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軍老戰士回憶：值得學習的日軍“高效作戰”方式 作者：lidijia 　　（談話整理） 　　1990年去肥探親，與家父（姚天成）閒聊中，談起抗日戰爭一些情況。他談了一些看法，過去少有聽到，特摘記如下，供研究軍史者參考。 　　（以下筆者簡記為“Y”，家父簡記為“姚”。） 　　Y：最近看到一些資料中，有人提出一個看法，說“抗戰期間新四軍就沒有怎麼與日軍作戰”，據你所知道的事實，是怎麼一回事？ 　　姚：與八路軍相比，新四軍是三年敵後游擊戰爭留下的小規模游擊部隊，裝備也遠遠比不上八路軍，像我們新四軍四支隊，裝備在全軍四個支隊中算是好的了，但是也沒有炮兵，甚至連重機槍也很少。而日軍的裝備，則大大優於我軍，所以，與日軍作戰規模相對小一點，應算是一種正常現象。新四軍與日軍的第一仗，就是我們四支隊打的蔣家河口戰鬥，襲擊從巢湖乘坐兩艘汽艇開來的60餘人的日本守備部隊，斃、傷日軍40餘人。二支隊粟裕指揮的葦崗戰鬥，也只是殲敵40餘人。都屬於小規模戰鬥。 　　但是，如果因此就說“新四軍沒有怎麼與日軍作戰”，顯然就有點信口開河了。自1938年到1939年，我們四支隊與日軍作戰近百次，斃、傷日軍千餘，還抓了9個俘虜（聽說平型關戰鬥我軍甚至一個俘虜都未抓到），怎麼能說“沒怎麼打”呢？這種看法，可能是出於目前流行的對我軍的一種偏見吧？ 　　Y：據我們從書本上看到的資料，所形成的印象是：日軍不僅在裝備強於我軍，而且他們還有一種非常頑固的“武士道精神”，所以與其作戰相當困難，是不是這樣？ 　　姚：我感到，現在年輕的一代理解歷史，在許多方面都是受到的是解放後的電影、戲劇、小說等文藝作品的影響。在那裡面，特別喜歡描述日本軍人怎麼善於肉搏戰，怎麼善於拼刺刀，似乎把日本人寫得越厲害，就越可以突出我軍的英勇善戰。這樣寫，固然藝術感染力會比較強，而以我個人的體會，日軍的“武士道精神”頑固確實不假，但從軍事鬥爭角度看，這還不真正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日軍非常善於“高效作戰”。 　　Y：“高效作戰”是什麼意思？ 　　姚：我說的“高效作戰”，就是指在同樣的火器發射水平下，給敵軍所造成的殺傷量更大。我先用另外一個例子，拿它來做比較，可能就可以看得比較清楚一點。從1945 年秋到1946年春，我在東北民主聯軍（即四野前身）總部警衛團工作時，曾與蘇聯軍隊配合作戰，執行剿匪任務。那時我就親身體會到，蘇軍的火力非常之強大，他們的一個加強營，竟然可以裝備10門山炮和野炮，3至5挺重機槍，每個連裝備3到6門迫擊炮，每個班不僅有輕機槍，還配備了2支自動步槍，也就是我說常說的“轉盤槍”。我粗略地估計一下，蘇軍的一個普通步兵營，在單位時間可以發射的火力，起碼是當時我軍一個步兵營的10倍以上。但是，如果以其發射同等火力給敵軍所造成的傷亡看，蘇軍就遠遠達不到我軍的10倍，所以說那時的蘇軍“作戰能力”強而“作戰效率”不高。 　　而日軍就不一樣，其實日軍裝備是遠不如蘇軍的，比如，他們就幾乎沒有什麼自動步槍，也沒有連屬重機槍，所以日軍的火器發射速度是不高的。但據我粗略的估計（當然可能很不準確），如果蘇軍每發射出100發子彈可能會殺傷5名敵軍的話，那麼，日軍的100發子彈就可能殺傷10名甚至20名敵軍，也就是說，當年日軍的作戰效率大約是蘇軍的一倍以上。 　　Y：這話的意思，是否就是你在《自傳》中所說的，日軍士兵“技術好”，槍法準確？ 　　姚：有這個意思，但還不只這些。其實，日軍之所以“作戰效率”高，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士兵個人訓練好，射擊準確；也有剛才說的，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使其在戰場上表現得十分頑強，可以給對手造成很大的精神壓力。——其實，在內戰時期，我們紅軍的頑強作戰意志，就給國民黨部隊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壓力，甚至會使其怯戰。另外，還有一點也很重要，就是日軍的戰場協同配合是非常好的。1938 年秋，我們在安慶到合肥的公路上進行過一次伏擊戰，襲擊日軍的一個車隊，本來打得還是比較順的，但日軍的救援部隊非常迅速地趕到，迫使我們不得不提前結束戰鬥。就協同作戰這一點看，國民黨軍隊就差得很遠。最後，我們還要十分注意一點：一支部隊，一旦他能有比較高的作戰效率，那麼對後勤補給的依賴也要降低。你在閱讀戰例時不難發現，日軍的後勤部隊其實有時是比較落後的，在中國山區甚至還經常使用騾馬大車，但是，我們幾乎很少遇到日軍後勤補給出現重大問題的情況，這就是因為他的高效率作戰，降低了對後期依賴的原因，尤其是與裝備差的對手作戰，就更是如此。 　　Y：如此說來，新四軍與日軍作戰，確實就會有很多困難了。但是，我看《新四軍四支隊簡史》，你們好象還是可以做到使敵軍的傷亡大於我軍，用的是什麼辦法呢？ 　　姚：不誇張地說，新四軍與日軍作戰，比起與國民黨軍隊作戰，真是要難上一百倍。所以，在開始一小段時間裡，我軍對日軍作戰還是感到比較吃力。但是自我參軍以來，就一直有一個深切體會：我軍從來就有一個善於總結經驗教訓的好傳統。就我個人的經歷而言，無論是三年游擊戰爭高敬亭總結“四打四不打”，還是東北解放戰爭時期林彪總結的“三點一面”、“四組一隊”、“三三制”等，都是這方面的範例。因此，經過不斷地摸索，我們還是逐漸想出了一些辦法，來對付日軍的 “高效作戰”。歸納起來，最重要的可能有那麼幾個辦法： 　　第一個辦法，就是要尋機與日軍的小部隊作戰。日本對華侵略戰爭的最大弱點，就是他的兵力嚴重不足。在最初進行了一些大規模戰役後，便轉入常規性占領，這時，他的兵力就開始分散，往往是靠一個中隊甚至靠一個小隊，去占領一座縣城，這就為我軍尋機與其小部隊作戰提供了方便。 　　從另一個角度看，日軍武器配備的特點，也與其它軍隊也類似，越是小規模的部隊，其火器配備就相對不那麼完備。像一個大隊（大約相當於我們一個營），一般會配備有“九二”式步兵炮，而中隊（連）配備的，最多也就是六零迫擊炮了，到了小隊（排）一級，一般就沒有迫擊炮而只有擲彈筒了，火力就差了很多。1938 年到1939年間，我所參加的對日軍作戰中，多是與日軍中隊以下的作戰單位作戰，所以很少遇到過日軍大口徑炮對我軍形成的強大火力壓制的情況。要知道，日軍作戰效率高的一個重要表現，還不只是他的步兵槍法准，其火炮的射擊精度也相當高，一般完成一次試射修正諸元後，第二發就大致可以擊中目標，這對我們的機槍火力點的威脅非常大，所以要儘可能與日軍小的作戰單位作戰，以避免其強大的炮兵對我形成過大的火力優勢。其實，這種經驗不僅在我們新四軍，1938年以後，八路軍作戰也開始注意縮小作戰規模，據二野戰史記載，1939年1到3月間，一二九師作戰100餘次，斃傷敵軍3000餘，每次也不過是30餘人。即便是百團大戰那樣的戰役，其實每次作戰的對象，單位也並不大，與日軍一個大隊的戰鬥就不很多。 　　Y：我好象明白一些了，這其實就是要避免我軍與日軍強火力的對比劣勢。但是我看資料上介紹的，日軍一個師團（大約相當於國民黨一個乙種軍）的炮兵配屬，除了一些班屬擲彈筒外，也只有一個重炮兵聯隊（炮團），大、中型火炮僅56門，說起來，其火力配備並不算太強。其實，在抗戰中、後期，國民黨一些部隊得到美式裝備後，也大大超過了日軍，例如遠征印緬時期裝備的十三個軍，其一個師的重炮就達72門，每個步兵連隊，都配備有六零迫擊炮6門。這樣應該是不怕日軍了啊。 　　姚：這就是我剛才講過的，日軍的優勢不僅表現在裝備上，甚至主要不是在裝備上，而主要在其作戰效率上，這一點還體現在其火炮射擊也極其準確。比如說，日本人愛用的那個擲彈筒，說起來，其實就是一個手榴彈的簡易發射器，不需要做什麼射擊諸元設定的，但日本兵就是能打得很準，這一點讓你不能不佩服。日本人好象天生地善於“精細手藝活”，解放戰爭時期，給我做闌尾手術的齊齊哈爾鐵路醫院的一名醫生，就是一個日本人，你看過我那個刀口，只有一厘米多一點，這在現在看都不容易，要知道那可是40 年代做的手術啊。比起日本人，國民黨軍隊，哪怕是精銳部隊，其作戰效率就差得太遠了。1947年，我帶部隊打國民黨“王牌軍”新一軍的阻擊，按理說新一軍善攻，火器又好，而我軍是一個團對敵軍兩個團，應該是處於“下風”，但最後還是我勝敵敗。通過這次作戰，我深深體會到，要講新一軍的技術訓練，確實要比一般國民黨部隊強得多，射擊準確性和技戰術動作，都大大好於其它“非王牌軍”，但是比起日軍，新一軍還是差得很遠。我們獨二師四團，除排以上幹部是新四軍二師帶來的外，戰士多數是東北籍新兵，當時的單兵戰術訓練還不是太好，尤其是不大善於隱蔽，而我從望遠鏡中觀察，新一軍儘管火力很密集，但對我軍單兵的步、機槍的威脅並不很大，甚至連比較暴露的重要火力點都射偏了。當時就使我聯想到，抗戰初期我們的一個老紅軍連隊與日軍作戰時，別看日軍火力聽上去不很密集，但我們那些身經百戰動作靈敏的老紅軍戰士，只要是稍不注意，就會被對方擊中。這樣一比，我感到新一軍基本上還是屬於那種“作戰效率”不算太高的部隊，所以與我軍作戰還是難占上風。 　　Y：是的，據一些回憶資料說，即便是裝備得很好的國民黨印緬遠征軍，其與日軍作戰時，敵我傷亡比例還是1：1左右。嗯，這第一個辦法我明白了。那麼第二個辦法呢？ 　　姚：第二個辦法，就是儘可能地尋機與日軍孤立無援的部隊作戰。一般人都知道對敵人要實行分割圍殲的常識，我們與國民黨軍隊作戰中，一般都可以比較輕易地做到這一點，哪怕是對他的主力部隊，也不難做到。但是對日軍就很難。前面已說過，日軍不僅單兵作戰能力很強，而且部隊之間的協同配合也很好，不管是步炮配合，還是小範圍的組、班（曹）、小隊的內部配合，都是訓練有素的，我參加過的與日軍作戰，幾乎每次都可以看到：對方部隊一旦遇襲擊，都能迅速展開，並以最快的動作，形成單兵之間的交叉火力掩護，和步炮之間的相互掩護。而一旦日軍形成了戰場配合，就基本上沒有了射擊死角，再要穿插分割他，難度就非常大了，有時侯甚至是做不到的。所以，對日軍作戰，須要以極大的突然性對其發起襲擊，進而做快速分割，以避其形成戰場協同。抗戰初期我帶的那個連，之所以可以在第一戰就抓住一個日本兵（當時是非常困難的），我想有三個原因：一是日軍早期作戰比較順利，沒有想到會有這樣一支以老紅軍為骨幹的戰鬥力很強的主力部隊（特務營是紅二十八軍的主力部隊之一），有點麻痹大意；二就是因為我軍發起襲擊非常突然，戰場穿插又極其迅速；三是那個日軍小隊，畢竟是一個押車護衛部隊，戰鬥力相對要差一點，所以會很快被分割為一個個的孤立單兵，最後終於被我們的戰士抓住了一個俘虜。 　　Y：我看了一些軍史資料發現，你們四支隊初期作戰時，好象進行的最多的就是襲擊車隊的戰鬥。 　　姚：是啊，這正好就是我要說的第三個辦法：在初期的作戰中，儘可能與其戰鬥力不強的部隊作戰，例如輜重部隊（即後勤部隊），在與這類敵軍作戰中，鍛煉和提高戰鬥力，積累作戰經驗，再與戰鬥力強的部隊作戰，把握就大得多了。我們四支隊自1938年開始對日軍作戰後，基本上都是按照這一指導原則進行的，這可能也算是高敬亭同志的聰明過人之處之以吧。實際上，八路軍第一次對日軍作戰（即平型關大捷），就是與日軍第5師團21旅團的一支輜重聯隊作戰，這也算是當時指揮員的一種正確的選擇吧。 Y：我還看過國民黨軍抗戰時期的一些作戰資料介紹，1937年國民黨軍隊與日軍第五師團作戰，指揮此戰的薛岳（此人在抗戰中算是一員名將），很想殲滅這支由“中國通”土肥原賢二指揮的部隊，投入的兵力，總計約七、八個軍十餘萬人，但最後還是未能實現其意圖。其中最值得研究的，就是其中的“反攻蘭封之戰”，國民黨以悍將宋希濂指揮的主力部隊第七十一軍，由參加過上海會戰的八十七、八十八師組成，總計四個旅約兩萬人，去攻打被日軍占領的蘭封，打了一天一夜，“傷亡沉籍”（一種說法是傷亡4000，這個數字可能有桂永清誇大敵情以掩蓋失利的成份，但估計至少也在2000人以上），最後還是讓守敵突圍而去。最令人吃驚的是，宋希濂部在而進城後才發現，日軍所遺留的，不過是一支小股掩護部隊的20餘具屍體，而全部守敵，也不過是不足1000餘人的一個大隊。 　　姚：是的，日軍正規作戰部隊，戰鬥力確實是很強的，國民黨軍隊沒有10倍以上兵力，很難圍而殲滅之。八路軍、新四軍戰鬥力雖然比國民黨軍隊強得多，但由於裝備不良，所以作戰投入的兵力比例也很高。百團大戰中八路軍打的關家垴之戰，日軍岡崎大隊也不過600餘人，而我軍以三八五旅主力，加上決死縱隊一個旅，至少也該是敵軍兵力的10倍以上了，此役擊斃日軍400餘，而我軍的傷亡明顯大於敵軍。 　　Y：對於關家垴戰鬥，有人評論說作戰拖延時間過長（當然這裡有指揮員的問題）。後來，我又仔細對比着看了四支隊《戰史》，發現你們當時與日軍作戰，多數都是在2個小時左右時間內解決問題。 　　姚：這就是我要說的對付日軍“高效作戰”的第四“招”：力求短時間結束戰鬥。你很有心，從歷史資料中看出了這一點。的確，當年我們與日軍作戰，一般都必須在三個小時內解決問題，超過這個時限之後，不是打成雙方的膠着戰，使我軍彈藥供給困難，無力續戰，就是敵援軍很快到來而改變戰場形勢，也使我軍無法再戰。這裡再說一件有點意思的往事。抗戰初期，中央從延安給我們四支隊派了一些幹部，包括程啟文、張體學、趙啟民、成鈞、杜國平等等，他們與日軍作戰比我們早一些，所以部隊就請他們介紹對日軍作戰經驗。客觀公正地講，當時這些同志確實談了不少對我們很有用的經驗教訓，但是，可能是出於“鼓勁打氣”的善良願望吧，有的同志說起話來就有點言過其實，比如說有人就這樣告訴我們：“日本官兵都穿大皮靴，跑不動山路，我們一上山，他們就沒有辦法了。”那時候，我們這批年紀二十歲上下的毛頭小伙子也都比較幼稚，聽了這話還就當了真。例如在某次作戰時，我們就根據這一“經驗”，特地選擇了背靠山地的地形。當時我軍的幹部戰士，多是經歷過三年游擊戰爭的老同志（四支隊多數幹部戰士是紅二十八軍出身），山地作戰經驗豐富，心想這樣該可以作戰進退有據了吧。結果，當戰鬥進行到我軍快要達成作戰目標時，敵人的援兵就趕到了，因為有延安來的那些同志的“經驗”，所以我們當時也不慌張，開始主動撤離戰場，沉着、迅速地向山地轉移。然而，當敵援兵對我實施追擊時，我們才發現，日軍官兵雖然都確實穿着皮靴，但跑起山路來，一點也不比我們慢，結果造成了我軍一些不必要的傷亡。後來我們才知道，山地作戰能力，是日軍訓練的基本科目之一。日本兵穿皮鞋是為了防止腿腳受傷，但由於他們經常穿皮鞋訓練，所以着皮鞋爬山一點也不笨。回到營地後，對給我們上課的其他同志不好多說什麼，我們就地對過去比較熟悉的張體學發脾氣了，說：“你這個‘小葫蘆’（張與我一起在廖榮坤的“老紅二十八軍”當勤務兵時，綽號叫“小葫蘆”）啊，說日本人爬山不行，簡直是胡說八道，真把我們害苦了！”弄得張滿臉尷尬。由此事，我們對日軍作戰的機動性有了更深的了解。 　Y：我們經常看到“主動撤離戰場”這個說法，有些人笑話說：這不過就是換了一種說法的“打敗仗”嘛。 　　姚：（笑）當然，這話不能說全無道理，因為有時候的撤離，確實是遇到打不下去的“失利”之戰了，說得難聽一點，當然就是“打了敗仗”了。但這話，也有不全面之處，在發現作戰目標難以達成後，“主動撤離”，也是一種避免更大失利和損失的選擇，比起其他的辦法來說，算是一種比較合理的選擇，所以也不是什麼不光彩的事。 　　Y：最後我還想問一下：上面說的這些與日軍作戰的辦法，與國民黨軍隊作戰是否有效呢？ 　　姚：我上面所說的這四“招”，當然不是一、兩天就總結出來了的，這是經過了無數次的戰鬥，可以說是用生命和鮮血換來的寶貴經驗；而且，由於上述戰法無疑是一種“以小勝積大勝”的方式，所以會使抗戰具有持久性。而且，日軍也不是傻瓜，他們也要不斷根據我軍戰法改變策略。所以，隨着形勢變化，上述經驗有一個不斷繼續完善的過程。像“百團大戰”，我們後來在延安時也不斷討論過，雖然它有不可估量的戰略意義，但在當時，卻並非是一種最佳打法，比如說，幾個大軍區同時發動好，還是局部發動、相互策應好？就值得研究。其原因，就在於沒有根據敵軍適應我軍作戰方式的戰略戰術調整。 Y：那你能否展開談談對百團大戰的看法？ 　　姚（笑）：當然，我上面說的都是“事後諸葛亮”，我自己是沒有資格深入談這個話題，因為畢竟我沒有參與這次作戰，而且，即便參加了，自己那時也不過屬於中、低級指揮人員，並不了解全局，這裡就不談了吧。我們還是接着上面的話題，談談上述四“招”是否適用於與國民黨軍作戰，因為這個問題很有實際意義。 　　以我近二十年的戰爭經歷體會，每一個時期，都有這個時期最好的作戰方法，不能一概而論。籠統地講，上述四“招”，在我軍還比較弱的時期，即解放戰爭初期，或者相對比較弱的局部，例如那些缺乏主力野戰部隊的根據地，是有其效果的。例如西北野戰軍初期就是以旅為單位殲敵。而打“四平保衛戰”那種“以大對大”的戰役，在解放戰爭初期就不大合適。而到了後期，這種選小選弱敵打，以快制勝的戰法，就未必適合了，因為那樣就會拖延戰爭。 　　還有一點需要說一說，物質條件對作戰方式甚至相關軍事建設，也有很大的影響。這裡舉個例子。與國民黨軍隊作戰，和與日軍作戰的一個最大不同，就是每戰都可以有很豐厚的繳獲，這對於改善我軍裝備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日軍作戰極度頑強，不僅作戰規模比較小，而且在其被殲前，火器往往破壞得很厲害，所以每戰繳獲很少。這也就使得我們後來不得不發展自己的兵工廠。這就形成了抗戰時期一個特點：武器裝備改善不能大量地靠繳獲，還需要建立自己的兵工系統。 　　說起來，我軍的兵工系統，主要還是抗戰期間為解決繳獲不足問題而發展起來的。在內戰時期，我們也有少量“軍工企業”，例如，甚至在紅二十八軍這樣的小部隊，在鄂東北也有一個修械所，搞點修抓彈爪之類的簡易修理。但由於那時武器裝備主要靠繳獲，所以軍工很不重要。抗戰中的繳獲不足，使我們開始注意建立起自己軍工系統，但這樣做也有其極大的難度，我們二師（即皖南事變後四、五支隊改編的部隊）兵工廠算是不錯的，副廠長吳運鐸，就是赫赫有名的“中國的保爾•柯察金”。為什麼吳運鐸同志會受那麼多的傷？就是當時我們試製的火器太原始，多為炮彈、手榴彈之類，自己生產的最高級的兵器，也就是槍榴彈，而且射擊精讀和可靠性普遍很差，老是出事故，結果使吳運鐸這樣優秀的同志，即便是在後方，也為抗戰的最後勝利作出了難以想象的重大犧牲。 　　所以我要再說一遍，我們共產黨軍隊之所以能夠從小到大，不斷地戰勝一個又一個敵人，除了大家熟悉的那些政治、經濟、社會重要原因外，還有一點，就是善於適應變化了的形勢，不斷地總結經驗，研究和改進作戰方法。如果沒有這一條，光是靠勇敢，或者簡單地靠改善武器裝備，都是難以取得最後勝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