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醫改：人均預期壽命從35歲到68歲（1949-1978）, 從68歲到71.8歲(1978--)

醫療衛生領域的改革近來成了熱門話題，人民網策劃了一個專題，準備在3月31日請嘉賓與網民討論溝通，醫改的“成功”與否，也成為了被主流精英們稱為“第三次大爭論”的一個內容，2005年7月28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副部長葛延風所做的《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報告》指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取得了一些進展，但暴露的問題更為嚴重，總體講改革是不成功的。”，一石激起千層浪，眾多網民紛紛發表看法予以討論。

於是，有人開始擔心“有些人”利用這個“不成功”作為“口實”而“否定改革”了，於是，大腕們開口說話了，關於醫改，先有國家發改委宏觀研究院教授常修澤說，人們對醫療改革不滿意主要是“對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一直延續到今天的種種弊端不滿意”；然後有改革家皇甫平先生“一錘定音”說“我的觀點是，在這三大領域（醫療、教育、住房）改革中，目前出現的這些問題，從整體上看是市場化改革不夠的結果，而不是市場化過頭的結果。”；還有經濟學家吳敬璉大師講“因為醫療、教育等改革遇到了阻力，出現了一些問題，有人卻反過來說，出現這些問題是改革造成的，是市場化改革造成了巨大成本，這種煽動情緒反對改革的做法是危險的。”，總之，“嚴重問題”是有的，根源不是“市場化”的，錯誤是“計劃經濟體制一直延續到今天”的，“市場化”改革還是要深入的。

碰巧，星期天在轉換電視台的時候，無意中看鳳凰電視台的《世紀大講堂》邀請了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玲教授開講中國醫改的話題，據介紹，李玲教授是美國匹茲堡大學經濟學碩士（1990年）和博士（1994年）；美國馬里蘭州Towson大學經濟系終身教授。主要研究與教學領域：衛生經濟學、衛生服務管理、老年經濟學、社會保障、經濟增長理論。草民以為，這位喝過洋墨水的專家，應該順着“市場化”的思路，把西方發達國家醫療衛生制度如何通過“市場化”提供良好、低廉醫療服務的經驗“接軌”到中國來。

然而，李教授的一席話令人“費解”，她說“1949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經濟之路走的不是那麼令人滿意，但是在醫療方面創造了奇蹟。從建國到80年代初，中國人的預期壽命大幅度提高，說明我們醫療體制起了非常好的作用。過去的體制對於我們解決今天的醫療困境很有借鑑意義。”，這下草民奇怪了，常修澤教授不無怨忿地說醫改的問題是“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一直延續到今天的種種弊端”；皇甫平斷言說“是市場化改革不夠的結果，而不是市場化過頭的結果”；吳敬璉告誡說“有人卻反過來說，出現這些問題是改革造成的，是市場化改革造成了巨大成本”，李教授不是在為“計劃經濟體制”唱“讚歌”，而為“市場化”潑冷水麼，“好得很”還是“糟得很”，這是一個問題。

在社會學家看來，人均預期壽命是衡量一個社會生活質量的重要標準，而社會生活質量的保障的一個重要方面，無疑是醫療衛生事業的狀況，一些專家往往以人均預期壽命來衡量一個國家的醫療衛生發展水平。於是，草民查詢了一些資料，草民覺得，所謂“醫改”，其實早在1949年就開始了。

資料表明，1949年，全國人口總死亡率高達30‰，嬰兒死亡率高達200‰，孕產婦死亡率為1500/10萬（婦幼衛生監測點數據），平均期望壽命僅35歲，這是解放初期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的真實寫照。

新華社有一篇報道“從35歲到72歲：中國人均壽命越來越長”，其中曾經說過，新中國成立５５年來，營養、保健、醫療水平的提高，已使中國人的平均預期壽命從1949年的35歲到如今的近72（71.8）歲，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

但是，如果我們把這55年再細分一下，1949年到1978年算第一階段，1978年至今算第二階段。從35歲到71.8歲之間相差36.8歲，而這36.8歲人均預期壽命的提高，主要貢獻竟然在1949年—1978年之間，從1949年到1978年，中國的人均預期壽命增長了33歲，平均每年增加1.1歲，而從1978年到如今，20幾年，人均預期壽命只增加了3歲。

有資料說，1957年，全部人口平均預期壽命提高到57.9歲，聯合國開發計劃署：《1999年中國人類發展報告》），接近中等收入國家1960年的水平。而1960年全部發展中國家平均預期壽命只有48歲，低收入國家只有47歲，中等收入國家為60歲。據李玲教授說，1978年人均預期壽命68歲，中國的人均預期壽命從35歲增長到68歲，實際上中國的健康指標當時已經“達到了發達國家水平”。

清華大學的胡鞍鋼教授說“中國的人力資本的指標，包括人均受教育年限、人口預期壽命、嬰兒死亡率，還有人類發展指數，根據UNDP的計算，從50年代以來都是迅速提高的，但是主要提高的幅度實際上是在改革前。我們可以看一看它的增長率，改革前中國的人均GDP增長率比較低，只有4.0%，改革後實際上我們達8.3%，這是在人類歷史上是很少見的，大體我們在7到8年之間人均GDP翻一番，但是我們的嬰兒死亡率，為什麼下降幅度比較低了？原來在前30年下降幅度每年是5.1%，後來下降幅度降為1.6%，預期壽命提高的幅度在前30年，是每年增長2.1%，後20年是只有0.3%，就是增長非常緩慢，甚至我們發現這個增長幅度還低於像印度這些國家。”

所以，人們不能不重新思考，也應該重新思考中國醫療制度改革的成敗與走向，改革家們告訴人們，“計劃經濟”年代是一個“貧窮落後”的年代，“缺吃少穿”的年代，“長期餓飯”的年代，從今天的視角看，也並非沒有“理由”。可是，就在那樣一個艱苦奮鬥、勤儉建國的時代，在一個比較今天來說很低級的物質供應水平的情況下，人均預期壽命提高的幅度是如此地迅速，幾乎是這20幾年來的10倍，而且，她是在舊中國留下的巨大衛生保障不足和人民健康惡化包袱的情況下取得的，這種天翻地覆的變化，應該是、也必然是一個巨大的改革。

是不是可以說，正是1949—1978年代醫療衛生制度改革的成果，保證了改革開放後中國有一支龐大的、廉價的勞動力後備軍，更進一步為中國的改革開放作出了巨大的貢獻，這個基礎性的成就也算是“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一直延續到今天的種種弊端”之一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