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九章(1907年10月15日—1968年10月26日)，出生於河南開封，浙江吳興（今湖州）人。1955年被選聘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1951年加入九三學社。九三學社第三、四、五屆中央委員會委員。

　　趙九章出身中醫世家，幼年就讀於私塾，預備從事文學。在“五四”運動影響下，改學科學，立志“科學救國”；並考入 河南留學歐美預備學校。1933年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後，趙九章通過庚款考試，於1935年赴柏林大學從師氣象學家H�眝on�狈瓶藸枴�

　 　趙九章1938 年獲德國柏林大學博士學位。回國後，在西南聯大任教，1944年經竺可楨教授推薦，主持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工作，承擔起繼竺可楨之後中國現代氣象科學奠 基的重任。1946年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遷往南京北極閣，成為我國現代氣象學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解放戰爭後期，氣象研究所奉命遷往台灣，趙九章和所內 科學家們一起留下來迎接新中國的誕生，為祖國的氣象事業立下不可磨滅的功勳。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趙九章促進組建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在趙九章主持下，該所很快發展成一個人才濟濟的科研機構。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研究所、蘭州高原大氣物理研究所等研究所中一批有成就的科學家都直接或間接受過趙九章的指導。

　　趙九章1956年任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氣象組組長，1958年和1962年連續兩屆當選中國氣象學會理事長。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

　　趙九章在氣象學、地球物理學、空間物理等領域做出了突出貢獻，並為科學事業培養了大批人才。

　　新中國成立初期，技術力量薄弱，趙九章與涂長望攜手合作，組建聯合天氣預報中心和聯合資料中心，為新中國氣象事業中兩個最基本的分支(天氣分析預報和氣象資料)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他和幾個有名的科學家在這兩個聯合機構中擔任業務領導並從事實際工作。

　 　趙九章把科學的發展與國民經濟聯繫起來，做出了重要貢獻。20世紀50年代初，趙九章主張在廣東等地以種植防風林帶方式改變局部小氣候，為橡膠移植到亞 熱帶地區創造了條件。50年代中期，國際上開始人工降水研究，在趙九章的積極倡議下，在中國這樣一個農業大國研究人工降水，使我國的雲霧物理研究開展起 來，並取得了暖雲降水理論和積雲動力學等研究成果。

　　趙九章十分重視氣象學的現代化建設。50年代初，他通過大量的工作和研究，及時提出氣象學要數理化、工程化和新技術化，並在工作中貫徹這一指導思想。這對我國氣象學的現代化有重大的指導意義。

　 　50年代初，計算機的問世使天氣預報從定性向定量化的發展具備了條件，趙九章支持、鼓勵剛從國外回來的顧震潮應用手算圖解法解微分方程，從而使我國的數 值預報發育成長起來，並培養一批科技力量。當我國第一台計算機出現後，數值預報研究和業務就開展起來了，為60年代末我國正式發布數值預報奠定了基礎。同 時趙九章十分重視把新遙測和遙感技術應用到大氣科學中。50年代中期，他支持應用空氣動力學的風洞和先進的測試儀器研究大氣湍流。在趙九章極力推動下，中 國僅有的兩個臭氧觀測台建立了，這為研究大氣中的臭氧成分打下了基礎。

　　根據國家建設的需要，趙九章不斷開拓新的研究領域。海潮觀測研 究對於我國國防和經濟建設具有重大意義，但在當時卻是空白。50年代初，趙九章親自指導開展我國海區海浪及波譜的研究，研製出觀測設備和一整套觀測分析儀 器，為認識我國海域的波浪特徵，開發海洋資源做出了貢獻。

　　趙九章是中國人造衛星事業的倡導者和奠基人之一。他積極促進空間科學發展。 從50年代後期開始，趙九章以極大熱情投入我國空間事業的創建工作。1958年，趙九章是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二部的主要技術負責人，負責衛星研製的 各項準備工作。同年10月，他提出“中國發展人造衛星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要由小到大，由低級到高級”的重要建議。60年代三年困難時期，趙九章及時調整 發展計劃，把主要力量放到投入資金和人力較少的氣象火箭，逐步開展其他高空物理探測，同時探索衛星的發展方向。60年代初期，中國科學院成功地發射了氣象 火箭，箭頭儀器艙內的各種儀器及無線電遙測系統、電源及雷達跟蹤定位系統等，都是在趙九章領導下由地球物理研究所研製的。他們還研製了“東方紅1號”人造 衛星使用的多普勒測速定位系統和信標機。

　　1964年秋，趙九章不失時機地向國務院提交了開展衛星研製工作的正式建議，引起中央的重視。1965年3月，中央批准中國科學院提出的方案。1965年10月起，在中國科學院領導主持下舉行了衛星建造總體方案的進一步論證，會上趙九章提出了重要意見。

　 　緊接着，負責實施人造衛星發展計劃的651設計院成立，趙九章主持科學、工程技術方面的工作。他對中國衛星系列的發展規劃和具體探測方案的制訂，對中國 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返回式衛星等總體方案的確定和關鍵技術的研製，起了重要作用。1985年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趙九章在科學研究方面做出了傑出的 貢獻。

　　趙九章是中國動力氣象學的創始人。1938年，趙九章把數學和物理引入氣象學，研究信風帶主流間的熱力學，完成了我國第一篇動力氣象學論文——《信風帶主流間熱力學》。

　 　行星波斜壓不穩定的概念是趙九章首先提出的。1945年，趙九章指出，實際大氣在斜壓狀態下可以是不穩定的，即振幅將隨時間增長而形成天氣圖上觀測到的 氣壓場的槽、脊分布和發展，這是現代天氣預報的理論基礎之一。1946年趙九章在芝加哥大學做這一學術報告時，引起國際氣象學家的高度重視。在氣象學發展 史上公認“公元1946年，中國趙九章提出行星波不穩定概念”。

　　20世紀60年代初，趙九章指導他的學生，研究了地磁擾動期間史篤默(Stormer)捕獲區變化和帶電粒子穿入地磁場的機制等，並著有《高空大氣物理學》專著。

　　在他領導下還完成了核爆炸試驗的地震觀測和衝擊波傳播規律，以及有關彈頭再進入大氣層時的物理現象等研究課題。

　 　趙九章是優秀的科學家，也是熱心的教育家，培養了眾多的科學人才。他勤於治學，也熱心育人，我國一些著名氣象學家葉篤正、顧震潮、陶詩言、顧鈞禧、郭曉 嵐等都受過他的指導。趙九章重視基礎教育，他任地球物理所所長職務期間，於1958年一手創建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地球物理系，提出以“所繫結合”的方式辦 系，親自主講高空物理學並指導研究生。趙九章重視人才，培養提拔人才，周秀驥、曾慶存、巢紀平等都是趙九章不斷給予關心、愛護和鼓勵而成長的傑出科學人 才。

　　趙九章鼓勵學生要有自己的創見，注意培養民主的學術氣氛，他組織的海浪組、磁暴組等研究集體，每周舉辦學術討論會，中心發言之後，接着是熱烈的爭辯。在這個研究集體中，進行各種日地相關現象的研究，取得了一批具有國際水平的成果，為我國空間物理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趙九章未能等到1970年4月24日那一刻。當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時，這位享譽國內外的卓越科學家已於一年半前含冤去世。人們是不會忘記這位把自己 全部心血傾注在科學事業的科學家的。1997年，在趙九章先生誕辰90周年之際，由王淦昌等44位著名科學家倡議，並經中央批准為趙九章先生樹立銅像，以 緬懷他為我國的科學事業所作出的貢獻。1999年在國慶50周年之際，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隆重表彰為研製“兩彈一星”做出突出貢獻的23位科技專 家，並授予“兩彈一星功勳獎章”，趙九章院士是其中一位。

　　趙九章是我國著名科學家，“６５１”衛星設計院院長。為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做出過巨大貢獻。然而在“文革”那個混亂的年代裡，面對現實，他無力承受從未見過的人身攻擊。於是，他用自己的鮮血和生命給自己寫了一張“大字報”，名字就叫：自殺!

　　趙九章有生以來第一次失眠了。

　　在趙九章的記憶中，他一生經歷了三次較為重要的選擇。但這三次選擇，也從未導致過失眠。

　 　由於複雜的家庭關係，趙九章一來到這個世界，便與國民黨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他是國民黨軍統特務戴季陶的外甥，並做過戴季陶的機要秘書。這樣的條件，他 若要走仕途，自然前程似錦、不可限量。但他不願做官，一開始便選擇了追求知識的道路。他看不慣國民黨官場的腐敗，與戴季陶時常發生矛盾，後來便離開了國民 黨機關。

　　他靠自己的才幹，先是考上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後又考上公費留學，與蔣介石之子蔣緯國一同去德國攻讀氣象專業。他只用三年工夫，便獲得博士學位。憑他的社會關係和自身的學業條件，他若要繼續留在國外，完全不在話下。可他還是選擇了自己的祖國。

　 　趙九章是１９６６年１０月靠邊站的。他人靠邊了，心卻無法平息。面對神聖的科學與強大的政治，他毅然選擇了科學，並決意為此獻身。他幾乎沒有一天不關心 人造衛星。叫他反省，他想的是人造衛星；叫他匯報思想，他談的是人造衛星；叫他關起門來寫檢查，他在紙上反覆論證的還是人造衛星。

　　１９６７年，中國科學院“造反派”開始奪權，趙九章自然首當其衝。他所有的權利統統被剝奪殆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補償給他的，除了學習班，便是白天夜晚沒完沒了的充滿野蠻與瘋狂的批判和鬥爭。

　 　他有生以來幾乎沒逛過大街，這次倒好，每天他都被押到大街上遊逛一趟，而且脖子上還要掛一塊方方正正的廣告牌，上寫“反動學術權威趙九章”幾個大字。等 遊街完畢，再回到科學院接受批鬥，然後晚上還得趕寫檢查和交待。每次批鬥，他都必須低頭彎腰，老實認罪。可他不肯低頭，不肯彎腰。再說人老了，腰又有病， 也實在彎不下去；即便彎下去了，也無法達到造反派規定的標準。於是，造反派使用煙頭燙他的腿，燙他的腰，燙他的嘴，直到煙頭燙滅了，他的腰還是沒有彎下 去。

　　隨着時間一天天過去，批鬥一次次升級（後來他被強迫坐“噴氣式飛機”），他腦子裡原有的那個“也許過一陣子形勢就好了”的念頭漸 漸打消，隨之湧出的是一種從未有過的迷茫和惆悵。剛開始，他不時還能打聽打聽第一顆人造衛星的研製情況，到後來，他連打聽的權力也被剝奪了。於是，一種莫 大的焦慮、莫大的空虛和莫大的失落一併向他襲來，使他每日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

　　就在這時，他想起了一個人：外交部長喬冠華。喬冠華既是中央領導，也是他的朋友。他想給喬冠華打個電話，問問***的知識分子政策是不是變了?

　　然而，當他去查找喬冠華的電話號碼時，翻遍了家裡全部留有漢字的紙片，最終也沒找到那個幾乎寄託了他所有希望的電話號碼。因為他的家早就被造反派不知翻騰過多少遍了。

　 　他不死心，就白天夜晚地回憶，回憶那個僅有四個數字的電話號碼。無論是吃飯、睡覺，還是挨批、挨斗，甚至是蹲廁所，他也忘不了對電話號碼進行一遍又一遍 的回憶。也許是連續批鬥對他腦子的刺激太大，這位能讓地球在腦子裡翻上幾個個兒的一代科學巨匠，最終也沒把四個簡單的阿拉伯數碼準確地回憶組合起來。

　　不過，他並不就此罷休。利用一次打開水的機會，他悄悄找到一直跟隨他工作了十幾年的研究員鄧增昆，讓他儘快幫着查找喬冠華的電話。可鄧增昆回去後使出全身解數，也依然沒找到那個僅有四位數字的電話號碼。

　　鄧增昆後來這樣回憶說：

　　趙九章先生當時最渴望知道的，是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所以他要我查找喬冠華的電話。可在那個亂糟糟的年代裡，什麼本都被造反派抄走了，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還是沒有找到。我怕傷趙先生的心，就躲在家裡，不敢見他。

　 　後來，還是被他碰上了。那天，他剛一見到我，眼睛都亮了。當我告訴他沒找到號碼時，他的身子突然顫抖起來，兩眼也頓時失去了光澤。我扶着他在原地站了足 足有五分鐘，他才一步步地挪回家裡。從那以後，趙先生沉默了。他每晚睡不着覺，就一個人爬起來繞着院子走呀走，走呀走。他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並不時抬頭 望望天上的星星。有時，他乾脆站在那裡，長久地望着天上的星星一動不動，一望就是好幾個小時。有一次，我親眼看見，他一邊望着天上的星星，臉上還一邊流着 長長的淚水……

　　從這時起，趙九章開始了痛苦的失眠，亦開始了石頭般的沉默。

　　但他對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依然懷着一線希望。他無論如何也不願相信，一個國家的知識者，怎麼就可能永遠是個“罪人”？

　 　他不是黨員，沒有資格交黨費，每次見別的同志交黨費，他心裡就會湧出一種複雜的滋味。但他是工會會員，他對中國科學院，對自己的國家，始終懷有一分責 任，藏着一分愛心。沒資格交黨費，交工會的會費總是可以的吧。因此，從建國起，他每月只要領到工資，第一件事就是從工資袋裡抽出１００元錢。拿去交工會會 費。現在，他雖然從科學家變成了“牛鬼蛇神”，但每月１００元錢的工會會費照交不誤。只不過有時當他拿着這１００元錢去交費時，卻到處找不見人；或者好不 容易找見了人，別人又不肯理他。但他不管這些，只要時間一到，該交照交，該找照找，今天找不着明天再找，這個不理再找另一個，直到把這１００元會費交出去 才肯罷休。

　　其實，身為大科學家的趙九章經濟上並不富裕，生活上一向簡樸。他不抽煙不喝酒，一日三餐幾乎都是饅頭稀飯鹹菜，與一般科技 幹部是—個生活標準。在西南聯大當教授時，他是中央研究院裡有名的少壯派，可他和夫人長時間輪流合穿三條褲子!在當年工資如此微薄的情況下，在他身陷困 境、慘遭迫害的日子裡，他之所以要每月拿出１００元人民幣去交工會會費，無非是為表明他對黨的忠誠，表明他作為科技隊伍中一個分子的存在。

　 　這一時期的趙九章，儘管身為“６５１”衛星設計院院長，可所有會議和科技方面的活動，他都不能參加了，也沒有資格沒有權利參加了，有關人造衛星的研製工 作情況，他無權過問，涉及到第一顆人造衛星方面的信息，也一律對他實行封鎖。但他無法忘記人造衛星，也無權忘記人造衛星。他只要一想起蘇聯、美國一顆接着 一顆的衛星升上太空，想起毛澤東“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的偉大號召，想起兩年前自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所作的《關於發展我國人造衛星》的發言，就激動難抑， 潸然淚下。

　　同時，他也無法忘記那些同在一起研製第一顆人造衛星的專家們。他深感自己已力不從心，愛莫能助，便把搞衛星的希望寄託於他 們身上。因此，他對每個衛星專家和火箭專家的命運，總是格外關注。他們之中任何一個稍有一點不祥風雲，都會令他揪心不已，焦慮不安。尤其對衛星設計院的技 術總體負責人錢驥的命運，他更是尤為關注，因為他深知錢驥對第一顆人造衛星有着舉足輕重的作用。可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他便與錢驥中斷了正常的工作聯繫。 開始他還能有機會接觸一下，偶爾也能見到一眼，可後來連影子也見不着了。他為此十分着急。

　　一天，他終於逮住個機會，托人悄悄給錢驥捎去一張紙條。為怕錢驥因此受到牽連，他不得不用德文來寫這張紙條，其意圖只有一點：希望錢驥能儘快告訴他哪怕是一點點關於第一顆人造衛星的研製進展情況。

　　然而，這張書寫着漂亮德文的紙條卻石沉大海。

　　本來沉默的趙九章變得更加沉默了。他當然無法知道，這時的錢驥其實已陷入了與他同樣無奈的命運之中。

　 　１９６８年春節剛過，趙九章就被押送到北京郊區的紅衛大隊勞動改造。造反派在他脖子上掛起一個大牌子，上寫“打倒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趙九章!”然後再 在上面打上一個大黑叉。在押送途中，由於牌子重達十幾公斤，而套在脖子上的又是鐵絲，故他的脖子很快便被勒出道道血槽。加之他年事已高，體弱多病，所以行 走起來極為吃力。但造反派不肯放過任何折磨他的機會，一會兒叫他走路的中間，一會兒又叫他走路邊的水溝，他剛下到水溝里，又叫他爬上來，等他剛爬上來，又 叫他再下到水溝里。如此反覆，一路折磨不止。

　　鄧增昆後來回憶說：“趙先生每次勞動途中，被造反派像牲口一樣趕着往前走，甚至連牲口都不如，因為老百姓對自己的牲口還知道愛惜呢!”

　 　勞動改造期間，趙九章白天下地幹活，晚上接受批鬥，或者趕寫交待。他的腰因挨批鬥時給折騰壞了，勞動時彎不下去，只好蹲在地上幹活。白天勞動時准許他摘 下牌子，但勞動一結束，十幾公斤重的牌子必須重新掛回脖子上。然後等着接受批鬥。由於體力耗費太大，他每晚躺在床上，連身都不能翻，痛得無法入睡，他的妻 子每晚都用煙草為他熏腿、熏腰、熏背，一邊熏，一邊抹着眼淚。等熬到天亮，他又被押着去勞動、去改造。

　　儘管如此，趙九章那顆痴迷於人 造衛星的心，依然“死不悔改”。身陷困境的他，雖然無法準確預測出中國空間技術將來到底會是什麼前景，但有一點他卻非常清楚，即發射人造衛星的路必須有人 往前走，不僅豎着要走，橫着也要走。他深知，他們這一代科學家，既不屬於過去，也不屬於未來，而只屬於現在。他們的選擇，就是讓現實擁抱自己，吞沒自己， 甚至與現實同歸於盡；他們的歷史使命。就是創造，就是犧牲----以犧牲自己作橋梁，為後人架設一條通向明天的路，而且儘可能讓這條路少一點曲折，多一些 平坦。

　　然而，１９６８年６月，當火箭金屬材料研究專家姚桐斌的死訊傳來時，他一顆本已傷痕累累的心，仿佛一下又被人猛地插了一刀。

　　姚桐斌是中國極其優秀的一位火箭材料及工藝技術專家。

　 　１９６８年６月８日這天，由於第七機械工業部兩派群眾組織連日不斷地發生衝突，許多人都不上班了，也不敢上班了。身為所長的姚桐斌出於對工作的負責，照 樣頂着武鬥的危險堅持上班，並打算找幾位幹部商量一下，如何解決生產中停工的問題。中午下班時間到了，有人聽說他家附近形勢緊張，勸他留在辦公室。可他家 里還有幾歲的女兒，他放心不下，還是回了家。

　　回家後的姚桐斌剛剛拿起碗筷，還未來得及吃上一口飯，幾個氣勢洶洶的“左派”人物便衝進家門，架着他就往樓口推。隨之幾個戴紅袖章的人也衝上來，一邊扔掉他的眼鏡，一邊扇他的耳光，還一邊惡狠狠地罵：“打死你這個反動權威!”

　　姚桐斌被打得滿臉是血，一個傢伙又朝他陰部猛踢一腳，接着，又有兩個傢伙舉起鐵棍向他頭部猛烈擊去。他頓時鮮血直涌，倒在了地上。

　　但幾個傢伙仍不罷休，拖着他就走。途中，他腳上的鞋襪全被拖掉了，也沒人理睬，照樣將他光着腳丫拖到了所謂的“左派”總部，然後接着拷打。很快，姚桐斌連話也說不出來了。他靠在一張木椅上，兩眼發直，隨之便癱在了地上……

　　“左派”頭頭們見狀，便吩咐手下人將姚桐斌拖回去。於是，幾個傢伙又將姚桐斌拖回他家樓前的人行道上，然後又朝他身上猛踢幾腳，這才揚長而去。

　　一位鄰居發現了倒在地上的姚桐斌，忙跑去請求將姚桐斌送醫院搶救，可得到的答覆是：“不行!”。鄰居只好把姚桐斌抬到家裡，放在客廳的沙發上。

　　由於姚桐斌頭部幾處遭到鐵棍的重擊，一直昏迷不醒，流血不止，下午３時，他終於停止呼吸，慘死家中。

　　姚桐斌的死，震驚了研究所，震驚了國防部，也震驚了黨中央。當秘書將這一消息告訴正在人民大會堂參加會議的周恩來總理時，周恩來手中的茶杯竟掉在了地上……

　　姚桐斌之死，對趙九章與其說是一個沉重的打擊，莫如說是一個絕望的信號，一個微妙的暗示。

　 　姚桐斌死後的幾天時間裡，他一直把自己關在家裡，不吃不喝，不言不語，甚至整夜不睡。如果說在姚桐斌死之前，他對眼前的這場“大革命”多少還抱有一種幻 想心中還默默燃燒着一盞希望的燈火，那麼姚桐斌死後，他的這種幻想消失了，心中那盞本來就不明亮的燈火也開始變得暗淡微弱了。

　　在那幾天裡，他的頭髮陡然增白，恍惚中，他像沿着自己曾經走過的人生之路重新走了一遍，而一路拾到的，都是迷茫、疑問和困惑。

　　一種人生的巨大困惑像陰雲般籠罩着他，讓他無法排解，無法超越，他第一次在自己７１歲的生命中深深觸感到一種本質上無法消化的痛苦。

　　每晚夜幕降臨，他便生出一種莫名其妙的從未有過的恐懼感，直至深夜，他也無法入睡。一合上眼，街頭巷尾、門前樓後，鋪天蓋地的大字報便像雪花般飛來，每一張大字報上，他都仿佛看見寫着兩個血淋淋的大字：吃人!

　　為了躲避這人間的恐懼，他只好披衣下床，踱至門外，把一雙孤獨無望的目光舉向繁星點點的夜空。

　 　那一時刻，他恍惚感到，法國羅馬塔樓上那悲壯的鐘聲忽然劃破夜空，徐徐飄入他的耳際----他想起了偉大的科學家布魯諾!透過茫茫夜空，他仿佛看見通往 鮮花廣場的街道兩旁站滿了人，僧侶們手中高舉的熊熊火炬充滿着殺氣；布魯偌被宗教裁判所的劊子手們用鐵鏈綁在一根高高的柱子上，特製的鉗子死死夾住他那呼 喚真理的舌頭；他腳下的干樹枝被點燃了，熊熊的火焰炙烤着他的全身，一根長長的杆子將耶穌受難頭像朝他慢慢伸了過去……驀地，布魯諾轉過臉來，一雙憤怒的 眼睛射出太陽般的光芒……

　　趙九章禁不住渾身一陣顫粟，再也無法忘記布魯諾那雙眼睛。布魯諾一生都在異國四處流浪，卻始終無限思念自己的祖國，然而當他最終回到自己的祖國時，祖國迎接他的卻是熊熊的火刑架!布魯諾那雙充滿悲憤與不屈的眼睛仿佛在告訴他：人類是經過火刑架才飛向宇宙的!

　　當他突然醒悟到這一點時，整個身心似乎都被某種怪異的東西擊垮了。面對夜空，他無法抗拒宇宙間那巨大的誘惑；面對現實，他又無力承受從未見過的人身攻擊。於是，他也想寫一張大字報，用自己的鮮血和生命給自己寫一張大字報，這張大字報的名字就叫：自殺!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０日晚，趙九章獨自一人伏在走廊里的一張桌子上，寫着他一生中的最後一份檢查。

　　事實上，一封印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的請柬在國慶節的前三天已經發到了中國科學院。但革命“左派”分子見到這封請柬後，當即便給扣壓了。

　　趙九章對此當然不知。假如他知道有此事，假如他知道他一直忠愛的國家依然還沒忘記他，那麼，或許他人生的態度會來一個根本的轉變，至少他在人間的時日還可再延長一些。

　　然而，他被政治的黑手死死蒙在鼓裡，不但請柬沒見着一眼，甚至連一點點信息也毫無所知。

　　於是，他心中剩下的那一點點希望之火熄滅了，他對自己的命運徹底絕望了!

　 　時針已指向兩點。趙九章工工整整寫完最後一份檢查的最後一個字，起身走進屬於自己的臥室，刷了牙，洗了臉，燙了腳，做完平常每晚睡覺前該做的一切，然後 再翻身上床。接着，他輕輕拉開抽屜，拿出一個紙包，把平時一粒一粒攢下的幾十粒安眠藥全部倒進嘴裡，這才靜靜地躺在了床上……

　　就這樣，中國的一代科學巨匠趙九章永遠離開了世界。沒有任何囑託、任何遺書，甚至連一句話一個字也沒留下。或許，他對這個世界已懶得再說什麼了?

　 　趙九章自殺後，國防科委的羅舜初將軍很快打電話向周恩來總理作了報告。周恩來得知這一消息後，頓時流下了熱淚。據有關工作人員回憶說，當年吳玉章先生去 世時，周總理也沒如此傷心過。並且，日理萬機的周恩來還第一次停止了辦公，當即向有關部門打電話查問這一情況，隨後又委派專人去中國科學院進行追查。

　　然而在那混亂的年代裡，一個科學家“畏罪自殺”，其結果又會怎樣又能怎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