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滯發展的明清之農業zt 　　中原地區，自從蒙元之後，一方面是戰亂嚴重破壞了華北平原的灌溉體系，原有的在宋代建立的華北水網灌溉區，被戰亂失修堤防而泛濫的黃河和其他華北河流沖毀，在灌溉體系支持下的富饒耕地幾乎不復存在。最典型的就是曾經是北方出產糧食最多的河南中部大平原：洛陽河南府、汴京開封府、商丘歸德府為中軸線的北方最大的平原農耕區，其水網灌區幾乎完全廢棄，中原腹地原來的膏腴之地成為黃泛區的沙荒地和鹽鹼地。另外加之土地在人口壓力下連年耕作不得喘息，逐漸地力耗盡，加之灌渠廢棄失修，農業水平從宋代的精耕細作，到了明清之際，再度戰亂使得大批土地拋荒，即使仍舊耕作的耕地，勞作水平大幅度退化，以華北中原為主體的北方農業大幅度減產，耕作水平大幅度降低，就連作物種類也發生巨大變化。 　　在中原，宋代曾經大規模種植的北方水稻和各種小麥，由於灌溉系統毀壞，依賴灌溉的北方水稻最早消失；稍後，小麥也在明清時期退出主要作物名單，高粱、穀子（粟）、豆類開始占據華北中原主要耕地。明清之際的華北中原，只種植較少量的小麥，其他大麥、燕麥、蕎麥種植範圍更少，而且這個時期的小麥，就算是年景較好的時候，畝產一般不超過三百斤。同期的高粱，一般同樣條件下畝產可達六百斤，穀子（粟）也可以到六百斤，大豆可以收穫三百斤，因此，北方農業通常採用高粱和大豆輪作，或者穀子（粟）和豆類輪作。種植的小麥品種，通常在華北中原地區以硬質白皮冬小麥為主，因為收穫少，而且連續種植小麥嚴重消耗地力，傳統的農家肥根本不能補充地力的消耗。在化肥大規模應用之前，以華北中原為代表的北方農業，數百年持續低迷。 　　作為傳統社會主要衣物原料的桑麻，從蒙元之後，蒙古殖民者劃桑田為牧場，華北中原地區桑林大範圍砍伐殆盡，到了明清之際，在棉花種植的取代下，幾乎全部消失。 　　本來曾經是中華最典型的中原桑蠶生絲加工業，在明清之際，退化到江南太湖流域周邊、四川西部成都平原和廣東珠三角的局部地區。絲織品為古代中國在織物中唯一具有優勢的項目，絲綢柔軟光順、富有彈性、透氣性透濕性俱佳，作為高級衣料，歷來是出口創匯的拳頭產品。明代初期，華北中原地區還有規模不小的桑林，到了滿清初年，只有江南太湖還成規模，成都平原尚未從戰亂中完全恢復，廣東珠三角因外貿增加了生絲需求，還剛起步不久。受到重創的桑蠶業，還面臨桑樹的病蟲害，當然這個時候沒有好辦法，主要是採用人力尋找蟲洞，逐一殺死，費力多而效率低。本來是中華獨門的絲織品和生絲，被不良奸商盜走桑樹種和蠶種，奧斯曼土耳其、倭國、朝鮮、印度都開始出產。 　　中國傳統所稱的麻，主要是大麻。另有被視為高檔衣料的苎麻，多用於榨油的亞麻；黃麻和苘麻主要用於製作麻袋、繩索，後來才被重視；洋麻還沒有引入；其餘劍麻、番麻、假菠蘿麻、羅布麻和雀麻等在明清之際均無足輕重。以大麻為主的中華傳統麻種植業，由於棉花的引進種植，受到巨大幾乎是毀滅性的衝擊。大麻在《天工開物》中被稱為“火麻”，宋應星對它的看法是“壓油無多，皮為疏惡布，其值幾何？”說明了大麻衰落的主要原因。雖然大麻可以用來織布，雌麻的籽又可以榨油和食用，但在傳統工藝條件下，用大麻纖維織出的布比較粗糙而不美觀，出油率不多，麻籽用於食用又不如穀物。因此在棉花出現以後，它的命運便已註定。苎麻的命運則要好些。儘管也受到棉花的衝擊，但其纖維細長而有光澤、彈力強、耐磨、吸熱吸濕，所以在一些種植歷史久遠，種植和加工技術高超的地區倖存了下來，這些地區，主要有江西的撫州、建昌、寧都、廣信、贛州、南安、袁州；湖南的瀏陽、湘鄉、攸縣、茶陵、醴陵；另有廣東新興、江西贛州、寧國，安徽池州、安慶也有一定規模。 　　棉花為錦葵目、錦葵科、木槿亞科、棉屬植物。原產於熱帶乾燥的草原地區，最初為多年生木本植物，後來在長期馴化下成為一種一年生作物。最早引入中國的棉花應為印度棉，該品種屬於亞洲棉，因種種缺點後來基本為陸地棉和海島棉所取代了。棉花在14世紀以後可謂橫掃世界，在幾乎任何國家均對原有的衣料產業構成了嚴重衝擊，被它排擠的包括亞麻、大麻、絲、皮、毛等等傳統優勢衣用原料。其卓越的品質和廣泛的用途應為勝利進軍的主要原因。棉布柔軟潔白、透氣吸汗，夏天穿着棉布衣物，冬天穿着棉衣，蓋着棉被，都十分舒適合用。更重要的是棉花作為植物，種植成本比養殖家畜、蠶等要低（動物需要植物性食物，對人類來需要投入的成本更大）。因此棉花的成功為順理成章之事。 　　棉花輸入中國在明朝之前，元代棉花逐漸推廣，到明清時期就成為主要的衣用植物了。在明朝，主要採取一年一熟制種植，因為在中國大部分地區冬天天氣寒冷，而棉花原為熱帶作物，畏寒，只能利用春夏完成種植周期。如果採取輪作制，棉花播種過早，一旦發生倒春寒則容易死亡，播種過遲則影響後作物下種。對土地的要求是土層深，地下水位不高，尤以腐殖質較多的沙質或粘質土壤為宜。棉田應深耕三遍，耕後耙土，以保持土壤疏鬆，之後便可作狹畦播種了。種子在播種前要進行選種，取外觀成熟飽滿且是在收穫期正中收穫的為宜。收穫期剛開始或快結束時收穫的均不合適。選種之後進行曬種，曬種要在冬天進行，播種前進行浸種以軟化外皮並催化發芽。為使播種均勻，應用灰拌種。播種時要選擇好天氣，下種前澆水，下種後覆土，約覆一二指（5－10厘米）為宜。株距為“一步留二苗”，也就是三尺。播種後，一個月薅草三次，當棉苗長到二尺以上，則打去頂心，旁枝長到一尺半，也要去心。其餘施肥、培土、灌溉、防病蟲害等均還沒有合適的技術措施，大體上模仿其他作物。 　　清代的棉花種植技術有了明顯進步。當時為了追求糧食產量，棉花開始實行一年兩熟輪作制。一般以水稻、小麥、粟、蠶豆、黃花苜蓿輪作。在南方也可趁着冬春種植一季綠肥，算是一年三熟。但從高產角度出發，還是以一年一熟為宜。徐光啟認為“如果萬不得已要種兩熟，也只好中大麥或稞麥，並用上糞來肥田，絕不可以種小麥”。至於棉花播種期，在江南一般從穀雨開始，最遲不超過小滿，收穫期可以遲到霜降甚至立冬。對於棉田的選擇，以白沙土為上，兩和土次之。也就是以粉沙粘壤土為好。作畦一般仍是狹畦，但也出現了寬畦。關於用肥，糞、豆餅、麻餅、菜餅、綠肥均可，與其他作物並無大的區別。但若採用棉麥兩熟制，則應追肥。在種籽處理方面，出現了“滾水浸種 ”。這時候的農書普遍認為以青黑色種子下種為佳。從17世紀開始，棉花密植技術逐漸推行。同時，還提出了培土應與中耕除草結合進行。對摘心也有了更科學的認識。摘心目的在於使旁枝充分生長，因而若土地貧瘠，則只打頂心，不打側心。在乾旱時節，應當澆灌棉田，但要預測短期天氣變化後方可進行，否則若澆水後一兩天內下雨，就會傷害棉花。至於病蟲害防治，當時尚無科學的辨識和防治法，只知道用深耕和耙土來對抗地老虎 　　。 　　由於技術發展，棉花種植大增，全國幾乎都有棉花種植，江蘇、浙江、河北、河南、湖北、山東等均成為棉花外銷區。有的地區如松江、太倉、南通等，棉田占耕地的十分之七八，糧田只占十分之二三了。全國棉花極大豐富。一般人民穿着粗劣的麻衣，富貴之人才能穿高級的絲綢衣服的局面就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優質而廉價的手工紡紗，土製棉布成為大眾都能穿着的佳品。 　　副食、調味品所需作物和其他經濟作物在明清時期，人口壓力日重，糧食生產的重要性越來越突出。與之相較，其他作物的種植，除必不可少的衣用植物外，就只能是零星種植為主了。 　　中國人喝茶的習慣從唐代開始逐漸流行。茶的主要用處在於提神，對於夏天炎熱，人容易困頓的中國來說相當適宜（但茶中含單寧酸，會使蛋白質不易消化，加重腸胃負擔，造成便秘，因此便秘的人應遠離茶葉。我國俗語“十男九痔”，是否與喝茶的習慣有關，不得而知）。而且從周邊國家開始，逐漸擴散出口到世界各地。明代北疆的“茶馬互市”對於軍事和政治產生了重大影響，從明清之交，西方進入大航海時代開始，向歐美的出口量迅速增加，從而成為三大創匯商品之一。明朝開始，飲茶的方式逐漸由煎飲變成泡飲。而耕作技術變化不大，茶樹主要種植在丘陵山地，不與水稻田爭地，因此還可以維持較大的種植面積。然而茶園因此而零散不成大片，難以形成大規模的商業種植園。這也是茶樹種植技術進步較慢的重要原因。儘管如此，隨着時間流逝，還是有所發展的。尤其在西方進入大航海時代以後，外貿需求激增，刺激了茶樹種植面積擴大，加之中外交流增多，栽培技術也就有更顯著的進步。 　　十四世紀以後，茶葉經營者受梯田的啟發，開始修建梯級茶園，其外觀和梯田類似，只是規模要小一些，這一技術推廣後一直保留到今天。有名的龍井茶和武夷茶都是從梯級茶園中種植出來的；播種時，採用了“穴播叢植”技術，也就是在土地上同一種穴中同時播種若干顆茶籽，發芽的時候幼苗可以互相遮蔭、保溫、保濕、防寒、防旱，好處頗多；隨着泡飲法的普及，民間茶葉需求量大增，於是發明了與桑樹壓條法類似的茶樹壓條法，據說這種方法是從福建水吉地方最先開始採用的。 14世紀到17世紀，逐漸傳遍全福建，到17世紀以後傳到台灣。具體操作方法和桑樹的類似。這種無性繁殖法可以提高茶樹的出產速度；從15、16世紀開始，對茶園遮蔭樹木有進一步的講究，明後期羅廩的《茶解》說：“茶園不宜加以惡木，惟桂、梅、辛夷、玉蘭、玫瑰、蒼松翠竹與之間植，足以蔽覆霜雪、掩映秋陽。其下，可植芳蘭秋菊及諸清芬之品；最忌與菜畦相通，不免穢污滲漉，滓厥清真。”17世紀以後，隨着土地的日益緊張，遮蔭樹木主要選擇果樹、油桐、楊梅、烏桕之類經濟林木了；一些地方對40－50年以上樹齡的老樹，開始採取台刈，從茶叢根部往上1.5－2.5寸處截去上部所有枝條，促使其萌發新枝條，但沒有輕修剪的紀載；在採摘時間上，16世紀開始認識到高處的茶葉宜晚摘，因為高山氣溫低，植物發育緩慢，不必拘泥於低山清明穀雨時節採摘的常例。 　　古代不可避免的有許多不科學的想當然的說法，如明清時期普遍認為，茶是清高飲品，不宜用糞肥。除上述羅廩的說法外，還有明人許次忬《茶疏》中也說：“（錢塘）北山勤於用糞，莖雖易苗，氣韻反薄”。其實對這種說法很容易產生疑問：稻麥也是入口的必須保持清潔的食物，為何就可以大量用糞？另明清用地緊張，不僅茶園往往只能安排在山地上，而且還要間作雜糧，這就進一步的影響了茶的出產。 　　芝麻被認為是張騫通西域以後引入的作物。別名很多，其中之一是脂麻，意為油多。後訛音為芝麻。它的主要作用是榨油，採用傳統手工機械，芝麻的出油率比其他油料作物都要高（除下面要談到的花生外）。在食用方面，明清期間，已基本不作為主食，而是作為一種調味品存在於副食之中。此外還可以作為水稻、苎麻等的追肥使用；也可作燃料、飼料、化妝品等用途。宋應星稱之為“胡麻”，對它評價頗高。說“今胡麻味美而功高，即以冠百穀不為過”。還說“胡麻數龠充腸，移時不餒。粔餌、飴餳，得粘其粒，味高而品貴。其為油也，發得之而澤，腹得之而膏，腥膻得之而芳，毒厲得之而解。農家能廣種，厚實可性言哉！”明清時期，因為芝麻對雜草具有較強的競爭力，所以常作為新墾地的先鋒作物。只要首墾用它，以後“任種諸谷，可保數年成熟”。即使江南地區闢地種杉苗，也應該“先將山鋤挖種，種過脂麻一年”。不過芝麻不宜連種，連種則必然收成不好。在北方，常與小麥輪作，在南方則與早稻輪作。據宋應星的說法，每石芝麻籽可收40斤的芝麻油。 　　大豆豆類是高蛋白的植物，在古代為各國“窮人的肉食”（但需要注意，其實豆類並不能取代肉類，古代救荒學有“大豆五斤抵谷一斤”的說法，究其原因有二:一、豆類的植物性蛋白和動物性蛋白有很大區別；二、豆類所能提供的熱量低）。在中國，主要利用大豆救荒。大豆的古名為“菽”，在古中國曾用作主食，但在明清時期，除救荒外，基本只作為副食使用。另可榨油、做飼料，大豆在明清輪作制和間作制中還是重要的肥田作物。當時出現了麥豆間作、棉豆間作和麻豆間作三種新的間作法。在栽培技術方面，主要的進步有二：一、已經發現大豆無需用糞，只需撒灰即可；二、發現了大豆褐斑粒病害：“崇禎十四年，宿遷有估客載黃豆一船約五百石。一夜盡生黑文，做人面形，耳目口鼻俱備。人或種之，所獲亦然。時王俞之避地宿遷見之。”當時並無防治方法，不知道褐斑粒是由大豆花葉病毒引起的。 　　花生，豆科落花生屬作物，一年生草本植物。該屬有22個種，原產於南美洲安第斯山麓以東，亞馬遜河流域南部和拉普拉塔河流域北部。栽培種為異源四倍體。它是明清新引進的作物之一，最初因為新奇，常作為高級的副食供富貴之人享用，明王世懋《學圃雜疏》都把它歸入芋類。而花生榨油的優越性發現得比較晚，明清之交還沒有大量種植。花生最初傳入中國，據說是1530年左右。花生在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眼中都是美食，1510年，葡萄牙攻占馬魯古群島，把花生帶到那裡種植。不久，中國商人發現了這種新作物，將其種子帶回國內。同世紀，已經傳入浙江，明清之交，傳入安徽、江西、雲南、後來進一步傳播到山東、山西、河南、河北，傳播到中國的花生都是小粒種，大粒種還沒有引進。花生習慣於炎熱乾燥的氣候，種子發芽應在15度以上為宜。生長期氣溫下降到零下1.5度以下時植株地上部分即受凍害，所以花生和甘薯一樣不能經霜。另外晝夜溫差也不能太大。對雨水的需求很少，除苗期需保持濕潤，花期也需要土壤水份較多，此外則無需澆水。尤其結實期間最忌水多，否則促發爛根爛果；花生屬短日照作物，在溫帶長日照條件下結的果實外形雖大，內仁卻不飽滿；花生根系發達，吸收力強，對土壤要求不嚴格，所以有“花生宜瘠土”之說，較適應於輕鬆乾燥的砂土或壤土，在多水份的粘土和酸性土壤中則發育不良。明清時期的花生種植無甚大成就，在清代，已經認識到花生適合連作，尤其在貧瘠地區收成尤為理想。如參與輪作，與諸穀物配合均宜，唯獨與高粱不相適應，因為高粱的根系與花生類似，在同一土層中吸收養分，作為後作會發育不良；花生播種月份以陰曆二三月間為宜，至四月已經嫌遲；實際上花生雖然喜旱，但在花期卻偏偏需要一定的土壤含水量。 　　曾經被認為滿清康熙時期對人口增加有很大貢獻的玉米、甘薯，根據莊不鳴從分布於山東、遼東、江蘇、浙江、福建的老農們講述，雖然有種植，但播種面積和收穫，在糧食作物中並不占多少分量。 　　玉米為禾本科玉米屬一年生草本植物，原產於中美洲，歷來是美洲印第安人的主要食物。玉米籽粒中含有70－75%的澱粉，10%左右的蛋白質，4－5%的脂肪，2%左右的各種維生素。籽粒中的蛋白質、脂肪、維生素A、維生素B1、維生素B2含量均比稻米多。其適應性很強，不求平地肥地，只要不是很乾旱的地方都能有收成。它的田間管理比其他作物簡單，產量也比其他旱地糧食作物高。玉米的用處很多，籽粒可以吃、成熟後曬乾可以磨為玉米粉、可以碾成玉米碴做飯或煮粥、即使沒有成熟，若急需也可以採收青玉米煮食。由於它的收穫期是在中國傳統上被認為是“青黃不接”的夏秋之交，應急作用很明顯。玉米籽、稈、葉都可以做飼料、玉米稈還可以扎籬笆，作屏障或者作燃料。因為有如此多的好處，所以玉米的推廣比較順利。關於玉米傳入中國的時間，明田藝蘅《留青日札》中曾說過：“御麥出於西番，舊名番麥，以其曾經進御，故曰御麥。干葉類稷，花類稻穗。其苞如拳而長，其須如紅絨，其粒如芡實大而瑩白，花開於頂，實結於節，真異谷也。”有學者據此認為玉米於元朝時傳入，殊不知元滅亡時離哥倫布前往美洲還有一百多年。另有說法：玉米是先從歐洲傳入印度、緬甸，然後再從東南亞傳入中國西南，察看玉米的舊名和俗稱，有玉蜀黍、玉蜀秫、番麥、西番麥、西天麥、戎菽、印度粟等，似乎可以作為佐證。然而考察世界農業史，印度和緬甸玉米出現的證據尚在17世紀之後，因此不足為據。那麼剩下的只有一種論點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先把新作物帶回歐洲，然後帶到東南亞，尤其是菲律賓，最後由菲律賓傳入中國東南沿海。考察16世紀中國有關玉米的記載，其中除嘉靖年間的河南《襄城縣誌》外，均出自東南諸省人之手，可見菲律賓路線之可信。 　　約於16世紀中葉，玉米第一次出現在中國，1551年的《襄城縣誌》第一次記載了這種“異谷”；田藝蘅於1572年第一次明確記載了它的特徵；李時珍的《本草綱目》中第一次附圖說明這種新作物，但圖片的誤差很大，不足參考；徐光啟在《農政全書》中也提到過玉米。在17世紀以後，玉米已經擴散到全國幾乎每一個省份。然而和大眾的一般看法不同，實際上直到清朝末年－－更不用說明朝，玉米在中國糧食作物中的比例十分有限。地域上的廣泛分布並不代表播種面積的同樣廣大。儘管沒有明清時期的播種面積數字，但可以通過後來民國和共和兩代的數字來說明問題。據嚴中平《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民初玉米占作物面積的 11%，二十年代占16%，三十年代占17%，南開經濟研究所編《中國經濟研究》一書中吳華寶所著《中國之農業生產》第150頁的數字為：全國耕地 13.5億畝，複種指數為1.23，播種面積為16.6億畝，其中糧食作物為13.6億畝，玉米占6%，張心一《中國農業概況估計》中提供的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二十五省的不完全統計數字為：耕地面積12.05億畝（明清之畝，非市畝），播種面積15.34億畝，複種指數1.23，糧食作物占12.5億畝，玉米為0.92億畝，同為播種面積的6%，占耕地比重為7.63%。共和建國以後因為玉米的輕工業、醫藥業用途需求大大增加，因此玉米播種面積增加很快，到70年代末，玉米占播種面積的13%強，占耕地面積的比例為20%強，現時玉米占我國粗糧總產量的90%。從這些數字看，20世紀的中國玉米播種面積是在逐漸擴大的。之前的清代沒有廣泛的用途和迫切的需求，玉米播種面積自然不會比民共兩代還大。從民初數字倒推，占作物面積不會超過10%，在1840年之前，不超過5%。 　　玉米在剛推廣時主要零星種植在山區，後來也在平地集中種植了，它部分的取代了粟而成為一種比較重要的輪作倒茬作物。根據民共兩代的調查，玉米除一年一熟的春播玉米外，在北方尚有一年二熟、二年三熟、三年五熟等耕作制。一年二熟的夏玉米與小麥輪作、二年三熟的玉米與小麥、春粟（或以高粱、青玉米取代粟）輪作，三年五熟者不知其法。在南方丘陵地帶，玉米有一年一熟、一年二熟、二年三熟、二年五熟、一年三熟乃至一年四熟的，一年二熟者與水稻輪作。玉米畝產，明清缺乏數據。根據吳華寶所提供數字，當時全國玉米產量不到1.8億擔，一擔合100市斤，則平均畝產為180市斤弱，玉米成品率93%，則一畝可產出成品糧167斤，約 83.5公斤。而在明清時代，各種耕作制下的具體產量均無法考察。但總體而言，玉米對明清的農業和人民生活並沒有很大影響。 　　甘薯（紅薯），旋花科甘薯屬植物，一年生或多年生藤本植物。甘薯原來指的是薯蕷科的藤本植物山藥，現常用名淮山。東漢楊雄的《異物志》已經記述了“甘薯 ”的外形和用途，這可能會引起農業史入門者不必要的混淆。徐光啟已經對這兩種植物作出了區分：“薯有二種，其一名山薯，閩、廣故有之；其一名番薯，則土人傳云：近年有人在海外得此種，因此分種移植，略通閩、廣之境也。兩種莖葉多相類。但山薯植援附樹乃生，番薯蔓地生；山薯形魁壘，番薯形圓而長；其味則番薯甚甘，山薯為劣耳。蓋中土諸書所言薯者，皆山薯也。”他似乎對這兩種植物也不是很熟悉。據莊不鳴原來所見，甘薯外皮多呈紅色，少數為土黃色或灰白色，剖面接近圓形而長度約在10－15厘米左右，煮熟以後肉較軟，呈黃色或白色，而山藥（淮山）剖面也呈圓形，長度卻有30厘米左右，肉硬，呈白色，其實味道也不錯。在我莊不鳴看來尚在甘薯之上（甘薯在一般家庭中常煮熟而食，成品水分多而軟爛，難以把握而且容易引起不佳的聯想，入口甜膩無嚼頭，且不能與其他食物配合，山藥（淮山）容易與其它葷菜相配，入口有嚼頭，乾燥且容易成粉，很有口感）。 　　甘薯原產於南美，以秘魯為中心。傳入中國可靠的最早記錄是在1580年，《鳳岡陳氏族譜》記載，萬曆八年，陳益去安南，萬曆十年（1582年）帶着甘薯種回到家鄉東莞，在家鄉試種成功。另據清陳世元《金薯傳習錄》說：不久，福建長樂人陳振龍在菲律賓了解了甘薯的好處，學習了甘薯的種植法，於1593年陰曆五月開船，七月回到廈門，與兒子陳經綸一道把甘薯種試種成功。當時的福建巡撫金學曾聽說後，大力支持，下令各縣學種推廣。第二年正好是荒年，於是正好救急。後來陳氏子孫又將甘薯推廣到浙江、山東膠州一帶。甘薯的推廣從此開始。在甘薯推廣過程中有這麼一種說法：有甘薯的國家禁止其出境。徐光啟說：“近年有人在海外得此種，海外人亦禁不令出境。此人取諸滕絞入汲水繩中，遂得渡海。因此，分種移植，略通閩廣之境也。”《閩書》“南產”中也說：“番薯，萬曆中閩人得之於外國。。。其國有朱薯，被野連山而是，不待種植，夷人率取食之。。。而不與中國人，中國人截取其蔓咫許，挾小蓋中以來。於是入閩十餘年矣。其蔓雖萎，剪插種之，下地數日即榮，故可挾而來。其初入吾閩時，值吾閩飢，得昃而人足一歲。” 　　甘薯的好處，被大力推廣的徐光啟總結為“十三勝”：“一畝收數十石，一也；色白味甘，於諸土中，特為詹（非此字，但無法打出本字）絕，二也；益人與薯蕷同功，三也；遍地傳生，剪莖作種，今歲一莖，次年便可種數百畝，四也；枝葉土付（同一字）地，隨節作根，風雨不能侵損，五也；可當米谷，凶歲不能災，六也；可充籩實，七也；可以釀酒，八也；干久收藏，屑之，勝於餳蜜，九也；春秋下種，初冬收入，枝葉極盛，草葳不容，其間但須壅土，勿用耘鋤，無妨農功，十二也；跟在深土，食苗至盡，尚能復生，蟲蝗無可奈何，十三也。”用現代科學考察，甘薯的好處是單位面積產量高、適應性強，能耐寒、耐瘠、耐風雨、對病蟲害有較強的抵禦能力、可在山地種植，不與稻麥爭地。它的用途也很廣：食用、釀酒、熬湯、做粉絲、制澱粉、做副食、做飼料等等。 　　儘管甘薯節省農力，但也不是毫無需求的。它原產於熱帶，極畏寒，經霜易死，在北方只能趁無霜期種植收穫。儘管如此，越往北則塊根纖維越多，甜味越少，品質下降。但也並非越熱越好，土溫要求在35℃以下，否則生長遲緩。其最有利的土溫為24℃；甘薯耐旱，在育苗期間只需少許水份就可正常生長，生長初期，溫暖濕潤的氣候最易生長，生長中後期，需要乾熱中偶有驟雨；甘薯生長期均需要充足的日照；對土壤沒有苛刻的要求，但以疏鬆較干（並非完全乾燥）的土壤為宜。這些條件，和它對原生地的適應性有關。 　　在滿足基本生存條件的情況下，甘薯就會有很好的收成。明清時期甘薯的耕作制，在北方有一年一熟單種的（主要是東北、西北的春薯）、有二年三熟的（主要為華北的夏薯，與小麥、春粟輪作），在南方有二年三作、二年四作、二年五作、一年二作、一年三作諸制。主要與水稻輪作。記述的畝產數字，普遍較高，有的說“芋之收倍於稻，薯之收倍於芋”、有的說畝產三四千斤、有的說”上田一千二百斤，瘠田五六百斤”，有的說“畝可數石”、有的說“一田之地收可十餘石”，有的說 “數十石，勝種穀二十倍”，甚至有“上地一畝收萬餘斤，中地七八千斤、下地六百斤。每萬斤曬乾三千五百斤”的說法。這些說法中多有誇張，乃古人之通病。上引吳寶華的《中國之農業生產》中說“全國生產量甘薯達三萬二千市擔”，按照當時的播種面積，則畝產為一千市斤，折合薯干250市斤。共初甘薯畝產往往不到千斤，到20世紀70年代變成一千公斤以上，現在則有畝產3噸的新品種。 　　然而，和玉米一樣，對甘薯在明清時期的種植面積不宜有過高的估計，《中國經濟研究（上）》中也有1931－1934年的面積數字：“甘薯之栽植畝數占作物總面積2%，”約3200萬畝，占耕地面積的2.37%，張心一估計三十年代初二十五省甘薯播種面積2700萬畝，占作物播種面積的1.76%，占耕地面積的2%，盛家廉等著《甘薯》一書中說1930年以前甘薯栽培面積為2701萬畝。而到1949年，薯類播種面積達到了1.05億畝，占耕地面積的 6.7%，現在甘薯播種面積則約為530萬公頃左右。可見甘薯和玉米一樣，播種面積在民共兩代快速擴大。而在明清則種植範圍雖大，實際種植面積卻很小。估計1840年以前，不會超過作物播種面積的2%，幾乎可以說是“微不足道”了。 　　甘薯的播種面積比玉米更小,原因和它的自身缺點有關。甘薯雖然收成很多，但是含水量也很大，除去水分，重量只剩下了原來的1/4到1/5，吃下去同樣重量的甘薯，營養和熱量的攝入卻顯然不如其他糧食。如果煮食，由於甘薯甜而膩，容易使人產生飽的感覺，其實那不是飽，而僅僅是膩。作為副食，這並不算什麼缺點，但如果作為主食，卻會悄然的導致熱量和營養嚴重不足，使人日趨衰弱。甘薯甜而軟爛的果肉，很難與其他菜餚或調味品相配，這就進一步制約了其作為主食的用途。因此即使到今天，甘薯在除中國外的各國作物中所占比例仍是很小的（中國對甘薯的重視除工業用途外，主要還是因為人口壓力的原因）。 　　總之，玉米和甘薯作為新引入作物，在明清的播種面積很小，對國家人民的作用其實並不顯著。這也許不符合一般大眾的固有觀念，但卻是合乎情理的。古代技術的發展，一般而言是緩慢的，作為人民生存根本的糧食作物的改變，更是受農業慣性的顯著制約。從客觀上說，新品種的引入需要適應本地環境，需要改良，需要學習或摸索出新的技術來管理；從主觀上說，古代主要憑藉經驗從事農業，對毫無經驗可言的新作物，摸索必然是個長期的過程，在此過程中，農民的懷疑，官員的慎重，都是不可避免的。並且，如何使新作物融入到原有的經濟體系中，如何使它找到適合自己的適當的位置，都需要時間。可以以小麥作為對比。小麥是很早進入中國的外傳糧食作物，在商代就已經見諸文字，但直到戰國時期才開始逐漸受重視，之後雖然種植面積不斷擴大，但直到唐代，小麥仍與土產的粟進行着激烈的競爭，至於小麥成為北方主要糧食作物，那是在宋代的事情了。整個時間跨度長達1500年左右。相比之下玉米和甘薯400年左右的推廣期，還算是快的。 　　馬鈴薯，俗稱土豆，在明清時期沒有引進種植。來自各地的老農對土豆毫無所知。 　　煙草，茄科一年生草本植物，莖高1.2－1.6米,葉片較大,夏季開淺紅色花朵。是新大陸物種中唯一禍國殃民之物。明清古籍中提到的煙草傳入中國路線有三條：一為菲律賓至台灣、漳州、泉州。明姚旅《露書》記載：“呂宋國有草名淡芭菰,一名金絲煙,煙氣從管內入喉,能令人醉,亦辟瘴氣,可治頭虱。”“淡芭菰”是對西班牙文“煙草”的音譯，願意為西印度群島中的達巴戈島。系以地名稱呼植物；二為越南傳入說。宣統年間的《高要縣誌》卷十一“實業”說“煙葉出自交趾”。但古代地方志作者一般是文人，往往不熟悉生產實踐，也不熟悉科學技術，此說在農業傳播史上找不到相應的證據，也沒有實物或基因檢測的證明，看來不過是人云亦云的訛說而已；三為朝鮮傳入遼東說。據乾隆年間《盛京通志》“物產”和《皇朝通志》“昆蟲草木”中說法，清太宗崇德年間，朝鮮煙草流入中國，上癮的人很多，後金白銀外流，清太宗認為應當自產以杜絕進口，於是鼓勵了後金領土內的煙草種植，由於當時有“吸煙禦寒”的說法，上癮吸食者越來越多，東北大姑娘抽煙袋的說法估計肇始於此。此說跟西方人與日本的交往時間一致，也能從朝鮮的煙草種植史中得到證明。唯獨時間稍晚（約17世紀20年代末開始），看來煙草傳入中國有南北兩條道路。 　　煙草的唯一用途就是製造可慢燃生煙的干葉，煙葉中含有尼古丁，可以提高人的腎上腺素分泌，提高應激能力，令人感到工作能力加強，且心情放鬆。但久吸成癮，一旦不吸便產生戒斷反應，即停止吸煙後數十分鐘到數小時便開始想吸煙，並感到坐立不安、煩燥、心神不寧、手足無措，繼而出現頭痛、心慌、乏力、腹部不適、噁心、腹瀉、精神萎靡、注意力難以集中、愛發脾氣、睏倦及睡眠障礙等等可單獨或共同出現的症狀。這種種症狀使戒煙者對煙草的渴求更加強烈。這些症狀一般在戒煙後的三四天內最為突出，爾後在1個月左右漸漸消失。但少數症狀，如注意力難以集中、睏倦等可持續很長時間。一旦復吸，這些症狀就會消失。煙癮會隨着煙齡而逐漸增大。由於煙葉中含有包括尼古丁在內的多種有害物質，對呼吸系統和血液循環系統均有很大傷害。常見的與吸煙有關的致命性疾病是動脈粥樣硬化(造成心肌梗死,腦卒中和周圍血管病變)；肺、胰、膀胱、子宮、喉、食管、還可能有乳腺和結腸的癌症；以及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肺氣腫,慢性支氣管炎)等。 　　明清煙草用於防治害蟲，還算是有些用處，但畢竟主要用於人的吸食，因此不能不引起有識之士的反對。明清醫藥、農業類書籍中多有揭露種煙、吸煙害處者。《齊民四術》、《安吳四種》的作者包世臣從破壞經濟方面說明：“煙出於淡芭菰國。前明中葉，內地始有其種。數十年前，吃煙者十人而二三；今則山陬海澨，男女大小，莫不吃煙。牽算每人每日所費不下七、八文；拾口之家，終歲吃煙之費不下數十金。以致各處膏腴皆種煙葉，占生谷之土已為不少。且種煙必須厚糞，計一畝煙葉之糞，可以糞水田六畝，旱田四畝。又煙葉除耕鋤之外，摘頭、抓蟲、采葉、曬簾、每煙一畝統計之，須人五十工而後成。其水田種稻，合計插種、拔秧、蒔禾、芸草、收割、曬打，每畝不過八九工；旱田種棉花、豆粟、膏梁，每畝亦不過十二三工。是煙葉一畝之人工，又可抵水田六畝、旱田四畝也。凡治田無論水、旱、加糞一遍，則溢谷二斗；加做一工，亦溢谷二斗。以種煙之耗糞與耗工乘除之，則其耗谷殆不可計算。不僅占生谷之土已也，且驅南畝殖民為做煙、打捆、包煙者，其數又復不少。至各處開煙袋店鋪，煙袋頭尾大抵銷青黃銅錢為之。制錢十文重一兩，而好銅每兩則值制錢二十餘文，故雖嚴法不能禁。沮壞錢法，此宗最大。且做工之人，莫不吃煙。耕芸未幾，坐田畔，開火閒談，計十人做工，只得八工之力，其耗工又復無算，減谷亦無算。所謂煙耗谷於暗者，其弊如此。”（《齊民四術》庚辰雜著二） 　　煙草傳入之初，曾於崇禎十一年（1638)、十四年(1641)兩度詔令禁種禁吸，但禁而不止。且邊兵以“禦寒”為藉口要求合法化，經洪承疇上書解除禁令。到崇禎末年在遼東已經到了“三尺童子無不吸煙”的程度。之後雖然清朝皇帝均不吸煙，宮中禁煙，且朝廷上也有幾次禁煙的議論，但終於不能制止。 　　明清時期的林業和牧業都處在持續的萎縮之中，究其原因，無非是在中國傳統精耕細作模式下，人口壓力增大之後，作物種植，尤其是糧田占地太多，林業和牧業不得不被排擠。明代中原江南幾乎所有可耕之地都已被開墾，牧場幾乎絕跡，森林也難覓蹤影。在清以後，更是無處不耕，無處不墾。連懸崖邊上的尺寸之地，農牧分界線以北本不適合農耕的少雨地區，也種滿了莊稼，在這種情況下，林業和牧業基本崩潰了。皇宮中的大柱，都只能採取諸木拼接，而不能採用單獨的大木，居住所用的木材已經難找，大船的消失，也和林業的萎縮有關。在農區不僅漢代到處養馬的情況已成遙遠的傳說，就連本是農家必備的牛，都成了富家專利。在這種情況下《天工開物》已不提及果樹、牧業，《授時通考》對林業、牧業有關內容也比王禎《農書》有了明顯壓縮。 　　然而這一時期在果樹種植技術和家畜家禽的養殖技術方面，仍然有些進步。最突出的是果樹選種育種取得的成就。明清出現了無患子等新物種，原有的果樹，新品種也不少，山東萊陽莊梨、秋白梨、上海水蜜桃，是在明朝培育出來的。明末徐火勃（同一字）的《荔枝譜》記載福州一帶荔枝品種就達43個，而同一地區在北宋年間的荔枝品種為32個。此外果樹的嫁接技術稍有進展。在房前屋後等隙地也種植一些經濟林木。 　　牧業方面，牛、馬的培育乏善可言。尤其在農區民間養馬基本消失，牧區的管理又千年如一日，幾乎沒有進步，尤其血統論的缺乏，一向構成蒙古馬發展的致命病根。但明中期開始與蒙古廣開互市，到明末引進馬匹高達三百萬匹，這就有效的緩解了中原的馬匹不足，到明末，李自成、張獻忠農民起義軍都可以有數萬騎兵。明朝並未出現宋朝那樣的馬荒，與蒙古的互市功不可沒。清代的馬政同樣衰弱。伊犁馬廠定額二萬八千匹、察哈爾的兩翼牧廠定額四萬匹，已經是全國最多。以後越來越糟，馬越來越少而質量越來越差，以致於清末有人發出了“地氣其盡乎！”的悲嘆”（《清史稿•兵志》）。牛因為具有耕作作用，所以還有很大數量。明清時期出現了秦川牛，特點為心肺健康，強壯，而且不易受驚，這點對於耕作用牛來說很重要；另有南陽牛一種，特點是體型高大，速度快。秦川牛毛色以紅、粟居多，南陽牛多淺黃，它們都屬於黃牛類。 　　豬為我國古代主要的肉用動物。明清期間華南豬和華北豬的兩大類型已基本定型。華北豬為大耳豬，華南豬為小耳豬。華南豬骨質細嫩，生長快，繁殖力高，抗病力強，18世紀傳入英國，成為大約克夏豬的祖先之一。豬的飼養較容易，因此它們的數量並沒有下降，而是隨着人口的增長而增長。儘管增長幅度慢於人口的增長。 　　由於雞鴨等小家禽容易飼養，因此在明清期間還是普遍存在，並且培養出了很多新品種。 　　烏雞在明清期間得到推廣，主要產於江西泰和縣，它的特點是白色的絲狀羽毛和黑色的骨骼。因此被稱為絲毛烏骨雞，簡稱烏雞。傳統上認為它有治療婦科病的良好效果，“烏雞白鳳丸”的主要成分就是它。這種雞莊不鳴見過，也吃過，外形確實奇特，至於味道，與其他雞沒有什麼區別。17世紀烏雞傳入日本，後來又從日本傳到西方，在那裡它主要是用於觀賞； 　　三黃雞最早的記載是崇禎十五年《太倉州志》：“雞出嘉定，曰黃腳雞，味極肥嫩”。它的喙、小腿、毛都呈黃色，所以被稱為三黃雞。它的塊頭很大，成年雄雞可長倒九市斤以上，所以又有九斤黃、九斤王之類稱呼。後《南匯縣誌》中說：“雞，產浦東者大，有九斤黃，黑十二之名”，是世界上一些肉用雞的祖先之一。直到現在，仍是我國優良的肉用雞種。這種雞莊不鳴從小吃到大，小時候的家養雞感覺難嚼，90年代以後密集養殖的大量銷售，想吃小時候肉質堅韌，肉味甜美的好雞，卻已經很難了； 　　狼山雞最初培育於江蘇南通一帶，為肉蛋兩用雞。近代傳入外國，成為奧品頓、澳洲黑雞等著名產蛋雞的祖先之一； 　　遼陽雞《本草綱目》記載西遼有食雞、角雞良種，光緒年間的《遼陽鄉土志》將它們歸併稱為“遼陽雞”，也就是現在所說的遼東大骨雞。主要是肉用； 　　矮雞《本草綱目》記載“江南一種矮雞，腳才二寸余也”。其實矮雞有很多種類，有名的有北方的油雞（因肥胖得名），南方的浙江仙居雞。除觀賞外，主要用於產蛋； 　　壽光雞清《壽光縣誌》記載：“雞比戶皆畜，雞卵甲他縣，皮有紅白之殊，……雄雞大者高尺許，長冠巨爪，為一邑特產。”這種雞常用於鬥雞——鬥雞早在戰國就是齊魯一帶的重要娛樂； 　　另有柴雞一類，主要是蛋用。 　　優良的鴨種有： 　　北京鴨它的據說歷史有三四百年。最初源自北京東郊潮白河一帶，後在玉泉山一帶餵養。那裡水草豐盛，魚蝦很多，經過長期放養優化，形成了北京鴨。它毛色純白、生長發育快、脂肪多、肉質鮮美，適應性強，是北京烤鴨的原料。莊不鳴曾去全聚德吃過多次，初嘗感覺尚可，但吃過幾次感覺不能與盛名相符； 　　高郵鴨主要分布於江蘇里下河地區的高郵、興化、寶應三縣。是蛋用型鴨，產雙黃蛋的比例較高。嘉慶《高郵縣誌》曰：“高郵水田放鴨生卵，醃成盛桶，名鹽蛋，色味俱勝他方。” 　　另有廣東南雄的雄鴨、四川建昌鴨等，均為明清時期培育出來的著名鴨種。 　　在家禽養殖方面，明清時期的進步是人工孵化已經完善。《三農紀》記載有三種方法：炕孵、缸孵、桶孵。大體上是依靠土法增溫與恆溫。 　　在家畜飼養與管理方面，明代的主要進步是推廣了馬蹄鐵。馬蹄鐵可以使馬蹄不磨損，從而增強馬的耐久力。在獸醫方面，主要是牛馬的針灸學得到了發展，但很難說這是一種進步。 　　滿清執政後，從入關就屢次大興文字獄，大肆迫害正直氣節之士。 　　宋應星，字長庚，江西奉新北鄉雅溪牌坊村人。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舉人，前後六次應試不第，感於“士子埋首四書五經，飽食終日卻不知糧米如何而來；身著絲衣，卻不解蠶絲如何飼育織造”，遂不再應試，曾旅遊大江南北，行跡遍及江西、湖北、安徽、江蘇、山東、新疆等地，實地考察，注重實學，從東北捕貂到南海採珠、和闐采玉。崇禎七年（1634年）任江西分宜教諭（縣學教師），開始編著《天工開物》，崇禎十年（1637年）由友人塗伯聚發行。被歐洲學者稱為“技術的百科全書”。崇禎十六年（1643年），前往安徽毫州就任知州，州內因戰亂破壞，官員大多出走，百廢待舉。幾經努力重建，使之粗具規模，又捐資建立書院。甲申（1644年）年，亳州被李自成軍包圍，宋應星棄官回鄉。明朝覆滅，在南明任過職，清兵南下，大哥宋應升服毒殉國後，宋應星隱居不仕。大約是康熙初年去世。著述多佚，1977年，大陸發現了宋應星的《野議》、《談天》、《論氣》、《思憐》四部著作。宋應星著作極多，其中以《天工開物》最出名。歷經劫難流傳下來的著作有：《野議》《論氣》《談天》《思憐詩》，失傳的著作有：《畫音歸正》《厄言十種》《美利箋》《樂律》《雜色文》《原耗》。就連《天工開物》，在滿清高壓荼毒下，《天工開物》被滿清官府秘密收藏，束之高閣，在中國民間失傳，這本奇術輾轉流傳到德川幕府時代的日本，到了滿清末年甲午戰敗後，留日中國學生才在日本重新發現，滿清惡政流毒可見一斑。 　　牛耕普及之後代表農具發展水平的最顯著標誌顯然就是犁了。古代犁自唐後期的曲轅犁以後千餘年間，沒有大的進步。但農業從業者都希望有更有效率的犁。於是明清出現了“特用大犁”，又稱特用深犁或堅重大犁。這種犁有利於深耕或開墾厚重粘土。它需要套用兩到四頭牛，有時在大犁犁過之地，還需要“一牛獨犁以重之 ”。採用這樣的大犁可以實現“轉耕”和“套耕”。關於轉耕，鄭世鐸的注釋是“轉耕，返耕也。或地耕三次：初次淺，次耕深，三耕返而同於初耕。或地耕五次：初次淺，次耕漸深，三耕更深，四耕返而同於二耕，五耕返而同於初耕，故曰‘轉耕’”。在明清人口壓力下，採用超強畜力犁田是一個趨勢。多牛拉拽的特用大犁也表現出了這種趨勢。不過當時的挽牛具仍是老式的木枷和麻繩，沒有改進。可惜的是，由於牧業的萎縮，需要多頭牲畜的大犁沒有推廣，在明清時期得到重視的倒反是那些不需要牲畜的人力農具。人力犁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類。當時的農學家對此有不少介紹和推薦。明天啟年間的王征《新制諸器圖說》推薦過貝松原創的“木牛 ”（一名“代耕”）。這種人力犁採用繩索牽引方法操作。絞關為兩個“A”字型的木架，彼此相連。運用帶手柄的轆轤，耕地兩頭放置兩座絞關，繩索長度設定為田長度的兩倍，在犁架的鐵環上栓牢，犁為歐式輪犁。每座絞關一人操縱，操作方法如下：一人扶犁，田地一端的絞關操作員拉動轆轤手柄，則可運用槓桿原理較省力的將繩索拉到自己一邊的轆轤上，帶動犁架拉向自己一邊，犁刀自然就可以犁田了。待犁到盡頭，另一端的操作員開始拉動手柄，就可以返回去再犁一次。屈大均稱它“一人一手之力，足抵兩牛”，為“耕具之最善者”。其實這種犁適用於輕鬆的土地，而不能運用於粘重土地。而且需要整個機械還是較複雜，重量較大，在田地中挪動不盡方便，因此沒有推廣開來。據談遷的《棗林雜俎》，類似的設計出現的還要早得多：成化二十一年，李衍總督陝西，為發展農業，減輕災害的影響，也 “作木牛，取牛耕之耒耜易制為五：曰坐犁、曰推犁、曰括犁、曰抗活、曰肩犁。可水耕，可山耕，可陸耕。或用二人，多則三人，多者自舉，少者自合，一日可耕三四畝。”嘉靖二十三年（1544），鄖陽知府歐陽必進也設計了人力犁。這些本土人力犁和歐式人力犁的區別在於沒有輪。然而仍有連人力犁都用不起的，那麼就要使用鐵搭（又稱鐵扒）了。鐵搭有四到六齒，齒銳利而微彎，安裝木柄之後長約四尺（約1.3米），兼有翻土和平碎土塊的作用。若農民之間實行互助，則每日可翻地數畝。若一人使用，則只能日耕一畝。 　　畜力播種機，也就是耬車，主要用於北方，明清古籍中都有介紹。在《天工開物》中較詳細的說明了它的結構和用法：以木料構成框架，上方安裝小斗，底為薄鐵板，鑽出僅容小麥粒經過的若干洞眼。木架下面還設有兩面犁地的鐵刀，這樣，在播種時可以開溝，隨着耬車的搖動，種子就自然的撒到土地里，如果需要多撒，就鞭笞牛，使其快走，自然搖動加劇，下種就多。播種之後需用驢拉動小石碾，壓土埋麥。這種播種機在明代北方稱為“耩”。與《齊民要術》中所記載的耬車的主要差別是犁刀由三面變成了兩面。 　　收割農具方面，江南一帶採用了鋸齒刃鐮刀，其刀身很短，刃部為鋼製，使用時可以自利，一般不需要磨刀。加工用具方面，明初安徽屯溪有水輪三事的實踐。另一個世界中國歷史博物館中的復原品就是按此仿製的。明清時期還改進了摜桶和稻床。摜桶為方形木桶，桶底有兩根長腳，可在稻田中拖動，四面可同時容四人摜稻。稻床有四足，前俯後仰，床面一般用竹片橫貫，可容兩人在稻場脫粒。 　　明清時的灌溉工具有人力水車、畜力水車、水力水車、風力水車四類。均各有用。人力水車分手搖式和腳踏式兩類，手搖水車一般車槽短小便於搬動，只需一二人就可操作，適應於小面積灌溉、腳踏式水車車槽較長，需二至四人同時勞動，用工與澆灌面積均超過手搖式。當時的經驗認為水車與水平面的傾斜度為10度時提水效率最高；畜力水車見於《天工開物•乃粒》，一般用一牛拉動轉盤，通過齒輪組的運動帶動送水帶源源不絕取水；水力水車需利用有較強水流的活水，這種水車現在仍有很多，無需多說。風力水車據宋應星說多見於揚州地區，若風向適合，則可通過齒輪組運動進行排水。但不能用於取水。而方以智的《物理小識》卻記載“淮、揚、海三處，用風帆六幅，車水灌田”，風車既可排水，自然可以很容易的改裝為灌溉設施。明清水車的構造：“風車者，借風力來迴轉動以為用也，車凡高二丈余（約7米），直徑二丈六尺許（約9米）。上安帆八葉，以受八風。中貫木軸，附設平行齒輪。帆動軸轉，激動平齒輪，與水車之立齒輪相嚙合，則水車能旋轉，引水而上”。各種灌溉排水設施的效率，老式的桔槔、轆轤不足道，手搖式水車一人終日勞作，灌田二畝；腳踏式一人操作，灌田五畝；畜力水車10畝；水力水車據說可使百畝農田無憂。（均見《天工開物》乃粒）風力水車的效率不詳。不過其使用條件較其他水車為苛刻。明清的一般水車，風力在3 米/秒以上，方能驅動，7米/秒時最為適宜。15米/秒以上，便有遭破壞的危險。且需要較穩定的風向，因此使用受到限制。 　　明末中西交流增加，王征在《奇器圖說》中介紹了歐洲許多複雜的農業機械。徐光啟等將西式灌溉設施和用具引入中國。有龍尾車、玉衡、恆升三種。龍尾車就是當時的阿基米德螺旋提水機。據說其提水高度可以達到人力水車的五六倍。但必須固定位置，而且結構複雜；玉衡就是雙筒抽水機、恆升就是單筒抽水機。均利用氣壓吸水。因為當時國內加工工藝不過關，難以保證氣密性；另有塔式風車，這些引入的農用複雜設備和水利用具都因為結構複雜，工藝要求高而沒有推廣。 　　總的說來，明清農具與前代相比進步很少，在此階段中國農具的發展基本已經停滯了。先進複雜的大型農具和農業設施（主要是引進產品），因為工藝無法滿足需求而無法推廣。由於牧業萎縮，畜力的使用也呈現下降趨勢。尤其清以後，有牛者即被視為富人。維持傳統小農一戶一牛已屬不易，更不用說提高畜力機械的利用水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