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赵丹

丁东、邢小群

赵丹17岁登上银幕，22岁以《十字街头》、《马路天使》一举成名。民国年间虽然颠沛流离，蒙冤入狱五年，还是演出了《乌鸦与麻雀》等20多部影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头衔不少，但表演生涯却颇多坎坷。《武训传》、《我们夫妇之间》先后成为批判对象，身为主演的他也不得不违心地检讨、批判。好在《李时珍》、《聂耳》、《林则徐》等作品还能得到上下一致的认可。

1960年代，他精心准备扮演鲁迅，剧组阵容相当豪华，陈白尘编剧，夏衍顾问，于是之、于蓝参演，但赶上柯庆施出面倡导“大写十三年”，成立好的剧组又被解散了。50岁时出演《烈火中永生》，竟成为电影生涯的绝唱。

经历了文革的磨难，他最大的渴望是重返银幕。

1980年，北京电影制片厂请他在《大河奔流》饰演周恩来，他已花甲之年，却无比兴奋，剃掉鬓角，装了两只假槽牙，将塑料人中贴在上唇，一切准备就绪，北影厂长汪洋无奈地通知他：“上边说，你演周总理不适合。”气得他和黄宗英一起到文化部，找到部长黄镇当面申诉。

黄宗英说：“黄部长，你派人把赵丹逮捕了吧，人不能不明不白地活着。”

赵丹也说：“我演了一辈子戏，还从来没让人把我换下来过！”

但部长也不能解决他要求演戏的问题。

几天后，赵丹被查出胰腺癌晚期，已经扩散。

赵丹住进医院，国家领导非常重视。

华国锋亲赴病房看望，握手劝慰：“既来之，则安之。要好好养病，心情要开朗。”

其他领导人纷纷前来探视，病房里摆满了鲜花和花篮。

电影局局长陈荒煤问赵丹有什么要求。

赵丹说：“有些话想和乔木谈。”

陈荒煤答应：“我来联系。”

赵丹自知来日无多，回顾生平，感到自己后半生的遭遇，不只是个人委屈，而是国家文化体制的弊端。他认真地准备了谈话内容，让黄宗英帮助记录下来。

胡乔木在贺敬之陪同下，来到赵丹的病房。

赵丹已经无力讲话。

黄宗英对胡乔木说：“《人民日报》文艺版专栏讨论电影问题。阿丹有话要说。他很弱，由我代说，有不对的，他来补充改正。”

胡乔木说：“有什么说什么，我洗耳恭听。”

黄宗英转达了赵丹的三点意见：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党对文艺的领导问题。对具体的文艺创作，党究竟怎样来领导，党领导国民经济的制订，领导工业、农业制度的制订和贯彻执行，但党不会领导怎样种田、怎样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所以，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四人帮‛管文艺管得最具体，连身上一块补丁、一根腰带都要管，管得八亿人只剩下八个戏，难道还不能从反面给我们以教训吗？

第二个问题，给领导者以欣赏艺术的自由。电影和话剧的审查排演，咱们别‚秫秸秆打狼两头害怕‛。台上怕，台下更怕，该笑的地方不敢笑，不敢点头也不敢摇头，生怕表错了态。其他领导也瞄着第一领导，简直活受罪。生怕把毒草夸成鲜花，上台来握手，只说‚辛苦了‛，不敢说好也不敢说孬。建议取消审排。领导来看戏，鼓掌也好，拂袖而去也好，都无所谓，有意见，形成文字由文件表达，这样双方都解放了，都诉诸理性了。一个戏，岂止十月怀胎，有时是若干年的积累而成，一摇头就否了，岂不遗憾。

第三个问题，是要重视北京电影厂‚创作大师室‛的成立和发展。北影成立了‚谢铁骊创作室‛、‚成荫创作室‛、‚崔嵬创作室‛。创作室配备了固定的摄影、录音、美工、剪辑、编剧，以求创作默契，是值得重视的探索。没有默契便没有艺术嘛。

我的话完了。」

胡乔木听后说：“很难得，赵丹在重病期间还思考问题，不简单。宗英整理出文字吧。”

胡乔木走了，黄宗英立即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文艺版负责人袁鹰。袁鹰取走了整理好的赵丹署名文章《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两天后刊出。文中说：

「各文学艺术协会，各文学艺术团体，要不要硬性规定以什么思想为唯一的指导方针？要不要以某一篇著作为宗旨？我看要认真想一想、议一议。我认为不要为好。在古往今来的文艺史上，尊一家而罢黜百家之时，必不能有文艺之繁荣。习惯，不是真理。陋习，更不能遵为铁板钉钉的制度。层层把关、审查审不出好作品，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有生命力的好作品是审查出来的！」

赵丹和胡乔木见面后，当夜还对黄宗英交待：“我不开追悼会，我不要哀乐，要贝多芬、柴可夫斯基、德彪西。”“一个人活着或死了都不要给人以悲痛，要给人以美以真。„„我祝愿天下都乐。”

又过了两天，1980年10月10日午夜2时10分，赵丹与世长辞。

赵丹临终前发表的文章，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许多文学家、艺术家说，赵丹道出了自己的心声，点破了整个中华民族文艺复兴的症结。

但高层也有人很不高兴，说：“有个演员临死还放个屁。”

一些好心的朋友劝黄宗英，你要挺住，要坚强。

黄宗英回答：“我骄傲，赵丹是死在火线上”。

多少年后，她仍然说：“赵丹演的最精彩的戏是哪一齣？——是他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