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立主權的互動--西藏與中國的歷史關係（9）

也許可以說，人類近代史的主要特徵之一就是西方崛起。十八丶十九兩個世紀，西方以不可遏止之勢向全球擴張丶征服和殖民，打破了原本在歐洲以外自成一體的每個封閉社會（包括中國和西藏），所有抵抗都以失敗告終，西方從勝利走向勝利。到了二十世紀，人類基本都納入到以西方文明為主導的國際社會。

不奇怪，維繫和運行這樣一個國際社會的基本觀念和秩序，必然是來自西方。既是同一個國際社會，不可能容許兩種或多種不同的觀念與秩序，其他觀念和秩序都需要變化。在下面我們所要講的故事中，西藏就是因為堅持自己的觀念與秩序，付出了慘敗與恥辱的代價。中國比西藏更先一步嘗到苦果。除非你有讓人家服從你的實力，否則只有接受人家的規則。不改變就挨打──這就是國際「叢林」的規則。

在近現代世界，非西方國家的很多問題都來自按照西方標準對自己所做的改變。在那些改變中，除了被強迫進行的改變，還有把西方原則視為公理而自覺地追隨。傳統割裂丶平衡喪失丶文明衝突和社會震盪，還有轉型之中的困惑茫然，民族精神的分裂以至歇斯底里……非西方國家在這種改變中付出的代價之大是難以估量的。

如果世界停留在十八世紀不變，上一章所描述的清代中國與西藏的關係──一方得面子，一方得實惠──應該是一種在模糊狀態下獲得自然平衡的恰當方式。然而，一旦接受西方的主權觀念，中國和西藏就不得不轉換到新體系，按照新的規則調整相互關係，甚至需要用新的標準改寫歷史。可想而知，讓中國接受主權觀念，它就要對西藏實現明確的主權控制；而西藏接受主權觀念，它要的卻是擺脫中國而獨立。二者原來可以和平共處的模糊關係，不可能納入必須明確界定的主權體系。因此，進入主權體系，中藏雙方的關係就不能不成為對立的。

按照主權的定義，西藏人可以認為自己一直擁有實質上的主權，它有符合獨立國家定義的領土丶人民和政權三要素，有獨立的軍隊，發行自己的貨幣，並有自己獨特的文化。而中國則以西藏歷史上的臣服姿態為根據，宣稱自己擁有法律意義上的主權。即使延續長達近二百年的駐藏大臣對西藏沒有實質性權力，但其中具有的統治象徵，卻足以使北京產生一種相當根深蒂固的心理意識──西藏是屬於中國的。這種意識不僅存在於北京的王宮，也已經成為大多數中國人的集體意識，而且可以很自然地與近代主權概念畫上等號。

雙方的這種對立，在主權體系以及相應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背景下，變得日益尖銳。傳媒時代造成的民眾參與，使得對立越發難以調和。可以說，中國和西藏迄今發生的一切，早在西方開始尋找新大陸和向中國販賣鴉片的時候起，就已經埋下了命定的劫數。整個二十世紀的中藏關係史，核心就是主權觀念的確立丶套用和調適，這個過程產生了大量衝突，奠定了中國與西藏當代關係的基礎，延續到現在，並將一直延續到相當久遠的未來。

[日期：2008-04-30]

清末對西藏的新政--西藏與中國的歷史關係（10）

二十世紀初，在亞洲參與大爭奪遊戲的西方大國主要是英國和俄國。英-俄關係是問題的焦點。殖民南亞的英國與控制了遠東丶蒙古並已擴展到中國新疆的俄國之間，只剩下西藏高原是避免它們直接遭遇的緩衝地帶。從避免龍虎鬥的角度，兩個大國願意保持這種隔離。何況「天助西藏」，在那片廣闊的高原上，實現控制和建立軍事力量所需要的成本，對兩大帝國都是難以承受的負擔。所以，對英國來說，莫不如承認當時軟弱而幾乎搖搖欲墜的中國對西藏具有宗主權，而和俄國達成雙方都不把勢力範圍擴展到西藏的諒解。

對於這一點，當時被派去西藏進行對外交涉的溫宗堯有鞭辟入裡的分析：

「蓋西藏者無獨立資格，我不能保之，則屬於英，而有害於俄之中亞細亞；屬於俄，而有害於英之印度。兩國必出死力以相爭，而大局決裂，此兩國所不願也。」1

溫宗堯因此反對朝內防備英國或防備俄國孰先孰後的爭論，認為當時形勢是有利於中國對西藏經營的：

「臣竊謂自我言之，則英丶俄皆當防閉。自英丶俄言之，則防英者俄，防俄者英，中國當趁此各有忌憚之時，急整理西藏內政，恢復主權……假使中國能增加治理西藏之權力，則英丶俄方且贊助不遑」2

中國迅速地行動起來。英軍對拉薩的占領和其後西藏人在刺刀逼迫下簽署的拉薩條約極大地刺激了中國統治者和精英集團，也由此劇烈地改變了中國對西藏曆來採取的無為而治的政策。他們認識到，如果再用以往那種東方式的關係維繫西藏，則西藏無需日久就將徹底喪失。正如張蔭棠所說：「及今不極力整頓，十年後西藏恐非我所有，不特川滇不得安枕，而內外蒙古也從此多事矣」3，要防止這種喪失百萬里國土的下場，就必須儘快在西藏建立起明確的丶符合現代國際（西方）標準的主權。

中國在和西方遭遇以來，處處挨打，接連慘敗，早已失去了與西方直接對抗的勇氣和信心。在其接受與實踐西方的主權標準過程中，從來也只嘗到恥辱的苦果。而這回在西藏，不用冒與西方直接對抗的風險，卻可以有一次大刀闊斧伸張主權的實踐，哪怕僅從釋放中國統治集團和精英集團內心挫折感的角度，也有了足夠的動力。所以，儘管那時的晚清王朝已經衰落到接近崩潰的邊緣，卻以迴光返照的猛力，對西藏進行了中藏關係史上程度空前的一次主權實施，其銳意讓西方世界也刮目相看。

一個意味深長的現象是，這一次被委以整頓藏務的官員，大都有過在西方的經歷。主持與英國談判西藏問題條約的唐紹儀曾留學美國；赴藏欽差大臣張蔭棠曾做過清政府駐舊金山的領事和駐西班牙的代辦；新任駐藏大臣聯豫曾出使歐洲；副大臣溫宗堯也曾在香港上過學。

一方面有上述英國和俄國的互相牽制，給中國在西藏的宗主權獲得國際承認創造了有利條件；另一方面也是唐紹儀丶張蔭棠等中國代表在外交談判中力爭，1906年在印度簽定的中－英關於西藏問題的條約，改變了榮赫鵬1904年占領拉薩期間與藏人簽定的條約。榮赫鵬的條約排除了中國對西藏的宗主權，而在新條約里，英國重新承認中國在西藏擁有最高權力，並要求中國保證不許其他外國進入西藏4（這是英國承認中國宗主權的主要出發點）。一年以後，英國與俄國簽定條約，要求彼此都不插手西藏事務，雙方在條約中共同承認了中國對西藏擁有宗主權5。以至榮赫鵬痛心地感嘆：「吾人三年前取得之權利，今悉為俄方犧牲也。」6

當時的情況有點像兩個勢均力敵的強盜，都不願意讓一件財寶落入對方手中，為了避免彼此拔刀相見，兩敗俱傷，寧願承認財寶屬於一個弱小的第三者。不過不管當初的動機是什麼，這些條約是西方對中國擁有西藏的正式認可，為後來中國全面統治西藏提供了國際公法方面的依據，其延續的影響至今仍然束縛着西方各國的官方政策，而不論他們在內心對西藏獨立運動多麼同情。

中國堅決地改變了與西藏之間那種東方式的模糊關係。有泰之流以管不了藏人為理由，推脫自己對西藏所負的責任，雖然說的是實話，卻實在是缺少主權意識，才能做如此可笑的推脫。主權就是要為所屬領土和臣民發生的一切負責。只有管得了才叫主權，管不了從何而談權。所以中國政府首先承擔了榮赫鵬在拉薩條約中強迫西藏人所付的賠款。那筆賠款的名義是賠償英軍入侵西藏所花的軍費，雖然是典型的強盜邏輯，也沒有中國方面在那個條約上簽字，財政拮据的中國政府還是迫切地將那筆巨額賠款攬到自己帳上，並且要求一次付清。當時榮赫鵬要求西藏的賠款額為藏人決不可能擔負的750萬印度盧比，隨後提出可分75年付清，每年10萬盧比，在全部賠款付清以前，英國有權在西藏境內的春丕保持駐軍，作為保證西藏交付賠款的抵押。後來，那筆賠款雖然被英國政府減到250萬盧比，按照條約上的賠款進度，春丕仍需被英軍占領25年。中國政府要求一次付清全部賠款，目的就在讓英軍立刻撤出西藏，免得其在天長日久的占領過程中實現對西藏潛移默化的影響（可能這正是榮赫鵬的目的之一）。經過中國代表反覆交涉，極力堅持，最終達成了分三年付清賠款的協議。而且在交付賠款的過程中，中國方面想盡各種方法避免英國與西藏直接接觸，以體現自己的主權。閱讀對當年那些細節的記載，可以看出中國那時已經按照西方的概念和規則，開始玩起外交場合的主權遊戲，以至連講究細節的西方人都感覺過於煩瑣。同時，中國政府撤職查辦了駐藏大臣有泰，對其手下多名官員及西藏本地官員也進行了嚴厲處罰，整個西藏為之震動。

西方的大炮震醒了中國的統治者，使他們認識到「中央之國」以「藩屬」方式治邊的時代已經過去。在列強環繞的現代國際關係中，主權的基礎建立在明確的邊界劃分上，邊疆的穩定已成為國家安全的首要因素。「藏地東西七千餘里，南北五千餘里，為川滇秦隴四省屏蔽，設有疏忽，不獨四省防無虛日，其關係大局實有不堪設想者」7。又如聯豫所說：「在閉關自守之日，以中馭外，以腹制邊，未嘗不可圖治。若值環海交通，與國鄰接，隱施蠶食之謀，顯逞虎耽之欲，則邊地一日不安，即腹地一日不固。」8而穩定邊疆，首先需要在邊疆地區建立起符合國際準則的主權，原來那種與西藏之間的「接口」式關係，這時顯然就是不夠的了。

社會由政權進行統治和管理。所謂主權，離開政權無從體現，掌握政權才能擁有主權。在以往中國與西藏的「接口」式關係中，西藏政權始終由西藏本地統治者（達賴或攝政）掌握，自成一體。理論上，只要西藏統治者服從，通過他們控制西藏政權和社會，也能實現主權控制。事實卻證明，除非有極大的利益吸引或是強大的武力威懾，誰也不會甘心頭頂還有更高的權力。即使在利益和威懾面前不得不表示臣服，他們也會以架空的方式，使其臣服只停留於名義，中國還是難以控制。所以晚清政府一方面在外交場合堅持中國對西藏的主權，同時則抓緊開始在西藏實行新政，目的就是要控制西藏政權。

對西藏實行新政，清政府的一文一武兩位要員是代表人物。文的是前面提過的張蔭棠，武的是至今仍然名震川藏的趙爾豐。

張蔭棠是廣東南海人，曾任清政府的外交官，兩次中國與英國談判藏事條約，他都是中方的主要代表。1906年到1908年之間，他被派到西藏整頓藏務。選擇一外交官整頓藏務，此舉反映了清政府對西藏問題的定位。張蔭棠以欽差大臣身份到藏不久，朝廷擢升他為駐藏幫辦大臣，他堅辭不受。他知道駐藏大臣在藏人中已失去威信，戴上那麼一個帽子，對個人雖是升遷，卻會「蹈常襲故，復為藏人所輕視，反致一事不能辦……於大局無益而有害」9。可能他心裡還有沒說出口的理由，去做幫辦大臣，上面還有一個為正的辦事大臣，事事掣肘，關係難處，莫不如保持欽差大臣的威嚴和自由，更有利於其在藏的使命。

張蔭棠進藏後，首先大刀闊斧地清除時弊，整肅吏治，參奏了駐藏大臣等一批貪官污吏，使其受到懲處。他在藏人心目中威信較高──他帶進西藏的花種至今仍被藏人稱為「張大人花」──此舉為關鍵因素。老百姓喜歡「包公」式的清官，此乃不分民族的群眾心理。其實張蔭棠的治藏思想和措施，對當時的西藏實為顛覆性之威脅。張蔭棠口才不錯，他曾抱病到大昭寺給西藏僧俗官員演講物競天擇之理與富國強兵之道，講得聽者感動流淚。他發布全藏的《傳諭藏眾善後問題二十四條》也寫得恩威並重，選幾段奇文共賞：

「……西藏介居英俄兩大國之間，因系中國屬土，故英未敢吞併。如有奸臣進讒，或勸袒英，或勸袒俄，此皆可殺。或英俄行反間之計，勸爾背漢自立，歸他保護，此系吞併之詭謀，切宜勿聽。中國撫有西藏二百餘年，未嘗取西藏一文錢入中國，反為西藏糜費去數千百萬。實念西藏百姓與中國血脈一線，如同胞兄弟一樣。大皇帝撫莫大之恩，爾子孫世世不可忘。」

「西藏內力未充，不可輕開邊釁，與人戰爭，自取滅亡，宜忍小忿以圖自強。幾事稟命大皇帝然後行，爾藏官平日亦要講究萬國交涉公法。……開埠辦法，種種不同，必如何方能不失主權，而興商利，稍有不慎，事權為人所牽制，而通商適成漏卮，商戰之敗，害尤烈於兵戰。方今地球上萬國交通，斷無閉關絕市而可以立國之理。稍知時務者，當破除昔日禁民貿易之迂見，蓋商務旺則其國富，國富然後可以籌餉制械而兵強，自然之理也。「

「拉薩城破，達賴出奔，實為唐古特千年未有之奇辱。爾等宜將戰敗殺戮慘狀繪為圖畫，懸諸三大寺門口，永遠不忘此恥。勿謂今日和約可長恃，當常思念敵人猝來挑釁，長驅直進，爾等有何策以御之？知舊兵不可用，不能不改練洋操也；知舊槍不可用，不可不改制快炮也；糧餉不厚，不能得士卒之死力也；偵探不密，不能知敵軍之內情，地圖不精，營壘不能占形勢也；測量不準，槍炮不能命中也。事前不能一一籌備，敵至復束手無策，爾等其熟籌方略以對……」

張蔭棠規劃的治藏方案，核心可用他自己說的一句話概括：「惟整頓西藏，非收政權不可，欲收政權，非用兵力不可」10。其具體措施，集中體現在他向朝廷上奏的「治藏十九條」中。了解中國的治藏歷史，此十九條不可不讀，故全文附錄於後。

仔細琢磨，你會發現，今天中共統治西藏的方法，仍在張蔭棠的十九條里打轉，甚至連具體到聯絡尼泊爾以制約印度，今天都照辦不誤。張蔭棠在西藏的具體作為，這裡無需羅列。他在西藏時間較短，僅有一年多。其作用主要在於籌劃和倡導，當時付諸實施的並不多。他為中國在新的國際形勢下如何對西藏確立主權提供了政策基礎。繼他之後主持藏務的駐藏大臣聯豫，雖然出於嫉妒而對張蔭棠進行排擠，但是在推行收取西藏政權的治藏政策方面，兩人實為一脈相承。聯豫的作用是在張蔭棠籌劃的基礎上，進行了進一步的實施和推廣。

張蔭棠和聯豫在藏期間，正好是十三世達賴喇嘛為躲避英軍連續五年流亡在外，造成藏人群龍無首，為中國人收取西藏政權提供了有利時機。他們清除西藏官員中的親英派人士，重新任命噶倫等官員，改革政權體制和設立新的政府機構。聯豫比張蔭棠更進一步，力主由駐藏大臣直接管理全藏政事，將全藏政權收至駐藏大臣衙門系統，而不再通過噶廈政府。還有比聯豫更激進的主張，甚至提出把西藏改為中國一個行省，徹底結束藏人治藏的局面，以絕後患。

當時若能做到西藏改省，張蔭棠和聯豫都不會不願意，但是且不說能否克服藏人的反對，首先中國自身就存在不可解決的問題，別說改省，連以駐藏大臣主管藏事的設想，都在很大程度上落空。

1）《清代駐藏大臣傳略》，吳豐培等編撰，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285。
2）《清代駐藏大臣傳略》，吳豐培等編撰，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285。
3）《清代駐藏大臣傳略》，吳豐培等編撰，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266。
4）見「中英續定藏印條約」，《光緒條約》，卷八三，英約，頁5-12。
5）黃奮生，《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頁304-305。
6）榮赫鵬，《英國侵略西藏史》，西藏社會科學院資料情報研究所，1983年，頁246。
7）《清代駐藏大臣傳略》，吳豐培等編撰，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263。
8）《聯豫駐藏奏稿》，西藏人民出版社，1979年，頁137
9）《清代駐藏大臣傳略》，吳豐培等編撰，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266。
10）《清代駐藏大臣傳略》，吳豐培等編撰，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263。

[日期：2008-05-01]

趙爾豐「改土歸流」--西藏與中國的歷史關係（11）

所謂的「康」，指包括今天西藏東部丶四川西部以及雲南西北一角的橫斷山地區，是藏族三大地理區域之一及藏語康方言的分布區。由於地理相交，康區也是藏漢兩民族交流比較密切的地區。歷史上，康區主要由當地的世襲土司統治，個別地區間或由拉薩派官管理。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康區隨拉薩對北京的離心傾向增加，也陷入多事狀態，發生多次暴動，攻擊清朝官員和西方傳教士，燒毀天主教堂，連在巴塘主持屯墾的駐藏幫辦大臣鳳全也被殺死。趙爾豐奉命帶兵出征平定，從此開始了他對康區（中國當時稱其為「川邊」）藏事的經營。

趙爾豐祖籍襄平（今遼寧省遼陽市），漢軍正藍旗人，屬較早為滿人效力的漢人之系。其父作過山東泰安知府。趙爾豐在四川為官時，曾鎮壓哥老會暴亂捕殺數千人，被稱為「趙屠戶」。他對康區也採用同樣暴烈的手段，為了征服當地的土司和頭人，殺人無數，打了不少惡仗。着名的戰鬥如打鄉城桑披寺，其僧人將前往談判的清朝官員剝成皮筒塞草懸掛。其寺地形險要，半年而攻不下，軍糧斷，趙爾豐與士兵同以草熬牛皮為食。當時他指揮切斷桑披寺水源，一月後守寺藏人竟將三四斤活魚扔出取笑，令全軍毛骨悚然，漫山搜尋，後因一士兵偶然掉進土穴，才找到深埋於地下的輸水管。桑披寺終破於斷水。寺廟被焚，數百僧眾遭屠殺。1

平定叛亂之後，趙爾豐被任命為川滇邊務大臣，開始在康區實行「改土歸流」。所謂改土歸流，就是把當地世襲的土司，換成由清政府任命的丶可以隨時流動的外來滿漢官員，消除土司割據的政體，納入與中國內地一致的州縣制政權體系。改土歸流進一步激發了康區各地土司的反抗，趙爾豐治理川邊六年，南征北戰，幾乎是不停地打仗，廢除了明正丶德格丶巴塘丶理塘為首的大小土司和昌都丶乍丫（察雅）等活佛的政治地位，驅逐了拉薩派在康區的官員。

閱讀當年有關改土歸流的舊檔案，頗有趣，如被要求放棄土司權力的魚科土司上書趙爾豐：

「欽差大臣台前：小的魚科土司具懇稟事，情因小的自先年以來，不比他們牛廠，小的於大皇上屬下，每年上納銀子，大臣均是知道的，哀懇大臣准小的照前一樣居住，賞張執照，沾感不淺；如難允准，要繳印信號紙，懇先飭綽斯甲丶革什咱兩土司呈繳印信後，小的亦隨即呈繳。」

趙批覆如下：

「稟悉。該土司懇求照前居住，賞給執照，均准如所請，至應繳印信號紙，乃奉旨之件，各處土司一律辦理，豈有綽斯甲丶革什咱不令呈繳之理；惟爾懇求先飭該兩土司繳印之後始呈繳等情，定屬荒謬，同是繳印，何分先後？本督部大臣，豈有偏私，如朱倭丶白利，靈蔥均已繳案，該土司何不以朱倭等比較，而以綽斯甲丶革什咱為衡？似此野蠻無知，本應懲辦，姑從寬宥。」2

趙爾豐征服和改流的地區約計東西三千餘里，南北四千餘里，設府丶所丶州丶縣三十餘處，後來建立西康省，由此得初具規模3。其後三十年在康地的漢官，無不得利於趙爾豐當年的餘威。雖然西康省直到1928年民國時期才正式設立，但是趙爾豐經營川滇藏務時就已有此設想。他曾上奏「平康三策」4，第二策就是「改康地為行省」。第三策更進一步，「移川督於巴塘，而於四川丶拉薩各設巡撫，仿東三省之例，設置西三省總督，藉以杜英人之覬覦，兼制達賴之外附」。5

由於趙爾豐殺戮頗多，藏人（尤其是藏人上層）對其恨之入骨。清政府1908年任命他為駐藏大臣，兼任川滇邊務大臣，等於把主要的西藏事務全部交給他管。因拉薩方面激烈反對，他實際未去拉薩上任。趙爾豐有殘暴的一面，曾一次斬首逃兵七十餘人，但是也有廉潔公正的一面，曾在路途發現一家百姓無隔夜之糧，而地方官不知，即以嚴懲。他訓導地方官：「知縣是知一縣之事，即知人民事也。故勤政愛民者，因愛民而勤政。非勤政為一事也，愛民又為一事也。凡民有疾苦，而官不能知之，不能救之，是賊民者也」6。對他這種恩威並重，當年康區的普通藏人百姓頗多信服。他在辛亥革命時被起義民眾所殺，其婢女為救他而死，隨後其生前衛士又去刺殺革命軍頭目為他復仇，也可略見他平時為人一斑。


對清末西藏推行的新政，在不同的立場可以有不同的評價，不過從現代化的角度，那的確是西藏的第一次現代化輸入。張蔭棠丶趙爾豐丶聯豫等人，除了對藏區進行收權方面的政治改革，也在經濟丶文化丶教育丶衛生等方面為西藏帶來了一系列新事物。如平治康川道路，敷設川藏電線，雇比利時工程師架設河口鋼橋；開辦工廠；創設郵局；選派年輕藏人到內地學習工藝；在拉薩建立商品陳列所供藏人參觀；編練新軍，辦陸軍學堂和巡警教練所，設步警和馬警維持治安；趙爾豐在康區創辦學堂六十多所，親自為其編寫課本；聯豫在西藏各地也創辦了二十多所新式學堂；還出版發行了藏文白話文報紙，設立譯書局丶印刷廠等。

至今回頭審視清末對西藏的新政，從中國的角度，為了納入以主權為框架的國際體系，對西藏收權也許是迫不得已的，不可不為。但是張蔭棠丶趙爾豐共犯一個通病，即在收權之外，還企圖以漢文明改造藏人。張蔭棠在西藏翻譯散發小冊子，向西藏老百姓灌輸孔孟之道的綱常倫理，提出「西藏宜遵用大清正朔」。他推行漢文教學，為此個人捐獻五十兩金砂丶三百五十兩銀錠作為漢文考試優異的藏人學生之獎學金。他甚至提出「當喇嘛娶妻生子的聽便，並可充任農工商兵諸業」，「喇嘛白晝不必誦經，宜兼做農工商業以生財，不可望人布施」。對此，藏官和喇嘛的回答是：「若照指示，聽喇嘛自願娶妻，黃教必定衰敗，萬難辦理」。7趙爾豐不但強迫藏人子弟學漢話，還要求藏人家族都採用漢姓。至今康區有不少姓漢姓的藏人，多是那時傳下來的。他在改變風俗方面，細到要求藏人改變以吐舌頭表示尊敬的習慣，規定男女青年在藏袍裡面還要穿褲子，甚至因為他認為藏人的天葬風俗不好，也要求改變。8

對西藏收權，威脅的僅是原來掌權的西藏上層統治集團，即使遇到反抗，範圍也有限。只要日子過得好（或至少不比原來壞），多數老百姓對到底由誰掌權並不真正關心。然而對西藏社會實行同化政策，就等於把衝突的對象擴展到全體百姓。歧視一個民族的傳統風俗文化並強行其改變，一定會激起民眾的共同憤恨。一旦民眾與民族上層站到一起進行反抗，收權和同化就可能都遭到失敗，且由此播下的民族仇恨，也將長期難以化解。

1）黃奮生，《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頁316。
2）賀覺非，《西康紀事詩本事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23-24。
3）《清代駐藏大臣傳略》，吳豐培等編撰，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282。
4）《清代駐藏大臣傳略》記趙爾豐平康三策：「首將腹地三邊之倮夷收入版圖，設官治理。三邊地皆倮倮，界連越西丶寧遠，諸番夷山居野處，向無酋長，時出劫掠，邊民苦之。然地多寶藏，產藥材尤富。三邊既定，則越 丶寧遠亦可次第設治，一道同風，此平康第一策也。故事：駐藏大臣及六詔台員每出關時，悉在爐城奏報某月某日自打箭爐南門或北門入藏，相沿既久，英人每執奏報為言，以為爐城以西，皆屬西藏轄地，每與交涉，理屈詞窮，界限牽混，堂奧洞開；力主改康地為行省，改土歸流，設置郡縣，以丹達為界，擴充疆宇，以保西陲。此平康第二策也。川藏萬里，近接英鄰，山嶺重沓，寶藏尤富，首宜改造康地，廣興教化，開發實業，內固蜀省，外拊藏疆，迨勢達拉薩，藏衛盡入掌握，然後移川督於巴塘，而於四川丶拉薩各設巡撫，仿東三省之例，設置西三省總督，藉以杜英人之覬覦，兼制達賴之外附，此平康第三策也。」
5）《清代駐藏大臣傳略》，吳豐培等編撰，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275。
6）《清代駐藏大臣傳略》，吳豐培等編撰，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279。
7）黃奮生，《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頁312。
8）黃奮生，《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頁315。

[日期：2008-05-02]

西藏的選擇--西藏與中國的歷史關係（12）

這是一個連鎖反應：西方以主權標準對西藏的介入刺激了中國在西藏確立主權的行動，中國的行動則刺激了西藏徹底擺脫中國控制的願望。在東方式的朦朧關係中，西藏可以用「架空」方式保持實質上的獨立，以表面臣服換取實在利益，一旦被中國納入明確的主權結構，那就成了真正的臣服，權力遭剝奪，對西藏統治者而言是失去最大利益，是任何別的利益都不能交換的。

何況，日趨沒落的晚清中國還能給西藏什麼利益呢？西藏以往臣服北京的理由──尋求保護和仲裁──已不存在。一方面，從外交而言，當時的中國在國際爭端中連連蒙羞，連自保都困難，又如何可能保護西藏。經歷了兩次與英國交戰的失敗，西藏對這一點有切膚之痛的認識；另一方面，從西藏的內政而言，十三世達賴喇嘛作為西藏政教最高權威的地位當時已經相當穩固，也不再需要依靠北京的仲裁和支持。

1900年，俄國一支持有中國政府批准之護照的考察隊在藏東察木多（昌都）地區瑣圖村受到藏人阻擋。中國護照不能說服藏人讓路，用考察隊首領科茲洛夫的話說：「射手比任何中國護照更可靠」1。在與藏人的衝突中，俄國人槍殺藏人21人，傷19人，焚燒房屋並掠奪馬匹，然後毫無損傷地揚長而去。事件發生後，俄國人沒受到任何處置，反被中國方面護送出境。而對要求官府作主的藏人，清政府一拖再拖，拖了三年。最後是由清政府按每個死者八十兩銀子，每個傷者十六兩銀子，共付二千零三兩銀子就算了事。當時的駐藏大臣裕鋼在結案後寫了一份奏摺，僅看那份奏摺2，已經足夠理解藏人為何要拋棄中國另尋靠山。

西方尤其是英俄勢力在亞洲的迅速擴張，使原本僅為中國專有活動領域的西藏，處在了中丶英丶俄三個大國之間的三角地。中國不再是對西藏而言的唯一強者，且事實表明，中國遠不如另兩個大國。十三世達賴喇嘛曾經把尋找新靠山的希望寄託於俄國。他把俄國當成信奉佛教的國家，從而希望能重現元朝那種結構──由西藏人充當精神領袖，一個強大的世俗帝國充當信徒丶施主兼軍事上的保護者。他在1904年逃出拉薩躲避英國人，也許就抱着與俄國人建立聯繫的願望，企圖依靠俄國抵抗英國。但是當他到達與俄國距離已經很近的庫倫（今天蒙古共和國的首都烏蘭巴托）時，俄國在對日戰爭中失敗，俄國國內發生1905年革命，舉國混亂，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幻想也不得不隨之破滅。

那一段十三世達賴喇嘛陷入痛苦的彷徨，甚至居住地都成了問題。他的宗教地位超過庫倫的蒙古大喇嘛，後者被對比得相形黯淡，大量信徒把供奉送給達賴喇嘛，使其蒙受損失，於是庫倫大喇嘛改變了開始對達賴喇嘛的歡迎，逐漸變得無禮，搗毀了達賴法座，還當着達賴喇嘛的面吸煙3。世態炎涼令人寒心，連宗教領域也非淨土。十三世達賴想回西藏亦受各方阻礙，不能實現。他還是沒有擺脫掉中國的控制。當他被召到北京給慈禧太后祝壽時，也許他還有與清廷達成諒解的一絲希望。多數史書認為他與中國的最終決裂，在於慈禧太后堅持要他見面時下跪。雖然西藏在世俗權力中臣服中國，但是達賴喇嘛從來認為自己的宗教地位至高無上。何況從前五世達賴喇嘛到北京時，不但未曾下跪，清帝還出城遠迎。然而時過境遷，當年的清朝為了安蒙古需要籠絡西藏，此時的清朝則需要表現自己對西藏的主權。西藏的政教合一使達賴喇嘛不僅是宗教領袖，還是西藏世俗權力的最高代表，所以他必須下跪。為了解決這個爭執，十三世達賴喇嘛覲見的時間拖後了半個月，最終的妥協是達賴喇嘛以單腿跪拜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這對從來以神自居的達賴喇嘛，內心屈辱是可想而知的。而這種屈辱是迫於沒有民族前途的無奈，痛苦就會更深，也必然使他產生更強烈的逆反心理。

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見了十三世達賴喇嘛之後，僅在一個多月內，兩人相繼死亡。本已千瘡百孔的晚清王朝陷入更加風雨飄搖丶朝不保夕的境地。那時達賴喇嘛一直逗留在北京，貼近地目睹清王朝的腐朽和沒落，肯定會進一步加強他擺脫中國控制的決心。他此次在外流亡五年的時間，極大地開闊了眼界，磨練了意志，建立了關係，使他從雪山深處的神王變成了一個民族領袖和政治家。

趙爾豐丶聯豫等在康區和西藏實行的新政，也深深地刺激了十三世達賴喇嘛，西藏的自由和傳統，包括達賴喇嘛自己的統治地位都受到威脅，等於從根基上毀滅西藏社會。慈禧與光緒一死，十三世達賴喇嘛立刻就踏上回西藏的歸程，並且在途中就開始遙控藏人進行抗爭。

1）科茲洛夫，《蒙古和喀木》，莫斯科，1947年，頁257-258。
2）奴才裕鋼跪奏：為瑣圖重案辦理完結，請獎出力各員，以示鼓勵恭折，仰祈聖鑒事。竊查察木多所屬瑣圖地方，前因俄人遊歷，番民被害日久案懸，經奴才於上年九月間奏明辦理撫恤，免釀他釁。旋由外務部議奏飭藏派員速往撫辦，奉旨：依議，欽此。咨行到藏，欽遵辦理。本年二月問奴才復將派員前赴該處日期，附片奏聞在案。自委員到瑣圖後，疊據稟報，會同察木多文武及番屬呼圖克圖等傳集該處被害番民家屬等剴切曉渝，允為恤賞，毋滋他釁，初據各番民等聲稱，俄人從前遊歷至此，恃強焚殺，各番民等無辜遭害，至殞命二十一人，受傷十九人之多，當時因先奉有駐藏大臣層（屢）次曉諭保護俄人遊歷之文，嗣又奉諭，靜候辦理，是以不敢報復於前，甘心忍耐於後。乞今事將四載，各番民等流離困苦，不堪言狀，總求委員代稟，必須俄人抵償番民之命，賠出房產失物。若用大皇帝幣銀撫恤，番民等萬不敢領等語，由委員等具稟前來。經奴才疊次批飭，竭力撫導，務今感戴天恩，毋任始終執迷去後。該番民等仍執前言，堅不肯領恤銀。復經奴才行飭察木多倉儲巴格桑榮墊約同乍丫呼圖克圖等同至該處勸導，並由委員等宣渝皇仁，擇番民中之稍能領悟者，再四指說利害。直至本年八月，始據各番民等遵辦，願領恤銀，當由委員等酌議，其被害一命者賞銀八十兩，計二十一命，共銀一千六百八十兩；受傷一名者賞銀十六兩，計受傷十九名，共銀三百二十三兩，合共恤賞銀二千零三兩，分別發給該被害家屬人等承領取具，察木多呼圖克圖及各該民等切實夷結完案，並由呼圖克圖等呈進謝恩佛匣。請為代奏，稟報前來。奴才伏查此案事起交涉，肇釀番民多命，情節既屬重大，辦理甚難措手。奴才自光緒二十六年冬間，初據察木多文武稟報，即屢咨總理衙門丶理藩院等處，商請辦法，並由四川督臣疊次電達北洋大臣及外務部，往返咨商，迄難定案。中間尚有藏番生事，欲調三十九族地方番兵追往與俄人為難，亦經奴才開導了息。二十七年因傳聞該處番民有停支大道差使之意。奴才復派文案委員知府何光樊輕騎減從，前往開導，幸而遷延三載，始獲撫恤完案，實各番民等感戴皇仁，不敢始終與俄國為難，且恤銀無多，事半功倍，初非奴才意料所及，幸賴皇上天威，竟得消洱巨患……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硃批奏摺》，外交類，第182卷，第7號文件。
3）恰白?次旦平措等，《西藏通史──松石寶串》，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914。

[日期：2008-05-03]

辛亥革命後的西藏獨立--西藏與中國的歷史關係（13）

前面提到過，張蔭棠在其整頓藏務的初始就強調：「惟整頓西藏，非收政權不可，欲收政權，非用兵力不可」。其時中國對西藏唯一的威懾只剩用兵。隨着達賴喇嘛即將回歸，藏人對中國統治的反抗越來越強烈。四面受敵的駐藏大臣聯豫要求清政府向西藏增兵，以保證自己的──同時也是中國的──權力在西藏的有效性。1909年，清政府下令四川組織一支2000人的川軍，在將軍鍾穎的率領下向拉薩進發。達賴喇嘛深懼中國軍隊進藏的威脅，下令西藏軍隊和民兵以武力阻止。從而又促使清廷命趙爾豐的軍隊為進藏川軍增援護送，導致更多軍隊進入西藏。

這是一個互動升級的過程。不僅僅限於軍事衝突，還造成雙方心理的對抗，反過來再影響政治局勢。將十三世達賴與聯豫之間的衝突做一歸納，可以看到這種互動升級形成一個鏈條，一直導向雙方最終決裂。十三世達賴到達拉薩時，川軍還在路上，雙方還沒撕破臉皮，聯豫率領下屬出城迎接，達賴因為心中憤恨川軍進藏，對聯豫視若不見；聯豫因此惱羞成怒，立刻尋釁報復，先是強說達賴私購俄國軍火，帶人闖進布達拉宮檢查，沒查到，又派人截下尚在途中的達賴行李，開箱搜查。結果軍火沒有搜到，達賴的物品卻丟失了不少；試想達賴怎麼咽得下這口氣？隨之的反措施是下令藏人罷差罷糧，斷絕對駐藏大臣衙門的一切糧草和夫馬供應，並禁止藏民與漢商貿易；聯豫的回應則向北京報告達賴「陰蓄異謀，極宜防維」，請在進藏川軍之外再增兵進藏；當中國軍隊一路擊潰藏軍而逼近拉薩時，達賴曾試圖與聯豫講和，聯豫卻意氣用事，不肯妥協；加上臨時組建的川軍多流氓之輩，軍紀極差，途中受藏人阻擊又心生恨意，進拉薩後即槍傷藏民，侮辱藏官；出於對中國完全失去信任，也出於對已成水火之勢又擁有武力優勢的駐藏大臣的恐懼，剛剛流亡五年，回拉薩僅數月的十三世達賴喇嘛又一次出逃，再度踏上流亡之路。

十三世達賴喇嘛的這一次出逃頗為奇特。他急奔而去所投靠的恰恰是造成他上一次流亡的敵人──英國。1910年2月21日，達賴逃進英國控制的錫金（隨後進入印度）。當時他一定要住進英國人的房子丶並在英國士兵的保護下才感覺安全1。正如榮赫鵬所驚嘆：「世事之翻雲覆雨，變化不測，寧有甚於此者？」2。達賴做出這種選擇，一方面因為剛從北方返回的他知道重返北方不會找到希望；另一方面，雖然英國人曾以大炮轟開了拉薩大門，但是與滿清官員的腐敗霸道相比，他們的禮貌丶守信和慷慨給西藏人留下深刻印象，態度也隨之發生轉變。當然，這種選擇還反映了十三世達賴喇嘛作為一個政治家的大膽和靈活。

以十三世達賴喇嘛的此次逃亡為起點，西藏上層社會改變了歷史上一貫臣服北京的政治路線，開始了以爭取西方支持為資源的近代「西藏獨立」運動，一直延續到今天。

據那一段時間與十三世達賴接觸密切的英國人查爾斯?貝爾記述，十三世達賴喇嘛當時的構想是按照不丹與英國簽定的條約模式建立英藏關係，即將西藏的對外事務置於英國的控制之下，由英國提供保護，而西藏保持內政方面的自治3。令達賴沮喪的是，英國拒絕了他的提議。貝爾是這樣解釋的：「就我們來說，去承擔亞洲高原一百萬平方英里的防務是極端愚蠢的行為。」4為此，榮赫鵬深感不滿：

「在昔哈斯汀士丶波格爾丶忒涅丶克遵乃至一九○四年我輩之參加使節者，皆欲設法勸導藏人遵循尋常國際交往之慣例。今則達賴喇嘛及全部政府人員咸來投奔吾人，求吾人維持其直接交往之權利，求吾人派遣英國官吏，甚且攜帶軍隊前往拉薩，並求與印當局締結聯盟。此種變局，殆一切人類史上所僅見。百五十年來，吾人向彼方所求而不得者，彼今自動向我要求，而我當局乃以避免干涉之旨趣答覆之。前此為貫徹對藏之要求，吾人不惜出兵拉薩，恫以武力，今藏人自動輸誠於我，而我反拒人於千里之外焉。」5

後面將有專門一節討論西藏高原建立防務的成本，顯然貝爾的解釋比榮赫鵬的感情用事更接近事實，即使英國當時有這樣的願望，也不可能有這樣的能力。失望的十三世達賴繼續他的努力，他在1911年給俄國皇帝尼古拉二世寫的信，典型地表達了他那時的態度和選擇：

恩治廣闊大地之大皇帝尊前：

敬啟者。我西藏國與滿清國之間僅屬施主和福田之關係，並無領屬關係。為了逐步滅掉我西藏國，誘惑藏民，企圖奪取所有權力，傷害佛教，殺害僧侶，強奪財物，其虐待難以言表，這種踐踏仍在繼續。因此，無法與之保持近親之關係。西藏之事全靠俄英兩國締結條約，方才維持到今日，現在西藏國全體君臣一致要求依靠兩個大國實現獨立。故此，本達賴喇嘛我啟請大皇帝，兩國即刻磋商，並向各大國宣傳，給予援助，特別是滿清方面包藏禍心，可能會冒認西藏為其領土，出兵滋事，望兩個大國進行磋商，無論如何對實現獨立給予堅決的支持和提攜……6

俄皇雖然回信表達了對西藏的愛護之心，也只是停留在口頭上。為如此荒涼巨大的西藏承擔責任過於沉重，且看不出能得到多少回報，莫不如讓中國繼續它的宗主權，維持原有格局。為了對英國人表示俄國沒有私下與藏人交易，俄皇還把達賴的信轉給了英國，使達賴一度在收留他流亡的英國人面前極為尷尬。7

清政府因為十三世達賴的出逃對他進行了最嚴厲的處置──革除其達賴名號，另選靈童重立達賴。這在宗教信仰者眼裡簡直是匪夷所思，一個世俗政權如何有資格決定誰該當神！但是中國統治者不在意這種邏輯矛盾。皇權在中國被視為最高權力。皇帝不拜佛，理論解釋是「現世佛」不拜「未來佛」，皇帝本身就是佛。達賴喇嘛僅僅是菩薩的化身。套用世俗的科層觀念，佛比菩薩的官大得多，廢了他又如何！這種國家對宗教的管制在中國一脈相傳，到中共時期達到登峰造極，這是後話。

當時，甚至還有就此廢除達賴制度的意見，如溫宗堯在其奏摺中建議：「達賴既革，當以呼圖克圖分任藏事。利用轉世迷信之愚，永廢達賴之制，則番官各自樹幟，而英俄無從牢籠。」8這種徹底廢除達賴制的主張一直為一些中國人所堅持，中共內部至今有人認為，中共治藏的最大失誤就是在「平叛」或「文化大革命」期間，沒有抓住時機廢除達賴，使其成為以後一系列西藏難題的根源。

不過有一點是顯見的，自川軍進藏，達賴出走，駐藏大臣在西藏的處境大為改觀。聯豫推行的新政與改革也大都是在那以後才得到落實。所謂「軍至則改觀矣，達賴革則屏息矣」9，中國在其本身最衰落的時期，卻對西藏實現了有史以來最有力的控制。榮赫鵬如此評說：「中政府銳意經營西藏，經營結果，使西藏政府徒擁虛名」10。然而，這種變化只是一時威懾的結果。中國仍然沒有在西藏建立自己的政權體系，靠得還是西藏本地官員行使政府職能，也即二者依舊是「接口」關係，只不過此時的「接口」相對過去較為服從而已。

只要還是「接口」關係，即使達到最理想狀態--西藏方面百依百順丶言聽計從，本質上也是蘊涵危機的。因為這種主權依賴的是一個並非能由主權自身把握的變數──即西藏「接口」的忠誠。只要西藏「接口」隨時決定不那麼百依百順，或是脫離與北京的對接，中國對西藏的主權頓時可以成為虛有。

當然，西藏「接口」是否能夠和敢於脫離中國，除了其自己的意願，更重要的還得考慮北京的威懾。晚清王朝在西方列強面前儘管軟弱無能，對西藏卻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軍事力量占有絕對優勢。這種威懾像一條「繩索」，把西藏與中國硬性地「捆綁」在一起。這一直是西藏獨立的最大障礙，也是西藏分離勢力從來都必須面對的首要問題。雙方力量差距如此懸殊，以至西藏除了等待「天賜」以外，幾乎沒有希望靠自己的努力擺脫中國。

對十三世達賴喇嘛，這個「天賜」是不期而至的。當他處於最為絕望的時刻，中國內地城市武昌的一次軍隊起義引發了整個中國的連鎖反應，史稱辛亥革命。14個省相繼宣布獨立，延續幾千年的中國皇朝幾個月內土崩瓦解，陷入一片混亂。革命黨和保皇派紛爭不已，群雄並起的軍閥擁兵自立，劃地割據。這種混亂不久就波及到中國的駐藏官員和軍隊之中。

後人敘述那一段歷史，往往用人云亦云的套話，如「駐防西藏的漢族士兵起而擁護共和派」11，「駐藏川軍起義響應辛亥革命」12等，這種話寫在書上堂而皇之，然而事實真相遠非如此宏觀和純粹，甚至很委瑣。考慮到類似情況在未來不是沒有可能重演，所以我想把這一段往事講得細一些。

當年入藏川軍士兵皆從社會底層招募，多流氓無產者。其時四川民間社會有一基礎廣泛的江湖組織，人稱哥老會，亦稱袍哥。川軍中哥老會勢力極大，大部分士兵都入了會13。而軍官多為學生，不善治軍，無事時尚能維持局面，一有變局則必大權旁落。辛亥革命的消息傳到西藏，首先軍心動搖。據當時在西藏親歷整個過程的人記述，促使譁變的直接原因是川軍炮隊一個袍哥頭子在聯豫轎夫所開的飯館內內發生口角，繼而發展成群毆。聯豫聽信自己轎夫的一面之詞，認為炮隊有造反之意，下令收炮隊的槍。炮隊眾兵正在疑懼之時，恰見聯豫轎子往營地來，其實只是空轎路過，聯豫不在轎內，炮隊士兵卻以為是來捕殺他們，遂即譁變14。

譁變後哥老會成為指揮核心和組織資源。他們一不做，二不休，乾脆綁架聯豫，由袍哥接管軍隊。然而他們沒有政治路線，先是模仿革命，成立議會，後又宣布勤王，向西藏政府勒索十萬兩銀子和五千匹牛馬做回內地的盤纏。藏人一方面不敢不從，同時也盼着漢軍早日離藏，寧願花錢送瘟神。可是漢軍得了錢又不走了，抱着非亂不能生財的心理，在拉薩趁火打劫。「皆思飽掠財物，掣之以歸故鄉，意在此而不在彼」15，「白晝率兵四出，探知殷實番家，即誣以藏有蠻兵，入室抄去資財，行同盜賊，誣百姓為蠻兵，即拿回梟首剁指」16。當時拉薩陷入混亂，槍聲不斷，「日未落路上無行人，居民一夜數驚」。漢人內部派別紛爭，革命和保皇兩副面孔翻來覆去，內訌不斷。駐守江孜丶日喀則丶亞東的中國守軍，也受拉薩局勢的影響，相繼譁變，分成不同派別，自立山頭，各行其是。

對漢人統治早有不滿的西藏各地則趁機舉事。在中原動盪丶前途不明丶人心思歸的情況下，駐藏軍隊喪失鬥志。後藏最早開戰，當從江孜派出的救兵趕到時，被圍漢軍已將槍支賣給藏軍，換取藏軍網開一面，逃往印度。江孜援軍也隨之模仿，賣槍為旅費，自行離藏。清政府派駐江孜的官員皆先後擅自棄職，離開西藏。

拉薩開戰始於漢軍攻打拉薩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當事者有人說是因為色拉寺拒絕為漢軍調動支應烏拉17，有人說是因為色拉寺僧兵開槍打傷了漢軍士兵18，但是都認為本不必以開戰方式解決，之所以非要攻打色拉寺，是因為色拉寺內金器甚多，漢軍中有人企圖藉此機會搶掠。他們本以為大炮拉出去一擺，藏人就會屈服。沒想到打了一天也沒有攻下，參戰軍士無心苦戰，紛紛溜走，連大炮都扔在外面沒人管。結果藏軍反倒包圍漢人軍營開始攻打。所謂響應革命的「議局」這時無人理事，物品也被眾人哄搶一光。聯豫和統帥鍾穎重新掌權，處決了當初領頭反叛者。此後聯豫離藏，繞道印度回內地，鍾穎擔任主要指揮，帶領漢人在藏人攻打和圍困下堅守了八個月。

流亡印度的十三世達賴喇嘛此時返回西藏，領導藏人開展了全面驅趕中國人的獨立戰爭。當時的西藏噶廈政府以達賴喇嘛的名義發表如下通告，以今天的眼光，可以視為地道的獨立宣言：

「內地各省人民，刻已推翻君王，建立新國。嗣是以往，凡漢遞致西藏之公文政令，概勿遵從，身着蘭色服者，即新國派來之官吏，爾等不得供應，惟烏拉仍當照舊供給。漢兵既不能保護我藏民，其將以何方法鞏固一己之地位。願我藏人熟思之。至西藏各寨營官，刻己召集，啜血同盟，共同進行。漢人官吏軍隊進藏，為總攬我政權耳。夫漢人不能依據舊約，撫我藏民，是其信用既已大失，猶復恣為強奪，蹂躪主權，坐令我臣民上下，輾轉流漓，逃離四方，苛殘惡毒，於斯為極！推其用意，蓋使我藏人永遠不見天日矣。孰使之，皆漢人入藏使之也。自示以後，凡我營官頭目人等，務宜發憤有為，苟其地居有漢人，固當驅除淨盡，即其地未居漢人，亦必嚴為防守，總期西藏全境漢人絕跡，是為至要。」19

藏人的武器不如拉薩漢軍，一時無法將他們徹底消滅。拉薩所有漢人──包括商人和普通老百姓──都龜縮到軍營中。藏人將他們嚴密圍困，斷絕其給養來源。當漢軍知道不戰再無生還希望時，才開始「死力抗拒」，連漢人百姓也加入了戰鬥。20

從以後生還者的描述中，通篇可見當時被困慘狀和盼望救兵的心情──「迨日久食盡，遂有烹子而食者」；「狗馬已食盡，飛烏無至者，終日四望遠山，惟盼援兵，終不果來」；「不出戰時，惟四望救兵，極目浩嘆，並指山凹雪化處之黑影為救兵，夜間流星指為川軍之號燈，群相告語，蓋生機已將絕矣」21。以往西藏出事，全靠內地派軍增援──這是北京對拉薩的根本威懾所在。然而正值國內分裂，群雄並起，各方心思全在爭權奪利之上，哪還有餘力去管遠在天邊的西藏。當時身在印度的駐藏參贊陸興祺「迭電中央及滇丶川求救，情詞哀切不忍聞」，各方「均以大局未定，不能顧及」22。

後來西藏的反叛擴展到康區，由於趙爾豐被殺，邊務廢弛，鎮守康區的軍隊因無處發餉互不相救，使大部分地區失守。四川和雲南的軍閥從保護勢力範圍的目的出發，終於出軍。滇軍從滇西北進藏，四川都督尹昌衡則親自率軍西征。兩路皆戰事順利，連戰連捷，康區不久解危。川丶滇兩省軍閥隨之產生控制西藏的野心，打起保衛主權丶解救拉薩守軍之名，向北京要餉，準備進軍西藏。

在後人所編一本名為《民元藏事電稿》的集子中，共收民國元年（1912年）四月到十二月中北京政府與地方之間有關西藏問題的來往電報239封，其中有65封是四川與雲南爭奪經營西藏之權利丶以及北京政府進行調解的內容，占到四分之一以上23。從這個比例中，足以見出那些當事者把心思用在什麼地方24。不過不管軍閥的真實動機是什麼，對中國來講，由內地軍閥控制西藏怎麼也比讓西藏自立有利於中國對西藏的主權。當時的戰況表明，即使國亂當頭，但靠內地一省之兵，西藏也難以抵抗，並不需要中國以舉國之力。然而當27歲的四川都督尹昌衡率軍平定康區丶解了昌都之圍後，準備長驅直入進軍拉薩時，卻被袁世凱的北洋政府連續急電所阻止。

後人論定此舉為袁世凱之賣國行為。當時民國新立，中國分裂為大小軍閥的領地，中央政府在各方面都極為虛弱，甚至有名無實。為了獲得號令地方的合法性，獲得列強承認是當務之急。當時英國是西方領袖，世界最強國，而英國則以不承認袁世凱政府為威脅，不許中國進軍西藏。這對袁政府的確是致命的威脅。政客在這種選擇面前，誰會把日常掛在嘴上的「民族大義」真正作為出發點呢？

川丶滇軍閥之所以在進軍西藏的問題上受北京制約，不能完全自行其是，一方面是因為需要名正言順，更重要的是需要軍餉。進軍西藏花費巨大，地方財政難以負擔，有北京的批准，就成了為國家辦事，國家當然應該負擔一切費用。拿國家的錢，擴大自己的軍隊，占領新的地盤，這對軍閥是名利雙收的交易。北京先是同意四川西征，隨後又嚴檄禁止，這對已經動員起很大力量的四川無疑是個打擊。不過在四川與北京的字面交涉中，是看不到名利而只有國家的。當時的四川護都胡景伊給袁世凱的電報這樣寫：

「……川邊既靖，銳勝之師，不克占領要隘，揚威徼外，中道屯阻，戰士咨嗟，遠域早寒，凌霜沾雪，不令作戰，尤足摧傷士氣。尹都督捷音迭奏，破竹成功，不惟前敵健卒，勇氣百倍，人人具撼山搖岳之概，內地將士，亦莫不奮興鼓舞，秣馬厲兵，請效後勁。景伊雖蹇劣，並擬躬率精銳，資其臂助，洗馬拉薩之濱，勒銘雪嶺以外，定使藩服如舊。金甌不缺，藏人綏輯，五族一家，匪惟蜀疆之福，實民國之慶。徒以條約牽掣，易客為主……直足令賈生痛哭，韓子腐心。固知大總統垂顧邊圉，必有深略遠謀，但雌伏久甘，禍即未已，主權悉失，尤引為奇恥大辱……」25

國務院的回電則重申禁止進藏：

「……惟現在時局孔棘，財政困難，正如病夫，元氣已傷，百孔千瘡，尚須調攝，豈可竟忘遠慮，輕啟釁端。望遵迭次前電，勿得進入藏境，致滋漁利……」26

困守拉薩的中國駐軍終未盼到援軍，彈盡糧絕，最後組織敢死隊，以突襲方式擒獲了達賴家眷為質，雙方才在尼泊爾的調停下談和。漢人交出一切武器彈藥，被驅趕出藏，從印度取道回內地。收繳武器時，連身帶小刀丶牙籤均被沒收；出藏途中西藏當局傳諭百姓不賣漢人食物；英國官員則率隊押解出藏漢人，「居然似地主送客之意」27。回國後，統帥鍾穎在北京被處死，內中情由複雜，這裡不表。

十三世達賴喇嘛在歷盡了多年挫折和絕望之後，終於實現了徹底擺脫中國人的目標。他明智地認識到，「西藏之所以得救，應當歸功於中國革命的爆發，而不應當歸於別的原因」28。然而多數藏人則把中國革命解釋為報應──「中國軍隊侵占拉薩一年半以後，中國就爆發了革命，清朝皇帝就被推翻，為什麼？因為它虐待宗教領袖達賴喇嘛」29。

1）查爾斯?貝爾，《十三世達賴喇嘛傳》，西藏社會科學院西藏學漢文文獻編輯室，1985年，頁72-76。
2）榮赫鵬，《英國侵略西藏史》，西藏社會科學院資料情報研究所，1983年，頁297。
3）查爾斯?貝爾，《十三世達賴喇嘛傳》，西藏社會科學院西藏學漢文文獻編輯室，1985年，頁114丶123。
4）查爾斯?貝爾，《十三世達賴喇嘛傳》，西藏社會科學院西藏學漢文文獻編輯室，1985年，頁123-124。
5）榮赫鵬，《英國侵略西藏史》，西藏社會科學院資料情報研究所，1983年，頁297。
6）恰白?次旦平措等，《西藏通史──松石寶串》，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919-920。
7）查爾斯?貝爾，《十三世達賴喇嘛傳》，西藏社會科學院西藏學漢文文獻編輯室，1985年，頁105。
8）《清代駐藏大臣傳略》，吳豐培等編撰，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285。
9）《清代駐藏大臣傳略》，吳豐培等編撰，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285。
10）榮赫鵬，《英國侵略西藏史》，西藏社會科學院資料情報研究所，1983年，頁274。
11）節昂列夫，《中華民國時期的西藏》，載《國外藏學譯文集?第十輯》，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23。
12）《西藏文史資料選輯?第五輯》，頁64。
13）當年川軍管帶陳渠珍在其所着《艽野塵夢》一書記錄如下情節：
「適駐春多排長王雨膏，因處罰兵士稍失當，哥老會即在郊外『傳堂』，罰之跪。其執行首領，一正目也。長綺自喇嘛寺樓上瞥見，而不解其何故，使春林查之。春林以哥老會規告。長綺大怒，曰：『排長處罰一士兵，而正目挾哥老會之力，竟可使排長長跪，尚成何軍隊耶！』乃嚴核哥老會組織，及其首領姓名，乃知官兵入會者，已占全軍百分之九十五。」
14）見周恆昌等46名前駐藏軍官所寫《藏亂紀略》，載《民元藏事電稿?藏亂始末見聞記四種》，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153-154。
15）《民元藏事電稿?藏亂始末見聞記四種》，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163。
16）《民元藏事電稿?藏亂始末見聞記四種》，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15。
17）憂患餘生，《藏亂始末見聞記》，載《民元藏事電稿?藏亂始末見聞記四種》，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124。
18）見袁鑠等20名前駐藏軍官所寫《藏事陳略》，載《民元藏事電稿?藏亂始末見聞記四種》，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146。
19）牙含章，《達賴喇嘛傳》，頁240。
20）憂患餘生，《藏亂始末見聞記》，載《民元藏事電稿?藏亂始末見聞記四種》，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126。
21）憂患餘生，《藏亂始末見聞記》，載《民元藏事電稿?藏亂始末見聞記四種》，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128丶130。
22）尚秉和，《西藏篇》，載《民元藏事電稿?藏亂始末見聞記四種》，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139。
23）《民元藏事電稿?藏亂始末見聞記四種》，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
24）摘錄其中滇軍前線總指揮殷承獻（左王右獻）罵川軍以泄憤的電報，可以感覺當時的氣氛：
國務院丶參謀部丶陸軍部丶雲南蔡都督丶打箭爐尹都督丶各省議會丶各報館鈞鑒：滇川軍情暨藏中危像，已疊電呈請滇都督報國務（院）有案矣。奉復，飭滇軍暫駐鹽井，又奉飭撤還滇境。尹督復電至，謂滇軍踵至，無地可容，險窘不測等語。伏思滇以邊瘠之區，本屬自顧不暇，迭承大命，促令西征，而求救之文又急於星火，我都督情不得已，始選將出師，三月以來，雖兵不行而損失已巨，事方得手，忽飭駐井，忽飭還滇，承獻甲冑一身，本可應機作息，而數千健兒，分道馳出，一瞬千里，何能操縱自如。在承獻號令不一，既已大失軍心，在鈞院朝令夕更，亦恐有妨軍政。進既不可，退又不能，狼狽之間，責言交至，自言及此，亦難堪矣。夫寥廓無限，幕天席地者，此萬里烏斯也，驅川同胞七千萬眾以實之，不過恆河之一沙，太倉之一粟耳。川滇兩軍共為數千，何所謂不能容者。此可以覘川人之器，見尹督之量矣。前清康乾時，大軍入藏，一駐西寧，一駐青海，一駐昌都，一駐霍耳，如尹督所言，四軍會集，不知如何險窘，更不知何以能容三藏以外別有所以處之乎！浮誇之言，亦無辯駁之價值。不知究竟川軍現發若干人，占領若干地，何時克復巴丶里，何時直抵拉薩，尚希明確指示，破我暈盲。否將別命上將，立統六師，風迅雷勵，蕩平烏斯，此上略也。不然則劃分區域，明定權限，申命憤勉，有志之某某省，明出間攻，分道合擊，此中略也。再不然則令近藏各省，相機殖邊，以防為剿，以屯為守，觀釁而動，進退裕如，此下略也……轉瞬沉淪，莫如先發大命，飭滇班師，將來亡藏史上，若掛有西征滇軍之一姓一字，滇車雖死，不為雄鬼，以奪其魂，亦為厲鬼，以擊其腦。皇天后土，共鑒斯言。殷承獻叩。梗（二十二日）印。（《民元藏事電稿?藏亂始末見聞記四種》，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68。）
25）《民元藏事電稿?藏亂始末見聞記四種》，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76。
26）《民元藏事電稿?藏亂始末見聞記四種》，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84。
27）憂患餘生，《藏亂始末見聞記》，載《民元藏事電稿?藏亂始末見聞記四種》，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131。
28）查爾斯?貝爾，《十三世達賴喇嘛傳》，西藏社會科學院西藏學漢文文獻編輯室，1985年，頁115。
29）查爾斯?貝爾，《十三世達賴喇嘛傳》，西藏社會科學院西藏學漢文文獻編輯室，1985年，頁117。

[日期：2008-05-04]

民國對西藏的口頭主權-西藏與中國的歷史關係（14）

自1911年清王朝結束到1949年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維持38年的中華民國幾乎自始至終陷在難以自拔的內憂外患中。先是延續多年的軍閥混戰；蔣介石剛剛奠定統一格局，日本侵略又使其投入長達八年的抗日戰爭；等到日本投降，在抗日戰爭中坐大的中共立刻展開了奪取政權的戰爭。民國政府常常是焦頭爛額，自顧不暇，對偏遠的西藏更是難以分出多少精力。這種狀況使西藏獲得了一個寬鬆空間，從而在長達四十年的時間裡，得以維持完全獨立。以往西藏雖然可以通過「架空」方式得到實質上的獨立，但是身邊有頤指氣使的駐藏大臣，境內有耀武揚威的清軍，總是不免處處掣肘。那四十年的獨立卻是徹底的，頂多與民國政府來點虛與委蛇的周旋，一切都是自己說了算。那一段歷史至今仍被很多人視為西藏是獨立國家的根據。

不僅如此，中國的內亂還使西藏能夠以武力收復昌都丶德格等康區的很大一部分土地，把邊界大大地向東推進。固然十三世達賴喇嘛實行的新政及藏軍從英國得到新式武器都是其取得戰爭勝利的因素，不過最大原因還是應該歸於中國內地的動盪。當年指揮川軍西征所向披靡的尹昌衡在權力鬥爭中被袁世凱關進監獄，新起的四川軍閥則相互打得不可開交，連省會成都都成了他們的巷戰戰場。藏軍圍困昌都時，守將彭日升屢屢求援，民國政府任命的川邊鎮守使卻因為與彭素有矛盾，坐視不救，致使昌都陷落，彭日升被藏軍俘虜，最終客死西藏。隨後英國人又從外交上介入，迫使民國承認了藏軍勝利後的漢藏邊界。

民國之初的二十年，是中國最弱而西藏最強的時期。十三世達賴喇嘛歷經民族災難的考驗和流亡的磨練，成為偉大的民族領袖。他在驅趕漢人獲得獨立後，實行了一系列新政，對藏軍進行了大規模的擴充和改編；引進英國丶日本和俄國的訓練方法；聘請外國教官；派藏族軍官進英式軍官學校學習；進口新式武器；發展西藏的兵器工業；西藏第一次向西方派出留學生；他還建立銀行，發展礦業丶郵政，促進貿易等。西藏社會在張蔭棠丶聯豫推行新政的基礎上，進一步得到現代化的啟蒙。西藏取得的成績致使英國最終「擔心西藏相對於中國來說太強大，並可能導致西藏的擴張侵略和獨立」，從而拒絕向西藏繼續出售武器。1

如果英國人真有這種擔心，那是過於誇張了。以中國的幾億人口對西藏的一二百萬人，西藏再強又能強到哪去？即使在民國只能全神貫注於內部事務而對西藏無暇以顧時，僅為對付川邊的地方軍閥，就牽扯了西藏大部分軍力。這個事實甚至主導了當時的西藏政治和外交。舉例說，1920年西藏和尼泊爾發生爭執，尼泊爾威脅要進攻西藏，由於西藏軍隊都用於防衛中藏邊界，不敢調回對付尼泊爾，就不得不屈服於尼泊爾的壓力2。

西藏歷史上一大公案──十三世達賴喇嘛與九世班禪喇嘛的決裂，原由也可以追溯至此。維持防衛中藏邊界的軍隊，一直是西藏政府沉重的財政負擔。隨着中國逐步被蔣介石統一，西藏還需要進一步擴軍以增強抵抗中國的實力。這些原因使十三世達賴不得不做出西藏歷史上破天荒的決定──向寺廟徵稅。雖然此前十三世達賴與九世班禪之間已經存在矛盾，但是並不到決裂程度。歷史上班禪喇嘛統治着以日喀則為中心的後藏地區，他是除西藏政府以外的最大土地所有者，不僅擁有大片莊園，還管轄着十多個宗（相當於縣）。班禪自成體系，自己收稅自己花，從不向拉薩上交。達賴的新稅令規定班禪領地以後要擔負西藏四分之一的軍費開支，這引起班禪的強烈不滿。隨着矛盾尖銳，最終發展到九世班禪於1923年底逃亡中國，投奔民國政府，從此成為西藏「親漢派」的領袖及十三世達賴的終生敵手。

為擴軍備戰而增加稅賦，不僅導致了班禪外逃，也普遍得罪了僧侶和貴族階級。他們支持西藏獨立，但是當需要他們為與中國的對抗付代價的時候，他們就生出不滿之心了。尤其危險的是，要具備與中國對抗的實力，需要使軍隊走向現代化，由此必然產生對西藏傳統秩序的挑戰。在其他階級都要為與中國對抗付代價時，最大的得益者只有軍隊。接受了新思想並且受過西式訓練的軍官們是一個年輕而有朝氣的團體，他們有現代知識和團體精神，致力於西藏的現代化事業，並往往把西藏傳統視為導致西藏落後的原因。他們相信西藏的前途和安全要靠軍事力量保證，而不是喇嘛們的祈禱。他們羨慕並在生活中效仿英國人，衣着西服革履，見面握手，打網球和馬球。軍隊口令用英語，奏樂用英國國歌──「上帝保佑吾王」3。某種程度上，他們內部的思想認同和團結已經具有了革新黨派的味道，因此對西藏傳統政治而言成為十分危險的力量。喇嘛們不能容忍其世襲權威受到威脅，他們認為西藏作為舉世無雙的佛國，最需要保護的首先是宗教的無上地位，否則，以削弱宗教為代價，保衛的是一個墮落為世俗的國家，還有什麼意義呢？

這確實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十三世達賴喇嘛也不能不考慮。雖然他深知軍隊對保證他的世俗權力及對抗中國的作用，但他同樣不能容忍任何對宗教權威的挑戰，因為他自己的世俗權力之源頭，就在宗教。

隨着羽翼逐漸豐滿，西藏的軍事集團開始把改革矛頭對準達賴喇嘛。他們私下串聯，簽定盟約，企圖讓達賴放棄世俗權力，只充當宗教方面的精神領袖，從而改變西藏傳統社會政教合一的體制。這顯然已經超越了不可逾越的底線。十三世達賴隨即將那些具有親西方傾向的軍官解職。出於避免遭到反抗的考慮，解職都是以非政治的微不足道的理由，如有幾位軍官被免職是因為他們按照英國人的髮式剪髮。十三世達賴喇嘛由此決心削弱軍隊，並使西藏從現代化的進程退卻。4

這個轉折也導致了十三世達賴對外政策的變化。他發現依附英國並不僅僅是找個靠山的問題，隨之而來的還有西方民主思想的滲透。前者在關鍵時刻不一定靠得上，英國從沒打算為西藏與中國開戰或為西藏擔負防務開支，後者卻對西藏社會具有顯而易見的顛覆性威脅。相比之下，具有專制傳統的中國在這方面倒是危害小一些。另外，從現實考慮，自從改革派軍官被解職，西藏軍隊就開始滑向衰落。1931年藏軍與中國軍隊在康區和青海發生戰爭，結果遭到慘敗，西藏丟失了不少領土，漢藏邊界再次西移，使中國對西藏的軍事壓力進一步加強。如果在削弱軍隊的同時，還要繼續與中國保持對抗，其結果很可能會導致更大的失敗。精明的十三世達賴喇嘛及時做出與中國修好的姿態，開始在中國與英國之間玩起平衡遊戲。

中國人後來常常引用十三世達賴的幾句話，說明他「擁護祖國統一」。一是他在1920年對甘肅地方政府的幾個進藏代表所說：「余親英非出於本心，因欽差（指聯豫──作者）逼迫過甚，不得已而為之。此次貴代表等來藏，余甚感激，惟望大總統從速特派全權代表，解決懸案。餘勢傾心內向，同謀五族幸福。」5一是1930年他在拉薩接見國民黨政府一名藏漢混血的女職員時所說：「英國人對吾確有誘惑之念，但吾知主權不可失，性質習慣兩不容，故彼來均以虛與之周旋，未予以分厘權利。」就西藏與中國在康區的領土之爭，他表示：「都是中國領土，何分爾我。」6暫且不說記載這些話的都是負有使命的中方人員，他們的記載是否準確，是否為了表現自己功績而有意誇張和附會，即使十三世達賴真這樣說了，就能斷定是他的心裡話嗎？他既然可以對英國人「以虛與之周旋」，為什麼不能對中國也用同樣手法呢？說幾句好聽話不算難事，就像他對英國人「未予以分厘權利」一樣，中國又何嘗得到了什麼？以口頭幾句話就斷定說話者的內心，不但與政治領域的規律不符，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也未免過於天真。

十三世達賴喇嘛重新靠攏中國，大部分是迫於無奈，而談不上什麼「擁護祖國統一」。他的內心深處應該是巴不得中國陷入四分五裂，永遠不要統一和強大的。英國人查爾斯?貝爾描述過一個細節，當十三世達賴聽到日本已經向中國使用軍事手段施加壓力的時候，「他的臉上閃耀着愉快的神情」7。十三世達賴沒有活到日本全面侵略中國的一天，否則那對他一定是值得慶祝的節日。事實上，如果沒有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西藏很可能在民國時期就會重新被漢人軍隊重新占領，而不是非等到共產黨時期。即使在與日本交戰時，蔣介石也曾強硬地表示要派軍隊進藏，要求「西藏必須服從中央命令，如發現西藏有勾結日本情事，當視同日本，立派飛機轟炸」8，並真地在青康方面對西藏作了軍事部署。

十三世達賴喇嘛在1933年年底逝世，享年57歲。他執政37年，領導了──並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西藏獨立的事業。他的死使中國看到了利用和平手段重返西藏的契機。1934年，以弔唁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名義，民國政府派參謀次長黃慕松為專使進藏。那是1912年中國人被逐出西藏以來中國第一次大員進藏。黃慕松模仿清朝駐藏大臣，走四川到西藏的傳統路線，儀容儀式也甚講排場，力圖喚起西藏人對中國統治的回憶。

在黃慕松使藏日記中，記載了他在拉薩參加典禮時的隊列：

一丶 馬隊三十騎；
二丶 儀仗全副；
三丶 軍樂隊一班；
四丶 僧俗官四員領導；
五丶 彩亭，中置玉冊玉印，外用黃皺紗圍繞，遍扎彩球，國旗黨旗交叉於前，四人肩舁；
六丶 郭隊長率衛士四人護亭；
七丶 專使乘大轎；
八丶 全體職員乘馬；
九丶 衛士十人。9

不過他能做的也就限於擺擺場面，中國和西藏的關係並沒有得到實際進展。據他記述，他帶去與西藏談判的中國立場是：

甲丶請西藏首先認定之前提二點：

一丶 西藏當然為中國領土之一部分。
二丶 西藏服從中央。

乙丶對西藏政治制度之聲明：

一丶 共同尊崇佛教，予以維護及發揚。
二丶 保持西藏之原有政治制度，可許西藏自治，於西藏自治權限範圍之內之行政，中央可勿干預。其在對外，則必共同一致，凡關於全國一致性質之國家行政，應歸中央政府掌理，如：

（一） 外交應歸中央主持。
（二） 國防應歸中央籌劃。
（三） 交通應歸中央設施。
（四） 西藏重要官吏經西藏自治政府選定後，應呈請中央分別加以任命。

丙丶中央既許可西藏自治，則為完整國家之領土主權計，自應派遣大員，常川駐藏，代表中央，一面執行國家行政，一面指導地方自治。10

對比可知，以上國民黨政府的立場，也是後來共產黨與西藏談判「和平解放」的基礎。西藏不得不接受共產黨的主張，是因為共產黨的大軍已經挺進西藏，它別無選擇。而國民黨政府僅僅靠儀仗隊的威嚴是嚇不住西藏人的。

從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到十四世達賴喇嘛親政的18年間，履行攝政職能的西藏政府基本保持十三世達賴喇嘛的方針，一方面虛與委蛇地對中國進行口頭迎合，另一方面堅定地保持西藏實質上的獨立。他們對黃慕松表示，「與英人來往，純為一種交際，西藏不能獨立，惟中國可靠，但辦事步驟，不宜過急」11，口徑與十三世達賴喇嘛如出一轍，就是不對具體問題作承諾，反過來全是要求從中國得到好處。最終黃慕松無功而返，其使藏成果是在拉薩留下了一部電台和一個聯絡機構。西藏政府隨後照樣同意了英國人也在拉薩設立電台和代辦處，此舉足見其玩弄平衡的意圖。

黃將軍返回內地即被任命為國民政府的蒙藏委員會委員長，主管西藏事務。他把重新控制西藏的希望寄托在當時正在內地流亡的九世班禪喇嘛身上。西藏之所以產生達賴班禪兩大活佛並存的制度，功能之一就是在達賴去世時，班禪可以繼續履行宗教領袖的職能，不致在下一世達賴長大成人之前存在太長的真空。九世班禪喇嘛自1923年逃離西藏後一直由中國政府供養，如果他能在此時返回西藏，無疑有利於中國對西藏發揮影響。西藏及青康地區的藏人當時掀起要求班禪回藏的呼聲。而西藏政府擔心班禪返藏會削弱他們的權力，增強西藏的親漢勢力，口頭對班禪回藏表示歡迎，實際上層層設置障礙。然而無論如何，一個機會已經出現在中國面前，急於返藏的九世班禪喇嘛可以給中國提供足夠的合法性，甚至可以「在班禪的請求下」動用武力，在把班禪送回西藏的同時重新控制西藏。

正在這時，中國發生了「七七事變」，日本開始向中國大舉進攻。中國變得更加需要依靠西方了。英國一直反對班禪返藏，更不會容忍中國對西藏用武。民國外交部立刻對派兵護送班禪返藏的方案提出異議，強調「此時國難緊急，在國際情形上，總以不引起任何強大友邦之反感為宜」12。國民政府只好暫且放棄經營西藏，全力對付日本人的進攻。1937年8月份的行政院會議決議：「抗戰期間，班禪應暫緩入藏」。漂泊中國內地十五年丶處心積慮盼望返藏的九世班禪喇嘛受此打擊，三個月後即與世長辭，年僅55歲。

因為班禪進藏問題陷入僵局的中藏關係由於班禪去世有所緩解。接替黃慕松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的吳忠信借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之際再度以中央大員身份進藏。他對西藏採取了從感情入手進行籠絡的做法，為此禮品就帶了三百多馱，給達賴個人的禮品得八十多人抬。吳忠信的隨員朱少逸記載，給達賴的禮品內有：

「赤金紀念章一枚，重約三兩；金字銀屏四扇，長均五尺，寬二尺；紋銀浮圖一，花瓶二，高各三尺許；紋銀果盒一，徑盈尺；珊瑚佛珠一串，計一百零八顆，粒皆大如拇指；綠玉碗二，精凝滴翠；福州漆掛屏四扇，技巧絕倫；余如湘繡屏畫丶景泰藍器丶細瓷餐具丶金絲地毯，以及各色綢緞呢絨丶粗細茶葉，凡二十六色丶二百四十餘件，純系國產名貴之品，價值在十萬圓以上，饋贈之厚，創民國以來之新記錄。」13

西藏三百多六品以上的僧俗官吏，均有饋贈。西藏三大喇嘛寺上萬僧人，也都得到布施，平均每人給藏銀七兩五錢，吳忠信自稱「此次布施之範圍既廣，而每人所得之實惠，亦為空前所未有也」14。他還帶去一畢業於德國漢堡大學的醫學博士，在拉薩大行醫道，妙手回春，「活人無算」，治癒的病人包括達官顯貴乃至活佛，同行者為此贈詩：「佛能活人難自活，君能活佛更活人」15，與共產黨後來在西藏搞「統戰」的手法如出一轍。

然而所謂政治，基本特點之一就是不被感情左右。西藏統治者收下厚禮，並沒有因此改變原則，甚至吳忠信在坐床典禮之前見一見轉世靈童的要求都不同意，直到吳忠信以帶團離藏為要挾，才取得藏方妥協。隨後又在坐床典禮的座位排列上發生爭執。最後是照駐藏大臣舊例給吳忠信安排的座位，這即被視作體現中國主權的重大勝利，為以後中國人多次援引。殊不知僅把主權體現在這點小事上，本身就已經說明這種主權的虛假與無奈。

當時的西藏攝政熱振歷來被中國史界評價為「熱愛祖國」丶「擁護統一」。吳忠信進藏時熱振對其態度友好，然而凡涉及實際問題，都圓滑地推託。使吳忠信進藏基本未取得實際成果。在吳忠信的親筆記載中，熱振對民國政府要求在拉薩設立駐藏辦事長官公署一事回答如下：

「（一）藏中內情複雜，人民疑慮夙深，此時驟設高級機關，易滋生誤會。（二）英國代表古德在此未去，正密切注意中央與西藏問題之開展，不無顧慮。（三）按照十三輩達賴向例，此等重大案件必先交僧俗民眾大會解決，預計萬難通過，屆時徒損中央威信，本人心殊不安。（四）此次完成達賴坐床典禮，漢藏情感恰臻圓滿，此時吳委員長盡可先行返京覆命，本人在此當再徐為運用，總期達到中央希望。（五）本人受中央厚恩，無時不思竭誠圖報，既有所見，不能不掬誠相告。」16

其圓滑程度，可以略見。熱振真正表現出「親漢」是在與其後任攝政達札進行權力鬥爭處於下風之時。那時他的代表向民國政府提出三項要求：一丶請求中央下令要達札交權；二丶借款二十萬元作為幫助熱振復出的活動經費；三丶如果前兩項不成功，務請國民政府派軍隊和飛機支援，迫使達札交權17。所以，親漢不親漢，關鍵在有用沒有用。指望西藏人自覺維護中國對西藏的主權，不過是自作多情。

1）梅?戈德斯坦，《喇嘛王國的覆滅》，時事出版社，1994年，頁85。
2）梅?戈德斯坦，《喇嘛王國的覆滅》，時事出版社，1994年，頁85。
3）朱少逸，《拉薩見聞記》，載《西藏學漢文文獻叢書第二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1年，頁44。
4）梅?戈德斯坦，《喇嘛王國的覆滅》，時事出版社，1994年，頁134-140。
5）朱繡，《西藏六十年大事記》，見《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頁335。
6）劉曼卿《康藏軺征》，見《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頁350。
7）查爾斯?貝爾，《十三世達賴喇嘛傳》，西藏社會科學院西藏學漢文文獻編輯室，1985年，頁348。
8）《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262。
9）黃慕松，《使藏紀程》，載《西藏學漢文文獻叢書第二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1年，頁319-320。
10）吳忠信《西藏紀要》，載《西藏學漢文文獻叢書第二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1年，頁7-8。
11）黃慕松，《使藏紀程》，載《西藏學漢文文獻叢書第二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1年，頁343。
12）《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249。
13）朱少逸，《拉薩見聞記》，載《西藏學漢文文獻叢書第二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1年，頁82-83。
14）吳忠信《西藏紀要》，載《西藏學漢文文獻叢書第二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1年，頁44。
15）朱少逸，《拉薩見聞記》，載《西藏學漢文文獻叢書第二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1年，頁95。
16）吳忠信《西藏紀要》，載《西藏學漢文文獻叢書第二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1年，頁74。
17）《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266。

[日期：2008-05-05]

西藏錯失時機-西藏與中國的歷史關係（15）

1949年中國又面臨政權崩潰。國民政府在中共的強大攻勢面前節節敗退，引起西藏上層的擔憂。一位西藏的貴族官員後來回顧說：「我們長期同國民黨打交道，因而已經很清楚，無論他們怎樣說（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都不能把他們的主張付諸實踐。例如，他們甚至連派軍隊護送班禪活佛進藏都不能做到。他們聲稱要做這做那，但是他們什麼也做不到……另一方面，我們知道共產黨非常強大，因為我們每天都聽到這裡或者那裡被他們占領了……這些人的言行確實很認真。」1

同時，噶廈政府認識到，這是自中國發生辛亥革命以來又一個可以利用的時機。他們找了一個對國民黨政府來說似乎冠冕堂皇的藉口──清肅共產黨，邏輯卻頗為牽強：漢人中有共產黨，將來會把解放軍引進西藏，共產黨皆秘密工作者，隱藏甚深，無法區分辨別，因此為保險起見，只有將全部漢人驅離西藏。

1949年7月，藏政府派兵包圍國民政府駐藏各機構，封閉電台，限制漢人活動自由。但是這一次沒有發生武裝衝突（在藏漢人沒有軍隊和武器）。噶廈為漢人舉行了宴會和送別儀式，然後分批將所有漢人在藏軍押送下送至印度，驅離西藏。西藏又一次徹底割斷了與中國的所有聯繫。

國民黨政權那時已經自身難保，除了幾句軟弱的口頭表態，不可能做出實質性回應。從一件事可以看出其政權機器瓦解的程度。當年國民政府駐藏辦事處的工作人員常希武回憶，他在1949年7月9日16時，用備用電台把噶廈驅漢的消息以「十萬火急」之等級發往重慶總台，第二天上午10點又與重慶總台再次通報，並收到對方的收妥憑證 2。然而國民黨政府住印度新德里的大使直到7月21日才得知西藏驅漢，那時漢人官員已經全部離開拉薩。國民政府的中央機構，則拖到8月8日才回電噶廈表示抗議。3

西藏從本世紀的1912年到1951年四十年間，實現並保持了完全的獨立。無論中國人怎麼狡辯那段時間它對西藏實行了何種主權，都只能被歸於牽強附會。從這個角度評論，那是足以使西藏獨立事業自豪的四十年。然而歷史有時會安排一些伏筆，最終是禍是福要在時間進程中逐步顯現。中國人比西藏人更早地進入國際社會，接受了西方的主權標準並且學會了如何與國際社會打交道。當它無力對真正控制西藏做出實際行動的時候，它就把主要精力放在向世界不停地宣稱西藏屬於中國，在各種外交場合咬文嚼字，堅持自己對西藏的主權，在任何涉及到西藏問題的文件上進行字面上的堅守。國民黨政權在這一點上做得很認真。同時西方國家也不能無視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的存在，尤其又是二戰時期的盟國，於是它們滿足於當時的現實──一方面在口頭上承認中國對西藏的宗主國地位，另一方面則把西藏當作一個實際上獨立的國家（這種雙重標準是後來西藏政治地位之混亂的來源之一）。

當時的西藏卻沒有從東方式的思維轉變。正因為它已經獲得了實際上的獨立，就寧願把自己封閉在雪山深處，不理睬外面事情，也不認為有必要去和中國人爭論那些口頭概念。查爾斯?貝爾記述了十三世達賴喇嘛不願進入國際社會的理由。十三世達賴這樣解釋：

「它們中的一些國家可能希望向西藏派駐代表，其他國家的旅遊者也可能希望進入我們的國家。這些代表和旅遊者就可能向我本人和西藏政府提出一些使人為難的問題。我們的風俗習慣往往與歐美不同，而我們又不希望改變這些風俗習慣。基督教的傳教士也有可能來西藏，企圖傳播基督教，就有可能與我們的宗教唱反調，這是我們不能容忍的。」4

當歷史為我們拉開距離，回頭再看十三世達賴喇嘛的選擇，不能不說是犯了一個錯誤。如果西藏在長達四十年的獨立期間，充分利用中國無暇西顧的有利時機，積極進入國際社會，爭取確立西藏獨立主權的合法地位，後來共產黨中國占領西藏時，西藏就不會落入那樣孤立無援的境地。西藏未來的歷史，也可能因此有所不同。

直到共產黨的大軍已經兵臨城下，西藏才想起派人到國外求援。當西藏特使以1914年的《西姆拉條約》為根據，說明中國對西藏沒有主權，西藏是一直作為獨立國家進行活動時，當時的印度總理尼赫魯對西藏特使的態度很不客氣，他批評西藏人說：

「中國從未承認過《西姆拉條約》，中國人認為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西藏人認為，由於中國沒有簽署《西姆拉條約》，所以西藏是獨立的。可是西藏在當時沒有作出任何明確的決定，這是一個錯誤。後來，當你們有時間和機會做（關於獨立的）事情時，你們卻什麼都沒有做，這又是一個錯誤。在此期間，中國表現得非常高明，在國際社會廣泛宣稱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5

尼赫魯何嘗不希望西藏獨立而獲得一塊與中國（尤其是好鬥的共產主義中國）之間的緩衝區，但是他只能一針見血地告訴西藏人，以國際法驗證，沒有充足的理認為西藏是獨立的。

確實，歷史應當以事實為主要根據，但是主權概念卻首先是在法的意義上存在。法的基礎就是那些看似虛的允諾和表態。因此，不管中國過去是否實際控制了西藏，在法的意義上卻難以剝奪它對西藏的權利。這就是為什麼世界各國從官方的角度，迄今一直難以把西藏與中國割裂開的原因。西藏四十年的自我封閉，無形中幫助固化了一種有利於中國的國際格局，成為主張西藏獨立的人難以跨越的障礙。

而當時的西藏噶廈政府在致聯合國秘書長的呼籲書中，還以一種標榜口氣描述自己的封閉：

「數百年來，西藏人長期在遠離塵世的高山深處過着隱居生活，臣服於世所公認的佛教領袖達賴喇嘛的統治，接受他所賜與的福澤恩惠……作為一個獻身佛教教義的民族，西藏人很早就具備了避開戰爭丶和平安寧地生活丶寬容待人的處世哲學和技巧，他們憑藉自己所處的地理天險來保衛自己的國家，從不捲入其他國家和民族的事務。」6

今天，西藏人認識到了那時的錯誤。十四世達賴喇嘛的私人秘書丹增格其這樣說：「1950年之前，我們西藏人真是白痴。與其一成不變地自我孤立，不如對外開放和對外建立外交關係……很明顯，如果當時的西藏政府懂得利用這一段時間去和外國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中國在1950年代也就沒有辦法這麼輕鬆地就把西藏的主權問題給擺平。」7

十四世達賴喇嘛談起那一段事情，也有同樣的看法。他在回答法國記者董尼德（Pierre-Antoine Donnet）的採訪時說：「是的，西藏是完全地忘了要自我建設……整個社會丶宗教界丶政治圈甚至攝政本身都太無知了。他們根本就不知道外界到底發生些什麼事情。他們依舊以為西藏是塊神仙地，因此高高在上不會受到人世間各種糾紛的波及。真是盲從瞎信。」8

1）梅?戈德斯坦，《喇嘛王國的覆滅》，時事出版社，1994年，頁630。
2）常希武，《「驅漢事件」前後見聞》，載《西藏文史資料選輯?十七》，民族出版社，1995年，頁46。
3）《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280。
4）查爾斯?貝爾，《十三世達賴喇嘛傳》，西藏社會科學院西藏學漢文文獻編輯室，1985年，頁349。
5）夏格巴，《西藏史》第2卷，載《喇嘛王國的覆滅》，時事出版社，1994年，頁696。
6）梅?戈德斯坦，《喇嘛王國的覆滅》，時事出版社，1994年，頁736。
7）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與死──雪域的民族主義》，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年，頁39-40。
8）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與死──雪域的民族主義》，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年，頁40。

[日期：2008-05-06]（完）

□ 一讀者推薦

相關鏈接：

王力雄：西藏與中國的歷史關係（上）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dmin/index.php?op=edit&articleid=25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