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或娜拉的终点

冬川豆

李云鹤（1915-1991，山东诸城人）来自诸葛亮家族得名的诸城，然而这里早已不是汉魏时期的名士风流之乡。明清以来，流民文化浸染日深。暴力经纪人统治社会基层，儒生僧侣都以豪饮健斗著称。流民文化具有高度的机会主义性质，丧失了贵族骑士的节操和荣誉。孔子时代的齐鲁曾经是诸夏的精华，否则就不会留下“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的格言了。

唐室为了毁灭桀骜不驯的平卢／武宁二镇，恶毒地破坏了青徐诸州的天然边界和基础设施，引入雇佣兵和浪人。春秋贵族/汉魏名士/北朝门第相继退出历史，不再有继承人。

金元之际的黄河水患和流寇战争降落在毫无组织资源的散沙小农头上，产生了符合字面意义的食人乐园。

明清之际，邪教与流寇争夺社会。甚至在江东完全忘记了武器的康乾之世，山东几乎没有哪一年缺少暴乱的纪录。残余的士大夫不再有勇气和能力跟南人竞争科场，只能依靠朝廷的保护性名额和南北分榜制。大运河废弃后，山东内地和沿海变成了两个世界。内地富人的生活水准通常还不及青岛或上海的普通工人。

李云鹤出生时，诸城只有几万人口。她的家庭按青岛标准自然非常穷苦，但在当地已经算是有钱人，足以在乡下买田置地，享受共产党后来宣称的剥削收入（非劳动收入）。李云鹤的主要问题不在缺钱，而在出身和家庭关系。她母亲是父亲的小妾（仅此一项就能证明她家在当地并不穷困），而且夫妻关系不佳。她母亲曾经公开离家出走，按当时社会的标准已属不守妇道。小妾及其子女和正妻及其小姐的物质环境差异并不很大，但心理结构差异甚大。前者通常更早熟而乖巧，更具机会主义性格。江青后来运用情感炼金术，把童年的感情压抑解释为资本主义的物质压迫。其实更加穷困的劳动者家庭子弟反倒会更阳光一些，因为比较单纯的家庭不太需要斗心眼。

江青的母亲失去了男人的保护和压迫，因此名誉颇为暧昧。男性家长制的社会无疑会认为这种生活方式毫无体面可言，很可能需要许多临时情夫的补贴。江青在学校里遭到孤立和歧视，主要就是因为没有父亲撑腰。民国初年的山东小镇风气未开，学校寥寥无几，教师的相对社会地位比现在高得多，女孩子上学并不是普遍现象。她母亲能够让女儿读书，就说明她有一定的社会资源。她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可见幕后操纵人脉的能力远在阶级地位相近的普通女性之上，见识和期望尤其不是寻常家庭妇女所能望其项背的。

江青后来说，她母亲经常在夜里外出，她不得不出去找。左邻右舍的长舌妇对夜间外出的单身女子会有什么想法，无需过多解释。特里尔（1938- ，美国学者，著有《毛泽东传》《江青传》等）认为她们在此期间，曾经跟康生或其家庭关系暧昧。学校里的小伙伴会怎样嘲笑和欺凌如此家庭的子女，同样无需过多解释。江青的倔强性格酷似母亲，受不了这一切，跟小伙伴们打了一架，结果在学校里混不下去了。最后，母女二人只得去济南投靠娘家。

济南的四十万人口当中，只有两千五百名中学生，不用说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男生。江青的母亲迅速把女儿送进了中学，证明她和江青的外祖父（李云鹤这个名字就是外祖父起的）都属于见识或野心超凡的极少数。二十年代末，她的母亲神秘地消失了。江青再也不肯提起她，说明她并不是自然死亡，而是因为某些近乎难言之隐的因素消失的。江青后来掌权，运用专政机关清除早年历史的见证人，非常得心应手。只要她愿意，并非不可能至少尝试一下，用类似的方法寻找母亲，但她居然没有，说明她并不希望找到母亲。

民国初年，为数极少的女学生只有两种前途。第一种女生本来就是开明绅士或资产阶级家庭的苗裔，因此既能承担又愿意承担女子教育的成本。女孩经历了新式教育，就不大可能或情愿嫁到旧式家庭做媳妇了。她们大抵嫁给阶级相似的开明家庭子弟，或者同时或暂时从事少数知识女性能够胜任的体面工作，例如教师和秘书。

江青所受的教育足以使她不能嫁给东亚儒家社会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男人，又不够使她从事杨绛或杨步伟（1889-1981，杨仁山的孙女，东大医科博士，赵元任的夫人）之类知识精英所能占据的职位。她决定加入剧团（1929年春，江青在济南入山东实验剧院），也就是说加入了号称艺术家的社会浪人大军。

凌叔华（1900-1990，女作家、画家，创作过英文剧本并排演）可以玩剧团，但她的归宿还是嫁给陈西滢（原名陈源，1896-1970，文学评论家，曾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国民政府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等职。1927年与凌叔华结婚。他是鲁迅的论敌）。

业余文艺爱好者是高贵的，职业文艺家却是低贱的。江青之所以这样做，其实也是因为她别无选择。她的出身比同学差得太远。学校足以使她脱离自己的阶级，却又无法使她挤进更高的阶级。她无法嫁给体面的开明资产阶级子弟，又不能再去做女工。如果要做女工，还不如一开始就不上学。一般的女工没有文化，却懂得怎样找男朋友和保护人。工头／工会头目或黑社会头目（三者经常是一回事）的地位能够最有效地提高女朋友的地位，甚至促使众多厂妹倒贴钱做情妇。

文艺女青年没有保护人而有谁都听不懂的古怪名词，肯定会变成孤立和歧视的标志。她母亲的跨阶级投资实际上将她变成了有进无退的过河卒子，注定要付出比留在自己阶级的姊妹大得多的奋斗成本。同样的过河卒子成千上万，大部分都在绝望和痛苦中倒下了。江青如果没有这样的母亲，无疑永远不会有机会走近紫禁城，然而一个女孩子为此承受的隐秘痛苦和危险，又有谁能计算清楚？代价是必定的，成功则是需要碰运气的。江青在她隐秘的内心深处，到底是感激母亲，还是无比痛恨，恐怕她自己都说不清楚。爱与恨是如此亲近，很少有人能够分清。江青对她一生最重要的人物讳莫如深，她的沉默比她的言辞更加耐人寻味。

江青走上舞台的时候，新文化运动正在知识阶级和文艺青年当中传播。她在剧院第一次看到胡适赞美推荐的《玩偶之家》，就想扮演娜拉的角色。社会解放的概念对资产阶级的子弟而言，不过是炫耀的工具；对她这样的浪人而言，就是血肉相关的体验。何况，女性身份和社会解放有特殊关系。性别结构对应阶级结构，资本主义与男性家长制同构。阶级斗争无所不在，但最激烈的地方不在不同层次之间，而在层次的边缘地带。谁最清楚贵族绅士的虚伪？不是平民或佃农，而是贵族的私生子和家庭教师。

下等人有稳定的地位，稳定就是保守。边缘人没有稳定的地位，动荡就是激进。农民和工匠的抗争，是为了保护他们的等级特权，或者改善他们的待遇。边缘人的斗争，是为了消除一切等级和歧视，建立人人皆兄弟的地上天国。从约翰·鲍尔(John Ball ，？-1381，英国教士，被称为“肯特的疯狂教士”。他是宗教改革先驱约翰•威克里夫的追随者，在1381年瓦特•泰勒起义时，他煽动性讲道：“当亚当种田夏娃织布时，谁是贵族呢？”起义失败后逃走，被抓获处死。)到马克思，边缘人的思想家都是社会意义上的私生子和家庭教师。他们是统治阶级的弃儿，距离统治如此之近而又无法染指。下等人无法体验的嫉妒和愤怒充满了他们的灵魂，给他们打上了该隐的烙印。他们无法忍受统治阶级，幻想借助下等人，实现身后的报复，然而如果真正生活在下等人当中，他们只会更加痛苦。所求越多，所获越少。选择越多，歧路越深。他们比谁都笃信人定胜天的道理，然而只有死亡才能解除他们的焦渴。

艺术家的生活天然充满动荡，经费短缺断送了他们的剧院。江青在演出期间招揽了一批粉丝，决定嫁给其中一位(山东实验剧院办了不到两年即因经费困难被迫停办，人员解散。院长赵太侔去青岛大学任职。1931年5月，江青与济南富家子弟裴明伦结婚。7月，江青主动要求离异，随后去青岛投奔赵太侔。)，然而家庭妇女的生活并不适合江青，粉丝丈夫的家人也不是她的粉丝。他们用衡量寻常媳妇的标准对待江青，要求她适应新的角色。江青一点没有这种打算，干脆抛弃了丈夫，重新闯荡江湖。如果不是母亲给她树立了范例，寻常女子不大会这样对待自己选择的丈夫。

江青换一个男人，就会换一个地方重新开始。她离开济南，前往青岛发展。命运将她送到青岛大学图书管理员的位置上，跟她未来丈夫在北京大学的位置完全相同。图书管理员和教授的关系，就是家庭教师和贵族的关系。她不久就断定这些人都是不可救药的改良主义者，辜负了她满腔的革命热情。没心没肺的小市民看到这些冲突，只会觉得她脾气太倔。她在这里结识了地下党员俞启威(黄敬，1912-1958，原名俞启威，俞明震的孙子，俞正声的父亲。他1931年入青岛大学物理系就读，成为该校地下党支部书记。这时，在赵太侔的妻子、话剧演员俞珊的帮助下，江青进入青岛大学图书馆充当管理员，俞珊是俞启威的姐姐，江青由此认识俞启威。1933年2月，俞启威介绍江青入党。4月，俞被捕。此时，导演史东山来青岛动员俞珊去上海。赵太侔和俞珊顺水推舟，推荐江青去上海。江青本打算住进上海的俞宅，但俞家并不承认她，遂以俞珊“表妹”的身份，在田汉家借住。7月，她被田汉的弟弟田沅介绍到陶行知创办的“晨更工学团”工作。与此同时，俞靠家庭关系被释放，来到上海。1934年1月，江青参加拓声剧社，6月进入小沙渡路女工夜校当教员。10月，江青被捕，不久获释。她后来把自己描述成在狱中坚持斗争的坚定党员。年底，俞到了北平。1935年1月，江青去北平，与俞短暂同居后，于3月回到上海，并通过田汉等人的关系，以“蓝苹”的艺名进入电影界。)，迅速跟他同居。家庭 革命是革命的组成部分，经常体现为著名的“一杯水主义”（又称“杯水主义”，出自苏俄时代的现代女权主义对性的理解。摒弃了传统女性的道德观，追求性的享受，就如口渴了就应该喝水一样是平常的事），所以他们没有正式结婚，这在共产党人当中是非常普遍的。她在青岛期间加入了左翼剧联和反帝联盟，下乡做反帝义务演出。乡民很高兴看免费的演出，尤其是免费的美女，但并不打算放弃便宜的日货，除非有党部的特务一起来。民主离不开专政的道理，她很早就看清楚了。北方的国民党部大多是共产党替他们建立的，即使在清党以后仍然充满了共产党人。北方的军阀即使名义上加入国民党，实际上总想分庭抗礼，因此大多乐于用共产党人掺沙子。西北军的系统尤其如此，他们是苏联的老朋友。山东在三十年代的大多数时间，由西北军或其盟友统治。

1933年，李云鹤宣誓加入共产党。然而革命没有让他们的准夫妻关系更加亲密，反而夺走了她的男人。俞启威奉命去北京做革命工作，无意带走妾身未明的同居女友。他们的“一杯水”已经喝完了。江青在落寞中逃离青岛，登上驶向上海的轮船。拉斯蒂涅对巴黎发出的誓言，正在冥冥中召唤未来的风云人物(拉斯蒂涅是巴尔扎克多部小说《高老头》的男主角，他从不谙世事的外省青年成长为不择手段获取权势地位的野心家。在书的结尾，拉斯蒂涅远眺巴黎上流社会街区，自言自语：“现在咱们来拼一拼吧！” )。

江青到上海时，年纪还不满二十岁，但婚姻和社会经验的丰富，无疑已经超过旧式家庭的六十岁祖母。地下党的关系是她主要的社交资源，她最初不得不为党的工人夜校支教。这些活动把她送进了国民党特务的手中，后者很快就发现她其实是无足轻重的外围。她像大多数被捕的共产党人一样，写了一份自首书，宣布跟共产主义断绝关系，然后就轻易获释了。她改名蓝苹，全心投入电影事业，终于实现了扮演娜拉的梦想，在文艺界赢得了小明星的地位（1935年8月，江青在成功扮演娜拉之后，接受上海《民报》记者采访时说：“我根本是反对结婚的，我主张只要彼此底爱情达到了沸点成熟了的时候，不必经过结婚的仪式，尽可实行同居。不过我现在虽然已有了爱人，但我以为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我始终是没有把恋爱看做比事业还重要。”）。

在此期间，她和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唐纳同居（1914-1988，本名马季良，此时是上海知名电影人。1935年6月，江青在上海金城大戏院公演《娜拉》。唐纳观后著文推荐，并主动与江青见面，两人很快出双入对）。后者对她而言，就是西方生活方式的化身（唐纳教过江青英语）。组织并不介意她的自首书，继续给她安排外围工作。共产国际的重要经纪人沈钧儒为他们两人举行了新式婚礼（1936年4月26日，唐纳与江青、赵丹与叶露茜、顾而已与杜小鹃，三对明星在杭州六和塔前举行婚礼，由沈钧儒证婚），江青后来说婚礼其实跟野餐没有什么区别。

他们的婚姻充满了争吵，经过了唐纳的两次自杀（6月，江青谎称母病，离开上海去找俞启威。后来，江青又与已婚导演章泯有染，甚至发展到公然同居），很快就瓦解了。江青坚强地表示，她才不会像阮玲玉一样为闲言碎语而自杀。她从小就是长舌妇的天敌，早已练出免疫力了。作为坚强的共产主义者，她更鄙视殉情这种小资产阶级行径。她说唐纳和他的朋友如果有种，就应该用自杀的勇气对付日本人。（但最后还是自杀了。）

战争果然爆发了，她所在的电影公司随之倒闭。大批左派文艺界人士借统一战线的东风，集体奔赴延安。毛泽东给他们的待遇按延安标准相当优厚，相当于团级干部。公家人的开支是由蒋介石拨款支付的，这是统一战线的一部分。他们不用打仗或劳动，不用担心失业。公家包养他们，只要求他们搞好宣传工作。所以后来有些文人要求同时享受社会主义的包养和资本主义的自由，才会引起贺龙和王震的大怒。毛泽东作为东食西宿的行家，对这些文人绝对不是最苛刻的。

江青在电影界的地位不如丁玲在作家群高，最初几乎没有人理她。她积极活动，但像没头苍蝇或外围人士一样缺乏方向感。命运眷顾了她，从张国焘(1937年7月中旬，江青来到延安，住在边区招待所。招待所属边区政府，当时边区政府由张国焘挂名。张国焘当时虽然在党内受到批判，但此事高度保密，下面的人并知情。因此，有人介绍江青认识张国焘后，江青一度与张走得很近。)手里碰到康生手里。如果前者给她帮了忙，她今后的下场就会很惨。康生是她的同乡，在党内的资格和在苏联的关系比毛泽东更强。毛泽东利用长征期间的混乱，挤走了苏联和远东局安排的领导人，但他在安全部门没有自己的班底，急需康生这样经验丰富的老特务人员帮忙。毛泽东名义上担任可怕的中组部负责人，实际工作则掌握在康生手中。

康生、任弼时和叶剑英三足鼎立，削弱了十年来不可一世的周恩来，给毛泽东增加了不少安全感。毛泽东深知自己的局外人身份，又不打算或没有时间像曾国藩一样培养自己的亲信。他此后二十年的策略一直是借力打力，防止陌生的干部群体联合起来反对他。他一面采取分化瓦解的手段，从老列宁主义者当中挖出刘少奇和康生这样识时务的干才，作为自己的组织基础；一面依靠这些人的上级来镇住他们，无微不至地讨好斯大林和蒋介石，颂扬昆仑山（莫斯科）来客的致辞(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延安，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发表讲话，说他是“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和崇拜民族英雄（蒋介石）的书信(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虽顽寇尚未戢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之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之目的。”)，足以让唐纳写给蓝苹的数千字情书黯然失色。他的运气像未来妻子一样好，但跟他的策略好坏关系甚微。

斯大林胸怀全球，蒋介石胸怀远东。陕北的弹丸之地，在两人的布局当中都没有多大分量。斯大林在三十年代的战略以欧洲局势为依据，认为希特勒德国的威胁已经超过了资本主义世界，为了统战资产阶级民主派，准备解散共产国际，顺便就把远东局一起解散了。他改变政策的习惯做法和安全保险就是把负责执行原先政策的干部斩草除根，艾维特（1932年起，艾维特任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和他的朋友们自然不得好死。瞿秋白/李立三/张闻天等人如果身在苏联，肯定会跟自己的领导落到同样的下场。蒋介石其实救了他们的命，正如毕苏斯基继承人的监狱救了哥穆尔卡（1905-1982，后来的波兰第一书记。1936年，他被当局逮捕，判处7年监禁。1938年下半年，波兰共产党被共产国际以“党内混入了间谍和特务”为由予以解散，其领导人等先后被捕）。斯大林为新版统一战线策略发明了人民民主的概念，吸引愿者上钩的资产阶级。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就是这时从导师那里学来的。共产国际解散，为的是让西方列强放心打击希特勒。远东局解散，为的是解除蒋介石抗日的后顾之忧。蒋介石如果真正理解斯大林，就会抓住这个机会做掉共产党，斯大林反而会佩服他。英国人后来就是这样对付希腊共产党的，斯大林反而把所有罪责放在漏网的党员身上(1944年10月，丘吉尔与斯大林在莫斯科举行的双边会晤中划定了巴尔干半岛的势力范围。按照丘吉尔提出的方案，英国获得希腊的主导权，作为交换，苏联获得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控制权。英军登陆希腊，苏联对此没有干预。希腊共产党武装在希腊内战中也没有得到苏联的支持。)。

问题在于蒋介石始终是小资产阶级心理，以为放共产党逃出赣南，斯大林就会感谢他，结果适得其反。斯大林因此看出他的软弱，警告他为了消除人民的背叛，需要多杀几百万人。这是他的经验之谈和善意忠告，可惜蒋介石完全听不懂。毛泽东恰好在斯大林抛弃支部的时间窗口，利用江湖经验战胜了列宁主义学校训练出来的正规干部。抗战一旦爆发，窗口就迅速关闭。斯大林不再需要担心蒋介石反覆无常，看到委员长不想接受他送上门的统战礼物，毛泽东又把他抛弃的支部捡了回来，就顺水推舟承认了幸存者免受指责的特权。毛泽东发现斯大林非但不计较他上台的非常规手段，还愿意加大支持力度，一辈子都感恩戴德，犹如成吉思汗永远感激一起逃难的小伙伴们，成功以后送礼的人虽然客观上贡献更大，但主观上已经不那么宝贵了，甚至还会暴露送礼必有所求的弱点，后来赫鲁晓夫就是这种情况。蒋介石最怕别人说他只是一个地方派系的领袖，主要因为这话完全是事实，为了打肿脸充胖子，是什么事情都愿意做的。他迷信自己以德服人的领袖魅力，自以为已经以精诚感化了无数军阀。其他人大概会认为：这些军阀主要是贪图他的军饷，相信他不杀降将的名声。他在抗战时期写给延安的信件和训令无比婆婆妈妈，即使《大话西游》里面的唐僧都会望尘莫及。委员长说他教育共产党都是为了让他们学好，因为从长远看来不学好总是自己吃亏；说他以前教育好的不良少年和反动军阀不知有多少，只要他们幡然悔悟就从来没有亏待他们；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他有多诚心诚意，你们怎么可能不明白。四十年代的毛泽东比孙悟空还要鄙视这些金玉良言，但他在三十年代末还表现出或假装表现出深受感动醍醐灌顶的样子。

江青像一只快乐的小蚂蚁，根本没有感受到好几头大象的蹄子在她身边踩过。她只是从小就深知男人的弱点，更深知公关有权有势的男人可以少走好多弯路。康生和她不一定真有什么暧昧的往事，很可能就是为了山东老乡在外地自然的情谊。他天天指挥大批特务取人性命，自然会觉得文艺家走点小小的后门根本不算个事。无论如何，他同意给江青在鲁迅文艺学院找一个位置。毛泽东爱上江青以后，他又积极支持毛和贺子珍离婚。康生利用他的职权，抹去了江青的叛党问题。江青结婚以后，就放弃了鲁艺的演员事业。她仍然热爱格丽泰·嘉宝（1905-1990，30年代美国电影明星），仅此而已。他们的蜜月没有持续多久，到五十年代就分开住了。江青更乐于找借口去苏联和上海等地旅行，毛泽东离开她显然也并不寂寞。她要求参加土改工作组，而且不肯放弃貂皮大衣，比工作组的斗争对象更像资产阶级，使地方干部感到狼狈不堪。

婚姻关系冷淡以后，她对政治活动的热情急剧上升。文艺是她的保留领域，消耗了她大部分精力。她在这些活动当中，结识或提拔了姚文元这样的激进文人，但在掌握实权的干部眼中，这些工作都是无足轻重的点缀。毛泽东夫妇从不同的角度感受到了干部集体的怠慢，都有理由担心大权旁落的危险，但他们都没有真正扭转乾坤的力量，因为他们都缺少可靠的自己人。

毛泽东擅长笼络许世友式的江湖人物，但这样形成的人马零零散散不成气候。他的成功主要依靠辨认机会的敏锐和利用机会的果决，苏联训练的列宁主义者在这两方面都很迟钝。如果革命完全交给后者领导，结果很可能只会产生长城以外的红色政权。然而组织力量始终在后者一方，因为列宁主义的力量在于螺丝钉一样配合的批量干部团体。毛泽东习惯借强打弱，省去了做培养组织的麻烦。他最初支持高岗和饶漱石打击刘少奇和周恩来，风向一变就立刻反戈一击，对待国民党和苏联的效忠和反叛，同样依靠敏锐而非实力。他能够给列宁主义者的机器掺沙子，自己却制造不出有效的替代品，因此成功注定是表面和短暂的。江青的政治判断力像大多数文艺家一样差劲，只能看到最表面的泡沫，招揽的人才都是自己的同类，没有任何组织能力可言。

毛泽东的突然袭击能够打倒刘少奇，却大大加强了周恩来的权势。红卫兵和激进文人的声势转瞬即逝，只有解放军才能收拾残局。中央文革小组貌似无所不能，却处罚不了犯上作乱的武汉军人(1967年3、4月份，武汉的两大派组织“工人总部”和“百万雄师”（军方的组织）之间的矛盾日趋激烈。7月，毛泽东、周恩来、谢富治、王力（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等来武汉解决两派的问题。7月18日，周恩来因故返京，王力、谢富治去“工人总部”的据点讲话，表示支持该派，把“百万雄师”说成是保守派，并接受佩带“工总”的袖标。之后，“工总”出动广播车上街，播放王力讲话的录音，向“百万雄师”示威。7月20日凌晨，“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独立师的人马拿着枪支、长矛、大刀，乘坐吉普车和大卡车冲进了东湖宾馆（毛泽东这时也在这里），将王力塞进汽车，拉到武汉军区大院围攻。7月21日，鉴于武汉局势，毛泽东乘飞机离开武汉去上海。事后，毛泽东淡化了对武汉事件的处理，并很快把王力等人抛出来当替罪羊，以平息军界的不满。)。周恩来和林彪去世，激进文人根本没有能力接替他们的工作。邓小平复出，实际上等于刘少奇复活。

江青生活在表层上，看不清真正的力量在哪里，杂乱无章地推动各种仅有表演意义的激进姿态，浪费了所有掌握实际力量的机会。虽然从实力对比看，她无论如何都会输的，但溃败如此轻易和彻底，不能不说是政治能力低下的证明。毛泽东夫妇在他们终于有机会培养嫡系的时候，选择的人马居然如此低能，暴露了自己的层次，或者干脆说就是阶级。成功大多依靠外界因素，并不一定代表真正的力量，打垮的难度高低，才是力量的可靠标志，因为胜利可以依靠敌人的错误和软弱，但真功夫消耗不完就不可能被人打死。

日本人从来没有承认自己败在蒋介石手里，只承认败给美国。蒋介石从来没有承认自己败在毛泽东手里，只承认败给苏联。毛泽东把自己的敏锐和历史的机运当成了自己的力量和历史的规律，用自己发明的神话坑害了自己的妻子和信徒。江青和张春桥在审判当中透露的真相，可能多于他们的敌人愿意承认的程度，然而他们至死都没有认清自己真正的地位，更不用说认清世界的隐秘法则了。扭曲的认知图景不断产生自己的牺牲品，犹如错误的地图不断产生遇难的船只。他们既不是第一批，也不是最后一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