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或娜拉的終點

冬川豆

李雲鶴（1915-1991，山東諸城人）來自諸葛亮家族得名的諸城，然而這里早已不是漢魏時期的名士風流之鄉。明清以來，流民文化浸染日深。暴力經紀人統治社會基層，儒生僧侶都以豪飲健斗著稱。流民文化具有高度的機會主義性質，喪失了貴族騎士的節操和榮譽。孔子時代的齊魯曾經是諸夏的精華，否則就不會留下“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論語·雍也》）的格言了。

唐室為了毀滅桀驁不馴的平盧／武寧二鎮，惡毒地破壞了青徐諸州的天然邊界和基礎設施，引入僱傭兵和浪人。春秋貴族/漢魏名士/北朝門第相繼退出歷史，不再有繼承人。

金元之際的黃河水患和流寇戰爭降落在毫無組織資源的散沙小農頭上，產生了符合字面意義的食人樂園。

明清之際，邪教與流寇爭奪社會。甚至在江東完全忘記了武器的康乾之世，山東幾乎沒有哪一年缺少暴亂的紀錄。殘餘的士大夫不再有勇氣和能力跟南人競爭科場，只能依靠朝廷的保護性名額和南北分榜制。大運河廢棄後，山東內地和沿海變成了兩個世界。內地富人的生活水準通常還不及青島或上海的普通工人。

李雲鶴出生時，諸城只有幾萬人口。她的家庭按青島標准自然非常窮苦，但在當地已經算是有錢人，足以在鄉下買田置地，享受共產黨後來宣稱的剝削收入（非勞動收入）。李雲鶴的主要問題不在缺錢，而在出身和家庭關係。她母親是父親的小妾（僅此一項就能證明她家在當地並不窮困），而且夫妻關係不佳。她母親曾經公開離家出走，按當時社會的標准已屬不守婦道。小妾及其子女和正妻及其小姐的物質環境差異並不很大，但心理結構差異甚大。前者通常更早熟而乖巧，更具機會主義性格。江青後來運用情感煉金術，把童年的感情壓抑解釋為資本主義的物質壓迫。其實更加窮困的勞動者家庭子弟反倒會更陽光一些，因為比較單純的家庭不太需要鬥心眼。

江青的母親失去了男人的保護和壓迫，因此名譽頗為曖昧。男性家長制的社會無疑會認為這種生活方式毫無體面可言，很可能需要許多臨時情夫的補貼。江青在學校里遭到孤立和歧視，主要就是因為沒有父親撐腰。民國初年的山東小鎮風氣未開，學校寥寥無幾，教師的相對社會地位比現在高得多，女孩子上學並不是普遍現象。她母親能夠讓女兒讀書，就說明她有一定的社會資源。她沒有固定的經濟來源，可見幕後操縱人脈的能力遠在階級地位相近的普通女性之上，見識和期望尤其不是尋常家庭婦女所能望其項背的。

江青後來說，她母親經常在夜裡外出，她不得不出去找。左鄰右舍的長舌婦對夜間外出的單身女子會有什麼想法，無需過多解釋。特里爾（1938- ，美國學者，著有《毛澤東傳》《江青傳》等）認為她們在此期間，曾經跟康生或其家庭關係曖昧。學校里的小夥伴會怎樣嘲笑和欺凌如此家庭的子女，同樣無需過多解釋。江青的倔強性格酷似母親，受不了這一切，跟小夥伴們打了一架，結果在學校里混不下去了。最後，母女二人只得去濟南投靠娘家。

濟南的四十萬人口當中，只有兩千五百名中學生，不用說其中絕大多數都是男生。江青的母親迅速把女兒送進了中學，證明她和江青的外祖父（李雲鶴這個名字就是外祖父起的）都屬於見識或野心超凡的極少數。二十年代末，她的母親神秘地消失了。江青再也不肯提起她，說明她並不是自然死亡，而是因為某些近乎難言之隱的因素消失的。江青後來掌權，運用專政機關清除早年歷史的見證人，非常得心應手。只要她願意，並非不可能至少嘗試一下，用類似的方法尋找母親，但她居然沒有，說明她並不希望找到母親。

民國初年，為數極少的女學生只有兩種前途。第一種女生本來就是開明紳士或資產階級家庭的苗裔，因此既能承擔又願意承擔女子教育的成本。女孩經歷了新式教育，就不大可能或情願嫁到舊式家庭做媳婦了。她們大抵嫁給階級相似的開明家庭子弟，或者同時或暫時從事少數知識女性能夠勝任的體面工作，例如教師和秘書。

江青所受的教育足以使她不能嫁給東亞儒家社會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男人，又不夠使她從事楊絳或楊步偉（1889-1981，楊仁山的孫女，東大醫科博士，趙元任的夫人）之類知識精英所能占據的職位。她決定加入劇團（1929年春，江青在濟南入山東實驗劇院），也就是說加入了號稱藝術家的社會浪人大軍。

凌叔華（1900-1990，女作家、畫家，創作過英文劇本並排演）可以玩劇團，但她的歸宿還是嫁給陳西瀅（原名陳源，1896-1970，文學評論家，曾任武漢大學文學院院長、國民政府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代表等職。1927年與凌叔華結婚。他是魯迅的論敵）。

業余文藝愛好者是高貴的，職業文藝家卻是低賤的。江青之所以這樣做，其實也是因為她別無選擇。她的出身比同學差得太遠。學校足以使她脫離自己的階級，卻又無法使她擠進更高的階級。她無法嫁給體面的開明資產階級子弟，又不能再去做女工。如果要做女工，還不如一開始就不上學。一般的女工沒有文化，卻懂得怎樣找男朋友和保護人。工頭／工會頭目或黑社會頭目（三者經常是一回事）的地位能夠最有效地提高女朋友的地位，甚至促使眾多廠妹倒貼錢做情婦。

文藝女青年沒有保護人而有誰都聽不懂的古怪名詞，肯定會變成孤立和歧視的標志。她母親的跨階級投資實際上將她變成了有進無退的過河卒子，註定要付出比留在自己階級的姊妹大得多的奮鬥成本。同樣的過河卒子成千上萬，大部分都在絕望和痛苦中倒下了。江青如果沒有這樣的母親，無疑永遠不會有機會走近紫禁城，然而一個女孩子為此承受的隱秘痛苦和危險，又有誰能計算清楚？代價是必定的，成功則是需要碰運氣的。江青在她隱秘的內心深處，到底是感激母親，還是無比痛恨，恐怕她自己都說不清楚。愛與恨是如此親近，很少有人能夠分清。江青對她一生最重要的人物諱莫如深，她的沉默比她的言辭更加耐人尋味。

江青走上舞台的時候，新文化運動正在知識階級和文藝青年當中傳播。她在劇院第一次看到胡適贊美推薦的《玩偶之家》，就想扮演娜拉的角色。社會解放的概念對資產階級的子弟而言，不過是炫耀的工具；對她這樣的浪人而言，就是血肉相關的體驗。何況，女性身份和社會解放有特殊關係。性別結構對應階級結構，資本主義與男性家長制同構。階級鬥爭無所不在，但最激烈的地方不在不同層次之間，而在層次的邊緣地帶。誰最清楚貴族紳士的虛偽？不是平民或佃農，而是貴族的私生子和家庭教師。

下等人有穩定的地位，穩定就是保守。邊緣人沒有穩定的地位，動盪就是激進。農民和工匠的抗爭，是為了保護他們的等級特權，或者改善他們的待遇。邊緣人的鬥爭，是為了消除一切等級和歧視，建立人人皆兄弟的地上天國。從約翰·鮑爾(John Ball ，？-1381，英國教士，被稱為“肯特的瘋狂教士”。他是宗教改革先驅約翰•威克里夫的追隨者，在1381年瓦特•泰勒起義時，他煽動性講道：“當亞當種田夏娃織布時，誰是貴族呢？”起義失敗後逃走，被抓獲處死。)到馬克思，邊緣人的思想家都是社會意義上的私生子和家庭教師。他們是統治階級的棄兒，距離統治如此之近而又無法染指。下等人無法體驗的嫉妒和憤怒充滿了他們的靈魂，給他們打上了該隱的烙印。他們無法忍受統治階級，幻想藉助下等人，實現身後的報復，然而如果真正生活在下等人當中，他們只會更加痛苦。所求越多，所獲越少。選擇越多，歧路越深。他們比誰都篤信人定勝天的道理，然而只有死亡才能解除他們的焦渴。

藝術家的生活天然充滿動盪，經費短缺斷送了他們的劇院。江青在演出期間招攬了一批粉絲，決定嫁給其中一位(山東實驗劇院辦了不到兩年即因經費困難被迫停辦，人員解散。院長趙太侔去青島大學任職。1931年5月，江青與濟南富家子弟裴明倫結婚。7月，江青主動要求離異，隨後去青島投奔趙太侔。)，然而家庭婦女的生活並不適合江青，粉絲丈夫的家人也不是她的粉絲。他們用衡量尋常媳婦的標准對待江青，要求她適應新的角色。江青一點沒有這種打算，乾脆拋棄了丈夫，重新闖蕩江湖。如果不是母親給她樹立了範例，尋常女子不大會這樣對待自己選擇的丈夫。

江青換一個男人，就會換一個地方重新開始。她離開濟南，前往青島發展。命運將她送到青島大學圖書管理員的位置上，跟她未來丈夫在北京大學的位置完全相同。圖書管理員和教授的關係，就是家庭教師和貴族的關係。她不久就斷定這些人都是不可救藥的改良主義者，辜負了她滿腔的革命熱情。沒心沒肺的小市民看到這些衝突，只會覺得她脾氣太倔。她在這里結識了地下黨員俞啟威(黃敬，1912-1958，原名俞啟威，俞明震的孫子，俞正聲的父親。他1931年入青島大學物理系就讀，成為該校地下黨支部書記。這時，在趙太侔的妻子、話劇演員俞珊的幫助下，江青進入青島大學圖書館充當管理員，俞珊是俞啟威的姐姐，江青由此認識俞啟威。1933年2月，俞啟威介紹江青入黨。4月，俞被捕。此時，導演史東山來青島動員俞珊去上海。趙太侔和俞珊順水推舟，推薦江青去上海。江青本打算住進上海的俞宅，但俞家並不承認她，遂以俞珊“表妹”的身份，在田漢家借住。7月，她被田漢的弟弟田沅介紹到陶行知創辦的“晨更工學團”工作。與此同時，俞靠家庭關係被釋放，來到上海。1934年1月，江青參加拓聲劇社，6月進入小沙渡路女工夜校當教員。10月，江青被捕，不久獲釋。她後來把自己描述成在獄中堅持鬥爭的堅定黨員。年底，俞到了北平。1935年1月，江青去北平，與俞短暫同居後，於3月回到上海，並通過田漢等人的關係，以“藍苹”的藝名進入電影界。)，迅速跟他同居。家庭 革命是革命的組成部分，經常體現為著名的“一杯水主義”（又稱“杯水主義”，出自蘇俄時代的現代女權主義對性的理解。摒棄了傳統女性的道德觀，追求性的享受，就如口渴了就應該喝水一樣是平常的事），所以他們沒有正式結婚，這在共產黨人當中是非常普遍的。她在青島期間加入了左翼劇聯和反帝聯盟，下鄉做反帝義務演出。鄉民很高興看免費的演出，尤其是免費的美女，但並不打算放棄便宜的日貨，除非有黨部的特務一起來。民主離不開專政的道理，她很早就看清楚了。北方的國民黨部大多是共產黨替他們建立的，即使在清黨以後仍然充滿了共產黨人。北方的軍閥即使名義上加入國民黨，實際上總想分庭抗禮，因此大多樂於用共產黨人摻沙子。西北軍的系統尤其如此，他們是蘇聯的老朋友。山東在三十年代的大多數時間，由西北軍或其盟友統治。

1933年，李雲鶴宣誓加入共產黨。然而革命沒有讓他們的准夫妻關係更加親密，反而奪走了她的男人。俞啟威奉命去北京做革命工作，無意帶走妾身未明的同居女友。他們的“一杯水”已經喝完了。江青在落寞中逃離青島，登上駛向上海的輪船。拉斯蒂涅對巴黎發出的誓言，正在冥冥中召喚未來的風雲人物(拉斯蒂涅是巴爾扎克多部小說《高老頭》的男主角，他從不諳世事的外省青年成長為不擇手段獲取權勢地位的野心家。在書的結尾，拉斯蒂涅遠眺巴黎上流社會街區，自言自語：“現在咱們來拼一拼吧！” )。

江青到上海時，年紀還不滿二十歲，但婚姻和社會經驗的豐富，無疑已經超過舊式家庭的六十歲祖母。地下黨的關係是她主要的社交資源，她最初不得不為黨的工人夜校支教。這些活動把她送進了國民黨特務的手中，後者很快就發現她其實是無足輕重的外圍。她像大多數被捕的共產黨人一樣，寫了一份自首書，宣布跟共產主義斷絕關係，然後就輕易獲釋了。她改名藍苹，全心投入電影事業，終於實現了扮演娜拉的夢想，在文藝界贏得了小明星的地位（1935年8月，江青在成功扮演娜拉之後，接受上海《民報》記者采訪時說：“我根本是反對結婚的，我主張只要彼此底愛情達到了沸點成熟了的時候，不必經過結婚的儀式，盡可實行同居。不過我現在雖然已有了愛人，但我以為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我始終是沒有把戀愛看做比事業還重要。”）。

在此期間，她和聖約翰大學的畢業生唐納同居（1914-1988，本名馬季良，此時是上海知名電影人。1935年6月，江青在上海金城大戲院公演《娜拉》。唐納觀後著文推薦，並主動與江青見面，兩人很快出雙入對）。後者對她而言，就是西方生活方式的化身（唐納教過江青英語）。組織並不介意她的自首書，繼續給她安排外圍工作。共產國際的重要經紀人沈鈞儒為他們兩人舉行了新式婚禮（1936年4月26日，唐納與江青、趙丹與葉露茜、顧而已與杜小鵑，三對明星在杭州六和塔前舉行婚禮，由沈鈞儒證婚），江青後來說婚禮其實跟野餐沒有什麼區別。

他們的婚姻充滿了爭吵，經過了唐納的兩次自殺（6月，江青謊稱母病，離開上海去找俞啟威。後來，江青又與已婚導演章泯有染，甚至發展到公然同居），很快就瓦解了。江青堅強地表示，她才不會像阮玲玉一樣為閒言碎語而自殺。她從小就是長舌婦的天敵，早已練出免疫力了。作為堅強的共產主義者，她更鄙視殉情這種小資產階級行徑。她說唐納和他的朋友如果有種，就應該用自殺的勇氣對付日本人。（但最後還是自殺了。）

戰爭果然爆發了，她所在的電影公司隨之倒閉。大批左派文藝界人士借統一戰線的東風，集體奔赴延安。毛澤東給他們的待遇按延安標准相當優厚，相當於團級幹部。公家人的開支是由蔣介石撥款支付的，這是統一戰線的一部分。他們不用打仗或勞動，不用擔心失業。公家包養他們，只要求他們搞好宣傳工作。所以後來有些文人要求同時享受社會主義的包養和資本主義的自由，才會引起賀龍和王震的大怒。毛澤東作為東食西宿的行家，對這些文人絕對不是最苛刻的。

江青在電影界的地位不如丁玲在作家群高，最初幾乎沒有人理她。她積極活動，但像沒頭蒼蠅或外圍人士一樣缺乏方向感。命運眷顧了她，從張國燾(1937年7月中旬，江青來到延安，住在邊區招待所。招待所屬邊區政府，當時邊區政府由張國燾掛名。張國燾當時雖然在黨內受到批判，但此事高度保密，下面的人並知情。因此，有人介紹江青認識張國燾後，江青一度與張走得很近。)手裡碰到康生手裡。如果前者給她幫了忙，她今後的下場就會很慘。康生是她的同鄉，在黨內的資格和在蘇聯的關係比毛澤東更強。毛澤東利用長征期間的混亂，擠走了蘇聯和遠東局安排的領導人，但他在安全部門沒有自己的班底，急需康生這樣經驗豐富的老特務人員幫忙。毛澤東名義上擔任可怕的中組部負責人，實際工作則掌握在康生手中。

康生、任弼時和葉劍英三足鼎立，削弱了十年來不可一世的周恩來，給毛澤東增加了不少安全感。毛澤東深知自己的局外人身份，又不打算或沒有時間像曾國藩一樣培養自己的親信。他此後二十年的策略一直是借力打力，防止陌生的幹部群體聯合起來反對他。他一面採取分化瓦解的手段，從老列寧主義者當中挖出劉少奇和康生這樣識時務的幹才，作為自己的組織基礎；一面依靠這些人的上級來鎮住他們，無微不至地討好斯大林和蔣介石，頌揚昆侖山（莫斯科）來客的致辭(1937年11月，王明從莫斯科回延安，毛澤東親自到機場迎接，發表講話，說他是“昆侖山上下來的神仙”。)和崇拜民族英雄（蔣介石）的書信(抗戰，愈挫愈奮，再接再厲，雖頑寇尚未戢其凶鋒，然勝利之始基，業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無窮。……唯有各黨各派及全國人民克盡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統一領導之下，嚴防與擊破敵人之破壞陰謀，清洗國人之悲觀情緒，提高民族覺悟及勝利信心，並施行新階段中必要的戰時政策，方能達到停止敵之進攻，准備我之反攻之目的。”)，足以讓唐納寫給藍苹的數千字情書黯然失色。他的運氣像未來妻子一樣好，但跟他的策略好壞關係甚微。

斯大林胸懷全球，蔣介石胸懷遠東。陝北的彈丸之地，在兩人的布局當中都沒有多大分量。斯大林在三十年代的戰略以歐洲局勢為依據，認為希特勒德國的威脅已經超過了資本主義世界，為了統戰資產階級民主派，准備解散共產國際，順便就把遠東局一起解散了。他改變政策的習慣做法和安全保險就是把負責執行原先政策的幹部斬草除根，艾維特（1932年起，艾維特任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和他的朋友們自然不得好死。瞿秋白/李立三/張聞天等人如果身在蘇聯，肯定會跟自己的領導落到同樣的下場。蔣介石其實救了他們的命，正如畢蘇斯基繼承人的監獄救了哥穆爾卡（1905-1982，後來的波蘭第一書記。1936年，他被當局逮捕，判處7年監禁。1938年下半年，波蘭共產黨被共產國際以“黨內混入了間諜和特務”為由予以解散，其領導人等先後被捕）。斯大林為新版統一戰線策略發明了人民民主的概念，吸引願者上鈎的資產階級。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就是這時從導師那裡學來的。共產國際解散，為的是讓西方列強放心打擊希特勒。遠東局解散，為的是解除蔣介石抗日的後顧之憂。蔣介石如果真正理解斯大林，就會抓住這個機會做掉共產黨，斯大林反而會佩服他。英國人後來就是這樣對付希臘共產黨的，斯大林反而把所有罪責放在漏網的黨員身上(1944年10月，丘吉爾與斯大林在莫斯科舉行的雙邊會晤中劃定了巴爾干半島的勢力范圍。按照丘吉爾提出的方案，英國獲得希臘的主導權，作為交換，蘇聯獲得在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的控制權。英軍登陸希臘，蘇聯對此沒有干預。希臘共產黨武裝在希臘內戰中也沒有得到蘇聯的支持。)。

問題在於蔣介石始終是小資產階級心理，以為放共產黨逃出贛南，斯大林就會感謝他，結果適得其反。斯大林因此看出他的軟弱，警告他為了消除人民的背叛，需要多殺幾百萬人。這是他的經驗之談和善意忠告，可惜蔣介石完全聽不懂。毛澤東恰好在斯大林拋棄支部的時間窗口，利用江湖經驗戰勝了列寧主義學校訓練出來的正規幹部。抗戰一旦爆發，窗口就迅速關閉。斯大林不再需要擔心蔣介石反覆無常，看到委員長不想接受他送上門的統戰禮物，毛澤東又把他拋棄的支部撿了回來，就順水推舟承認了倖存者免受指責的特權。毛澤東發現斯大林非但不計較他上台的非常規手段，還願意加大支持力度，一輩子都感恩戴德，猶如成吉思汗永遠感激一起逃難的小夥伴們，成功以後送禮的人雖然客觀上貢獻更大，但主觀上已經不那麼寶貴了，甚至還會暴露送禮必有所求的弱點，後來赫魯曉夫就是這種情況。蔣介石最怕別人說他只是一個地方派系的領袖，主要因為這話完全是事實，為了打腫臉充胖子，是什麼事情都願意做的。他迷信自己以德服人的領袖魅力，自以為已經以精誠感化了無數軍閥。其他人大概會認為：這些軍閥主要是貪圖他的軍餉，相信他不殺降將的名聲。他在抗戰時期寫給延安的信件和訓令無比婆婆媽媽，即使《大話西遊》裡面的唐僧都會望塵莫及。委員長說他教育共產黨都是為了讓他們學好，因為從長遠看來不學好總是自己吃虧；說他以前教育好的不良少年和反動軍閥不知有多少，只要他們幡然悔悟就從來沒有虧待他們；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他有多誠心誠意，你們怎麼可能不明白。四十年代的毛澤東比孫悟空還要鄙視這些金玉良言，但他在三十年代末還表現出或假裝表現出深受感動醍醐灌頂的樣子。

江青像一隻快樂的小螞蟻，根本沒有感受到好幾頭大象的蹄子在她身邊踩過。她只是從小就深知男人的弱點，更深知公關有權有勢的男人可以少走好多彎路。康生和她不一定真有什麼曖昧的往事，很可能就是為了山東老鄉在外地自然的情誼。他天天指揮大批特務取人性命，自然會覺得文藝家走點小小的後門根本不算個事。無論如何，他同意給江青在魯迅文藝學院找一個位置。毛澤東愛上江青以後，他又積極支持毛和賀子珍離婚。康生利用他的職權，抹去了江青的叛黨問題。江青結婚以後，就放棄了魯藝的演員事業。她仍然熱愛格麗泰·嘉寶（1905-1990，30年代美國電影明星），僅此而已。他們的蜜月沒有持續多久，到五十年代就分開住了。江青更樂於找藉口去蘇聯和上海等地旅行，毛澤東離開她顯然也並不寂寞。她要求參加土改工作組，而且不肯放棄貂皮大衣，比工作組的鬥爭對象更像資產階級，使地方幹部感到狼狽不堪。

婚姻關係冷淡以後，她對政治活動的熱情急劇上升。文藝是她的保留領域，消耗了她大部分精力。她在這些活動當中，結識或提拔了姚文元這樣的激進文人，但在掌握實權的幹部眼中，這些工作都是無足輕重的點綴。毛澤東夫婦從不同的角度感受到了幹部集體的怠慢，都有理由擔心大權旁落的危險，但他們都沒有真正扭轉乾坤的力量，因為他們都缺少可靠的自己人。

毛澤東擅長籠絡許世友式的江湖人物，但這樣形成的人馬零零散散不成氣候。他的成功主要依靠辨認機會的敏銳和利用機會的果決，蘇聯訓練的列寧主義者在這兩方面都很遲鈍。如果革命完全交給後者領導，結果很可能只會產生長城以外的紅色政權。然而組織力量始終在後者一方，因為列寧主義的力量在於螺絲釘一樣配合的批量幹部團體。毛澤東習慣借強打弱，省去了做培養組織的麻煩。他最初支持高崗和饒漱石打擊劉少奇和周恩來，風向一變就立刻反戈一擊，對待國民黨和蘇聯的效忠和反叛，同樣依靠敏銳而非實力。他能夠給列寧主義者的機器摻沙子，自己卻製造不出有效的替代品，因此成功註定是表面和短暫的。江青的政治判斷力像大多數文藝家一樣差勁，只能看到最表面的泡沫，招攬的人才都是自己的同類，沒有任何組織能力可言。

毛澤東的突然襲擊能夠打倒劉少奇，卻大大加強了周恩來的權勢。紅衛兵和激進文人的聲勢轉瞬即逝，只有解放軍才能收拾殘局。中央文革小組貌似無所不能，卻處罰不了犯上作亂的武漢軍人(1967年3、4月份，武漢的兩大派組織“工人總部”和“百萬雄師”（軍方的組織）之間的矛盾日趨激烈。7月，毛澤東、周恩來、謝富治、王力（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等來武漢解決兩派的問題。7月18日，周恩來因故返京，王力、謝富治去“工人總部”的據點講話，表示支持該派，把“百萬雄師”說成是保守派，並接受佩帶“工總”的袖標。之後，“工總”出動廣播車上街，播放王力講話的錄音，向“百萬雄師”示威。7月20日凌晨，“百萬雄師”和武漢軍區獨立師的人馬拿着槍支、長矛、大刀，乘坐吉普車和大卡車沖進了東湖賓館（毛澤東這時也在這里），將王力塞進汽車，拉到武漢軍區大院圍攻。7月21日，鑒於武漢局勢，毛澤東乘飛機離開武漢去上海。事後，毛澤東淡化了對武漢事件的處理，並很快把王力等人拋出來當替罪羊，以平息軍界的不滿。)。周恩來和林彪去世，激進文人根本沒有能力接替他們的工作。鄧小平復出，實際上等於劉少奇復活。

江青生活在表層上，看不清真正的力量在哪裡，雜亂無章地推動各種僅有表演意義的激進姿態，浪費了所有掌握實際力量的機會。雖然從實力對比看，她無論如何都會輸的，但潰敗如此輕易和徹底，不能不說是政治能力低下的證明。毛澤東夫婦在他們終於有機會培養嫡系的時候，選擇的人馬居然如此低能，暴露了自己的層次，或者乾脆說就是階級。成功大多依靠外界因素，並不一定代表真正的力量，打垮的難度高低，才是力量的可靠標志，因為勝利可以依靠敵人的錯誤和軟弱，但真功夫消耗不完就不可能被人打死。

日本人從來沒有承認自己敗在蔣介石手裡，只承認敗給美國。蔣介石從來沒有承認自己敗在毛澤東手裡，只承認敗給蘇聯。毛澤東把自己的敏銳和歷史的機運當成了自己的力量和歷史的規律，用自己發明的神話坑害了自己的妻子和信徒。江青和張春橋在審判當中透露的真相，可能多於他們的敵人願意承認的程度，然而他們至死都沒有認清自己真正的地位，更不用說認清世界的隱秘法則了。扭曲的認知圖景不斷產生自己的犧牲品，猶如錯誤的地圖不斷產生遇難的船隻。他們既不是第一批，也不是最後一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