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內有一個案子，涉及到除了毛、林、周以外的100多位開國元勛，職位最高者是朱老總。對這個案子，當年非常重視，總理親抓，並及時通報主席，由時任副總理及公安部長謝富治主辦。後來這個案子被認定為假案，朱老總等眾多元勛也未受太大影響，但這個案子的起因、發生過程卻撲朔迷離、各有說辭。

1.中國共產黨中央非常委員會案

“中國共產黨中央非常委員會案”或“偽黨案”是1967年10月在北京的發生的一起因“反革命信件”而產生的反革命案件。由於時值文革，該案受到極大重視，直到1978年方才結案。

1967年10月8日，北京市東城區一些單位和個人收到了從郵局寄來的相同內容的“反革命信件”，這些收到信件的單位和個人將信件轉交公安機關。

該信件使用16開油光紙油印，外包《人民日報》。信件的標題為《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給全體黨員的一封公開信》，署名為“中國共產黨中央非常委員會”，落款日期為“1967年10月1日”。信文共一萬餘字，對建國後後中共對內對外的政策，特別是對外交政策（如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造反派給港府下最後通牒、麥島事件等），進行了全面攻擊，對毛、周等中共領導人進行了人身攻擊，希望蔣介石反攻大陸等。

在那個中共內部鬥爭異常激烈，兩個司令部人馬分不清的情況下，誰是毛澤東的人，誰是劉少奇的人仍在考察深挖之中，怎麼此時又出現了另一個中共中央，事關重大，各部門逐級上報，很快到了掌管文革運動大局的周恩來手上。周恩來立即報告毛澤東，成為了中央內部階級鬥爭的新動象，於是，毛澤東親自督辦此特大政治事件。

該傳單原版根本不可能再找到，但其主要內容，從搜集了解的數據完全可以證實：朱德為黨中央非常革命委員會總書記，陳毅為副書記兼國防部長，李富春為總理，政治局常委們有董必武、李先念、徐向前、劉伯承、葉劍英、賀龍、聶榮臻、譚震林、王震等人，其它有中央委員有100多人，都是從中央部門到省市軍區被衝擊打倒的領導幹部。

在吳法憲《歲月艱難回憶錄》中關於此案是這樣記的：

“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

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晚，在北京外交部街四周的郵箱裡，同時被人投入一種油印的傳單，署名為“中國共產黨中央非常委員會”。傳單指名道姓地批判了中央文革的主要領導人陳伯達，康生和江青，認為陳伯達是叛徒，康生是托派，江青是野心家。除此之外，傳單還指實了林彪：“為什磨這夥人如此猖狂？主要是因為黨內身居高位的人為他們撐腰打氣。林彪過去在戰爭中立有卓越的功勳．但是如今卻充當了這夥人的主持者。由於林彪是掌握槍桿子的，不是他助紂為虐，事情就不會憎到如此可悲的地步。”

傳單還進一步指出：“作為黨的領袖．毛主席也不能辭其咎。毛主席以他的偉大的革命實踐，在黨和人民中享有崇高的聲譽，但是他反覆無常，遇事多疑，往往從一個極端中到另一個極端。一位領袖如果有了這些弱點而不能自拔，不可能不給他所領導的人民造成災難性的後果。”

傳單唯一讚揚的人是周恩來，認為正是由於有了周恩來的日夜操勞，苦撐大局，局勢才有一線可能挽救的希望。在批評和批判了許多人之後，傳單對周恩來的這種讚揚顯得非常顯眼和突出。

接下來，傳單提出了一些建黨建國的綱領性主張，要求全黨予以支持，並建議成立一個新的中國共產黨中央非常委員會來代替舊的中央委員會。

當天晚上，周恩來主持中央文革碰頭會，研究具體落實毛澤東的指示。他當場指定陳伯達負責這個項目工作，同時又指定謝富治和我也參加項目組的工作，因為謝富治是公安部長，我是軍隊方面的，由我們兩人參加，這樣．我們三個人組成了這個項目組。

2.案子的初步偵破

案子發生後，公安部當即組成“10·8”專案組，由副部長於桑直接領導，負責偵破這起“反革命案件”。

專案組通過走訪《人民日報》社，查得包該信件的《人民日報》是在北京印刷，發往天津發行的。信件使用的油光紙和墨水也是天津生產的。信件郵戳顯示這些信件是在白天在北京投遞的。後天津市公安局通過發動群眾排查，於11月20日在天津抓獲了寫信人沈劍雲。

沈劍雲，時年50歲，天津人，家庭出身為地主，大學文化程度，被捕前在煤球廠當煤球工人，負責搖煤球。沈某在建國前，曾在在青島當憲兵。解放軍占領青島前，沈偷偷回到天津，並隱瞞身份。建國後，沈進入天津市法院任書記員。1957年，在反右時，其身份被查明，遭到管制，後被送入煤球廠當工人。

當審訊員問沈：“為什麼要寫這個東西？”沈回答到:“文化大革命這樣亂糟糟的，共黨的天下長不了，我要另找出路。”這大概就是他的作案動機。

3.中央高層對此案的態度

該案偵破後，當時中共中央一些高層領導不相信煤球工人能寫出這種水平的“反革命信件”，懷疑沈劍雲寫信背後有指使人，或者信件為其他人起草後令沈劍雲刻印寄發。

結案報告提交後，領導該案的中央領導人不准結案。陳伯達、吳法憲、謝富治等在接見專案組人員時，陳老夫子稱：“這個案子不算破，不能結束。查出沈犯只是這個案子的起點，還要深追後台，不查出後台不算破。”謝富治同意陳伯達的說法。此後，專案組繼續調查研究，追查後台。專案組根據調查狀況如實上報後，陳伯達、謝富治等批評專案組右傾，下令解散該專案組，另行組織有軍代表參加的專案組，由公安部領導小組成員、原空八軍副軍長趙登程任負責人，繼續追查後台。

4.案子的延燒

1968年3月13日，謝富治對趙登程說：“搞專案要大反右傾，不要下不去手，不要老觀點，對劉、鄧、陶，彭、羅、陸、楊，他們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有的是叛徒，中國赫魯曉夫通過這些人，通過公安機關將矛頭指向偉大的毛主席和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事後，趙登程在筆記本上記道：“對反革命非常委員會專案看法。應把主要矛盾指向、中國第二個赫魯曉夫、外交部某些負責人、和二月逆流的黑幹將……”

1968年8月19日，陳伯達等人接見專案組時稱：“幾個煤球工人不可能寫出來，就是大學生也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章，他怎麼知道黨內的許多機密，總有一點來路”，“你們所摸的可能不是地方，要摸的沒摸到，就是往上追”，“這是個很大的案子，突擊二月逆流的東西，大現行反革命案件，是大陰謀案，要注意二月逆流。”吳法憲說：“還不是第二個大走資派？！” 謝富治說：“根子沒有找到。根子就是劉、鄧黑司令部的人，鄧小平、賀龍、羅瑞卿、譚震林”，“總是劉、鄧黑司令部指使他幹的，就是要把後台揪出來”，“不是普通反革命，是鄧小平，二月逆流某些黑幹將搞的”。

1968年3月，原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經濟研究所實習研究員周慈敖因“五一六五”問題遭到拘留審查。辦案人員讓周慈敖供述後台時，不准供述當時用紅字在《人民日報》刊登的人名，只准供述“劉、鄧和二月逆流”。1968年12月10日，周慈敖被迫供稱，李富春、陳毅、葉劍英、徐向前、劉伯承、朱德、董必武、賀龍等領導在1967年8月參加了“叛國集團”，準備勾結蘇修發動武裝政變。

1968年12月11日，辦案人員指周慈敖“還沒有說到點子上”，周慈敖又被迫編造了上述領導在1967年8月中旬組織了“中國（馬列）共產黨”，並稱朱德是該黨“總書記”，陳毅是“副書記”，李富春、徐向前、葉劍英、賀龍、廖承志等是“常委”，王震等16人是“委員”。

其間，趙登程等持周慈敖供述的材料，對中科院民族研究所實習研究員洪某某實行逼供及誘供。1969年1月27日，洪某某被迫供出所謂 “中國共產黨（左派）”的組織，1月28日又稱朱德、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陳雲、肖華等是偽中央委員。

此後，趙登程等根據周慈敖、洪某某供述的材料，指示國家經委群眾專案組，對國家經委幹部姬某某實行逼供和誘供，姬某某被迫供述了所謂“中國馬列主義共產黨”的組織，並稱“反革命黑黨主席李富春、副主席徐向前、總書記陳毅，委員有李先念、聶榮臻、葉劍英、劉伯承等人。”

在趙登程領導專案組辦案期間，陳伯達、吳法憲、謝富治常接見專案組成員，不斷指示挖出後台。

5.案子的後續問題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開，朱德、葉劍英、陳毅、徐向前、李先念、李富春、劉伯承等元老依舊當選為中央委員。但趙登程領導的“偽黨”黑案專案組仍在繼續工作。

粉碎四人幫後，1978年8月，公安部黨組向中央上報了《關於“偽黨”黑案的清查報告》，此案結案。到結案時，該案也沒有查出任何“後台”。

6.案子的另一種說法

近年又有資料揭示，該案的真正源頭在台灣，是國共鬥爭的延續。

唐柱國，原名為栗明德，廣西桂林人士，一九三八年出生，其父是桂系栗國寶將軍，和李宗仁、白崇禧在伯仲之間，號稱廣西三傑。中共解放廣西前夕，栗國寶任“國民黨總統府廣西特派員，在十萬大山統領反共游擊隊被浮身亡，媽媽隨後去世。栗明德十二歲那年，就奉養起70多歲的高齡祖母並照顧三歲的弟弟。在中共解放後，曾經做過苦工和挑擔的小販來養家糊口。五十年代初，他隱瞞了家庭歷史情況，考上了北大農學院。在五七年反右中，被劃為右派學生。在一次學院批判大會中，他逃離北京，一路南下，歷經千難萬險，爬過深圳邊境封鎖鐵網，偷渡到了香港。後因家世背景送往台灣，後經黨國精心栽培，成為大學博士，國民黨駐港特派專員，情報局組長，中央日報社主筆等等。就是這麼一段經歷，使他成為了那時最後離開了大陸的反共義士，親獲蔣介石的召見，並為其改名為唐柱國，意喻國家之柱梁也。

一九六七年，大陸文革如火如荼。時任台灣國民黨情報主管的葉翔之，想利用大陸亂象，火上澆油，指示唐柱國採取行動。唐柱國揣摩上意，心領神會，用一個晚上，炮製了這份“中國共產黨革命委員會”的綱領及名單。在他1997年在台灣所著出版的《最高機密》一書中描述過此事：

我們設計的“中國共產黨革命委員會”案，更直接加劇了中共中央的權力鬥爭。

這個案子由國民黨的天津地下組織設法“放”出，竟然造成中共“中共文革小組”組成“項目組”，去逼問“涉案”的朱德、陳毅、李富春等大員。“文革”之後。中共出版的有關書籍，還把這列為要案。其實這個“案”從構思到成形，只花了筆者一個晚上的時間。

正如唐柱國所說的，他的設計方案成型後，就由情報局其它部門利用各種管道浸透到大陸，包括空投、海飄、人帶等無所不用其及，唐柱國也證實了正是由國民黨天津站組織散發出去的。海峽兩岸不謀而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百年國共兩黨恩怨情仇始終未解。

就是這麼一位曾為國民黨情治單位立了汗馬功勞的人，也曾讓毛澤東及追隨者們傷透腦筋立案查辦的原創者，多年之後，又成為中共的座上賓，又有一番精彩的博弈和較量。

90年代初，唐柱國隨國民黨立院議員洪冬柱為團長的代表團造訪北京，時任中共中央台辦主任王兆國在釣魚臺國賓館隆重接待。唐柱國客氣地問：“王主任，你知道，我是誰？”王兆國隨即說：“您不是代表團的唐顧問嗎？”“不錯，我除去是代表顧問，我還是二十多年前，你們在搞文革的時候，我起草設計了‘中國共產黨革命委員會’的綱領及名單，讓你們的毛主席、周總理都亂了套，難道不罪大惡極嗎？現在，主任能對我怎麼樣？”王兆國聽到此，充滿震驚尷尬，沒想到，眼前這位器宇不凡，儀表堂堂的來者，正是攻於心計的反共老手，昔日的“匪情專家”。王兆國說：“這不可相提並論，唐顧問來者是客，是手足兄弟，血濃於水嘛。”

如上面唐先生所述為真，這一案件是國共交手以來，特別是諜報戰、心戰，少有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