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声音——与朋友论政书简

　　——这是油画家毛本华教授在讲到文艺复兴“三杰”不同的性格和经历时所引用米开朗琪罗的一首诗。毛老师吟诵之深情，颇有些象他的个性，尽管这才是我和他的第二次接触。

　　我的朋友、也搞了几十年的油画的陈宗铭将毛教授推荐给我们这个临时“讲座”时曾专门介绍说，毛教授是为了“逃避下海”才从省文化厅要求调到纺织工学院的，也不愿意当官。学院考虑他是1966年中央美院油画系毕业的，聘他为（服装）系主任时，他曾因此和他的朋友、学校一领导人搞得很不愉快（这次来接他，我也目睹了他对该校某负责人的冷淡状）。但是他却热情地为我们这个讲座牺牲了两个周末，没有要一分钱的讲课费。第一次来接他时，我曾向他介绍了这个讲座准备邀请的学生情况，他十分警惕其中有那么多方面人物，可他一走上讲台，随即就使所有学生们感到他是能够接受任何挑战的。何止是他的专业，其史观、宗教、哲学、社会观等也受到在座一些专业学者的较高评价。出现在画面上的许多雕塑、建筑、绘画作品，是这些学生们大都熟悉的，但是，一置于他所讲的系统中，就会有更多、更新的收获。看着他坐在讲台上，一手轻松自如地控制着幻灯画面，一手那么恰当、那么优美的配合，听着他较为准确的“距离化”讲述，以及有时根本不需要控制的爱憎分明的情绪化褒贬，尤其是那线条十分清晰、蕴含多少可供您思索的面都表情，你不得不承认这是他的“王国”。

　　在课外的时间，他十分愿意回答大家所提出的任何问题，积极地参加各种讨论，态度也越来越放松。在我问到美术史家总结“文革”的红色波普现象时，他用准确的概念和个人当时的体验——人们当时确实是真诚的——予以坚决的否定，也纠正了我——毕竟是门外汉——的错误印象和认识。当我用毛泽东、江青都喜欢油画及他们十分具体的指示使油面较少受到“破四旧”的冲击的事实和宗铭争论时，他的“裁判”也是十分公正的。他十分关注社会，不过又总是在进一步展开时，好像心理上老遇到什么障碍……。当他用路易十五时代一一对照我们正议的当今中国的社会现象时，我本来顺嘴就要为邓接上那名句言：“我死后那怕洪水滔天！”却突然改变，轻声背诵了上首诗的最后一句：

　　“小声点，不要把我吵醒（我当天所听到的他的译句）。”

　　——随即，车内出现短暂的沉寂，我知道这是人们对我猛降“两个八度”的迷惑不解。

　　其实，几个小时以来一直留在我脑海里的这首诗，已经接通了我在读了您的上封信、以及又重读了前二封信后一直没有理清的思路，这也成了当夜我思维的主旋律。如果不是以后的变化，我也基本上确定了第二天要动笔回信的基调，我不再打算和您过多的争执。但是第二天一早，《读书》老主编沈昌文先生在赴法国前打来电话，委托我接待新加坡一客人，待事毕，我又匆匆去了北京。北京的讨论偏偏又有“被邓成功腐蚀了的这一代大学生”的话题，而且在几个场合都极为大家所重视，引起我对这一问题较多时间的深入思考——其中有对一年多来我们之间的谈话、通信、通话的效果的反思，更有作为朋友必不可少的真诚和责任，——使我终于确认了自认为较负责任的选择。麻烦的是，这封信也将因此而过于冗长，这主要是对您提出的几个政治问题——应该说，它们颇具代表性——交流一些不同的意见，其中必不可免的偏见和不够准确的地方，望您指正。

　　一、政治和搞政治的人

　　“政治”的概念，大概要数孙中山的说法最通俗、也最能说明问题，他说：“政治就是众人的事”。也就是说，这是在社会中生活的每一个人都不可能不关心的事。这些年来，人们“忽略”了一个简单的常识，全社会对政治的关心，不也正是全社会的民主意识。尽管走向制度化、成熟化还要有一个过程，但“民主化”的过程则只能从这里开始。相反，转移、淡化，甚至熄灭全社会的政治热情，正是惧怕民主、扼杀人们的民主意识。应该说这是识别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一个民主化程度较低的社会中（包括西方部分代议制国家），人们经常所谈的政治，实际是指“搞政治的人”，或者叫专业从事政治的人，也包括在政治中混饭吃，甚至经营政治的人。前后这两种“搞政治的人”，就是中国现代语言中常说的政治家和政客（据说英语中也有这种区分，但也有将前者称为“政客”，把后者称为“官僚”的，我是按中国人的习惯）。中西方的伦理观都认为，政治家必须有自己明确的政治理想，尽管根据形势、条件，会有局部的调整，甚至暂时的妥协，但都不会根本抛弃、背叛其政治理想。而政客或者根本就没有，或者可轻易的抛弃、背叛政治理想，唯实用、地位、利益是图。前者大概是人世间最困难的一种职业，也非议较多，其成功率可能最低。后者，只要入门，则是最容易混的职业，人们反而能够习以为常，而且就一般意义上的成功率来说，也是较高的。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其功过是非一时会使人难以认清，尤其是无产阶级政治家是代表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的，是对历史负责的，人们对他的认识就需要一个时间过程，甚至需要正、反两方面的反复比较。而所有政客的嘴脸手法大部雷同，不过他们粗俗的承诺、收买也都是有限的，欺骗总是不能长久的。为什么“放下筷子骂娘”？一是被错误刺激起来的各种欲望是不可能一再满足的；二是人们也吃出了其它味道。首先是不放心——无安全感；其次是代价太大，既要损人、损子孙，也要损自己——正在被扭曲得不象个人；三是已醒悟到真正得“大头”的，正是许诺人自己，他们及其子女、家族所得是一般人的百倍、千倍、甚至万倍。看来“先富起来”的正是他们自己。今天，一个个“无产阶级革命家”走时，都已使自己的子女掌握了巨额的应属于人民、国家的财产，这岂不是又真正回到了封建时代！

　　这就顺势又谈到了“搞政治的人”的品质。一般来说，对他们的职业品质要求则主要集中在二点，一是看他们是否利用执政权力谋取私利，尤其是巨额利益，这是最重要的，决定对其评价的首要前提。二是看他们是否光明磊落，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历代政客（官僚）常常是上台前信誓旦旦，上台后翻脸不认帐，甚至“指鹿为马”。例如明明是在贩卖资本主义丢掉的垃圾，却硬贴上“社会主义”特色的标签，这就必然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使社会失去了信任、正义和是非标准，也极大的污染了政治领域。

　　捷克现任总统、诗人哈韦尔说：“我就不相信政治一定是肮脏的，只要坦诚的人进去，建立和维持好的游戏规划，政治是有可能干净起来的。”他是说首先要有“坦诚的人”进去，否则再好的制度也没用。这大概是我们批了多年的“人治观”，可我们喊了二十多年“法治”，颁布了无以数计的法规，养了一大批执法人员，而我们的社会环境首先是政治环境却越来越坏，越来越恶劣。记打前年出差在东北一列车上，在一片人都在议论司法的黑暗时，一个老工人站起来说：“现在是有法无法，有钱便是法。过去毛主席那个时代是无法有法，有理便是法。”他的这番话，一下子博得全车厢的人站起来为其鼓掌。因而还是老百姓说的好，是“根子坏了”，是带头人坏了，那么再好的制度经他们这一双罪恶的手去操作也要变形。不过我们现有的制度也需要重新审视，譬如取消“四大”，剥夺了群众直接监督的权利，又没有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也就纵容了各级官员的为所欲为。我看到过东欧有几国领导人廉洁的材料，其中有的收入和实际生活水平不高于社会中等生活水平，有的总统夫人也走进了第一批失业大军中，这些例子中就包括哈韦尔。我觉得一个保持诗人气质的人其情感是真实的，其执政也是真诚的。同样，我却反感会玩的人搞政治，而您所说的“充满着这些火药味十足、你死我活的斗争（您看的《幕僚》一书，也没有到这种程度）”，倒恰恰是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对于政客们来说，上层只适合搞“小动作”——阴谋诡计，为了“稳定”他们的权利格局，对外，尤其是对下一定要捂住，那怕捂得“发馊”！他们当然愿意把大量的血腥的代价文明的“散失”在底下的亿万人中，而决不愿意将再少的代价集中在上层。如果在政治斗争中也要“数量化”并“效率优先”的话，那么，相对而言，上层代价越大，下层——因其基数巨大而体现的“整体”的代价——就越小，整体控制程度和效率越高、进程也越快。这就意味着那一张张包装精致的表演型脸孔将失去市场，而当政治中的肮脏垃圾堆得太厚太重的时候，恐怕只有“火药味”才是最好的“清污剂”。当然，“火药味”必然带来动荡，变革也少不了动荡，并且变革需要的力度和影响动荡的程度基本上呈正比例关系，这是常识。

　　这几年，在海峡两岸都很吃香的美籍中国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其著作《中国大历史观》中认为：“中国的当代史可以简洁的条例，国民党和蒋介石制造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中共与毛泽东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并将之突出于蒋之高层机构之前。现今领导人物继承者的任务则是在上下之间敷设法制性的联系，使整个系统发挥功效。”——据此，今后至少不再需要太大的动荡。不过，我不能苟同我这位老乡的观点。就今日中国社会来说，“上下之间”早为水火，他们之间能够“敷设”的什么样的“法制性联系”则可想而知了。问题首先在“上”，在于蒋介石“制造”的那个并不新的“高层机构”，它是在辛亥革命并没有基本摧毁的中国旧官僚机构的结构性基础、框架上“制造”的，又为后来的共产党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所承接，后者在毛泽东去世后用一种复旧的方式基本上又摧毁了这个“新的低层机构”。它也不再“有农民协会和贫农团体支持”（同上书），以及千千万万农民对政治的直接参与，替而代之的是和官僚狼狈为奸的封建宗法制的复苏，以及包括黄先生称之为“癌症般影响”的放债收租等沉渣泛起……。黄先生认为“中国过去150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其情形不容许我们用寻常尺度衡量（同上书‘序’）。”仅据此观，我的朋友，您所感叹的同期的代价、动荡则应该是可理解的也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当我们又面临一个“世纪末”的状况，如何选择走向新世纪的道路时则有不同的总结和认识，尤其是在这个“动荡”与“稳定”的问题上。

　　以李泽厚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迎合官方“稳定是压倒一切的”立场要求，高举“告别革命”的“伟大”旗帜，从头至尾地否定了这“150年”间所发生的所有革命和进步力量。用人们近年抬出的辜鸿铭的话说，如果没有这些革命，满清上层那些气质高尚的贵族一定能领导的生产力效率很高的国家。他们认为如果没有从林则徐到毛泽东的“排外”，即使中国沦为一个殖民地也早接受了西方的文明，也早提高了国民的素质。

　　和上述倾向相对立的另一种倾向则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旧基础太稳定、甚至超稳定，新的生产方式的基础过于薄弱，而已有的几次革命或者对旧基础动荡的力度不够，如武昌首义后全国大部分地区只是“城头变幻大王旗”，旧官僚政治基础并没有根本改变，或者如文化大革命，尽管短期内曾有相当大的震荡（甚至波及全球），但由于内外各种条件——尤其是对外部威胁中华民族安全的——限制，而过早、过于仓促地平息了荡波。使旧官僚政治基础得以恢复，导致不可避免地失败。总之，这种被认为是激进的观点认为：除了中西方都不何避免的战争，比较西方现代化（三百多年）的进程，中国近150年“直接从中世纪”走过来的过程其动荡的程度不能算大。这不是人为规定的，是摧毁中国积淀甚厚的旧基础必然遇到的阻力所需要的力度决定的，也是社会的恶性发展所逼出来的。

　　——上述两种观点就是人们常说的右派和左派相互对立的倾向。前者代表社会上中层稳定其既得利益的要求，持保守观，后者则代表社会中下层、底层希望改变现有社会不公正、不合理的利益格局的要求，持革命观。其实，社会的发展不会永远持一种态势不变。一直保守，必然僵化，甚至会被闷死、（腐）烂死。不停息的革命，一些人就会厌倦，甚至反对再“折腾”。在一般人看来，保守是常态，革命是非常态，保守是一些既得利益者的主动要求，又较容易适应人们的习惯性惰性，所以右派（保守派）在所有搞政治的人居大多数，并且风险较小。而左派则恰恰相反。革命本来是被动的，往往是被逼得爆发出来的（也是社会发展中总得有的一种渲泻）——没有这个基础条件，任何人和政治势力都不可能人为地发动一场革命。自法国大革命后，这种左右分明的大致格局已约定俗成至今，例如在西方社会从来不会有将贵族、大财团的利益代表误打成左派的笑话，也从来不会将来自下层的激进的政治势力误认成右派的。但是出于某种政治需要，右派有时也会搞点的极“左”政策，左派也会有一时时偏右策略，但都不会影响总的格局。

　　中国的政治可不是“一会儿批左，一会儿批右”的，除个别短暂的调整、变化外，“改革”前的20年，其基调是批右，这20年则是一直批左。前者的矛头主要是指向官僚主义和官僚主义者阶级，后者则往往以攻为守，以确保官僚阶级的地位、利益不受侵犯。前者承认：“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引用毛泽东话），因而就是在激进文革中，在党的“九大”主席台上又现法国大革命时那种左右分明的位置格局，在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中都特意保留有当时公认的右派的位置，他们也一直掌握着重要的权力。而后者，即“改革开放”后，则一再要求“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取自邓的话），在政治舞台上对左派格“杀”勿论，形成中国共和制后从没有过的完全一党一派的最高度“一致”格局（就是国民党内，也一直有常唱反调的左派位置）。左，历来是右的克星（我戏言为：左克右，右克中，中克左）因此，在这样的格局中，就“要特别警惕左”、“防左”。比较明显的原左派人物，几乎无一能逃监狱的厄运，为“长治久安”、继续控制政治舞台上不再有真正左派的痕迹、即隐患，就在“政治游戏”中把那些对他们走得太远有些担心的正统元老派硬打成什么“左派”“左王”，以顶替这个角色。那些“元老”，无论在过去的“文革”中，或在今天的“改革”中都是反对激进态度的，哪有什么“左味”？在今天以右为荣、为贵，咒左、骂左、剿左、伐左的时潮中，也是从此来羞辱他们。对于另一些他们无法控制其活动的海外左派学者，只好冠以“乳臭未干”的“新左派”，竭力控制并消除其影响，而对国内一些愿意承担左派角色的人，则被他们十分警惕的排斥在舞台之下，斥之为“极左派”，却不允许后者出声。一句话，在今日之中国，绝没有真正左派可以公开发表的言论、著作自由。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右派的恐左情结如此难以消去，其虚弱状也是不言自喻的。

　　我这里所说的“右派”和左派，是指那些“搞政治的人”，当然不会包括您，我在南京当面给您戴的几顶“帽子”，只是戏言，不必较真。不过，我是想请您注意一下来自另一个方向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