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謀殺是菩薩行為”包括對天皇

早在幕府末期，思想家和改革家吉田松陰為推翻幕府制度就產生了暗殺思想，在1858年制定了“暗殺策”。

右翼勢力重要人物井上日昭說：“謀殺是菩薩行為。”井上以建立“日本天皇國”為目標，實行“一人一殺”主義的血盟團在他的手中誕生，計劃暗殺20多名政界、財界巨頭。

明治維新階段，對政敵實施謀殺就成了解決矛盾、化解衝突的重要手段。在這10年時間裡，單是舊士族謀殺政府高級官吏的事件就有20多起，1874年發生的暗殺反對出兵征韓的右大臣岩倉具視未遂事件，影響最大。1878年5月，被譽為“維新叄傑”之一的大久保利通被刺殺。對政敵進行肉體消滅，成了封建勢力保護自己行將失去的社會地位的回天之劍。

1889年，因修改條約問題，外相大隈重信被國家主義的玄洋社社員用炸彈炸傷。1910年5月，無政府主義者宮下太吉等人為暗殺天皇私制炸彈被捕。桂太郎內閣以此為藉口下令在全國進行大搜捕，檢舉社會主義者數百人，社會主義運動領袖幸德秋水等12人被判死刑。

大正時代（1912-1926年），日本社會從大變革進入相對穩定的發展時期，政治謀殺等恐怖活動並未銳減。1921年9月28日，法西斯分子朝日平吾刺殺四大財閥之一安田善次郎於其住所。11月4日晚7點，主張和平外交的“平民首相”原敬來到東京火車站，在檢票口時被滿鐵成員用匕首當場刺死，成為日本第一個在任時遇刺身亡的首相。

1922年1月，法西斯理論家北一輝組織其弟子埋伏在鎌倉準備刺殺山縣有朋。武裝警察得知消息將其包圍，暗殺未果但又轟動一時。迫使山縣有朋不得不辭職而去。

二、叄十年代的日本政壇謀殺事件層出不窮：

1923年憲兵甘粕正彥暗殺無政府主義者大杉榮等人。

1923年攝政（即後來裕仁天皇）在虎門被難波大助襲擊險遭不幸，導致山本權兵衛內閣引咎辭職。

1926年調查政友會總裁田中義一陸軍機密費桉件的石田基檢事被暗殺。

1928年6月4日，河本大作等人策劃暗殺中國軍閥張作霖。

1929年3月舊勞動農民黨議員山本宣治被刺殺。

1932年2、3月前藏相井上准之助和叄井理事長團琢磨被血盟團槍殺。

1932年5月五·一五事件發生，首相犬養毅被刺。

1932年7月襲擊首相官邸、警視廳和政黨黨部的神兵隊事件。

1933年11月暴露的針對政友會總裁鈴木喜叄郎的暗殺計劃。

1933年11月民政黨政治家若木規禮次郎被襲擊。

1935年8月陸軍省軍務局長永田鐵山被刀斬於陸軍省辦公室內。

1936年2月，內務大臣前首相齋藤實、藏相前首相高橋是清、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被刺殺。首相岡田啟介險遭不測，元老西圓寺公望原被列為首要殺害對象，天皇侍從長鈴木貫太郎身負重傷。

1938年3月社會大眾黨委員會長安倍磯雄於家中被右翼分子襲擊，負傷。

1939年7月暗殺海相米內光政計劃泄露，暗殺親英派政府要人的計劃被發覺。

從1930年11月濱口首相被襲擊到1943年，包括未遂政變，謀殺恐怖活動高達44起，平均每年3起。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時，發生了負隅頑抗的死硬軍國主義分子闖進皇宮，欲奪走裕仁天皇投降廣播錄音磁帶的事件，首相官邸被襲，首相鈴木貫太郎被刺未遂。

二

右翼勢力重要人物井上日昭曾面向其弟子的詮釋，他說：“謀殺是菩薩行為。”井上一邊藉助宗教體驗擺脫紛亂的社會的煩惱，以建立“日本天皇國”為目標，實行“一人一殺”主義的血盟團在他的手中誕生，計劃暗殺20多名政界、財界巨頭。

近代日本的政治逐漸走向軍國主義，主張實行政黨政治的呼聲和態勢也在不斷增強。前者代表黷武好戰的集權政治理念，後者象徵分權、民主的政治追求，二者之間的矛盾是不言而喻的。彼此鬥爭，遂使日本政治日益右傾化，謀殺恐怖活動成了化解矛盾的極端手段。1921年相繼被謀殺的安田財閥首腦和原敬首相就是軍國主義與政黨政治鬥爭的結果。這兩次暗殺與以前有所不同，它不再像以前那樣只是針對某個具體人物和具體政策的，而是針對整個體制的。暗殺者可能並不了解被暗殺者，甚至可能對他毫無反感，只不過把他當作體制的代表，實行“天誅”，藉以警告當權者改弦更張。與原敬一樣主張對中國採取不干涉政策的外務省政務局局長阿部守太郎也被暗殺於同樣的政治背景。1930年11月極端國家主義組織愛鄉塾成員在東京車站襲擊濱口雄幸首相，使其身受重傷，於次年死去。主要原因是濱口壓制軍國主義勢力，反對極端軍國主義者的戰爭政策，支持削減陸海軍預算。

山縣有朋是日本近代軍國主義的鼻祖，他厭惡政黨政治，扶持自己的親信組織政府內閣，加快軍國主義步伐。

1939年，德國在歐洲實施大規模的軍事行動，給日本以巨大的鼓舞，日本軍國主義者急於通過與德國、意大利締結軍事同盟營建自己在遠東地區的霸主地位。時任海軍大臣米內光政和海軍中將山本五十六卻予以強烈反對，其用意僅僅在於延緩張揚的節奏，即不為軍國主義勢力所不容，於是，前者被列入暗殺名單，而後者也收到了“斬奸狀”。連身為現役海軍領導人都成了謀害的對象。

其二，對國家改造理論的狂熱崇拜和急於實現日本“革命大帝國”的變態追求。1921年安田善次郎被刺身亡，兇手朝日平吾將遺書分別留給了北一輝和黑龍會頭目內田良平等，特別提出要將遺物交給北一輝。法西斯思想已經深深地嵌入朝日的心靈深處，是對於法西斯國家理論的狂熱崇拜引其走上了暴力道路。

20世紀30年代是日本政治生活中國家改造運動狂飆肆虐的歷史時期，謀殺等恐怖活動於是一浪接一浪。1932年暗殺政界人物井上准之助、犬養毅和財界巨頭團琢磨，以及1934年未遂的十一月事件就是循着此線而動的。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則使法西斯軍人政權最終建立起來。法西斯力量的積聚、壯大得益於政治恐怖活動，法西斯是藉助於規模不等、前後相繼的恐怖活動來實現的。謀殺恐怖活動為政治目的達成剷除了障礙、鋪平了道路或直接實現了某些政治功利，更為軍國主義揚帆催程。同時，謀殺恐怖活動也鼓勵了一種特定的行為方式，為日後解決政治矛盾或“瓶頸”提供了一種模式和思路。近代日本政治生活軌跡，針對政界、軍界、財界等的暗殺恐怖事件發生後，社會輿論並沒有如人們所期望的給予重重的譴責，相反同情往外集中於暗殺恐怖活動的實施方。為朝日平吾舉行葬禮時，規模盛大，上千人參加。當時北一輝曾深受鼓舞地說這樣社會就會改變。同樣，憲兵甘粕正彥在暗殺了社會主義者大杉榮等人之後，雖被判刑，很快就被釋放，並被派出國，後來在財界和軍界都很活躍。

其叄，武士道精神使恐怖分子鋌而走險。所謂武士道，本質上就是對天皇超常的絕對忠誠，為了天皇，可以不顧一切，犧牲一切。所謂“武士道就是死，離開死而無武士道”，以至於人們常用“菊花與刀”、“櫻花與祭”來形容指稱之。武士道的基本特徵是崇拜偶像、崇尚暴力。在武士的心中，天皇就是偶像，唯天皇之命是從。為了天皇，義無反顧地以戰刀開路。對己，可以剖腹，對人可以不論是非曲直施以暴力。武士服膺強者，蔑視弱者。對強於己者，恭順、忠誠，對弱於己者，兇狠、殘暴，極盡蔑視、欺凌之能事。武士崇尚優勝劣汰、弱肉強食的價值觀念，要麼絕對服從對方，要麼要對方絕對服從自己。……這就是武士道精神。那麼多年青人基於不同的立場和出發點，在政治謀殺恐怖活動中“大顯身手”，在其心靈深處和精神底層里就是根深蒂固而又讓人熱血沸騰的武士道精神。日本國內的政治謀殺等恐怖活動跟日軍在外侵略戰場上的“神風特攻隊”和“懷抱趕製的炸彈去死”，其精神理念是完全一致的。

另外，日本民族性格中的狹隘性，也是促成謀殺恐怖活動迭起的重要因素。封閉的島國地理環境和多山多丘陵而少平原以至對外交流不暢的客觀狀況，為日本民族性格的注入了較多的強悍、狹隘、崇尚暴力、愛走極端等特徵。當某一問題不能順利解決時，搬掉絆腳石，直至從肉體上對某一人物進行徹底的消滅，就成了日本人並不需要多少顧慮的快捷選擇。如果再與特殊的時代背景和社會態勢相結合，那麼，就更可以經常地感受到謀殺等政治恐怖活動的真實了。狹隘的民族性格還導致了日本社會秩序中下克上的惡劣風尚，特別是進入昭和時期（1926年以後），在日本陸軍中表現得尤為突出。這種下級欺凌和冒犯上級的現象產生並盛行於室町時代中期至戰國時代，本已過去很久，而今又死灰復燃，被陸海軍特別是陸軍所繼承，動輒施以極端手段。

“暗殺先行於革命”，這是近代日本政治活動中一個非常引人注目的理念和口號，就連當時舉足輕重的政治家們也常懷惶恐。謀殺等政治恐怖活動使日本走上了滅亡之路，“從滿洲事變到太平洋戰爭爆發這10年間，日本由於政治上外有陸軍的威壓，內有右翼恐怖的威脅才走上了滅亡之路”，此話也有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