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種聲音——與朋友論政書簡

　　——這是油畫家毛本華教授在講到文藝復興“三傑”不同的性格和經歷時所引用米開朗琪羅的一首詩。毛老師吟誦之深情，頗有些象他的個性，儘管這才是我和他的第二次接觸。

　　我的朋友、也搞了幾十年的油畫的陳宗銘將毛教授推薦給我們這個臨時“講座”時曾專門介紹說，毛教授是為了“逃避下海”才從省文化廳要求調到紡織工學院的，也不願意當官。學院考慮他是1966年中央美院油畫系畢業的，聘他為（服裝）系主任時，他曾因此和他的朋友、學校一領導人搞得很不愉快（這次來接他，我也目睹了他對該校某負責人的冷淡狀）。但是他卻熱情地為我們這個講座犧牲了兩個周末，沒有要一分錢的講課費。第一次來接他時，我曾向他介紹了這個講座準備邀請的學生情況，他十分警惕其中有那麼多方面人物，可他一走上講台，隨即就使所有學生們感到他是能夠接受任何挑戰的。何止是他的專業，其史觀、宗教、哲學、社會觀等也受到在座一些專業學者的較高評價。出現在畫面上的許多雕塑、建築、繪畫作品，是這些學生們大都熟悉的，但是，一置於他所講的系統中，就會有更多、更新的收穫。看着他坐在講台上，一手輕鬆自如地控制着幻燈畫面，一手那麼恰當、那麼優美的配合，聽着他較為準確的“距離化”講述，以及有時根本不需要控制的愛憎分明的情緒化褒貶，尤其是那線條十分清晰、蘊含多少可供您思索的面都表情，你不得不承認這是他的“王國”。

　　在課外的時間，他十分願意回答大家所提出的任何問題，積極地參加各種討論，態度也越來越放鬆。在我問到美術史家總結“文革”的紅色波普現象時，他用準確的概念和個人當時的體驗——人們當時確實是真誠的——予以堅決的否定，也糾正了我——畢竟是門外漢——的錯誤印象和認識。當我用毛澤東、江青都喜歡油畫及他們十分具體的指示使油麵較少受到“破四舊”的衝擊的事實和宗銘爭論時，他的“裁判”也是十分公正的。他十分關注社會，不過又總是在進一步展開時，好像心理上老遇到什麼障礙……。當他用路易十五時代一一對照我們正議的當今中國的社會現象時，我本來順嘴就要為鄧接上那名句言：“我死後那怕洪水滔天！”卻突然改變，輕聲背誦了上首詩的最後一句：

　　“小聲點，不要把我吵醒（我當天所聽到的他的譯句）。”

　　——隨即，車內出現短暫的沉寂，我知道這是人們對我猛降“兩個八度”的迷惑不解。

　　其實，幾個小時以來一直留在我腦海里的這首詩，已經接通了我在讀了您的上封信、以及又重讀了前二封信後一直沒有理清的思路，這也成了當夜我思維的主旋律。如果不是以後的變化，我也基本上確定了第二天要動筆回信的基調，我不再打算和您過多的爭執。但是第二天一早，《讀書》老主編沈昌文先生在赴法國前打來電話，委託我接待新加坡一客人，待事畢，我又匆匆去了北京。北京的討論偏偏又有“被鄧成功腐蝕了的這一代大學生”的話題，而且在幾個場合都極為大家所重視，引起我對這一問題較多時間的深入思考——其中有對一年多來我們之間的談話、通信、通話的效果的反思，更有作為朋友必不可少的真誠和責任，——使我終於確認了自認為較負責任的選擇。麻煩的是，這封信也將因此而過於冗長，這主要是對您提出的幾個政治問題——應該說，它們頗具代表性——交流一些不同的意見，其中必不可免的偏見和不夠準確的地方，望您指正。

　　一、政治和搞政治的人

　　“政治”的概念，大概要數孫中山的說法最通俗、也最能說明問題，他說：“政治就是眾人的事”。也就是說，這是在社會中生活的每一個人都不可能不關心的事。這些年來，人們“忽略”了一個簡單的常識，全社會對政治的關心，不也正是全社會的民主意識。儘管走向制度化、成熟化還要有一個過程，但“民主化”的過程則只能從這裡開始。相反，轉移、淡化，甚至熄滅全社會的政治熱情，正是懼怕民主、扼殺人們的民主意識。應該說這是識別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標誌。

　　在一個民主化程度較低的社會中（包括西方部分代議制國家），人們經常所談的政治，實際是指“搞政治的人”，或者叫專業從事政治的人，也包括在政治中混飯吃，甚至經營政治的人。前後這兩種“搞政治的人”，就是中國現代語言中常說的政治家和政客（據說英語中也有這種區分，但也有將前者稱為“政客”，把後者稱為“官僚”的，我是按中國人的習慣）。中西方的倫理觀都認為，政治家必須有自己明確的政治理想，儘管根據形勢、條件，會有局部的調整，甚至暫時的妥協，但都不會根本拋棄、背叛其政治理想。而政客或者根本就沒有，或者可輕易的拋棄、背叛政治理想，唯實用、地位、利益是圖。前者大概是人世間最困難的一種職業，也非議較多，其成功率可能最低。後者，只要入門，則是最容易混的職業，人們反而能夠習以為常，而且就一般意義上的成功率來說，也是較高的。一個負責任的政治家其功過是非一時會使人難以認清，尤其是無產階級政治家是代表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的，是對歷史負責的，人們對他的認識就需要一個時間過程，甚至需要正、反兩方面的反覆比較。而所有政客的嘴臉手法大部雷同，不過他們粗俗的承諾、收買也都是有限的，欺騙總是不能長久的。為什麼“放下筷子罵娘”？一是被錯誤刺激起來的各種欲望是不可能一再滿足的；二是人們也吃出了其它味道。首先是不放心——無安全感；其次是代價太大，既要損人、損子孫，也要損自己——正在被扭曲得不象個人；三是已醒悟到真正得“大頭”的，正是許諾人自己，他們及其子女、家族所得是一般人的百倍、千倍、甚至萬倍。看來“先富起來”的正是他們自己。今天，一個個“無產階級革命家”走時，都已使自己的子女掌握了巨額的應屬於人民、國家的財產，這豈不是又真正回到了封建時代！

　　這就順勢又談到了“搞政治的人”的品質。一般來說，對他們的職業品質要求則主要集中在二點，一是看他們是否利用執政權力謀取私利，尤其是巨額利益，這是最重要的，決定對其評價的首要前提。二是看他們是否光明磊落，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觀點。歷代政客（官僚）常常是上台前信誓旦旦，上台後翻臉不認帳，甚至“指鹿為馬”。例如明明是在販賣資本主義丟掉的垃圾，卻硬貼上“社會主義”特色的標籤，這就必然搞亂了人們的思想，使社會失去了信任、正義和是非標準，也極大的污染了政治領域。

　　捷克現任總統、詩人哈韋爾說：“我就不相信政治一定是骯髒的，只要坦誠的人進去，建立和維持好的遊戲規劃，政治是有可能乾淨起來的。”他是說首先要有“坦誠的人”進去，否則再好的制度也沒用。這大概是我們批了多年的“人治觀”，可我們喊了二十多年“法治”，頒布了無以數計的法規，養了一大批執法人員，而我們的社會環境首先是政治環境卻越來越壞，越來越惡劣。記打前年出差在東北一列車上，在一片人都在議論司法的黑暗時，一個老工人站起來說：“現在是有法無法，有錢便是法。過去毛主席那個時代是無法有法，有理便是法。”他的這番話，一下子博得全車廂的人站起來為其鼓掌。因而還是老百姓說的好，是“根子壞了”，是帶頭人壞了，那麼再好的制度經他們這一雙罪惡的手去操作也要變形。不過我們現有的制度也需要重新審視，譬如取消“四大”，剝奪了群眾直接監督的權利，又沒有民主政治的基本條件，也就縱容了各級官員的為所欲為。我看到過東歐有幾國領導人廉潔的材料，其中有的收入和實際生活水平不高於社會中等生活水平，有的總統夫人也走進了第一批失業大軍中，這些例子中就包括哈韋爾。我覺得一個保持詩人氣質的人其情感是真實的，其執政也是真誠的。同樣，我卻反感會玩的人搞政治，而您所說的“充滿着這些火藥味十足、你死我活的鬥爭（您看的《幕僚》一書，也沒有到這種程度）”，倒恰恰是他們最不願意看到的情況。對於政客們來說，上層只適合搞“小動作”——陰謀詭計，為了“穩定”他們的權利格局，對外，尤其是對下一定要捂住，那怕捂得“發餿”！他們當然願意把大量的血腥的代價文明的“散失”在底下的億萬人中，而決不願意將再少的代價集中在上層。如果在政治鬥爭中也要“數量化”並“效率優先”的話，那麼，相對而言，上層代價越大，下層——因其基數巨大而體現的“整體”的代價——就越小，整體控製程度和效率越高、進程也越快。這就意味着那一張張包裝精緻的表演型臉孔將失去市場，而當政治中的骯髒垃圾堆得太厚太重的時候，恐怕只有“火藥味”才是最好的“清污劑”。當然，“火藥味”必然帶來動盪，變革也少不了動盪，並且變革需要的力度和影響動盪的程度基本上呈正比例關係，這是常識。

　　這幾年，在海峽兩岸都很吃香的美籍中國歷史學家黃仁宇，在其著作《中國大歷史觀》中認為：“中國的當代史可以簡潔的條例，國民黨和蔣介石製造了一個新的高層機構，中共與毛澤東創造了一個新的低層機構，並將之突出於蔣之高層機構之前。現今領導人物繼承者的任務則是在上下之間敷設法制性的聯繫，使整個系統發揮功效。”——據此，今後至少不再需要太大的動盪。不過，我不能苟同我這位老鄉的觀點。就今日中國社會來說，“上下之間”早為水火，他們之間能夠“敷設”的什麼樣的“法制性聯繫”則可想而知了。問題首先在“上”，在於蔣介石“製造”的那個並不新的“高層機構”，它是在辛亥革命並沒有基本摧毀的中國舊官僚機構的結構性基礎、框架上“製造”的，又為後來的共產黨的“官僚主義者階級”所承接，後者在毛澤東去世後用一種復舊的方式基本上又摧毀了這個“新的低層機構”。它也不再“有農民協會和貧農團體支持”（同上書），以及千千萬萬農民對政治的直接參與，替而代之的是和官僚狼狽為奸的封建宗法制的復甦，以及包括黃先生稱之為“癌症般影響”的放債收租等沉渣泛起……。黃先生認為“中國過去150年內經過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革命”，“其情形不容許我們用尋常尺度衡量（同上書‘序’）。”僅據此觀，我的朋友，您所感嘆的同期的代價、動盪則應該是可理解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問題是當我們又面臨一個“世紀末”的狀況，如何選擇走向新世紀的道路時則有不同的總結和認識，尤其是在這個“動盪”與“穩定”的問題上。

　　以李澤厚等人為代表的一批知識分子，迎合官方“穩定是壓倒一切的”立場要求，高舉“告別革命”的“偉大”旗幟，從頭至尾地否定了這“150年”間所發生的所有革命和進步力量。用人們近年抬出的辜鴻銘的話說，如果沒有這些革命，滿清上層那些氣質高尚的貴族一定能領導的生產力效率很高的國家。他們認為如果沒有從林則徐到毛澤東的“排外”，即使中國淪為一個殖民地也早接受了西方的文明，也早提高了國民的素質。

　　和上述傾向相對立的另一種傾向則認為，中國傳統社會的舊基礎太穩定、甚至超穩定，新的生產方式的基礎過於薄弱，而已有的幾次革命或者對舊基礎動盪的力度不夠，如武昌首義後全國大部分地區只是“城頭變幻大王旗”，舊官僚政治基礎並沒有根本改變，或者如文化大革命，儘管短期內曾有相當大的震盪（甚至波及全球），但由於內外各種條件——尤其是對外部威脅中華民族安全的——限制，而過早、過於倉促地平息了盪波。使舊官僚政治基礎得以恢復，導致不可避免地失敗。總之，這種被認為是激進的觀點認為：除了中西方都不何避免的戰爭，比較西方現代化（三百多年）的進程，中國近150年“直接從中世紀”走過來的過程其動盪的程度不能算大。這不是人為規定的，是摧毀中國積澱甚厚的舊基礎必然遇到的阻力所需要的力度決定的，也是社會的惡性發展所逼出來的。

　　——上述兩種觀點就是人們常說的右派和左派相互對立的傾向。前者代表社會上中層穩定其既得利益的要求，持保守觀，後者則代表社會中下層、底層希望改變現有社會不公正、不合理的利益格局的要求，持革命觀。其實，社會的發展不會永遠持一種態勢不變。一直保守，必然僵化，甚至會被悶死、（腐）爛死。不停息的革命，一些人就會厭倦，甚至反對再“折騰”。在一般人看來，保守是常態，革命是非常態，保守是一些既得利益者的主動要求，又較容易適應人們的習慣性惰性，所以右派（保守派）在所有搞政治的人居大多數，並且風險較小。而左派則恰恰相反。革命本來是被動的，往往是被逼得爆發出來的（也是社會發展中總得有的一種渲瀉）——沒有這個基礎條件，任何人和政治勢力都不可能人為地發動一場革命。自法國大革命後，這種左右分明的大致格局已約定俗成至今，例如在西方社會從來不會有將貴族、大財團的利益代表誤打成左派的笑話，也從來不會將來自下層的激進的政治勢力誤認成右派的。但是出於某種政治需要，右派有時也會搞點的極“左”政策，左派也會有一時時偏右策略，但都不會影響總的格局。

　　中國的政治可不是“一會兒批左，一會兒批右”的，除個別短暫的調整、變化外，“改革”前的20年，其基調是批右，這20年則是一直批左。前者的矛頭主要是指向官僚主義和官僚主義者階級，後者則往往以攻為守，以確保官僚階級的地位、利益不受侵犯。前者承認：“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引用毛澤東話），因而就是在激進文革中，在黨的“九大”主席台上又現法國大革命時那種左右分明的位置格局，在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中都特意保留有當時公認的右派的位置，他們也一直掌握着重要的權力。而後者，即“改革開放”後，則一再要求“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取自鄧的話），在政治舞台上對左派格“殺”勿論，形成中國共和制後從沒有過的完全一黨一派的最高度“一致”格局（就是國民黨內，也一直有常唱反調的左派位置）。左，歷來是右的剋星（我戲言為：左克右，右克中，中克左）因此，在這樣的格局中，就“要特別警惕左”、“防左”。比較明顯的原左派人物，幾乎無一能逃監獄的厄運，為“長治久安”、繼續控制政治舞台上不再有真正左派的痕跡、即隱患，就在“政治遊戲”中把那些對他們走得太遠有些擔心的正統元老派硬打成什麼“左派”“左王”，以頂替這個角色。那些“元老”，無論在過去的“文革”中，或在今天的“改革”中都是反對激進態度的，哪有什麼“左味”？在今天以右為榮、為貴，咒左、罵左、剿左、伐左的時潮中，也是從此來羞辱他們。對於另一些他們無法控制其活動的海外左派學者，只好冠以“乳臭未乾”的“新左派”，竭力控制並消除其影響，而對國內一些願意承擔左派角色的人，則被他們十分警惕的排斥在舞台之下，斥之為“極左派”，卻不允許後者出聲。一句話，在今日之中國，絕沒有真正左派可以公開發表的言論、著作自由。二十多年過去了，中國右派的恐左情結如此難以消去，其虛弱狀也是不言自喻的。

　　我這裡所說的“右派”和左派，是指那些“搞政治的人”，當然不會包括您，我在南京當面給您戴的幾頂“帽子”，只是戲言，不必較真。不過，我是想請您注意一下來自另一個方向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