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滞发展的明清之农业zt 　　中原地区，自从蒙元之后，一方面是战乱严重破坏了华北平原的灌溉体系，原有的在宋代建立的华北水网灌溉区，被战乱失修堤防而泛滥的黄河和其他华北河流冲毁，在灌溉体系支持下的富饶耕地几乎不复存在。最典型的就是曾经是北方出产粮食最多的河南中部大平原：洛阳河南府、汴京开封府、商丘归德府为中轴线的北方最大的平原农耕区，其水网灌区几乎完全废弃，中原腹地原来的膏腴之地成为黄泛区的沙荒地和盐碱地。另外加之土地在人口压力下连年耕作不得喘息，逐渐地力耗尽，加之灌渠废弃失修，农业水平从宋代的精耕细作，到了明清之际，再度战乱使得大批土地抛荒，即使仍旧耕作的耕地，劳作水平大幅度退化，以华北中原为主体的北方农业大幅度减产，耕作水平大幅度降低，就连作物种类也发生巨大变化。 　　在中原，宋代曾经大规模种植的北方水稻和各种小麦，由于灌溉系统毁坏，依赖灌溉的北方水稻最早消失；稍后，小麦也在明清时期退出主要作物名单，高粱、谷子（粟）、豆类开始占据华北中原主要耕地。明清之际的华北中原，只种植较少量的小麦，其他大麦、燕麦、荞麦种植范围更少，而且这个时期的小麦，就算是年景较好的时候，亩产一般不超过三百斤。同期的高粱，一般同样条件下亩产可达六百斤，谷子（粟）也可以到六百斤，大豆可以收获三百斤，因此，北方农业通常采用高粱和大豆轮作，或者谷子（粟）和豆类轮作。种植的小麦品种，通常在华北中原地区以硬质白皮冬小麦为主，因为收获少，而且连续种植小麦严重消耗地力，传统的农家肥根本不能补充地力的消耗。在化肥大规模应用之前，以华北中原为代表的北方农业，数百年持续低迷。 　　作为传统社会主要衣物原料的桑麻，从蒙元之后，蒙古殖民者划桑田为牧场，华北中原地区桑林大范围砍伐殆尽，到了明清之际，在棉花种植的取代下，几乎全部消失。 　　本来曾经是中华最典型的中原桑蚕生丝加工业，在明清之际，退化到江南太湖流域周边、四川西部成都平原和广东珠三角的局部地区。丝织品为古代中国在织物中唯一具有优势的项目，丝绸柔软光顺、富有弹性、透气性透湿性俱佳，作为高级衣料，历来是出口创汇的拳头产品。明代初期，华北中原地区还有规模不小的桑林，到了满清初年，只有江南太湖还成规模，成都平原尚未从战乱中完全恢复，广东珠三角因外贸增加了生丝需求，还刚起步不久。受到重创的桑蚕业，还面临桑树的病虫害，当然这个时候没有好办法，主要是采用人力寻找虫洞，逐一杀死，费力多而效率低。本来是中华独门的丝织品和生丝，被不良奸商盗走桑树种和蚕种，奥斯曼土耳其、倭国、朝鲜、印度都开始出产。 　　中国传统所称的麻，主要是大麻。另有被视为高档衣料的苎麻，多用于榨油的亚麻；黄麻和苘麻主要用于制作麻袋、绳索，后来才被重视；洋麻还没有引入；其余剑麻、番麻、假菠萝麻、罗布麻和雀麻等在明清之际均无足轻重。以大麻为主的中华传统麻种植业，由于棉花的引进种植，受到巨大几乎是毁灭性的冲击。大麻在《天工开物》中被称为“火麻”，宋应星对它的看法是“压油无多，皮为疏恶布，其值几何？”说明了大麻衰落的主要原因。虽然大麻可以用来织布，雌麻的籽又可以榨油和食用，但在传统工艺条件下，用大麻纤维织出的布比较粗糙而不美观，出油率不多，麻籽用于食用又不如谷物。因此在棉花出现以后，它的命运便已注定。苎麻的命运则要好些。尽管也受到棉花的冲击，但其纤维细长而有光泽、弹力强、耐磨、吸热吸湿，所以在一些种植历史久远，种植和加工技术高超的地区幸存了下来，这些地区，主要有江西的抚州、建昌、宁都、广信、赣州、南安、袁州；湖南的浏阳、湘乡、攸县、茶陵、醴陵；另有广东新兴、江西赣州、宁国，安徽池州、安庆也有一定规模。 　　棉花为锦葵目、锦葵科、木槿亚科、棉属植物。原产于热带干燥的草原地区，最初为多年生木本植物，后来在长期驯化下成为一种一年生作物。最早引入中国的棉花应为印度棉，该品种属于亚洲棉，因种种缺点后来基本为陆地棉和海岛棉所取代了。棉花在14世纪以后可谓横扫世界，在几乎任何国家均对原有的衣料产业构成了严重冲击，被它排挤的包括亚麻、大麻、丝、皮、毛等等传统优势衣用原料。其卓越的品质和广泛的用途应为胜利进军的主要原因。棉布柔软洁白、透气吸汗，夏天穿着棉布衣物，冬天穿着棉衣，盖着棉被，都十分舒适合用。更重要的是棉花作为植物，种植成本比养殖家畜、蚕等要低（动物需要植物性食物，对人类来需要投入的成本更大）。因此棉花的成功为顺理成章之事。 　　棉花输入中国在明朝之前，元代棉花逐渐推广，到明清时期就成为主要的衣用植物了。在明朝，主要采取一年一熟制种植，因为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冬天天气寒冷，而棉花原为热带作物，畏寒，只能利用春夏完成种植周期。如果采取轮作制，棉花播种过早，一旦发生倒春寒则容易死亡，播种过迟则影响后作物下种。对土地的要求是土层深，地下水位不高，尤以腐殖质较多的沙质或粘质土壤为宜。棉田应深耕三遍，耕后耙土，以保持土壤疏松，之后便可作狭畦播种了。种子在播种前要进行选种，取外观成熟饱满且是在收获期正中收获的为宜。收获期刚开始或快结束时收获的均不合适。选种之后进行晒种，晒种要在冬天进行，播种前进行浸种以软化外皮并催化发芽。为使播种均匀，应用灰拌种。播种时要选择好天气，下种前浇水，下种后覆土，约覆一二指（5－10厘米）为宜。株距为“一步留二苗”，也就是三尺。播种后，一个月薅草三次，当棉苗长到二尺以上，则打去顶心，旁枝长到一尺半，也要去心。其余施肥、培土、灌溉、防病虫害等均还没有合适的技术措施，大体上模仿其他作物。 　　清代的棉花种植技术有了明显进步。当时为了追求粮食产量，棉花开始实行一年两熟轮作制。一般以水稻、小麦、粟、蚕豆、黄花苜蓿轮作。在南方也可趁着冬春种植一季绿肥，算是一年三熟。但从高产角度出发，还是以一年一熟为宜。徐光启认为“如果万不得已要种两熟，也只好中大麦或稞麦，并用上粪来肥田，绝不可以种小麦”。至于棉花播种期，在江南一般从谷雨开始，最迟不超过小满，收获期可以迟到霜降甚至立冬。对于棉田的选择，以白沙土为上，两和土次之。也就是以粉沙粘壤土为好。作畦一般仍是狭畦，但也出现了宽畦。关于用肥，粪、豆饼、麻饼、菜饼、绿肥均可，与其他作物并无大的区别。但若采用棉麦两熟制，则应追肥。在种籽处理方面，出现了“滚水浸种 ”。这时候的农书普遍认为以青黑色种子下种为佳。从17世纪开始，棉花密植技术逐渐推行。同时，还提出了培土应与中耕除草结合进行。对摘心也有了更科学的认识。摘心目的在于使旁枝充分生长，因而若土地贫瘠，则只打顶心，不打侧心。在干旱时节，应当浇灌棉田，但要预测短期天气变化后方可进行，否则若浇水后一两天内下雨，就会伤害棉花。至于病虫害防治，当时尚无科学的辨识和防治法，只知道用深耕和耙土来对抗地老虎 　　。 　　由于技术发展，棉花种植大增，全国几乎都有棉花种植，江苏、浙江、河北、河南、湖北、山东等均成为棉花外销区。有的地区如松江、太仓、南通等，棉田占耕地的十分之七八，粮田只占十分之二三了。全国棉花极大丰富。一般人民穿着粗劣的麻衣，富贵之人才能穿高级的丝绸衣服的局面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优质而廉价的手工纺纱，土制棉布成为大众都能穿着的佳品。 　　副食、调味品所需作物和其他经济作物在明清时期，人口压力日重，粮食生产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与之相较，其他作物的种植，除必不可少的衣用植物外，就只能是零星种植为主了。 　　中国人喝茶的习惯从唐代开始逐渐流行。茶的主要用处在于提神，对于夏天炎热，人容易困顿的中国来说相当适宜（但茶中含单宁酸，会使蛋白质不易消化，加重肠胃负担，造成便秘，因此便秘的人应远离茶叶。我国俗语“十男九痔”，是否与喝茶的习惯有关，不得而知）。而且从周边国家开始，逐渐扩散出口到世界各地。明代北疆的“茶马互市”对于军事和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明清之交，西方进入大航海时代开始，向欧美的出口量迅速增加，从而成为三大创汇商品之一。明朝开始，饮茶的方式逐渐由煎饮变成泡饮。而耕作技术变化不大，茶树主要种植在丘陵山地，不与水稻田争地，因此还可以维持较大的种植面积。然而茶园因此而零散不成大片，难以形成大规模的商业种植园。这也是茶树种植技术进步较慢的重要原因。尽管如此，随着时间流逝，还是有所发展的。尤其在西方进入大航海时代以后，外贸需求激增，刺激了茶树种植面积扩大，加之中外交流增多，栽培技术也就有更显著的进步。 　　十四世纪以后，茶叶经营者受梯田的启发，开始修建梯级茶园，其外观和梯田类似，只是规模要小一些，这一技术推广后一直保留到今天。有名的龙井茶和武夷茶都是从梯级茶园中种植出来的；播种时，采用了“穴播丛植”技术，也就是在土地上同一种穴中同时播种若干颗茶籽，发芽的时候幼苗可以互相遮荫、保温、保湿、防寒、防旱，好处颇多；随着泡饮法的普及，民间茶叶需求量大增，于是发明了与桑树压条法类似的茶树压条法，据说这种方法是从福建水吉地方最先开始采用的。 14世纪到17世纪，逐渐传遍全福建，到17世纪以后传到台湾。具体操作方法和桑树的类似。这种无性繁殖法可以提高茶树的出产速度；从15、16世纪开始，对茶园遮荫树木有进一步的讲究，明后期罗廪的《茶解》说：“茶园不宜加以恶木，惟桂、梅、辛夷、玉兰、玫瑰、苍松翠竹与之间植，足以蔽覆霜雪、掩映秋阳。其下，可植芳兰秋菊及诸清芬之品；最忌与菜畦相通，不免秽污渗漉，滓厥清真。”17世纪以后，随着土地的日益紧张，遮荫树木主要选择果树、油桐、杨梅、乌桕之类经济林木了；一些地方对40－50年以上树龄的老树，开始采取台刈，从茶丛根部往上1.5－2.5寸处截去上部所有枝条，促使其萌发新枝条，但没有轻修剪的纪载；在采摘时间上，16世纪开始认识到高处的茶叶宜晚摘，因为高山气温低，植物发育缓慢，不必拘泥于低山清明谷雨时节采摘的常例。 　　古代不可避免的有许多不科学的想当然的说法，如明清时期普遍认为，茶是清高饮品，不宜用粪肥。除上述罗廪的说法外，还有明人许次忬《茶疏》中也说：“（钱塘）北山勤于用粪，茎虽易苗，气韵反薄”。其实对这种说法很容易产生疑问：稻麦也是入口的必须保持清洁的食物，为何就可以大量用粪？另明清用地紧张，不仅茶园往往只能安排在山地上，而且还要间作杂粮，这就进一步的影响了茶的出产。 　　芝麻被认为是张骞通西域以后引入的作物。别名很多，其中之一是脂麻，意为油多。后讹音为芝麻。它的主要作用是榨油，采用传统手工机械，芝麻的出油率比其他油料作物都要高（除下面要谈到的花生外）。在食用方面，明清期间，已基本不作为主食，而是作为一种调味品存在于副食之中。此外还可以作为水稻、苎麻等的追肥使用；也可作燃料、饲料、化妆品等用途。宋应星称之为“胡麻”，对它评价颇高。说“今胡麻味美而功高，即以冠百谷不为过”。还说“胡麻数龠充肠，移时不馁。粔饵、饴饧，得粘其粒，味高而品贵。其为油也，发得之而泽，腹得之而膏，腥膻得之而芳，毒厉得之而解。农家能广种，厚实可性言哉！”明清时期，因为芝麻对杂草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所以常作为新垦地的先锋作物。只要首垦用它，以后“任种诸谷，可保数年成熟”。即使江南地区辟地种杉苗，也应该“先将山锄挖种，种过脂麻一年”。不过芝麻不宜连种，连种则必然收成不好。在北方，常与小麦轮作，在南方则与早稻轮作。据宋应星的说法，每石芝麻籽可收40斤的芝麻油。 　　大豆豆类是高蛋白的植物，在古代为各国“穷人的肉食”（但需要注意，其实豆类并不能取代肉类，古代救荒学有“大豆五斤抵谷一斤”的说法，究其原因有二:一、豆类的植物性蛋白和动物性蛋白有很大区别；二、豆类所能提供的热量低）。在中国，主要利用大豆救荒。大豆的古名为“菽”，在古中国曾用作主食，但在明清时期，除救荒外，基本只作为副食使用。另可榨油、做饲料，大豆在明清轮作制和间作制中还是重要的肥田作物。当时出现了麦豆间作、棉豆间作和麻豆间作三种新的间作法。在栽培技术方面，主要的进步有二：一、已经发现大豆无需用粪，只需撒灰即可；二、发现了大豆褐斑粒病害：“崇祯十四年，宿迁有估客载黄豆一船约五百石。一夜尽生黑文，做人面形，耳目口鼻俱备。人或种之，所获亦然。时王俞之避地宿迁见之。”当时并无防治方法，不知道褐斑粒是由大豆花叶病毒引起的。 　　花生，豆科落花生属作物，一年生草本植物。该属有22个种，原产于南美洲安第斯山麓以东，亚马逊河流域南部和拉普拉塔河流域北部。栽培种为异源四倍体。它是明清新引进的作物之一，最初因为新奇，常作为高级的副食供富贵之人享用，明王世懋《学圃杂疏》都把它归入芋类。而花生榨油的优越性发现得比较晚，明清之交还没有大量种植。花生最初传入中国，据说是1530年左右。花生在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眼中都是美食，1510年，葡萄牙攻占马鲁古群岛，把花生带到那里种植。不久，中国商人发现了这种新作物，将其种子带回国内。同世纪，已经传入浙江，明清之交，传入安徽、江西、云南、后来进一步传播到山东、山西、河南、河北，传播到中国的花生都是小粒种，大粒种还没有引进。花生习惯于炎热干燥的气候，种子发芽应在15度以上为宜。生长期气温下降到零下1.5度以下时植株地上部分即受冻害，所以花生和甘薯一样不能经霜。另外昼夜温差也不能太大。对雨水的需求很少，除苗期需保持湿润，花期也需要土壤水份较多，此外则无需浇水。尤其结实期间最忌水多，否则促发烂根烂果；花生属短日照作物，在温带长日照条件下结的果实外形虽大，内仁却不饱满；花生根系发达，吸收力强，对土壤要求不严格，所以有“花生宜瘠土”之说，较适应于轻松干燥的砂土或壤土，在多水份的粘土和酸性土壤中则发育不良。明清时期的花生种植无甚大成就，在清代，已经认识到花生适合连作，尤其在贫瘠地区收成尤为理想。如参与轮作，与诸谷物配合均宜，唯独与高粱不相适应，因为高粱的根系与花生类似，在同一土层中吸收养分，作为后作会发育不良；花生播种月份以阴历二三月间为宜，至四月已经嫌迟；实际上花生虽然喜旱，但在花期却偏偏需要一定的土壤含水量。 　　曾经被认为满清康熙时期对人口增加有很大贡献的玉米、甘薯，根据庄不鸣从分布于山东、辽东、江苏、浙江、福建的老农们讲述，虽然有种植，但播种面积和收获，在粮食作物中并不占多少分量。 　　玉米为禾本科玉米属一年生草本植物，原产于中美洲，历来是美洲印第安人的主要食物。玉米籽粒中含有70－75%的淀粉，10%左右的蛋白质，4－5%的脂肪，2%左右的各种维生素。籽粒中的蛋白质、脂肪、维生素A、维生素B1、维生素B2含量均比稻米多。其适应性很强，不求平地肥地，只要不是很干旱的地方都能有收成。它的田间管理比其他作物简单，产量也比其他旱地粮食作物高。玉米的用处很多，籽粒可以吃、成熟后晒干可以磨为玉米粉、可以碾成玉米碴做饭或煮粥、即使没有成熟，若急需也可以采收青玉米煮食。由于它的收获期是在中国传统上被认为是“青黄不接”的夏秋之交，应急作用很明显。玉米籽、秆、叶都可以做饲料、玉米秆还可以扎篱笆，作屏障或者作燃料。因为有如此多的好处，所以玉米的推广比较顺利。关于玉米传入中国的时间，明田艺蘅《留青日札》中曾说过：“御麦出于西番，旧名番麦，以其曾经进御，故曰御麦。干叶类稷，花类稻穗。其苞如拳而长，其须如红绒，其粒如芡实大而莹白，花开于顶，实结于节，真异谷也。”有学者据此认为玉米于元朝时传入，殊不知元灭亡时离哥伦布前往美洲还有一百多年。另有说法：玉米是先从欧洲传入印度、缅甸，然后再从东南亚传入中国西南，察看玉米的旧名和俗称，有玉蜀黍、玉蜀秫、番麦、西番麦、西天麦、戎菽、印度粟等，似乎可以作为佐证。然而考察世界农业史，印度和缅甸玉米出现的证据尚在17世纪之后，因此不足为据。那么剩下的只有一种论点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先把新作物带回欧洲，然后带到东南亚，尤其是菲律宾，最后由菲律宾传入中国东南沿海。考察16世纪中国有关玉米的记载，其中除嘉靖年间的河南《襄城县志》外，均出自东南诸省人之手，可见菲律宾路线之可信。 　　约于16世纪中叶，玉米第一次出现在中国，1551年的《襄城县志》第一次记载了这种“异谷”；田艺蘅于1572年第一次明确记载了它的特征；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第一次附图说明这种新作物，但图片的误差很大，不足参考；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也提到过玉米。在17世纪以后，玉米已经扩散到全国几乎每一个省份。然而和大众的一般看法不同，实际上直到清朝末年－－更不用说明朝，玉米在中国粮食作物中的比例十分有限。地域上的广泛分布并不代表播种面积的同样广大。尽管没有明清时期的播种面积数字，但可以通过后来民国和共和两代的数字来说明问题。据严中平《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民初玉米占作物面积的 11%，二十年代占16%，三十年代占17%，南开经济研究所编《中国经济研究》一书中吴华宝所著《中国之农业生产》第150页的数字为：全国耕地 13.5亿亩，复种指数为1.23，播种面积为16.6亿亩，其中粮食作物为13.6亿亩，玉米占6%，张心一《中国农业概况估计》中提供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二十五省的不完全统计数字为：耕地面积12.05亿亩（明清之亩，非市亩），播种面积15.34亿亩，复种指数1.23，粮食作物占12.5亿亩，玉米为0.92亿亩，同为播种面积的6%，占耕地比重为7.63%。共和建国以后因为玉米的轻工业、医药业用途需求大大增加，因此玉米播种面积增加很快，到70年代末，玉米占播种面积的13%强，占耕地面积的比例为20%强，现时玉米占我国粗粮总产量的90%。从这些数字看，20世纪的中国玉米播种面积是在逐渐扩大的。之前的清代没有广泛的用途和迫切的需求，玉米播种面积自然不会比民共两代还大。从民初数字倒推，占作物面积不会超过10%，在1840年之前，不超过5%。 　　玉米在刚推广时主要零星种植在山区，后来也在平地集中种植了，它部分的取代了粟而成为一种比较重要的轮作倒茬作物。根据民共两代的调查，玉米除一年一熟的春播玉米外，在北方尚有一年二熟、二年三熟、三年五熟等耕作制。一年二熟的夏玉米与小麦轮作、二年三熟的玉米与小麦、春粟（或以高粱、青玉米取代粟）轮作，三年五熟者不知其法。在南方丘陵地带，玉米有一年一熟、一年二熟、二年三熟、二年五熟、一年三熟乃至一年四熟的，一年二熟者与水稻轮作。玉米亩产，明清缺乏数据。根据吴华宝所提供数字，当时全国玉米产量不到1.8亿担，一担合100市斤，则平均亩产为180市斤弱，玉米成品率93%，则一亩可产出成品粮167斤，约 83.5公斤。而在明清时代，各种耕作制下的具体产量均无法考察。但总体而言，玉米对明清的农业和人民生活并没有很大影响。 　　甘薯（红薯），旋花科甘薯属植物，一年生或多年生藤本植物。甘薯原来指的是薯蓣科的藤本植物山药，现常用名淮山。东汉杨雄的《异物志》已经记述了“甘薯 ”的外形和用途，这可能会引起农业史入门者不必要的混淆。徐光启已经对这两种植物作出了区分：“薯有二种，其一名山薯，闽、广故有之；其一名番薯，则土人传云：近年有人在海外得此种，因此分种移植，略通闽、广之境也。两种茎叶多相类。但山薯植援附树乃生，番薯蔓地生；山薯形魁垒，番薯形圆而长；其味则番薯甚甘，山薯为劣耳。盖中土诸书所言薯者，皆山薯也。”他似乎对这两种植物也不是很熟悉。据庄不鸣原来所见，甘薯外皮多呈红色，少数为土黄色或灰白色，剖面接近圆形而长度约在10－15厘米左右，煮熟以后肉较软，呈黄色或白色，而山药（淮山）剖面也呈圆形，长度却有30厘米左右，肉硬，呈白色，其实味道也不错。在我庄不鸣看来尚在甘薯之上（甘薯在一般家庭中常煮熟而食，成品水分多而软烂，难以把握而且容易引起不佳的联想，入口甜腻无嚼头，且不能与其他食物配合，山药（淮山）容易与其它荤菜相配，入口有嚼头，干燥且容易成粉，很有口感）。 　　甘薯原产于南美，以秘鲁为中心。传入中国可靠的最早记录是在1580年，《凤冈陈氏族谱》记载，万历八年，陈益去安南，万历十年（1582年）带着甘薯种回到家乡东莞，在家乡试种成功。另据清陈世元《金薯传习录》说：不久，福建长乐人陈振龙在菲律宾了解了甘薯的好处，学习了甘薯的种植法，于1593年阴历五月开船，七月回到厦门，与儿子陈经纶一道把甘薯种试种成功。当时的福建巡抚金学曾听说后，大力支持，下令各县学种推广。第二年正好是荒年，于是正好救急。后来陈氏子孙又将甘薯推广到浙江、山东胶州一带。甘薯的推广从此开始。在甘薯推广过程中有这么一种说法：有甘薯的国家禁止其出境。徐光启说：“近年有人在海外得此种，海外人亦禁不令出境。此人取诸滕绞入汲水绳中，遂得渡海。因此，分种移植，略通闽广之境也。”《闽书》“南产”中也说：“番薯，万历中闽人得之于外国。。。其国有朱薯，被野连山而是，不待种植，夷人率取食之。。。而不与中国人，中国人截取其蔓咫许，挟小盖中以来。于是入闽十余年矣。其蔓虽萎，剪插种之，下地数日即荣，故可挟而来。其初入吾闽时，值吾闽饥，得昃而人足一岁。” 　　甘薯的好处，被大力推广的徐光启总结为“十三胜”：“一亩收数十石，一也；色白味甘，于诸土中，特为詹（非此字，但无法打出本字）绝，二也；益人与薯蓣同功，三也；遍地传生，剪茎作种，今岁一茎，次年便可种数百亩，四也；枝叶土付（同一字）地，随节作根，风雨不能侵损，五也；可当米谷，凶岁不能灾，六也；可充籩实，七也；可以酿酒，八也；干久收藏，屑之，胜于饧蜜，九也；春秋下种，初冬收入，枝叶极盛，草葳不容，其间但须壅土，勿用耘锄，无妨农功，十二也；跟在深土，食苗至尽，尚能复生，虫蝗无可奈何，十三也。”用现代科学考察，甘薯的好处是单位面积产量高、适应性强，能耐寒、耐瘠、耐风雨、对病虫害有较强的抵御能力、可在山地种植，不与稻麦争地。它的用途也很广：食用、酿酒、熬汤、做粉丝、制淀粉、做副食、做饲料等等。 　　尽管甘薯节省农力，但也不是毫无需求的。它原产于热带，极畏寒，经霜易死，在北方只能趁无霜期种植收获。尽管如此，越往北则块根纤维越多，甜味越少，品质下降。但也并非越热越好，土温要求在35℃以下，否则生长迟缓。其最有利的土温为24℃；甘薯耐旱，在育苗期间只需少许水份就可正常生长，生长初期，温暖湿润的气候最易生长，生长中后期，需要干热中偶有骤雨；甘薯生长期均需要充足的日照；对土壤没有苛刻的要求，但以疏松较干（并非完全干燥）的土壤为宜。这些条件，和它对原生地的适应性有关。 　　在满足基本生存条件的情况下，甘薯就会有很好的收成。明清时期甘薯的耕作制，在北方有一年一熟单种的（主要是东北、西北的春薯）、有二年三熟的（主要为华北的夏薯，与小麦、春粟轮作），在南方有二年三作、二年四作、二年五作、一年二作、一年三作诸制。主要与水稻轮作。记述的亩产数字，普遍较高，有的说“芋之收倍于稻，薯之收倍于芋”、有的说亩产三四千斤、有的说”上田一千二百斤，瘠田五六百斤”，有的说“亩可数石”、有的说“一田之地收可十余石”，有的说 “数十石，胜种谷二十倍”，甚至有“上地一亩收万余斤，中地七八千斤、下地六百斤。每万斤晒干三千五百斤”的说法。这些说法中多有夸张，乃古人之通病。上引吴宝华的《中国之农业生产》中说“全国生产量甘薯达三万二千市担”，按照当时的播种面积，则亩产为一千市斤，折合薯干250市斤。共初甘薯亩产往往不到千斤，到20世纪70年代变成一千公斤以上，现在则有亩产3吨的新品种。 　　然而，和玉米一样，对甘薯在明清时期的种植面积不宜有过高的估计，《中国经济研究（上）》中也有1931－1934年的面积数字：“甘薯之栽植亩数占作物总面积2%，”约3200万亩，占耕地面积的2.37%，张心一估计三十年代初二十五省甘薯播种面积2700万亩，占作物播种面积的1.76%，占耕地面积的2%，盛家廉等著《甘薯》一书中说1930年以前甘薯栽培面积为2701万亩。而到1949年，薯类播种面积达到了1.05亿亩，占耕地面积的 6.7%，现在甘薯播种面积则约为530万公顷左右。可见甘薯和玉米一样，播种面积在民共两代快速扩大。而在明清则种植范围虽大，实际种植面积却很小。估计1840年以前，不会超过作物播种面积的2%，几乎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了。 　　甘薯的播种面积比玉米更小,原因和它的自身缺点有关。甘薯虽然收成很多，但是含水量也很大，除去水分，重量只剩下了原来的1/4到1/5，吃下去同样重量的甘薯，营养和热量的摄入却显然不如其他粮食。如果煮食，由于甘薯甜而腻，容易使人产生饱的感觉，其实那不是饱，而仅仅是腻。作为副食，这并不算什么缺点，但如果作为主食，却会悄然的导致热量和营养严重不足，使人日趋衰弱。甘薯甜而软烂的果肉，很难与其他菜肴或调味品相配，这就进一步制约了其作为主食的用途。因此即使到今天，甘薯在除中国外的各国作物中所占比例仍是很小的（中国对甘薯的重视除工业用途外，主要还是因为人口压力的原因）。 　　总之，玉米和甘薯作为新引入作物，在明清的播种面积很小，对国家人民的作用其实并不显著。这也许不符合一般大众的固有观念，但却是合乎情理的。古代技术的发展，一般而言是缓慢的，作为人民生存根本的粮食作物的改变，更是受农业惯性的显著制约。从客观上说，新品种的引入需要适应本地环境，需要改良，需要学习或摸索出新的技术来管理；从主观上说，古代主要凭借经验从事农业，对毫无经验可言的新作物，摸索必然是个长期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农民的怀疑，官员的慎重，都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如何使新作物融入到原有的经济体系中，如何使它找到适合自己的适当的位置，都需要时间。可以以小麦作为对比。小麦是很早进入中国的外传粮食作物，在商代就已经见诸文字，但直到战国时期才开始逐渐受重视，之后虽然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但直到唐代，小麦仍与土产的粟进行着激烈的竞争，至于小麦成为北方主要粮食作物，那是在宋代的事情了。整个时间跨度长达1500年左右。相比之下玉米和甘薯400年左右的推广期，还算是快的。 　　马铃薯，俗称土豆，在明清时期没有引进种植。来自各地的老农对土豆毫无所知。 　　烟草，茄科一年生草本植物，茎高1.2－1.6米,叶片较大,夏季开浅红色花朵。是新大陆物种中唯一祸国殃民之物。明清古籍中提到的烟草传入中国路线有三条：一为菲律宾至台湾、漳州、泉州。明姚旅《露书》记载：“吕宋国有草名淡芭菰,一名金丝烟,烟气从管内入喉,能令人醉,亦辟瘴气,可治头虱。”“淡芭菰”是对西班牙文“烟草”的音译，愿意为西印度群岛中的达巴戈岛。系以地名称呼植物；二为越南传入说。宣统年间的《高要县志》卷十一“实业”说“烟叶出自交趾”。但古代地方志作者一般是文人，往往不熟悉生产实践，也不熟悉科学技术，此说在农业传播史上找不到相应的证据，也没有实物或基因检测的证明，看来不过是人云亦云的讹说而已；三为朝鲜传入辽东说。据乾隆年间《盛京通志》“物产”和《皇朝通志》“昆虫草木”中说法，清太宗崇德年间，朝鲜烟草流入中国，上瘾的人很多，后金白银外流，清太宗认为应当自产以杜绝进口，于是鼓励了后金领土内的烟草种植，由于当时有“吸烟御寒”的说法，上瘾吸食者越来越多，东北大姑娘抽烟袋的说法估计肇始于此。此说跟西方人与日本的交往时间一致，也能从朝鲜的烟草种植史中得到证明。唯独时间稍晚（约17世纪20年代末开始），看来烟草传入中国有南北两条道路。 　　烟草的唯一用途就是制造可慢燃生烟的干叶，烟叶中含有尼古丁，可以提高人的肾上腺素分泌，提高应激能力，令人感到工作能力加强，且心情放松。但久吸成瘾，一旦不吸便产生戒断反应，即停止吸烟后数十分钟到数小时便开始想吸烟，并感到坐立不安、烦燥、心神不宁、手足无措，继而出现头痛、心慌、乏力、腹部不适、恶心、腹泻、精神萎靡、注意力难以集中、爱发脾气、困倦及睡眠障碍等等可单独或共同出现的症状。这种种症状使戒烟者对烟草的渴求更加强烈。这些症状一般在戒烟后的三四天内最为突出，尔后在1个月左右渐渐消失。但少数症状，如注意力难以集中、困倦等可持续很长时间。一旦复吸，这些症状就会消失。烟瘾会随着烟龄而逐渐增大。由于烟叶中含有包括尼古丁在内的多种有害物质，对呼吸系统和血液循环系统均有很大伤害。常见的与吸烟有关的致命性疾病是动脉粥样硬化(造成心肌梗死,脑卒中和周围血管病变)；肺、胰、膀胱、子宫、喉、食管、还可能有乳腺和结肠的癌症；以及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肺气肿,慢性支气管炎)等。 　　明清烟草用于防治害虫，还算是有些用处，但毕竟主要用于人的吸食，因此不能不引起有识之士的反对。明清医药、农业类书籍中多有揭露种烟、吸烟害处者。《齐民四术》、《安吴四种》的作者包世臣从破坏经济方面说明：“烟出于淡芭菰国。前明中叶，内地始有其种。数十年前，吃烟者十人而二三；今则山陬海澨，男女大小，莫不吃烟。牵算每人每日所费不下七、八文；拾口之家，终岁吃烟之费不下数十金。以致各处膏腴皆种烟叶，占生谷之土已为不少。且种烟必须厚粪，计一亩烟叶之粪，可以粪水田六亩，旱田四亩。又烟叶除耕锄之外，摘头、抓虫、采叶、晒簾、每烟一亩统计之，须人五十工而后成。其水田种稻，合计插种、拔秧、蒔禾、芸草、收割、晒打，每亩不过八九工；旱田种棉花、豆粟、膏梁，每亩亦不过十二三工。是烟叶一亩之人工，又可抵水田六亩、旱田四亩也。凡治田无论水、旱、加粪一遍，则溢谷二斗；加做一工，亦溢谷二斗。以种烟之耗粪与耗工乘除之，则其耗谷殆不可计算。不仅占生谷之土已也，且驱南亩殖民为做烟、打捆、包烟者，其数又复不少。至各处开烟袋店铺，烟袋头尾大抵销青黄铜钱为之。制钱十文重一两，而好铜每两则值制钱二十余文，故虽严法不能禁。沮坏钱法，此宗最大。且做工之人，莫不吃烟。耕芸未几，坐田畔，开火闲谈，计十人做工，只得八工之力，其耗工又复无算，减谷亦无算。所谓烟耗谷于暗者，其弊如此。”（《齐民四术》庚辰杂著二） 　　烟草传入之初，曾于崇祯十一年（1638)、十四年(1641)两度诏令禁种禁吸，但禁而不止。且边兵以“御寒”为借口要求合法化，经洪承畴上书解除禁令。到崇祯末年在辽东已经到了“三尺童子无不吸烟”的程度。之后虽然清朝皇帝均不吸烟，宫中禁烟，且朝廷上也有几次禁烟的议论，但终于不能制止。 　　明清时期的林业和牧业都处在持续的萎缩之中，究其原因，无非是在中国传统精耕细作模式下，人口压力增大之后，作物种植，尤其是粮田占地太多，林业和牧业不得不被排挤。明代中原江南几乎所有可耕之地都已被开垦，牧场几乎绝迹，森林也难觅踪影。在清以后，更是无处不耕，无处不垦。连悬崖边上的尺寸之地，农牧分界线以北本不适合农耕的少雨地区，也种满了庄稼，在这种情况下，林业和牧业基本崩溃了。皇宫中的大柱，都只能采取诸木拼接，而不能采用单独的大木，居住所用的木材已经难找，大船的消失，也和林业的萎缩有关。在农区不仅汉代到处养马的情况已成遥远的传说，就连本是农家必备的牛，都成了富家专利。在这种情况下《天工开物》已不提及果树、牧业，《授时通考》对林业、牧业有关内容也比王祯《农书》有了明显压缩。 　　然而这一时期在果树种植技术和家畜家禽的养殖技术方面，仍然有些进步。最突出的是果树选种育种取得的成就。明清出现了无患子等新物种，原有的果树，新品种也不少，山东莱阳庄梨、秋白梨、上海水蜜桃，是在明朝培育出来的。明末徐火勃（同一字）的《荔枝谱》记载福州一带荔枝品种就达43个，而同一地区在北宋年间的荔枝品种为32个。此外果树的嫁接技术稍有进展。在房前屋后等隙地也种植一些经济林木。 　　牧业方面，牛、马的培育乏善可言。尤其在农区民间养马基本消失，牧区的管理又千年如一日，几乎没有进步，尤其血统论的缺乏，一向构成蒙古马发展的致命病根。但明中期开始与蒙古广开互市，到明末引进马匹高达三百万匹，这就有效的缓解了中原的马匹不足，到明末，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军都可以有数万骑兵。明朝并未出现宋朝那样的马荒，与蒙古的互市功不可没。清代的马政同样衰弱。伊犁马厂定额二万八千匹、察哈尔的两翼牧厂定额四万匹，已经是全国最多。以后越来越糟，马越来越少而质量越来越差，以致于清末有人发出了“地气其尽乎！”的悲叹”（《清史稿•兵志》）。牛因为具有耕作作用，所以还有很大数量。明清时期出现了秦川牛，特点为心肺健康，强壮，而且不易受惊，这点对于耕作用牛来说很重要；另有南阳牛一种，特点是体型高大，速度快。秦川牛毛色以红、粟居多，南阳牛多浅黄，它们都属于黄牛类。 　　猪为我国古代主要的肉用动物。明清期间华南猪和华北猪的两大类型已基本定型。华北猪为大耳猪，华南猪为小耳猪。华南猪骨质细嫩，生长快，繁殖力高，抗病力强，18世纪传入英国，成为大约克夏猪的祖先之一。猪的饲养较容易，因此它们的数量并没有下降，而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尽管增长幅度慢于人口的增长。 　　由于鸡鸭等小家禽容易饲养，因此在明清期间还是普遍存在，并且培养出了很多新品种。 　　乌鸡在明清期间得到推广，主要产于江西泰和县，它的特点是白色的丝状羽毛和黑色的骨骼。因此被称为丝毛乌骨鸡，简称乌鸡。传统上认为它有治疗妇科病的良好效果，“乌鸡白凤丸”的主要成分就是它。这种鸡庄不鸣见过，也吃过，外形确实奇特，至于味道，与其他鸡没有什么区别。17世纪乌鸡传入日本，后来又从日本传到西方，在那里它主要是用于观赏； 　　三黄鸡最早的记载是崇祯十五年《太仓州志》：“鸡出嘉定，曰黄脚鸡，味极肥嫩”。它的喙、小腿、毛都呈黄色，所以被称为三黄鸡。它的块头很大，成年雄鸡可长倒九市斤以上，所以又有九斤黄、九斤王之类称呼。后《南汇县志》中说：“鸡，产浦东者大，有九斤黄，黑十二之名”，是世界上一些肉用鸡的祖先之一。直到现在，仍是我国优良的肉用鸡种。这种鸡庄不鸣从小吃到大，小时候的家养鸡感觉难嚼，90年代以后密集养殖的大量销售，想吃小时候肉质坚韧，肉味甜美的好鸡，却已经很难了； 　　狼山鸡最初培育于江苏南通一带，为肉蛋两用鸡。近代传入外国，成为奥品顿、澳洲黑鸡等著名产蛋鸡的祖先之一； 　　辽阳鸡《本草纲目》记载西辽有食鸡、角鸡良种，光绪年间的《辽阳乡土志》将它们归并称为“辽阳鸡”，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辽东大骨鸡。主要是肉用； 　　矮鸡《本草纲目》记载“江南一种矮鸡，脚才二寸余也”。其实矮鸡有很多种类，有名的有北方的油鸡（因肥胖得名），南方的浙江仙居鸡。除观赏外，主要用于产蛋； 　　寿光鸡清《寿光县志》记载：“鸡比户皆畜，鸡卵甲他县，皮有红白之殊，……雄鸡大者高尺许，长冠巨爪，为一邑特产。”这种鸡常用于斗鸡——斗鸡早在战国就是齐鲁一带的重要娱乐； 　　另有柴鸡一类，主要是蛋用。 　　优良的鸭种有： 　　北京鸭它的据说历史有三四百年。最初源自北京东郊潮白河一带，后在玉泉山一带喂养。那里水草丰盛，鱼虾很多，经过长期放养优化，形成了北京鸭。它毛色纯白、生长发育快、脂肪多、肉质鲜美，适应性强，是北京烤鸭的原料。庄不鸣曾去全聚德吃过多次，初尝感觉尚可，但吃过几次感觉不能与盛名相符； 　　高邮鸭主要分布于江苏里下河地区的高邮、兴化、宝应三县。是蛋用型鸭，产双黄蛋的比例较高。嘉庆《高邮县志》曰：“高邮水田放鸭生卵，腌成盛桶，名盐蛋，色味俱胜他方。” 　　另有广东南雄的雄鸭、四川建昌鸭等，均为明清时期培育出来的著名鸭种。 　　在家禽养殖方面，明清时期的进步是人工孵化已经完善。《三农纪》记载有三种方法：炕孵、缸孵、桶孵。大体上是依靠土法增温与恒温。 　　在家畜饲养与管理方面，明代的主要进步是推广了马蹄铁。马蹄铁可以使马蹄不磨损，从而增强马的耐久力。在兽医方面，主要是牛马的针灸学得到了发展，但很难说这是一种进步。 　　满清执政后，从入关就屡次大兴文字狱，大肆迫害正直气节之士。 　　宋应星，字长庚，江西奉新北乡雅溪牌坊村人。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举人，前后六次应试不第，感于“士子埋首四书五经，饱食终日却不知粮米如何而来；身著丝衣，却不解蚕丝如何饲育织造”，遂不再应试，曾旅游大江南北，行迹遍及江西、湖北、安徽、江苏、山东、新疆等地，实地考察，注重实学，从东北捕貂到南海采珠、和阗采玉。崇祯七年（1634年）任江西分宜教谕（县学教师），开始编著《天工开物》，崇祯十年（1637年）由友人涂伯聚发行。被欧洲学者称为“技术的百科全书”。崇祯十六年（1643年），前往安徽毫州就任知州，州内因战乱破坏，官员大多出走，百废待举。几经努力重建，使之粗具规模，又捐资建立书院。甲申（1644年）年，亳州被李自成军包围，宋应星弃官回乡。明朝覆灭，在南明任过职，清兵南下，大哥宋应升服毒殉国后，宋应星隐居不仕。大约是康熙初年去世。著述多佚，1977年，大陆发现了宋应星的《野议》、《谈天》、《论气》、《思怜》四部著作。宋应星著作极多，其中以《天工开物》最出名。历经劫难流传下来的著作有：《野议》《论气》《谈天》《思怜诗》，失传的著作有：《画音归正》《厄言十种》《美利笺》《乐律》《杂色文》《原耗》。就连《天工开物》，在满清高压荼毒下，《天工开物》被满清官府秘密收藏，束之高阁，在中国民间失传，这本奇术辗转流传到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到了满清末年甲午战败后，留日中国学生才在日本重新发现，满清恶政流毒可见一斑。 　　牛耕普及之后代表农具发展水平的最显著标志显然就是犁了。古代犁自唐后期的曲辕犁以后千余年间，没有大的进步。但农业从业者都希望有更有效率的犁。于是明清出现了“特用大犁”，又称特用深犁或坚重大犁。这种犁有利于深耕或开垦厚重粘土。它需要套用两到四头牛，有时在大犁犁过之地，还需要“一牛独犁以重之 ”。采用这样的大犁可以实现“转耕”和“套耕”。关于转耕，郑世铎的注释是“转耕，返耕也。或地耕三次：初次浅，次耕深，三耕返而同于初耕。或地耕五次：初次浅，次耕渐深，三耕更深，四耕返而同于二耕，五耕返而同于初耕，故曰‘转耕’”。在明清人口压力下，采用超强畜力犁田是一个趋势。多牛拉拽的特用大犁也表现出了这种趋势。不过当时的挽牛具仍是老式的木枷和麻绳，没有改进。可惜的是，由于牧业的萎缩，需要多头牲畜的大犁没有推广，在明清时期得到重视的倒反是那些不需要牲畜的人力农具。人力犁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类。当时的农学家对此有不少介绍和推荐。明天启年间的王征《新制诸器图说》推荐过贝松原创的“木牛 ”（一名“代耕”）。这种人力犁采用绳索牵引方法操作。绞关为两个“A”字型的木架，彼此相连。运用带手柄的辘轳，耕地两头放置两座绞关，绳索长度设定为田长度的两倍，在犁架的铁环上栓牢，犁为欧式轮犁。每座绞关一人操纵，操作方法如下：一人扶犁，田地一端的绞关操作员拉动辘轳手柄，则可运用杠杆原理较省力的将绳索拉到自己一边的辘轳上，带动犁架拉向自己一边，犁刀自然就可以犁田了。待犁到尽头，另一端的操作员开始拉动手柄，就可以返回去再犁一次。屈大均称它“一人一手之力，足抵两牛”，为“耕具之最善者”。其实这种犁适用于轻松的土地，而不能运用于粘重土地。而且需要整个机械还是较复杂，重量较大，在田地中挪动不尽方便，因此没有推广开来。据谈迁的《枣林杂俎》，类似的设计出现的还要早得多：成化二十一年，李衍总督陕西，为发展农业，减轻灾害的影响，也 “作木牛，取牛耕之耒耜易制为五：曰坐犁、曰推犁、曰括犁、曰抗活、曰肩犁。可水耕，可山耕，可陆耕。或用二人，多则三人，多者自举，少者自合，一日可耕三四亩。”嘉靖二十三年（1544），郧阳知府欧阳必进也设计了人力犁。这些本土人力犁和欧式人力犁的区别在于没有轮。然而仍有连人力犁都用不起的，那么就要使用铁搭（又称铁扒）了。铁搭有四到六齿，齿锐利而微弯，安装木柄之后长约四尺（约1.3米），兼有翻土和平碎土块的作用。若农民之间实行互助，则每日可翻地数亩。若一人使用，则只能日耕一亩。 　　畜力播种机，也就是耧车，主要用于北方，明清古籍中都有介绍。在《天工开物》中较详细的说明了它的结构和用法：以木料构成框架，上方安装小斗，底为薄铁板，钻出仅容小麦粒经过的若干洞眼。木架下面还设有两面犁地的铁刀，这样，在播种时可以开沟，随着耧车的摇动，种子就自然的撒到土地里，如果需要多撒，就鞭笞牛，使其快走，自然摇动加剧，下种就多。播种之后需用驴拉动小石碾，压土埋麦。这种播种机在明代北方称为“耩”。与《齐民要术》中所记载的耧车的主要差别是犁刀由三面变成了两面。 　　收割农具方面，江南一带采用了锯齿刃镰刀，其刀身很短，刃部为钢制，使用时可以自利，一般不需要磨刀。加工用具方面，明初安徽屯溪有水轮三事的实践。另一个世界中国历史博物馆中的复原品就是按此仿制的。明清时期还改进了掼桶和稻床。掼桶为方形木桶，桶底有两根长脚，可在稻田中拖动，四面可同时容四人掼稻。稻床有四足，前俯后仰，床面一般用竹片横贯，可容两人在稻场脱粒。 　　明清时的灌溉工具有人力水车、畜力水车、水力水车、风力水车四类。均各有用。人力水车分手摇式和脚踏式两类，手摇水车一般车槽短小便于搬动，只需一二人就可操作，适应于小面积灌溉、脚踏式水车车槽较长，需二至四人同时劳动，用工与浇灌面积均超过手摇式。当时的经验认为水车与水平面的倾斜度为10度时提水效率最高；畜力水车见于《天工开物•乃粒》，一般用一牛拉动转盘，通过齿轮组的运动带动送水带源源不绝取水；水力水车需利用有较强水流的活水，这种水车现在仍有很多，无需多说。风力水车据宋应星说多见于扬州地区，若风向适合，则可通过齿轮组运动进行排水。但不能用于取水。而方以智的《物理小识》却记载“淮、扬、海三处，用风帆六幅，车水灌田”，风车既可排水，自然可以很容易的改装为灌溉设施。明清水车的构造：“风车者，借风力来回转动以为用也，车凡高二丈余（约7米），直径二丈六尺许（约9米）。上安帆八叶，以受八风。中贯木轴，附设平行齿轮。帆动轴转，激动平齿轮，与水车之立齿轮相啮合，则水车能旋转，引水而上”。各种灌溉排水设施的效率，老式的桔槔、辘轳不足道，手摇式水车一人终日劳作，灌田二亩；脚踏式一人操作，灌田五亩；畜力水车10亩；水力水车据说可使百亩农田无忧。（均见《天工开物》乃粒）风力水车的效率不详。不过其使用条件较其他水车为苛刻。明清的一般水车，风力在3 米/秒以上，方能驱动，7米/秒时最为适宜。15米/秒以上，便有遭破坏的危险。且需要较稳定的风向，因此使用受到限制。 　　明末中西交流增加，王征在《奇器图说》中介绍了欧洲许多复杂的农业机械。徐光启等将西式灌溉设施和用具引入中国。有龙尾车、玉衡、恒升三种。龙尾车就是当时的阿基米德螺旋提水机。据说其提水高度可以达到人力水车的五六倍。但必须固定位置，而且结构复杂；玉衡就是双筒抽水机、恒升就是单筒抽水机。均利用气压吸水。因为当时国内加工工艺不过关，难以保证气密性；另有塔式风车，这些引入的农用复杂设备和水利用具都因为结构复杂，工艺要求高而没有推广。 　　总的说来，明清农具与前代相比进步很少，在此阶段中国农具的发展基本已经停滞了。先进复杂的大型农具和农业设施（主要是引进产品），因为工艺无法满足需求而无法推广。由于牧业萎缩，畜力的使用也呈现下降趋势。尤其清以后，有牛者即被视为富人。维持传统小农一户一牛已属不易，更不用说提高畜力机械的利用水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