月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被刀斩于陆军省办公室内。

1936年2月，内务大臣前首相斋藤实、藏相前首相高桥是清、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被刺杀。首相冈田启介险遭不测，元老西圆寺公望原被列为首要杀害对象，天皇侍从长铃木贯太郎身负重伤。

1938年3月社会大众党委员会长安倍矶雄于家中被右翼分子袭击，负伤。

1939年7月暗杀海相米内光政计划泄露，暗杀亲英派政府要人的计划被发觉。

从1930年11月滨口首相被袭击到1943年，包括未遂政变，谋杀恐怖活动高达44起，平均每年3起。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时，发生了负隅顽抗的死硬军国主义分子闯进皇宫，欲夺走裕仁天皇投降广播录音磁带的事件，首相官邸被袭，首相铃木贯太郎被刺未遂。

二

右翼势力重要人物井上日昭曾面向其弟子的诠释，他说：“谋杀是菩萨行为。”井上一边借助宗教体验摆脱纷乱的社会的烦恼，以建立“日本天皇国”为目标，实行“一人一杀”主义的血盟团在他的手中诞生，计划暗杀20多名政界、财界巨头。

近代日本的政治逐渐走向军国主义，主张实行政党政治的呼声和态势也在不断增强。前者代表黩武好战的集权政治理念，后者象征分权、民主的政治追求，二者之间的矛盾是不言而喻的。彼此斗争，遂使日本政治日益右倾化，谋杀恐怖活动成了化解矛盾的极端手段。1921年相继被谋杀的安田财阀首脑和原敬首相就是军国主义与政党政治斗争的结果。这两次暗杀与以前有所不同，它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针对某个具体人物和具体政策的，而是针对整个体制的。暗杀者可能并不了解被暗杀者，甚至可能对他毫无反感，只不过把他当作体制的代表，实行“天诛”，借以警告当权者改弦更张。与原敬一样主张对中国采取不干涉政策的外务省政务局局长阿部守太郎也被暗杀于同样的政治背景。1930年11月极端国家主义组织爱乡塾成员在东京车站袭击滨口雄幸首相，使其身受重伤，于次年死去。主要原因是滨口压制军国主义势力，反对极端军国主义者的战争政策，支持削减陆海军预算。

山县有朋是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的鼻祖，他厌恶政党政治，扶持自己的亲信组织政府内阁，加快军国主义步伐。

1939年，德国在欧洲实施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给日本以巨大的鼓舞，日本军国主义者急于通过与德国、意大利缔结军事同盟营建自己在远东地区的霸主地位。时任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和海军中将山本五十六却予以强烈反对，其用意仅仅在于延缓张扬的节奏，即不为军国主义势力所不容，于是，前者被列入暗杀名单，而后者也收到了“斩奸状”。连身为现役海军领导人都成了谋害的对象。

其二，对国家改造理论的狂热崇拜和急于实现日本“革命大帝国”的变态追求。1921年安田善次郎被刺身亡，凶手朝日平吾将遗书分别留给了北一辉和黑龙会头目内田良平等，特别提出要将遗物交给北一辉。法西斯思想已经深深地嵌入朝日的心灵深处，是对于法西斯国家理论的狂热崇拜引其走上了暴力道路。

20世纪30年代是日本政治生活中国家改造运动狂飙肆虐的历史时期，谋杀等恐怖活动于是一浪接一浪。1932年暗杀政界人物井上准之助、犬养毅和财界巨头团琢磨，以及1934年未遂的十一月事件就是循着此线而动的。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则使法西斯军人政权最终建立起来。法西斯力量的积聚、壮大得益于政治恐怖活动，法西斯是借助于规模不等、前后相继的恐怖活动来实现的。谋杀恐怖活动为政治目的达成铲除了障碍、铺平了道路或直接实现了某些政治功利，更为军国主义扬帆催程。同时，谋杀恐怖活动也鼓励了一种特定的行为方式，为日后解决政治矛盾或“瓶颈”提供了一种模式和思路。近代日本政治生活轨迹，针对政界、军界、财界等的暗杀恐怖事件发生后，社会舆论并没有如人们所期望的给予重重的谴责，相反同情往外集中于暗杀恐怖活动的实施方。为朝日平吾举行葬礼时，规模盛大，上千人参加。当时北一辉曾深受鼓舞地说这样社会就会改变。同样，宪兵甘粕正彦在暗杀了社会主义者大杉荣等人之后，虽被判刑，很快就被释放，并被派出国，后来在财界和军界都很活跃。

其叁，武士道精神使恐怖分子铤而走险。所谓武士道，本质上就是对天皇超常的绝对忠诚，为了天皇，可以不顾一切，牺牲一切。所谓“武士道就是死，离开死而无武士道”，以至于人们常用“菊花与刀”、“樱花与祭”来形容指称之。武士道的基本特征是崇拜偶像、崇尚暴力。在武士的心中，天皇就是偶像，唯天皇之命是从。为了天皇，义无反顾地以战刀开路。对己，可以剖腹，对人可以不论是非曲直施以暴力。武士服膺强者，蔑视弱者。对强于己者，恭顺、忠诚，对弱于己者，凶狠、残暴，极尽蔑视、欺凌之能事。武士崇尚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价值观念，要么绝对服从对方，要么要对方绝对服从自己。……这就是武士道精神。那么多年青人基于不同的立场和出发点，在政治谋杀恐怖活动中“大显身手”，在其心灵深处和精神底层里就是根深蒂固而又让人热血沸腾的武士道精神。日本国内的政治谋杀等恐怖活动跟日军在外侵略战场上的“神风特攻队”和“怀抱赶制的炸弹去死”，其精神理念是完全一致的。

另外，日本民族性格中的狭隘性，也是促成谋杀恐怖活动迭起的重要因素。封闭的岛国地理环境和多山多丘陵而少平原以至对外交流不畅的客观状况，为日本民族性格的注入了较多的强悍、狭隘、崇尚暴力、爱走极端等特征。当某一问题不能顺利解决时，搬掉绊脚石，直至从肉体上对某一人物进行彻底的消灭，就成了日本人并不需要多少顾虑的快捷选择。如果再与特殊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态势相结合，那么，就更可以经常地感受到谋杀等政治恐怖活动的真实了。狭隘的民族性格还导致了日本社会秩序中下克上的恶劣风尚，特别是进入昭和时期（1926年以后），在日本陆军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种下级欺凌和冒犯上级的现象产生并盛行于室町时代中期至战国时代，本已过去很久，而今又死灰复燃，被陆海军特别是陆军所继承，动辄施以极端手段。

“暗杀先行于革命”，这是近代日本政治活动中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理念和口号，就连当时举足轻重的政治家们也常怀惶恐。谋杀等政治恐怖活动使日本走上了灭亡之路，“从满洲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这10年间，日本由于政治上外有陆军的威压，内有右翼恐怖的威胁才走上了灭亡之路”，此话也有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