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後的秦城監獄：曾經炒雞蛋帶蛋殼 2009-06-12 13:15:15　來源: 網易歷史　跟貼 61 條 手機看新聞 我看到獄監方面整理的一份材料，在對待被關押的老幹部時，名義上是“關心生活”，實際上炒雞蛋時連蛋殼都炒在裡面，致使這些老人無法吃菜，只能啃點窩窩頭充飢…… 神秘的秦城監獄 對於許多中國人來說，這是一個神秘的地方。 1980年7月16日，也就是我到達北京的第二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的一輛轎車開到國務院第二招待所，車上走下來一位年輕人，將我接上了轎車。 轎車沿着北京寬闊的街道，向着西北方向飛馳。從車窗向外看去，北京已從“四人幫”的桎梏中解放出來，昔日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已被歡慶勝利的大紅標語所代替，人們的臉上有了笑容，街頭上擺小攤的人開始多了起來，許多學生和青年工人手中拿着書本，正在匆匆忙忙地趕路……看到這一切，我頓時感到自己肩上的重任，心情一時難以平靜。 通過車上的相互交談，我認識了這位前來接我的年輕人名叫楊富年，湖北人，畢業於北京政法學院，在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擔任書記員（特別法庭成立後擔任第一審判庭書記員）。 10時左右轎車到達位於北京郊外的秦城監獄。 我環顧了一下四周。只見這座位於燕山南麓的監獄，除了朝南的方向是一馬平川之外，三面全是險峰峻岭，連綿相接，如同一把鉗子，將這山下的監獄牢牢地鉗住。山嶺上樹木蔥鬱，隱約可見古長城的斷壁殘垣，蛇形般繞着山嶺。北面山頂的最高處有一個三角點，不知是做什麼用的。 建國後我隨部隊南下，曾在上海市公安局幹過一段時間的公安工作，早已知道這座監獄，但這次卻是平生第一次走近它。面對着眼前那隔斷人世的高牆，當時的心情很複雜，因為這是一座特殊的監獄，在“文化大革命”中，這裡一共關押了500多名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幹部以及各行各業的“反動學術權威”，有的在這裡被關押10年之久。以後我看到獄監方面整理的一份材料，在對待被關押的老幹部時，名義上是“關心生活”，實際上炒雞蛋時連蛋殼都炒在裡面，致使這些老人無法吃菜，只能啃點窩窩頭充飢，還有的在這裡被迫害而死，文革中這是一座令人不寒而慄的法西斯集中營。 這座監獄位於北京西北郊的昌平縣（現昌平區）境內，因為建在秦城，所以稱秦城監獄。這座建於1958年的秘密監獄，此前歸公安部管轄，主要是關押國民黨重要戰犯、美蔣特務和重大案件的案犯。當時有4個監區，400間監房，各種與此相配套的設施也一應俱全。到了1968年，看着一批批被迫害的 “牛鬼蛇神”無處關押，林彪、“四人幫”便在這裡大興土木，加建了兩個監區，400間監房，將這座位於北京西北郊的監獄建成了一座特級監獄，成了林彪、“ 四人幫”殘酷迫害民族精英們的一座“據點”。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對人民群眾和各級幹部、知識分子殘酷迫害，無情打擊，冤獄遍於神州，秦城監獄擴建成特級監獄便是一個縮影。 秦城監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任公安部長羅瑞卿領導籌建的。他哪裡想到，在“文化革命”中自己不但遭受殘酷迫害被監禁，而且妻子郝治平也被關進了這座監獄。 江青三十年代歷史與上海市公安局的冤案 文革中羅瑞卿妻子郝治平被關進了這座由他一手興建起來的監獄。事情還得從江青身上說起。我是到秦城監獄參加預審後，從大量的材料中才了解到這件事情及其起因的。 那是1954年春天，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 江青隨毛澤東主席來到西湖邊上的杭州。 有一天，江青突然接到一封信，打開一看，信的主要內容是說她30年代在上海的一些醜史，並要她向黨組織交代清楚。信的末尾沒有署名，這是一封匿名信。 江青非常惱火，認為這是反革命分子對她的誣衊和惡毒攻擊，因而她要國家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偵查此事。後來，毛澤東看了這封匿名信，認為是別有用心的人幹的，也指示羅瑞卿查辦。為此，羅瑞卿指示公安部一局、華東公安局及有關省市公安機關立案，組織力量進行偵查。 由於江青的醜史不少與上海有關，匿名信又是從上海發出的，因此，上海市公安局根據公安部的部署，也立案組織了人員進行偵查。在偵查過程中，有關人員搜集了30年代上海出版的報紙雜誌，接觸到江青在上海的歷史，如當年江青和唐納結婚後又鬧離婚的風波等，這些報刊圖片後來都被送到了市公安局保管。 可是，正是這些奉令“偵查”的東西，卻給我的公安同事們帶來了殺身之禍。 1967年，張春橋利用他掌握的上海黨政大權，與江青相勾結，由江青派人持尚方寶劍來到上海市公安局，找出當年“偵查”時對江青歷史情況的匿名信所形成的檔案材料，然後秘密押送到北京，在林彪家裡當場燒毀了。 沒有得到這些材料時，江青終日坐立不安，當得到這些材料後，她又終日惶恐，生怕自己在30年代的這些醜史被暴露。材料被她燒毀了，但當年參加此案的人員還在，他們的腦子裡都裝有這些材料。於是，她便暗下毒手，首先製造輿論，到處大肆誣陷上海市公安局，說是整了她的“黑材料”，然後，與謝富治等相勾結，製造了一起駭人聽聞的大冤案。 有關這起“匿名信”的案件，1959年羅瑞卿在調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離開公安部時，曾對接任公安部部長的謝富治專門作了詳細交代，此後謝富治也參加了中央討論有關此案的會議。 1960年，謝富治在主持公安部工作期間，查到了寫匿名信的人名叫江明。她在寫這封匿名信時，其丈夫當時是領導幹部。她30年代在上海從事過黨的地下工作，對江青的情況十分了解，直到抗日戰爭後才去了延安。1960年時其丈夫已經去世，她本人也已經自殺。 此案的前後情況，謝富治完全了解，但他卻不顧事實，按照江青的旨意，以“偵查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罪名，將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楊奇清、凌雲和有關省、市的公安局長以及參加偵查的一些幹部，逮捕到北京，大都關入秦城監獄。這其中包括浙江省公安廳先後任過廳長的王芳、呂劍光，江蘇省公安廳廳長洪沛霖，山東省公安廳副廳長李秉政等。 以我工作過的上海市公安局為例，中共上海市委常委，政法小組組長，市公安局黨組書記、局長，老紅軍黃亦波等21名局、處、科級幹部，5名工作人員共26人統統被無辜地抓了起來，並於1968年2月由空軍司令員吳法憲派飛機從上海押解到北京，長期關押。其中警衛處長王濟普、檔案處長王學純（女，系抗日戰爭時期延安黨中央社會部幹部）兩位同志被摧殘致死。黃亦波在被關押7年之後釋放回滬，於1978年病故。 江青將王學純迫害致死還不能解心頭之恨，她又向王學純的丈夫下毒手。 王學純的丈夫楊時，是上海高級人民法院的副院長。1942年在延安整風之前曾任過中共中央辦公廳保衛科科長，王學純在黨中央社會部工作，他們都多少知道江青的某些情況，在文革前，夫婦倆曾在家中談論過江青。文革開始後，公檢法被軍事管制，軍管會以楊時夫婦議論江青等問題，將楊時關在機關隔離審查多年，遭受到殘酷的批鬥，而此時王學純已在北京被迫害而死，真是被搞得家破人亡。 江青手段之毒，令人髮指。她要將一切了解她情況的人都斬草除根。 此時早已調離了上海的許建國也未能倖免。 許建國是一位老紅軍，是黨的老一輩保衛幹部，與羅瑞卿早已認識。1951年12月，許建國從天津市副市長兼公安局局長調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公安部部長兼上海市公安局局長；1952年任上海市副市長兼公安局局長；1956年任市委書記處書記兼政法工作部部長和公安局局長。1954年還被任命為國家公安部副部長（兼），1959年調任我國駐外大使。就因為他在上海任職期間，負責過公安工作，文革開始後被調回國，然後就是長期被關押和審訊。由於這位老紅軍不屈不撓，堅持真理，最後竟被迫害致死。 就這樣，做賊心虛的江青在清除了公安機關的“黑”材料和相關人員後還不放心，將羅瑞卿的夫人郝治平也關入秦城監獄。 (本文來源：網易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