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趙丹

丁東、邢小群

趙丹17歲登上銀幕，22歲以《十字街頭》、《馬路天使》一舉成名。民國年間雖然顛沛流離，蒙冤入獄五年，還是演出了《烏鴉與麻雀》等20多部影片。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擔任了全國政協委員、人大代表，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頭銜不少，但表演生涯卻頗多坎坷。《武訓傳》、《我們夫婦之間》先後成為批判對象，身為主演的他也不得不違心地檢討、批判。好在《李時珍》、《聶耳》、《林則徐》等作品還能得到上下一致的認可。

1960年代，他精心准備扮演魯迅，劇組陣容相當豪華，陳白塵編劇，夏衍顧問，于是之、於藍參演，但趕上柯慶施出面倡導“大寫十三年”，成立好的劇組又被解散了。50歲時出演《烈火中永生》，竟成為電影生涯的絕唱。

經歷了文革的磨難，他最大的渴望是重返銀幕。

1980年，北京電影製片廠請他在《大河奔流》飾演周恩來，他已花甲之年，卻無比興奮，剃掉鬢角，裝了兩隻假槽牙，將塑料人中貼在上唇，一切准備就緒，北影廠長汪洋無奈地通知他：“上邊說，你演周總理不適合。”氣得他和黃宗英一起到文化部，找到部長黃鎮當面申訴。

黃宗英說：“黃部長，你派人把趙丹逮捕了吧，人不能不明不白地活着。”

趙丹也說：“我演了一輩子戲，還從來沒讓人把我換下來過！”

但部長也不能解決他要求演戲的問題。

幾天后，趙丹被查出胰腺癌晚期，已經擴散。

趙丹住進醫院，國家領導非常重視。

華國鋒親赴病房看望，握手勸慰：“既來之，則安之。要好好養病，心情要開朗。”

其他領導人紛紛前來探視，病房裡擺滿了鮮花和花籃。

電影局局長陳荒煤問趙丹有什麼要求。

趙丹說：“有些話想和喬木談。”

陳荒煤答應：“我來聯系。”

趙丹自知來日無多，回顧生平，感到自己後半生的遭遇，不只是個人委屈，而是國家文化體制的弊端。他認真地准備了談話內容，讓黃宗英幫助記錄下來。

胡喬木在賀敬之陪同下，來到趙丹的病房。

趙丹已經無力講話。

黃宗英對胡喬木說：“《人民日報》文藝版專欄討論電影問題。阿丹有話要說。他很弱，由我代說，有不對的，他來補充改正。”

胡喬木說：“有什麼說什麼，我洗耳恭聽。”

黃宗英轉達了趙丹的三點意見：

「第一個問題，是關於黨對文藝的領導問題。對具體的文藝創作，黨究竟怎樣來領導，黨領導國民經濟的制訂，領導工業、農業制度的制訂和貫徹執行，但黨不會領導怎樣種田、怎樣做板凳、怎麼裁褲子、怎麼炒菜，所以，大可不必領導作家怎麼寫文章、演員怎麼演戲。文藝，是文藝家自己的事，如果黨管文藝管得太具體，文藝就沒有希望，就完蛋了。‚四人幫‛管文藝管得最具體，連身上一塊補丁、一根腰帶都要管，管得八億人只剩下八個戲，難道還不能從反面給我們以教訓嗎？

第二個問題，給領導者以欣賞藝術的自由。電影和話劇的審查排演，咱們別‚秫秸稈打狼兩頭害怕‛。台上怕，台下更怕，該笑的地方不敢笑，不敢點頭也不敢搖頭，生怕表錯了態。其他領導也瞄着第一領導，簡直活受罪。生怕把毒草誇成鮮花，上台來握手，只說‚辛苦了‛，不敢說好也不敢說孬。建議取消審排。領導來看戲，鼓掌也好，拂袖而去也好，都無所謂，有意見，形成文字由文件表達，這樣雙方都解放了，都訴諸理性了。一個戲，豈止十月懷胎，有時是若干年的積累而成，一搖頭就否了，豈不遺憾。

第三個問題，是要重視北京電影廠‚創作大師室‛的成立和發展。北影成立了‚謝鐵驪創作室‛、‚成蔭創作室‛、‚崔嵬創作室‛。創作室配備了固定的攝影、錄音、美工、剪輯、編劇，以求創作默契，是值得重視的探索。沒有默契便沒有藝術嘛。

我的話完了。」

胡喬木聽後說：“很難得，趙丹在重病期間還思考問題，不簡單。宗英整理出文字吧。”

胡喬木走了，黃宗英立即打電話給《人民日報》文藝版負責人袁鷹。袁鷹取走了整理好的趙丹署名文章《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兩天后刊出。文中說：

「各文學藝術協會，各文學藝術團體，要不要硬性規定以什麼思想為唯一的指導方針？要不要以某一篇著作為宗旨？我看要認真想一想、議一議。我認為不要為好。在古往今來的文藝史上，尊一家而罷黜百家之時，必不能有文藝之繁榮。習慣，不是真理。陋習，更不能遵為鐵板釘釘的制度。層層把關、審查審不出好作品，古往今來沒有一個有生命力的好作品是審查出來的！」

趙丹和胡喬木見面後，當夜還對黃宗英交待：“我不開追悼會，我不要哀樂，要貝多芬、柴可夫斯基、德彪西。”“一個人活着或死了都不要給人以悲痛，要給人以美以真。„„我祝願天下都樂。”

又過了兩天，1980年10月10日午夜2時10分，趙丹與世長辭。

趙丹臨終前發表的文章，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許多文學家、藝術家說，趙丹道出了自己的心聲，點破了整個中華民族文藝復興的症結。

但高層也有人很不高興，說：“有個演員臨死還放個屁。”

一些好心的朋友勸黃宗英，你要挺住，要堅強。

黃宗英回答：“我驕傲，趙丹是死在火線上”。

多少年後，她仍然說：“趙丹演的最精彩的戲是哪一齣？——是他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