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怎么不是恶魔？——与张博树博士商榷

张博树博士的新作《“共和”60年—关于几个基本问题的梳理》（以下简作《共和》），将对毛的评价列为“共和”60年的基本问题之一，当然是有道理的。更准确地说，这应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基本问题，其时间跨度便是“共和”88年了。
   
   
   《共和》一文的第二部分，以《“继续革命”：对毛和文革的再反省》为题评毛。在概述“歌颂者”、“批评者”和“当政者”为颂为毁或“显得暧昧而尴尬”的三种不同态度后，作者声称：
   
   
   其实，作为个体生命存在的毛泽东既不是圣人，也不是恶魔，毛和常人一样，也有长处和短处、优点和缺点。但毛注定了要成为人们长久议论的话题，的确是因为毛曾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介入了历史、影响了历史并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共和》）
   
   
   笔者认为，这段话首句大谬不然。毛当然绝非“圣人”，却绝对是“恶魔”。他固然曾有其“长处和短处、优点和缺点”，却绝非“和常人一样”，倘用古典 小说的词语，堪称“天生异禀”。这种“异禀”，集中到一点，乃其帝王思想，或曰领袖欲。也可采用祝世华先生在《反思录》中概括的两个字，即“凌驾”。他要 君临一切，绝不居于人下。
   
   
   这里只要举个小小的例子。毛时代中共《党章》虽然规定其全国代表大会执掌最高领导权，大会闭幕期间由中央委员会行使权力，“全党服从中央”。可是，各级党组织向中央的请示报告，抬头一律写：“毛主席·党中央”。毛在前，中央居后。这便是“凌驾”。
   
   
   此种至高无上·唯我独尊的心态，在毛而言可谓所从来久远矣。其首次暴露当在1928年井冈山落草后即“三湾会师”不久，尽管他在党内的身份只是“毛 委员”。此后7年间，虽然1931年11月7日他登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虎皮交椅，并被称为“毛主席”，但无非类似于《隋唐演义》中的“十八路反 王”，或者用稍后鲁迅对冯雪峰的说法，属于“山大王”而已。其称孤道寡的欲望远未实现。
   
   
   此后至1935年1月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依文革时的宣传叫做“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那其实是地地道道的谎言。
   
   
   关于这点，不妨引用遵义会议出席者陈云1935年二三月的传达提纲：
   
   
   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常委中再进行分工。（三）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指挥 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遵义会议文献》）
   
   
   而张闻天则出任中共总书记。不过，无论周或张都比较开明，所以毛乘机扩大自己的影响，并在共产国际支持下终于成为中共领袖，时在1938年9月1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但毛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要进一步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故从1942年起通过延安整风，把可能构成威胁的党内对手王明和周恩来彻底压倒。在刘少奇协助 下其野心得逞并获“人民大救星”桂冠后，继续锲而不舍地力求“南面称孤”。直至1949年10月入主中南海，他的胃口更大了，目标是充当世界革命导师，实 质变逐步成了一个心理变态者，走火入魔的暴君兼狂人。
   
   
   有论者称，毛属于理想主义者，其本意在救国救民，最终实现马克思提出的“解放全人类”的目标。他的种种“失误”乃“好心办坏事”。西方不少所谓“中国问题专家”均持类似看法。《共和》一文实质具相同观点，只是有些地方说法较为婉转而已。
   
   
   对此，我们可以依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衡量，也可从毛自己所言“动机与效果的统一”作出判断。
   
   
   毛1942年5月23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称：
   
   
   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 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这里所说的好坏，究竟是看动机（主观愿望），还是看效果呢？……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 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 的。……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870页）
   
   
   同一讲话中毛又说：
   
   
   关于动机和效果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现在要问：效果问题是不是立场问题？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 方，病人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事前顾及事后的结果，当然 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同上，875页）
   
   
   这里不厌其烦地引述毛的话，因为倘不以人废言，这些话都颠扑不破，无懈可击，并且也适用于毛本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再好也没有了。
   
   
   就 拿1958年毛搞的所谓“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来说，据称毛完全出于“好心”/“理想主义”，要在几年间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让六 亿人过上好日子。不料事与愿违，直接造成1959至1961年三年大饥荒，这三年就自然气象状况来说属于平年，根本不算什么“灾年”，却饿死了至少 3700万人，这是全世界从未有过的大灾难，始作俑者的毛明知“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甚至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一意孤行，将正直 敢言为民请命的彭德怀等人打成“右倾机会主义集团”，以堵住悠悠之口，这难道不是恶魔？
   
   
   此前1957年反右，违反宪法，言而无信，使上百万响应其号召“帮助党整风”的知识分子罹祸，不少人家破人亡，并导致社会上再无人敢说真话，造成思想灭绝的效果，这是希特勒和斯大林两个大魔头都没有做的事，如此恶果彰明昭著，毛不是恶魔又是什么？
   
   
   再如文革这样的浩劫祸国殃民，连中共都认为应彻底否定，作为“亲自发动和领导”文革的独裁者，毛怎么不是恶魔？
   
   
   如果说，1927年春国共合作时期，仍在国民党担任要职，且对北伐战争不无某种贡献的毛，“和常人一样，也有长处和短处、优点和缺点”，那无疑符合 事实。但在国民党“清党”之后，特别是秋收起义失败，毛迅即步上“红色山大王”的道路，变成“危害民国、扰乱社会”的“共匪”头子。而取得北伐胜利的民 国，正如张博士文中所称，是“把建设一个宪政的现代民主国家当作根本的建国原则”，“而且也做过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来推进这个进程”。
   
   
   也就是说，自登上井冈山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实质应叫做“落草为寇”）之日始，毛已经“脱胎换骨”，蜕变而为反社会分子。从那时起，他脑子里一直 以为“天将降大任于己”，只有他才能拯万民于水火。这种救世主心态日渐强烈，待到延安唱出《东方红》而定型。本来那和《国际歌》的精神势同冰炭，可是毛居 然能够将二者融于一炉，此种本事更表明其迥异于“常人”。
   
   
   作者继称：
   
   
   什么东西构成现当代中国历史中如此深刻而又不幸的毛式个人印记呢？我以为，这个东西就是毛本人在世时力倡、并强力推行的继续革命的主张。毛的确是个独裁者，但他不是一个单纯的敛权之徒。（《共和》）
   
   
   否。毛是个清醒而固执的“敛权之徒”，“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寸权必夺，寸利必得”乃其座右铭。他的得意门生及钦定接班人林彪更直截了 当，坦言：“有了权就有一切”！在这点上，毛完全以其争天下的对手蒋介石为榜样，且做到了“青出于蓝而青于蓝”---他把军权牢牢掌握在手中。尤其在中共 建政后，野战部队一个团的调动，也要报请身兼中央军委主席的毛批准。什么国防部长、以至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都没有这个实权。到他死后，邓小平萧规 曹随，同样紧握军委主席大权。作为“敛权之徒”，二者一脉相承。
   
   
   该文续称：
   
   
   作为共产党人，毛有其独特的社会理想。他并不满足于仅仅夺取政权做一个太平皇帝。他还要奋斗去建设一个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理念、又符合中国人“大同”理想的“人间天堂”，并以此为世界人民做出榜样。（《共和》）
   
   
   什么“马克思主义理念”！毛何尝懂什么马克思？他概括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造反有理”！他的哲学无非实用主义或机会主义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他的 “大同”区别于《礼运.大同篇》，其样板乃东汉张鲁的“五斗米”道。他“独特的社会理想”较之十八世纪的西欧空想社会主义者，如欧文、傅里叶和圣西门等人 的理想，要倒退一千年，简直比乌托邦还乌托邦！而毛竟企图把他这荒诞无稽的一套向环球推销，岂非走火入魔？
   
   
   该文指出：“‘继续革命’就是实现毛式‘人间天堂’的基本纲领和具体途径。……根据共产革命的逻辑，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后将创造条件，把‘革命事业’继续向前推进，从‘新民主主义’逐步迈向‘社会主义’，……”据此，作者声称：
   
   
   有些朋友认为，共产党40年代给农民土地，只是为了换取农民的支持，一旦掌握政权，就把土地收了回去，纯属典型的欺骗。其实，这是不懂历史才得出的简单结论。（《共和》）
   
   
   请问是谁“不懂历史”？中共建政之前及建政之初，一再信誓旦旦称“社会主义是将来的事情”，起码在15年至20年后。1949年9月底通过的《共同 纲领》连“社会主义”的字眼都回避了。那可是当时起代行宪法作用的宪章啊！曾几何时，1953年6月15日中共就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宣布实行社会主 义改造，这才3年多时间过去。如此说了不算数，还不是“纯属典型的欺骗”又是什么？
   
   
   对此，该文解释道：
   
   
   在共产党人看来，把亿万农民从小私有者引上合作化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同当年搞土改一样，都是为了实现劳苦大众的根本利益，体现了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必然法则”。在共产革命的逻辑语境内，这是一个属于ABC级的基本常识。（《共和》）
   
   
   请问，毛自以为“为了实现劳苦大众的根本利益”，就可以越俎代庖，逼令民众服从了吗？何况，实践证明，当年那个“社会主义改造”根本没有体现什么“ 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必然法则’”，而只是胡折腾。80年代的改革不正是为了拨乱反正，把历史发展拉回正轨吗？作者上述说法岂非为毛的倒行逆施辩护？
   
   
   文章续称：
   
   
   在政治层面，则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革命政权。……党政军一体化而“党”是这个一体化的核心，这就是这个有着“共和”之名的 “人民”政权结构的实际情形。但毛泽东很快就不再满足于这种状况，……毛认为苏联版的社会主义变了味，…..而中国共产党照苏联人的样子干，也有变成“修 正主义”的危险。毛的担心首先出自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利用金钱和物质刺激作为动员手段的反感。（《共和》）

   这充分说明毛对经济学一窍不通，也表明其违反人性，不近人情。毛的知识结构存在极大的缺陷，他在师范就读时数学成绩甚差，又不会英文。他从来没有读 过《资本论》，实际上他也不可能读懂。他擅长的是权术，在政治斗争中运用自如。他也会打仗，主要是游击战。他本质上是个农民，习惯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向往的是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可以说，对于商品交换中的价值规律，他是天生厌恶的。他也毫不掩饰自己的这种“朴素”的农民感情。如果仅仅作为个人的好恶，那 还问题不大。可是他手握大权，君临天下，并且刚愎自用，要把一己的意志强加于泱泱中华，让几亿国民俯首帖耳照单全收，否则就“棍棒侍候”，严惩不贷。这就 酿成神州生灵的弥天大祸了。
   
   
   该文继称：
   
   
   毛是个艰苦战争年代走过来的革命者，笃信“精神因素”对革命成功的作用，而鄙视人们斤斤计较物质利益。……毛特别反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把物质刺 激强调得过分，认为应该强调艰苦奋斗，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人引向‘一个爱人，一座别墅，一辆汽车，一架钢琴，一台电视机’那样为 个人不为社会的道路上去”。（《共和》）
   
   
   其实毛讲的“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是幌子，他的思想深处无非“朕即国家”，他说的“人民”指他自己。只有他是“人民”的化身。反对他就是“反人民 ”。说到物质享受和钱，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毛自己不需要钱，因为他有至高无上的特权，要什么有什么。他却要求下级以至普通民众，全都清心寡欲。这叫做 “站着说话不腰疼”。从农村到城市，至少上亿人连温饱都远未达到，却要他们不要追求物质享受。这和晋惠帝问饥民“何不食肉糜”有什么两样？
   
   
   该文又写道：
   
   
   对官僚制的反感是另一个重要因素。……毛强调干部必须下放劳动，“干部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势必脱离广大的劳动群众，势必出修正主义。”……四清运 动期间，毛、刘等均强调各级干部都要下去“蹲点”，形成制度，“蹲点”期间要发扬老八路作风，吃大锅饭，睡土炕地铺。当时甚至有这样一种四清工作队的编组 办法，那就是把省委、地委和县委的干部混合编组，共同工作。（《共和》）
   
   
   毛实质上鄙视知识，鄙视知识分子，鄙视脑力劳动。他片面强调体力劳动，他所指的“集体生产劳动”，只是原始的简单劳动。他连两种劳动分工之必要性也否定了，这是一种反动的历史观。至于所谓“蹲点”，那是十足的“作秀”，扰民之余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这里还应指出，作为毛王朝的君主，其本人养尊处优的生活方式，比封建帝王不遑多让。直到文革初期，在公众场合他依然是“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甚至 能够横渡长江，其身体如此健康，日常生活中却竟然连洗脸洗澡，乃至穿衣系鞋带全都要身边年轻漂亮的女子伺候。这在大地主大资本家都是罕见的。自己十足一副 “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大老爷样子，其“四体不勤”之“脱离广大的劳动群众”，实在无以复加。但他却高调地指责下面的干部“出修正主义”，不知其本人算 什么主义？说“封建主义”恐怕远远不够，或者只能称之为“寄生虫主义”？
   
   
   该文续称：
   
   
   以上两个方面，又都与毛对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变质问题的警觉有关。在某种意义上，他意识到了权力的腐蚀性和执政地位本身带来的危险，尽管他对造成这种 危险的根源的解读是完全错误乃至荒谬的。苏联的“变修”，使毛看到了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蜕变的现实可能。毛不能允许这种情况也在中国发生，不能允许一代革命 者的奋斗理念和奋斗成果在金钱、地位和特权的腐蚀下毁于一旦。（《共和》）
   
   
   说穿了，他害怕的是自己以及手下那些游民与农民出身的高干被打倒，必要时他“重上井冈山”再度打天下，以便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地位。
   
   
   该文指出：
   
   
   毛的思考中还隐含着一个更加积极的、雄心勃勃的方面，那就是建设一种全新的社会和全新的人。……毛有一种诗人气质，有天下情怀和中国农业乌托邦的大 同情结。毛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者，他要搞出一套更加了得的人类乌托邦。……毛的唯意志主义的人格特征和现代社会科学知识结构方面的缺 陷，反倒成就了毛的异想天开，成就了他作为中国式共产主义教父的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共和》）
   
   
   很不幸，正是后面这一点给中国人民造成空前的大劫难！无论中共党内或者国内，没有任何人可以制止其乾纲独断大胆妄为。关于所谓“诗人气质”，冯雪峰 曾告诉毛，鲁迅认为他有“山大王”气味，毛大笑直认不讳。只是他有别于一般“山大王”如《水浒》的宋江，后者“敢笑黄巢不丈夫”，他则比区区梁山泊寨主厉 害多了，跟矢志实现“满城尽带黄金甲”的黄巢如出一辙。尤为突出的是，他在苏联支持下缔造了一个“革命党”，其能量是希特勒的法西斯党也无法比拟的。因 而，其破坏性为历史上的草头皇帝黄巢之流望尘莫及。
   
   
   该文借助毛思想“这个特殊背景”分析“高饶事件”等党内斗争后写道：
   
   
   很多朋友在解释60年代的毛、刘冲突时，总是把它归结为纯粹的权力之争。在我看来，这至少是不准确的，甚至是很肤浅的。（《共和》）
   
   
   应该说毛、刘冲突虽非纯粹的权力之争，但本质上还是个“权”字。如上所述，林彪曾一语道破称：“有了权就有了一切”。如果否认毛刘之间事实上存在权 力之争，那才是“不准确的，甚至是很肤浅的”。毛颇为赏识的王任重，在文革之初一次插话说毛“（退居二线）大权旁落”，岂非一针见血！
   
   
   该文续称：
   
   
   认真检视那段历史不难发现，刘从未对毛构成篡权者意义上的真正威胁；即便有这种威胁（毛的心理上似乎曾经有这种幻觉），毛也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解决之，大可不必兴师动众。（《共和》）
   
   
   这段话根据不足。刘并不需要篡权，因“七大”已内定由他接毛的班。但自1956年“八大”之后，也只有他一人可能构成对毛的威胁。事实上自1959 年毛自己提出“退居二线”起，毛、刘两个主席的标准像并列出现在报上，或贴在墙上。这会否对毛构成某种心理上实在的威胁而非幻觉？恐怕难以否认。不管怎 样，毛曾说动一根小手指头就可把刘打倒，那是虚张声势！盖刘于党内广有根基，其接班人地位“是历史形成的”---邓小平语，毛文革打倒刘少奇，非但兴师动 众，利用林彪并调动野战部队入京保驾施压，更指使江青通过张姚大造舆论，枪杆子笔杆子双管齐下，1968年10月中旬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才如愿以偿。从 1965年11月批《海瑞罢官》拉开序幕算起，历时近3年。
   
   
   该文又谓：
   
   
   ……可以说，下决心除掉刘少奇，既有毛巩固个人权力、避免像斯大林那样死后被人清算的考虑，也有孤注一掷，推进毛式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拯救党，重 构党、国家和社会的冲动。至于一定要给刘少奇加上“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置之死地而后快，这当然是毛作为独裁者和党内“老大”冷酷、残忍的铁证，也 是这个党、这个体制一个极其糟糕的传统。就毛个人而言，这个湖南山沟里走出来的革命者性格上的缺点、怪癖，成为政治领袖后心理上的变化，晚年猜忌心理的加 重，被排挤乃至被监视的幻觉等等，均赋予毛与他的对手（真实的对手或臆想中的对手）的斗争更加晦暗、更加扑朔迷离的性质。（《共和》）
   
   
   以上分析符合事实，并使人触目惊心。毛倒刘既有“巩固个人权力”的考虑，则表明二者之间还是存在权争。末句所提毛“成为政治领袖后心理上的变化”， 与笔者前面断言毛乃心理变态者而绝非“常人”，不无暗合之处。前一句指出毛整刘手段之“冷酷、残忍”，以及中共“体制一个极其糟糕的传统”，使人不禁联想 到高岗、彭德怀被整肃后，也都莫须有地被指责为组织“反党联盟”或“反党军事俱乐部”，此种案例在苏共和法西斯党均屡见不鲜。能说毛与斯大林、希特勒不是 一路货色？
   
   
   作者又云：
   
   
   这些足以构成一篇单独的文章去探讨。然而，我还是要说，和毛要成就的“伟业”相比，这些都不过是枝节。（《共和》）
   
   
   也许作者这样说不无道理，但无论对于被害至隐姓埋名、死无葬身之地的刘少奇，或者受其株连的无数罹祸者，“这些都不过是枝节”一语，未免迹近“不能 承受的轻”。须知中华数千年古国，“人命关天”之观念世代相传，岂可一反传统，视人命如草芥？毛诚然人性泯灭，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其妻子儿女性命安危均可 不顾，“亲密战友”以至法定“接班人”更可随时弃之如败屐。但七亿人口的泱泱大国，连堂堂国家主席、开国元帅副总理，都毫无人格尊严与生命保障，则升斗小 民岂非蝼蚁不如？中国出了这样一个大灾星，怎么至今仍有那么多人向其顶礼膜拜？中华民族是怎么啦？中国人何曾站起来？
   
   
   该文随后对毛的“继续革命”理论进行剖析，并将之概括为政权革命和心灵革命，前者指从“走资派”手里夺权，后者指“要斗私批修”。
   
   
   作者指出：
   
   
   “上海一月风暴”式的“直接民主”，根本不是什么真的“人民民主”，而只是得到毛的支持与庇护的恩赐民主。……关键问题是：不管毛泽东怎样号召“天 下大乱”、“造反有理”，他却从来没有把执政党的蜕变、党员的特权化和官僚化等等问题与这个体制最根本的弊害联系在一起，那就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权问题。这 是毛本人的思维禁区。他既不允许别人、也不允许自己触犯这个禁区。禁止别人质疑一党专权是因为此系共产党执政的命脉所在；禁止自己质疑这个问题则是因为毛 本人就是这个体制的最高代表者，这里既有他的理想，也有他的利益。（《共和》）
   
   
   以上分析切中腠里，入木三分。口口声声号召别人“斗私批修”的毛，到底还有私心，还要维护自己的利益。
   
   
   该文引述毛的话并评论称：
   
   
   ……他曾说：总得要有个党嘛！要有个核心嘛！当然，这个“核心”与其说是“党”，不如说是毛本人。这是独裁体制的必然结果。独裁者自己也必然因此遇 到麻烦，而使他建构“新的权力形式”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毛临死前留下的一个近乎家天下的小班子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猜想。我倒以为，即便毛没有人们想 象的那样狭隘（在没有可信的第一手材料证明以前，我个人的确更愿意做这样的假设）他在文革中后期“接班人”问题和最高权力建构方面遭遇的尴尬，也已经对他 的政权革命的勃勃雄心构成了绝妙的讽刺。（《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