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陽訪朝鮮非戰之罪

426一紙社論，被認為導致趙紫陽下台，被軟禁終身。他89年離開北京去朝鮮訪問一周，至今被很多六四研究者批評為大錯。

趙紫陽本人始終不認為訪問朝鮮是一個錯誤。當年派紫陽訪問朝鮮，是鄧小平和金日成有約在先，朝鮮和中國的關係特殊，鄧和金之交屬於兩國老一代元老的關係，訪問改期在外交和國家關係方面影響較大。趙本人回答批評時解釋，當時如果不去平壤是國際關係上很敏感的問題，中央常委會也不會同意，這是由於外交上履約的重要。他在回憶錄中再次解釋，他當時不去朝鮮肯定會引起國家間外交關係的問題，因為金日成和朝鮮政府是很計較信用問題的。 戈巴喬夫89年六四前訪華，北京的示威已失控，歡迎儀式和一些正式活動都不得不取消，鄧，趙和戈巴夫峰會的會場都受到示威者衝擊，當局認為“丟盡國家臉面”。即使如此，戈氏的訪問也不可能取消，就是同理。

批評紫陽去朝鮮是錯誤的理由，是認為這是預謀，給了李鵬推出強硬路線的機會，導致趙的路線被否定，最後被打倒。但事實相反，李鵬一派當時並不贊成趙去平壤訪問。比如，對紫陽處理學運的立場強烈不滿的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就不顧下級的身份，直接打電話給趙，稱學運已到了危機階段，而李鵬沒有地方工作經驗，要求趙留在北京主持處理。教委主任李鐵映也反映北京各大學很不安定，要求趙留在北京親自處理。李鵬一直認為學運升級是趙的妥協放縱造成的，認為趙去朝鮮是留下難題，反對趙撂挑子離開北京。

趙去平壤後，李鵬感到學潮局面一籌莫展，很難辦，是楊尚昆建議李向鄧小平請示。4月24日形成強硬路線的常委會，也是萬里見到北京市問題嚴重，非官方學運很活躍，而官方學生會很灰心，因此提議李鵬召開常委會研究對策。趙紫陽去平壤前，指定李鵬代理總書記的職權，李鵬才有召集常委會的權力。而萬里出國訪問前，沒有指定人大委員長的代理人，以後紫陽和一些人大常委要求召開人大緊急會議時，就沒有人可以決定，只好呼籲萬里提前回國，鬧出很大的事。

在程序上，有關社論內容的會議記錄事先發給在平壤的趙，他簽字同意鄧的意見。回國後的第一次常委會，他仍然肯定常委對426社論內容的決定。只是2天后他才改變態度，要求收回社論，並且堅持到底，直到和鄧小平當面爭論。最後，鄧公開點破學潮問題實質上是他和趙的對立，趙在回憶錄里也承認如此。趙從朝鮮回來後2天之內在他的內心和內部人員中發生了什麼，至今沒有公開。但他對鄧採取反常的挑戰態度，挑戰繼續到反對戒嚴，敢於當面和老鄧爭論，直到要強行召開人大緊急會議對抗北京的戒嚴令，這些公開對抗行為，結果必然導致他下台，他本人很明白。
                                                 

六四後審查趙紫陽時，中央指定和他談話的王任重問他的第一個問題是“你為什麼反對小平？”，這代表中共黨內相當一批老人的疑問。 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也就是服從最高領袖，是延安整風運動後形成的中共黨內“鐵的紀律”，不守此紀律的後果人人明白。趙作為老革命，在戰爭時期就在鄧領導下的地區工作，受過鄧的提名表揚。文革時期，鄧復出工作後重用紫陽。趙在四川推行農業自由化改革，干出成績，鄧一手把他提拔到總理和總書記的位置，他也總是表示凡是鄧的指示他都堅決執行，直到六四下台之前他還是這樣表態。但是趙處理六四學潮的實際做法和鄧多處對抗，不該成問題的卻成問題。鄧說趙的問題比胡耀邦更嚴重，指責他不守紀律，不守紀律主要指他不聽指示。

鄧小平早在89年3月，就指示趙閱讀匈牙利和波蘭等地示威蔓延的材料，提醒他留意國內類似動向，果斷處理，中國不允許示威動亂。但趙對學潮一直放鬆對待，即使出現前所沒有的衝擊中南海大門事件後，他仍然不同意強力禁止。李鵬和姚依林為此多次在常委會和他發生爭論，直接指責他不執行鄧的指示。鄧小平對常委會記錄每次必讀，他讚揚李姚對學潮態度堅定，就是批評紫陽的軟弱，趙應該很清楚。

426社論發稿前， 紫陽在平壤簽字同意鄧的意見。回國後的第一次常委會議上，他再次肯定常委會有關社論的各項決定。但會後2天，他就提出相反意見，以後就反覆動員許家屯，閻明復等人，通過楊尚昆向鄧小平反映收回426社論的意見。楊尚昆幾次向他傳達，426社論的精神是鄧深思熟慮的結果，是不會改變的，趙也很了解鄧說一不二的性格，但還是堅持己見，直到當面和鄧小平發生爭論，他的一些老同事也不理解。

他最後一次個人和鄧談話，不但繼續堅持收回社論的意見，還進一步提出黨退出政府組織，新聞透明化，出版自由，承認學生和工人自治組織等，這些鄧多次警告過的蘇東波式的改革。胡耀邦的前例趙很清楚，他明知鄧堅決反對這些西化的做法，但仍然頂風而上，即使一些同情學運，立場和他接近的黨內改革派如安志文等也不理解，認為他明知道鄧的性格，就不該反對鄧的意見，因為不僅徒勞無益，而且不合黨內的生存之道。尤其是鄧原來已經考慮將最高權力軍委主席交給趙。即從策略考慮，待接任軍委主席後，大權在握，再推行自己版本的改革才是理性的選擇。趙的反對不能成事，只能殉職，六四至今30餘年，中國的道路就是明證。

其後，趙的五四講話，雖然沒有直接否定426社論，但明顯地修正了鄧對天安門示威的講話的原始精神。他的這次講話沒有經過中央常委會的討論，就變成他個人的責任。鄧認定趙的五四講話是學運激化的轉折點，而社會和示威學生也普遍認為講話反映趙和鄧的不同立場，以後該講話就成了他反對鄧小平，支持動亂的證據，是黨內處分他的根據，其目地又成為一個問號。

5月16日會見戈巴喬夫時，紫陽公開鄧仍是中共最高決策人的內部規定，廣場學生聽到這個消息後立刻開始攻擊鄧小平的老人專權，打出鄧小平下台的標語，而支持紫陽的一些研究所和知識分子第二天就發表五一七宣言，批判老人政治，呼籲打到獨裁者， 令人聯想兩者之間的聯繫，鄧本人更是如此。這件事是趙事後唯一後悔的事，幾次想當面對老鄧道歉。問題是，當時社會普通人士也有很多人看出講話的問題，紫陽和他的高參何至於如此。
 

之後，鄧在會議上指責趙的這次講話是將一切責任都推到鄧的頭上，意指88年的經濟大動盪，和89學潮的興起，並點明處理學運表面是趙和李鵬的矛盾，實際上是趙與鄧的矛盾。以後趙在回憶錄里也承認，處理學運的矛盾，實際上是他和鄧的鬥爭，可見六四學運的本質是趙和鄧的攻防，兩方早已心中有數，這樣看，下台是趙自己的選擇，而且非常堅定，何罪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