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傳呼機的興衰談起

傳呼機從無到有，壽命往大了說，大概有三十歲，當然研製開發那段時間不算。這個小玩意兒英文的全名應該是“Page Beeper”,傳到中國大陸的時候，傳統一點的人稱它“傳呼機”，新潮一點的叫“PB機”，極個別的人稱它為“忙人機”，在傳呼機普及的時候，在大街上可以經常聽到時髦青年在告別時說：有事兒Call我，或者說：有事兒呼我。

中國在閉關鎖國貧窮落後的時候，對洋貨一直很新鮮，擁有這些洋貨也是富人抖富的好機會。據說，在上世紀四十年代中期，也就是二戰剛剛結束的時候，上海碼頭到了一批美國塑料皮帶，那時的上海人可能是第一次見到塑料產品，很光滑，也很柔軟，像皮革一樣。塑料皮帶頓時成了上海闊少的搶手貨，那幾個月，南京路上滿街走的都是不系上衣扣子晃來晃去的闊少，要人們欣賞那條腰間的塑料皮帶。

傳呼機也是一樣。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北京最早建的傳呼機台是126台，國營體制。起始售價是八百元機費，另外每月三十元呼費。剛開始發售的幾個月，無人問津。我想主要原因一是這個玩意兒太新鮮，有點兒超前，那時私人家庭電話還不普及，單位多還在使用分機，我呆的那個空一所總共只有三條可以往北京市區打的外線。二是價格太高，當時軍隊中層幹部的收入在一百至一百五十元之間，呼費每月要三十元，顯然不是個人或一般家庭可以承擔得起的。但很快126台的傳呼機全部脫銷。

這些傳呼機都被那些人買走了呢？我個人調查的結果是那些淘到第一桶金的北京個體戶，傳呼機立馬成了財富成功的象徵。不過大多數北京人看不上這個，還是覺得在國營單位拿着三五十元工資穩當保險。那時我觀察過這些人，在飯館吃飯的時候，北京人過去習慣先把煙掏出來放在飯桌上，因為抽什麼牌子的煙就代表着自己是什麼樣的身份。有了傳呼機後，最先掏出來的是那個白殼的，有兩盒香煙那麼大的朔料匣子，大大方方地往桌上一放。最得意的時候是吃着吃着傳呼機嗶嗶叫起來，有傳呼機的那個人會馬上起身出門四處找公用電話，因為那時還沒有大哥大，其他人也願意等着，沒有人覺得這樣不禮貌。

有文字記載的是一九八零年北京市東城區把001號個體餐飲執照發給了悅賓飯館，那個飯館現在一直還在，東城區政府一直想保持那個榮譽，好像計劃拆遷時也不想動那個地方。我曾路過幾次，但一直沒好意思進去，因為吃請吃慣了，要是自己掏錢，好像還不自在。幹得早的那批人，不論是蹬板車賣菜賣橘子，還是切羊肉片，還是後來的賣服裝，都會很快發達起來，不過我對他們一直敬而遠之。現在，我的老朋友中還找不出當年拿白機子的那批人，記憶中接觸過一個，稍微談一談聊一聊就發現底太“潮兒”。

我有傳呼機概念的時候是一九八五年，那年我隨空軍航空維修代表團出訪西德。由於是中國航空專家首次來到西方，各大航空公司都搶着要求接待，我也搞不清楚應該去哪家。法國提出派專機到法國巴黎參觀一天，我忙說不行不行，我們的旅行路線在國內時已經安排好了。一位德國的公關經理提出要陪伴我們三天，看得出他想同我們多呆幾天加深感情。一天在不來梅的晚宴上，我正好坐在他身邊，席間，他的腰間突然有個什麼東西嘟嘟叫了起來，他掏出看了看，又放了回去，我忙問，那是個什麼玩意兒？他給我解釋半天，意思是說，不在辦公室也可以找到他，上面顯示電話號碼，只要回電話就行了。這時我突然感覺這個小玩意兒太有用了，過去給領導當差的時候，常常是領導一句話，我們找人要跑斷腿。

從對傳呼機開始感到新鮮，到擁有，到最後看到廣闊市場又走過了一條漫長的路。一九八六年，我出訪美國，看到了計算機和數字電路已在各行各業得到廣泛的應用。回來以後，一天夜裡突發奇想，構思了一套“計算機外語教學系統”，找了幾個當時的精英，很快就把這種構想變成了現實，接着鮮花美酒鋪天蓋地而來。當時中關村已形成一定的市場機制，給新技術市場化帶來了很多便利。那時雖每天還在空一所上班，中關村那邊已經開始走帳銷售了。

很快淘到了第一桶金，而且來的非常容易，這第一筆錢我想來想去決定買傳呼機，先要解決通訊問題。當時北京126台傳呼機已經脫銷，好不容易找到一個關係說可以買到旅遊局台的傳呼機，單價是兩千四百元，花了一萬元買了四個，我自己留一個，另外三個給了主要技術人員，我也得讓他們嘗到開發新產品的甜頭。

那時的傳呼機只能顯示數字，不能顯示漢字，不過，我已經很滿足了。我那台傳呼機主要用於業務聯繫，每天只要一叫，要麼是買教學軟件，要麼是要求技術合作，還有要求換現金的。有一次，空一所開全體幹部大會，我忘了關掉，傳呼機突然叫了起來，大家都回頭看着我，一個坐在身旁的幹部說，潘涌的手錶會自動報時。那時連空軍最優秀的科技人員都沒有傳呼機的概念。

可能由於我能說會道又見多識廣，喜歡提着經理箱四處遊說收集信息，不少大公司把我當成了計算機專家，其實，我連計算機怎麼啟動都不會。四通公司信息最敏感，派出新產品開發部經理四處找我要求技術轉讓，飯是吃了不少，但我說，現在還是空一所的人，實在不方便。聯想公司撥出二十萬元成立了奧林匹克公司，也想用這個產品為公司主導產品，但由於管理不善，這二十萬很快就吃光了。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參觀了北京計算機外部設備三廠，聽說其中一個車間正在同新加坡客商合作，生產傳呼機，全部出口。我立刻感覺到是一個難得的投資機會，如果能用這裡生產的傳呼機，再利用軍隊電話線路方便的有利條件，要是能建立全軍第一個傳呼機台該多好。正在我構思的時候，新加坡客商的市場經理來空一所找我，要求技術合作。他說建立一個傳呼機台只需十條電話線，總投資為二百萬人民幣。

當時我受外部世界嚴重干擾，這種干擾也就是鄧小平說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極想成立一個屬於自己的像四通一樣的民辦公司，萬潤南能幹，我也應該能幹。但想來想去，考慮到自己的能力和實力，還是決定把這一條重要信息提供給所領導。我立刻帶着這位外商經理去見科技部部長，再三強調這是一個難找的投資創收機會。那位科技部長是個老大學生，沒想到他同我打起了官腔，他說，小潘，你說的那個玩意兒我知道，叫忙人機，醫院用來找醫生的，其它地方用不上，所里現在決定投資一個魚塘，一共二十萬，到時過節大家有魚吃就行了。

可能誰也不會想到，五年後，傳呼機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市場，最後幾乎發展到一人一機的程度，我想當年進入到這個行業的人都掙得缽滿笸滿，你想想，投資個幾十萬，雇上十幾個打工妹傳呼就行了，每月的月費就是一大筆收入。我後來還是暗暗地做了些調研，但北京市無線電管理局一再重申個人私企不給無線電頻道，這個項目在我這兒一直是水中月，鏡中花。

都嘆人生苦短，很快我也到了寫回憶錄的年齡，如今在網上踩浪，有好幾個網友一直在向我打聽一個人，k26s在打聽，還有一個姓羅的小網友也在打聽這個叔叔。這個人也姓潘，是我的本家，看得出他當年給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這個人的父親是中國第一代電子工程專家，他本人自幼聰明好學，不僅有點兒像我見過的神童，而且是神童的神童，雖趕上文革，沒有機會上大學，但還是自學成才。當兵的時候，我們情同手足，互相鼓勵，十幾年一直關係很好，後來因一筆走帳的事，我沒有重視，產生了誤解，從此失去聯繫。早期他能解密漢化計算機辦公室應用軟件，後來發展成研製計算機軟硬數字電路高手，自己研製開發了傳呼機台。在我走向沒落的時候，他突然騰飛，他曾一個縣一個縣推銷安裝自己的傳呼機台，着着實實火爆了一番。

人有好幾怕，生老病死都怕，但人們對這些事真是無奈。其實人最怕的是在自己還活着的時候，過去的榮譽優越的感覺，甚至還有美女香車鮮花美酒都瞬時間灰飛煙滅，還有塑料皮帶傳呼機價值轉眼化為烏有，這是人們的第二個無奈。都說曹雪芹最後窮愁潦倒因而寫出了《紅樓夢》，我覺得這種流傳有誤，試想一個人到了每天要飯的地步，怎麼還有心思寫作，只不過家境不如從前，吃喝溫飽應該不愁。紐黑文的一個網友在《萬維》上留言，說我周圍的人都是下三懶，每天中午耶魯醫學院門前聚滿了黑頭髮，那些黑頭髮在一起，都有說不出的愉快。這位紐黑文網友說得不錯，我吃喝還是不愁，只不過在人們眼中的境況不如從前。我是這樣，想想中國大陸當年投資傳呼機台的老闆們，他們的境況會如何呢。

傳呼機市場大概六七年前開始走下坡路，出現虧本，現在已經基本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手機。我對任何事情都充滿着好奇，曾問過一個朋友，那些傳呼機公司都幹什麼去了。那位朋友說，有的變成段子公司了，雇上幾個人每天編段子賣，也是個好市場。如今，中國的段子滿天飛，據說銷售額過億，可能美國教市場經濟的大教授聽了還要翻白眼。

我和同學每天網上聚會，上面美才子才女雲集，一天，我們在網上編起了段子：

女同學A說：明天是三八，工會發了200元，對每天辛勤勞作在廚房的我是個安慰。剛收到一短信，與大家共享：女人天生最喜歡什麼花？玫瑰花？百合花？山茶花？牡丹花？茉莉花？都不是，應該是：有錢花！別的咱不要，只要有錢花，去了商場使勁花。

同學B說：有錢不花是傻瓜，還是抓緊時間把錢花。
同學C說：有錢才花是假花, 沒錢也花是真花.。
同學D說：有錢不花是傻瓜, 沒錢也花怎麼花？
同學C又說：米子把自己當朵花，不能不知信用卡。
同學B又說：假花真花舒心的花, 前人不花後人花。

同學E總結： 假花真花舒心花, 有錢不花是傻瓜,
前人不花後人花. 抓緊時間大把花，
有錢不花是傻瓜, 沒錢也花怎麼花？
米子真的要想花, 怎能不知信用卡？
有錢才花是假花, 沒錢敢花是真花。

我看過以後，心花怒放，胡謅了兩句平平熱度：有錢會花才是花，沒錢紙錢燒着花。後來又發現都是女同學想花錢，又問：為什麼男人不花錢，為什么女人想着花？到底男人掙錢給誰花？我不花，你要花，這樣的男人不會花，這才是女人要的花。

寫完了，心也靜了，總算圓了傳呼機的夢。

04/24/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