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en: 川民之恨——“西南王”李井泉其人其事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毛澤東最寵信的兩個封疆大吏柯慶施和李井泉，一東一西，分別管轄着華東和西南兩處戰略要地。柯李二人就像是毛澤東的“哼哈二將”，對毛的烏托邦式“大躍進”亦步亦趨、推波助瀾，把毛的極左路線發揮到了極致。他們也都因此而深受毛的賞識和重用，1958年5月中共八屆五中全會上雙雙被提拔為政治局委員，進入中共最高權力中心。毛任命的地方大員里只此二人享此殊榮。我此前已經談過柯慶施，本文專談西南王李井泉在大躍進前後的累累劣跡。 李井泉主政四川達17年之久（1949－1966），其間他先後擔任過四川省委第一書記、省軍區第一政委、中共西南局第一書記兼成都軍區第一政委。此人一貫左得離譜，常常是在毛澤東的已經過左的政策上再加倍偏左。結果在李統治之下，聞名於世的天府之國在“大躍進”時期竟被弄成一個飢餓之鄉，多達八百多萬人餓死。因此，四川人民對李恨之入骨，成為有口皆罵的“父母官”，這在巴蜀歷史上是前無古人的。川民為他取了各種外號：“李警犬”，“李閻王”，“李左王”，“土皇帝”等等，不一而足。 對於那場長達三年、餓死三千多萬人的大饑荒，中共發明了一個句式——“三年自然災害造成的困難時期”，一口咬定大饑荒的根源是 “三年嚴重自然災害”。長期以來一直用它欺世盜名，把毛澤東推行錯誤路線所造成的人禍，一股腦強加到不會說話的老天爺頭上。但謊言掩蓋不住鐵一般的事實，根據氣象資料的記載，那幾年中國基本上是風調雨順，只有局部地方發生過水澇災害。別的地方且不論，就以川西平原來說，它得益於都江堰水利工程，在歷史上就沒有過水澇災害的記錄。可是那幾年照樣糧食大減產，照樣大量餓死人，中共的御用文人們又如何解釋呢？他們無法解釋，只能一味顛倒黑白，無理狡辯。 說到這裡我想先說一下都江堰。我曾去過那裡兩次，每次都被那從雪山上浩蕩奔騰而來的岷江之水的偉力所震撼，為舉世聞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巧奪天工而感慨不已。都江堰水利工程兩千多年來一直發揮着巨大的防洪灌溉作用，灌溉範圍達40餘縣，灌溉面積達67萬公頃，使川西平原成為“水旱從人”的天府之國。川民們世世代代在這塊肥沃富饒的土地上過着安居樂業的生活。可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是，1959到1961那幾年，這個天府之國竟被弄得滿目瘡痍、餓殍遍野。究竟是天災還是人禍？川民看得一清二楚——那完全是毛澤東倒行逆施的政策所造成的人為災難！ 1958年起，一場禍國殃民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席捲中國大地，全國上下都處在狂熱、亢奮的狀態，李井泉的極左作派在那個時期表現得最為充分。首先，李憑主觀臆斷大搞胡夸風、瞎指揮，全然不顧起碼的常識，在四川全省掀起畝產萬斤的“萬斤畝”運動。在李的狂熱慫恿和高壓下，成都郊區竟然放了一顆“畝產稻穀二萬四千斤”的“大衛星”（那時稻穀畝產8百斤就算高的了），這是當時全國之最，立即上了報。這種天方夜譚般的假貨色，李卻不准別人懷疑，誰懷疑就要挨整。李在動員會上對幹部們蠻橫地說：“我就不相信搞不出來，我搞不出來，我的兒子也要把它搞出來”。 其次，李用行政命令指揮農業生產，在四川硬性規定必須放干冬水田種小麥。結果水放不干，造成小麥播種時積水歉收。第二年春天田中無水，秧又插不下去，水稻也大幅度減產，兩頭失落。糧食減產了，他不但不反省和糾正過失，反而進一步弄虛做假，硬撐面子：他下令在鐵路、公路交通沿線搞所謂的“高產路”，大搞“一平二調”，把遠離交通路線的人力物力畜力肥料都集中在“高產路”沿線做給人看。那時不斷有從中央和各地的代表們到四川來參觀“取經”。 李還在四川大搞“一個樣 ”，規定拉繩插秧搞密植，無論山上山下、平壩丘陵，栽種收割都要“一個樣”。那時共產黨官員們儼然都成了“農業專家”，強迫世世代代務農的農民們按照他們發昏的頭腦想出來的辦法去耕作。這樣瞎搞胡搞的結果使糧食大大減產。 另一方面，1958年大規模的全民大煉鋼鐵運動，農村強壯勞力都被抽去“煉鋼”（實際上土爐子煉出的都是些沒有價值的鐵渣疙瘩），使許多地方成熟的莊稼爛在田地里收不回來，這更加大了糧食的缺口。這裡且不說大煉鋼鐵時濫伐林木、強迫農民砸鍋砸鎖等等所造成的嚴重破壞。 就全國範圍來說，一方面糧食普遍減產，另一方面國家的糧食徵購計劃不變，兩頭一擠壓造成了農民的口糧大大減少。為了完成糧食徵購指標，毛澤東在1959年初曾向全國批了個文件：“公社大隊長小隊長私分糧食一事，情況嚴重……在全國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此後凡收羅的糧食不足上級規定的數量，就認定是基層幹部隱瞞了產量，私分了糧食。於是各地普遍開展“反瞞產私分” 運動，拚命從農民碗裡奪糧。結果留給農民的人均糧食（含口糧、種子糧、牲畜用糧等）比1958年還少一百餘斤。這才叫苛政猛於虎！毛澤東用剝奪農民來積累工業化資金，並用糧食去換核技術，不顧農民死活，由此可見一斑。 “反瞞產私分”是導致中國大饑荒餓死幾千萬人的關鍵一步。當時人口七千萬的第一大省四川是個典 型。本來1959年四川實產糧食只有1582萬噸，可是在“反瞞產私分” 過程中李井泉撤換了大批堅持實報糧食產量的官員，“查”出大量並不存在的糧食。於是四川省委公布的當年產量竟高達3500萬噸，結果國家按這個虛擬的糧食產量徵購了高達49％的公糧（1958年以前平均每年僅徵購31％）。大量的糧食被徵調出川，剩下給每個農民的糧食只有139公斤，比全國農民平均留糧數還低四分之一以上。去掉種子、飼料糧後，農民的口糧已所剩無幾，餓死人是註定不可避免的了。以宜賓為例，市委在“反瞞產”運動中斗爭、捆打了兩千五百多名基層官員，將該市所屬農村十六萬農民的平均年口糧壓得只剩一百餘斤。結果三萬八千農民餓死，差不多每四個農民中就有一個成了大躍進的犧牲品。再如仁壽縣，縣委書記把全縣的公社官員召去開大會。會上將公社官員一個個輪流叫上台，命令民兵抽打，逼問“把糧食藏到哪裡去了？招！”官員們吃不了皮肉之苦，只得胡亂報數，說藏了多少多少糧食。於是農民僅剩的一點糧食只好被迫交出去。據統計，仁壽縣非正常死亡人口約20萬。 1960年，全國性的“大躍進”已經進行了三年，農業生產遭到嚴重破壞。當年的糧食產量已經下降到2870億斤，比“大躍進” 前的1957年下降了26%，國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四川的情況更加嚴峻，從1959到1961年，糧食年年大幅度減產，1961年的糧食產量已經下降到231億斤，比1958年的449億斤下降了218億斤，甚至比1949年還少收30億斤。可是，李井泉仍繼續執行極左路線，對上浮誇虛報，隱瞞四川農業生產的實際情況。李為了討主歡心，撈取向上爬的政治資本，網顧川民的死活，在四川糧食大幅度減產的情況下繼續大量往省外調糧，僅1959年至1960 年三年就外調157億斤，約相當於前五年外調糧食的總和。就在他驕傲地宣稱四川外調糧食“居全國之冠”的同時，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農村卻大量餓死人，城市也普遍餓飯，老百姓怨聲載道。根據資料，四川城市居民每月口糧只有21斤，幹部只有19斤。農村人民公社社員每天的口糧由公共食堂控制，一般是老秤（16兩為1斤）的4至5兩原糧（即穀子），打出米來只有老秤的2到3 兩，折合新秤只有1到2兩米。城裡居民每月供應2兩肉和糕點，農民根本就沒有任何供應可言。就連這麼低的標準有的地方還落實不了，只有空指標沒有糧食。 更有甚者，李氏最為人痛恨的一件事是在1960年7月突然發布一道命令，宣布四川糧票作廢，使得許多城市居民勒緊褲腰帶苦苦積攢下的4800萬斤糧食化為烏有。這種做法在全國也是絕無僅有。“困難時期”成都地區1斤糧票在黑市上要賣到5元，而一般工人的月工資才四十幾元，可見當時糧票是何等金貴，那是草民們的命根子呵。李氏此舉實在是喪心病狂，使當時很多家庭硬是揭不開鍋，百姓對此恨之入骨。直到今日，四川還有人提起此事就憤憤不已。 人們不難看出，毛時代中國的農民是最被歧視的“二等公民”，嚴酷的“戶口制度”把農民死死拴在農村。在“公社化”制度下，農民失去了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沒有自由，實質上與農奴無異。在大饑荒的年月，他們的辛勤勞動換來的卻是食不果腹，性命不保。大饑荒時期城市居民雖然也很困苦，但靠着國家供應的20多斤糧食和2兩肉，還可以吊着一條性命，所以沒有聽說城裡有餓死人的現象。可是農民們卻是什麼保障也沒有！像四川的農民，每天只有1到2兩米，在野菜、樹皮都被吃光的情況下，怎會不大量餓死人？據資料記載，僅在1960年一年，四川就有9個縣的死亡率超過10％，有的縣餓死人甚至將近總人數的20％。例如，巫山縣從1958年就開始餓死人，先後餓死了五萬七千人，每六個半人中死了一個。地處成都平原的大邑縣死亡率更高，每五個人就死了一個。井研縣每八個人死了一個。前面提到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所在的灌縣，自古以來從不曾被饑荒光顧的好地方，也餓死了四萬多人。同在成都平原，與灌縣為鄰的崇慶縣，也死了約三萬五千人。其他死亡率高的縣還有石柱、涪陵、容縣、資陽、秀山、酉陽、滎經、南溪、屏山。從1958年到1962年，官方統計的四川總死亡人數是812萬餘人，有的資料披露餓死人數為900多萬。 大饑荒年代四川農村究竟是一幅什麼景象呢？讓我們看看當時一個調查組到重慶所屬的長壽縣（還不是最糟糕的縣）農村所看到的場景：樹木砍光了，房子拆來燒了，社員的很多東西都歸公了，為辦“公社食堂”甚至連社員的鍋灶也搬走了，家裡不准煮飯冒煙。有些生產隊“到處家徒四壁，猶如豬圈，強壯勞力喪失，剩下孤兒寡母，令人慘不忍睹”。 調查組成員走進一戶“人家”，屋裡什麼也沒有，沒有床，沒有被褥，沒有鍋和灶台，連房子都沒有了牆，用稀疏的包穀稈紮起的笆子擋不住冬天的寒風；屋裡只有一個用來到食堂去吃飯的破碗，一個空空如也的柜子。 另據曾任四川省瀘州地委書記的鄧自力（因順應民意提出解散公開食堂等措施而被李井泉打成“四川頭號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近年出版的回憶錄《坎坷人生》中記載：“糧食不夠就搞代食品，什麼胡豆葉，芭蕉頭，小球藻，野草根等都用來充飢。後來這些東西找不到了，有人開始吃觀音土。觀音土吃下去肚子發脹， 不能排泄，幾天后就被脹死……。後來，賣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發生了。宜賓就發生了將小孩騙到家中，整死煮熟後作為兔肉到街上賣的事……。”鄧自力被貶至長寧縣作縣委副書記後，親睹該縣的慘狀：“長寧是個爛攤子，二十多萬人口就餓死了七萬多。腫病流行，省委調撥了些糧來，社員又無錢買……。” 另有一位作者寫道：“1960年這個生產隊家家都有人餓死，有的去田裡幹活，走在田坎上就倒下去了。下山去黃土場趕場，回來沒有力氣爬坡，就倒在坡上，最陡峭的沙子坡，每個趕場天都會見到餓斃的屍體，也沒有人理，因為沒有人有力氣抬回去或就地掩埋。我們生產隊長的老婆做姑娘時眼看要餓死了，生產隊長只用了一挑紅薯葉子做嫁妝就把她娶了進門……。吃食堂那幾年是農民們有記憶以來人生最黑暗的日子。” “死了多少人？我下鄉時生產隊有二百來人。農民說，大饑荒之前也是二百來人，死了一半，經過十年人口增長又回到從前。” 我不忍引用更多的資料了。那年月，農村四處都是“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的景象。良心未泯的人讀到這些觸目驚心的慘狀可能不禁潸然淚下。可是中共的官方報刊仍描繪出一片鶯歌燕舞，“喜看稻菽千重浪”的昇平景象。 面對自己治下的子民大批餓死，李井泉沒有絲毫的自責和反省，沒有絲毫的“良心發現”。1959年7月李與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同去參加廬山會議（田乃成都人，此前曾到成都地區調研），從武漢到九江的船上田對李談到四川餓死人的事情，李卻滿不在乎地答道：“中國這麼大， 哪朝哪代沒有人餓死！” 這是李氏最有名的一句話。這個“用特殊材料製成的”共產黨員的血管里流動的是冰冷的血——在他眼裡，平民百姓的生命不過是草芥而已。 面對全國大量餓死人的嚴峻現實，1961年中共中央不得不在政策上有所鬆動，例如解散公社食堂，允許農民有一點“自留地”等。當時其他省份的公社食堂早都解散了，李卻在“人民公社是通向共產主義的橋梁，公社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臟”的政治口號下，在四川又堅持了將近一年。其他省份的農民自留地早都恢復了，四川卻遲遲沒有動靜。李井泉的倒行逆施使川民在死亡線上多掙扎了一年。 在大饑荒時期，李井泉的對策是向上封鎖消息，向下採取高壓手段，不准談餓死人的情況，誰敢談誰就會被戴上“階級立場不堅定”的帽子而遭到整肅。奇怪的是雖然四川餓死的人數居全國之冠，但李不但未被追究反而受到中央領導的表揚：“四川的工作，中央認為滿意，是全國工作做得比較好的省”。同樣餓死了成百萬人的河南、甘肅、山東、安徽等省的第一書記都被撤了職，唯獨李不僅安然無恙，而且當餓死人的災難還在繼續時，他居然還官升一級，升為中共西南局第一書記，統管雲貴川三省。從這事也可看出毛澤東對李井泉的寵愛有加。 當代年輕人所看到的現實距離上面描述的慘狀太遠太遠，許多人無法理解和想象那個荒謬的時代。但也許有人會問：中國歷史上不是有過很多次象陳勝吳廣那樣的饑民造反麼？為什麼饑民們沒有揭竿而起為自己爭取活路呢？這道理其實很簡單，那是因為共產黨手裡牢牢握着“兩桿子”：槍桿子和筆桿子。筆桿子用來奴化民眾的思想，控制輿論，封鎖消息，搞愚民教育，灌輸“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宣傳共產黨的“德政”……。這一招還真靈，鄉民們大多變得愚昧、麻木，直到臨死還不知道這世道何以會變得如此殘酷。但更厲害的是槍桿子：共產黨通過強大的暴力工具（軍隊、警察和非正規武裝力量如民兵等）和嚴密、龐大的組織系統，對人民實行了極為徹底的人身控制，即使走到天涯海角也逃不出那張網的嚴密控制。這就使得任何自發的集體反抗行為很難發生，當局能夠把民眾的任何反叛企圖輕易地扼殺於搖籃之中。中國歷史上還沒有過如此殘酷和有效的國家暴力統治的先例。 李井泉不愧為“毛主席的好學生”，他的霸道作風和玩弄權術的一套招數完全師法毛澤東。1959年廬山會議上，李是圍攻彭德懷最賣力的人之一。四川在“大躍進”中屬“人禍” 最嚴重的省，李出於自保非得鬥倒彭德懷不可。廬山會議後李回到四川，他不把彭德懷已被打倒的消息告訴大家，反而把彭的“意見書”印發給幹部們要求表態。大量不知就裡的幹部出於良知為彭叫好，結果落入李布下的陷阱，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者”。這和毛澤東1957年反右時大搞“陽謀”、“引蛇出洞”的策略如出一轍。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中央收到了四川幹部的檢舉信，檢舉李井泉欺瞞中央。同時, 李受到眾多與會代表的非難，還有人要求中央將李調出四川。然而李在中央的包庇下卻涉險過關，回川以後有恃無恐，不但不認真改過，反而動用公安機關追查檢舉人，實行打擊報復。 李井泉主政期間，大搞獨斷專行，任人唯親，排除異己，陷害正直敢言的幹部。例如1958年1月的“張文澄右派反黨集團”案，1963年4月的“蕭、李、廖右傾反黨集團”案等，都是李親手泡製的冤、假、錯案。1966年文革初期，李為求自保，把一批省級幹部如張黎群、馬識途、李亞群、沙汀等拋了出來，打成“黑幫分子”、 “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 不難看出，在毛澤東的專制制度下，這位“西南局第一書記”掌握壟斷了一切資源，為實現個人慾望最大化，在自己控制的權力範圍內生殺予奪，無法無天，無惡不作。李搞的那一套是不折不扣的地方專制主義——儘管口頭上把“為人民服務” 喊得震天價響。 經過那個時代的四川人不會忘記，文革前每年國慶節，這位西南土皇帝都要在被稱為“小天安門”的成都市中心的明代皇城上檢閱遊行隊伍。人們也不會忘記，當草民們正在忍飢受凍的年月，成都軍區、錦江、重慶的潘家坪高幹招待所如何笙歌達旦，多少年輕漂亮的女演員陪伴李書記翩翩起舞。為了滿足李的特殊嗜好，後勤服務人員常忙得不亦樂乎，為他準備例如鐵板燙鵝腳皮、麻雀、鴿子、活斑鳩、冬天的泥鰍、青蛙和團魚等刁鑽古怪的玩藝兒。困難時期用公款大修富麗堂皇的“書記院”。特設專為李井泉等少數特權階層（包括其家屬）服務的醫療機構“省三門診部”（醫療器械、藥品和高級補藥等大多是從英美等國進口的）。李書記等首長可以用公款吃喝宴聚，揮霍無度。多達四十多人的服務人員隊伍專門服侍李井泉等幾個“首長”……。 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敗，這在李井泉身上也得到了驗證。事實證明李是一個地道的滿口馬列主義、滿腹男盜女娼的腐敗分子。事實有力地駁斥了那些把毛時代描繪成沒有腐敗的“廉政時代”的悖論。 當李井泉正是仕途躊躇滿志的時候，文化大革命的狂飆由北京迅速刮到了四川。李被中央文革和造反派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走資派，遭到紅衛兵和造反派的批鬥。“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的口號響徹全川。沒有哪一派保他，連最“鐵杆”的保守組織都不公開提保衛李井泉。李像喪家犬一樣在雲、貴、川東奔西藏，好歹躲過了一劫。可是李的家人命運卻很慘：夫人肖里在揪斗中頭髮全部被扯光，最後被逼上吊自殺；次子李明清因為“反對中央文革”，被北京航空學院的紅衛兵毆打到幾乎要咽氣的時候，被送到火葬場，還未斷氣就被塞進焚屍爐，燒成了一把灰燼。這不能不說是喪失人性的暴行！在文革那種暴虐無道、喪失理性、法制廢馳的時代，全國上下肅殺恐怖，紅色暴徒們什麼事情干不出來？類似的暴行在全國各地並不罕見。問題是當李的家人被斗死的消息傳到四川民間時，不管哪派觀點的人都暗自稱快。這只能說明川民對這位前西南王是何等的痛恨！民意不可欺，李井泉當為為官者的鑑戒。 喪妻失子的李井泉據說在晚年過得很淒涼。天意乎，民意乎，誰人評說？！ （唐聞 Jan.17,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