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蚁行蠕动去打饭”不合事理
少奇子女叙说：“到饭厅吃饭，短短的30米距离竟要“走”上50分钟，甚至两个小时。前后跟着的看守战士谁也不敢上去扶。最后根本不能走了，只能由工作人员把饭打回来吃。”
网上查到一份蚂蚁行进速度的试验报告，测得蚂蚁在地面每分钟可爬行1米，推算出时速可达60米。
30米“走”了50分钟，这样的速度已经低于“蚁速”了，可算是“低蚁速” ，两个小时“走”30米，那就只能叫“超低蚁速”！
这种速度，对于蚂蚁来说，是急速的行进，而对于人来说，基本上就是处于“静止”不能动弹的状态。
一个人，只要他的两条腿还勉强可以站立，只要他的两只脚还勉强可以挪动，就不可能在50分钟特别是两个小时这样的长时间内只走动30米！
再说，少奇同志如此艰难的“蚁行蠕动”着去打饭，即使看守的卫士不敢上前去扶而有耐心在后面看着跟着（他们反正也没有别的事要干），炊事员应该就不会有这个耐心了。让他守候50分钟甚至两个小时等少奇同志来打一次饭，他还要不要休息！？他还要不要做下顿饭！？
假如我是那里的炊事员，我就不会这么干。我就偏要把饭送上去，谁要啰嗦找麻烦，你就替我来当班！
九、“吃剩菜馊饭”和“看病如上刑”的证伪
少奇子女叙说：“年近七旬，他满口只剩七颗残存的牙齿，嚼不动窝头、粗饭，又长期患有胃病，加上经常吃剩菜馊饭，常拉肚子，手颤抖得不听使唤，饭送不到嘴里，弄得满脸满身都是。病得太厉害了，大夫、护士也不敢给好好看。每次看病前先开一阵批斗会，医生一边检查病情一边大骂：‘中国的赫鲁晓夫！’有的用听诊器敲打，有的用注射器使劲乱捅，看病就跟上刑一样。”
上述情况是否属实，无须我们多说，请亭亭兄妹的“老李叔叔”出来证伪就行了。《卫士长回忆》：
“我们到食堂打饭，人家就白眼看我们，说我们是“保皇派”。少奇同志牙齿不行，咬不动。我们就回来热热，多煮会儿。这时候他还能吃，什么米饭、窝头，后来他一生病就不行了，吃饭吃不了了，手和嘴对不上，菜举起来放不到嘴里。这时候病就重了，吃饭不能吃了，起不来了。我给警卫局写了个报告。后来总理知道了，赶快从北京医院调专家会诊。什么肺部专家、心脏专家，调大机器来照，最后会诊，各种抗生素用上，止住了。又从医院调了两个护士。”
李卫士长虽然提到了“牙齿不行，咬不动……手和嘴对不上”等情况，但并没有提到过 “吃剩菜馊饭和敲打乱捅”的事。至于看病的问题，他的话不但对“看病如上刑”作了证伪，同时也证实了顾英奇的《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一点没有假！
“经常吃剩菜馊饭……每次看病前先开一阵批斗会，医生一边检查病情一边大骂：‘中国的赫鲁晓夫！’有的用听诊器敲打，有的用注射器使劲乱捅”等情节，李卫士长没有为之证实，不知少奇子女将请谁来为他们证实？
十、蘸紫药水写字告之转移开封并无不妥
关于1969年中央领导疏散的问题，有说是根据林彪的“一号命令”部署进行的，旨在借此迫害老干部。有说是根据毛主席的决策由周总理主持安排的，是准备打仗的一项具体措施。
对于这两种意见，本文不作探究。但可以肯定几点：
1、中苏两国当时确实存在着战争的可能性。 1968年8月20日 ，苏联曾有过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行动。 1969年3月2日 ，苏军又发动了入侵我国珍宝岛的军事行动。由此可以看出，只要中国好欺负，苏联是绝对不会心慈手软的。如果珍宝岛战役中国战败，一场恶战很可能就爆发了。因此，备战成了当时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毛泽东在中共九大前夕就发出了"要准备打仗"的号召。5月上旬，中央召开过战备工作座谈会。6月下旬至7月上旬，召开了"三北"地区作战会议。8月27日，中央作出成立全国性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和各省、市、自治区人民防空领导小组的决定，从此，开展了群众性的"深挖洞"活动。9月上旬，召开了全军战备工作会议。9月26日，毛泽东批示："军队不要松劲"。（此段引自《1969林彪第一号令与疏散中央领导人的真相》）
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一定都还记得，当时，“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大标语，刷得到处都是。防空洞没有哪座城市没有挖。所以，备战是真的而不是假的，是扎扎实实的而不是松松垮垮的。正因为备战的扎实，才避免了中苏之间全面战争的发生。
2、作为准备打仗的一项措施，中央领导的疏散有必要性。
3、确实有一大批中央领导疏散到外地，包括毛主席、朱德和林彪在内。三人分别去武汉、苏州、广东。刘少奇、徐向前到开封。李富春到广东从化。陈云、邓小平到南昌。陶铸到合肥。董必武到广州。叶剑英到长沙、陈毅到石家庄。刘伯承到汉口。聂荣臻到邯郸……。
中央文献出版社编辑的《周恩来年谱》记载：
1969年10月17日 ：林彪作《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次日，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号令”正式下达林彪的《紧急指示》。在此前后，根据毛泽东意见和中共中央统一部署。在京的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大批党政机关及其干部家属被“战备疏散”到外地。
4、疏散工作由周恩主持进行
据《1969林彪第一号令与疏散中央领导人的真相》一文载：
疏散中央领导人的工作是在周恩来主持下进行的。为此，周恩来让汪东兴暂时留在北京协助其事。关于疏散安排的报告是由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和副主任王良恩签名上报的，由周恩来指示后下达执行的。
少奇同志正好在10月17日转移到开封。关于此事，其机要秘书李智敏有一段回忆：
“大概是1969年的 10月17日 ，中央办公厅的汪东兴到刘少奇同志的办公室，首先给我们工作人员开会，布置了一下，说是要把少奇同志转移到外地，把刘、邓、陶都转移到外地去，让我们工作人员做好准备。同时给少奇同志宣布了这个指示，是在他的房间里宣布的。当时宣布的时候，少奇同志不听，他们就对着他的耳朵说，他把脸转过去了。后来又让身边的护士，用棉花球、紫药水写了几个字，内容是“为了安全起见把你转移到外地去”，给少奇同志看了。他仍然是把脸转过去，不看，以示反抗的意思。”（《“文革”中的片断回忆》——李智敏 O"@p_Ve
）
先向工作人员打招呼，再到少奇同志房间里宣布通知，少奇同志不听，就附耳再念。少奇还是不听，便写成文字给少奇看。传话者的此举，并无不妥。因为他所以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向少奇传达，目的是要讲清中央疏散的精神，希望少奇同志能听明白这个“为了安全起见把你转移到外地去” ！
至于用紫药水在报纸上写字更没有必要大惊小怪。那时候特别讲究节约，在没有墨水和纸张的情况下，作出用紫药水写字的行为说明当时对传达文件精神的高度重视，其目的也就是为了讲清并希望少奇同志能明白这个“为了安全起见” ！
如果，护士当时不惜浪费紫药水在报纸上写的是“中央决定将你这个叛徒驱逐出中南海”之类的恶语，那么，今天的我一定会以手中的笔作刀，朝她的胸口狠狠的一击。然而，事实上她写的却是“为了安全起见把你转移到外地去”。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责怪她呢！因为讲清了、让少奇同志听明白了“为了安全起见”，就可以减轻他精神上一些压力，对他的身体有很大益处！
即使这个“为了安全起见”是假的，其中也体现了一种对少奇同志的尊重——是将他和其他中央领导按照同一个中央文件精神疏散而不是作为“叛徒”驱逐出北京的。否则，真按“叛徒”待遇，转移一个安置地方，还有必要再三再四的讲清“为了安全起见”吗？根本不打招呼就可以转移了！说一句“现在将你转移某处”就是最大的瞧得起你了。如果要刺激一下，加上几句如“勒令转移、限期转移、驱逐、滚蛋”之类的恶语，也不怕你不转移嘛。
是不打招呼好还是打声招呼好？肯定是后者好。如果不打一声招呼就将少奇转移了，少奇的亲属肯定也会有话要说的：“连一声招呼也没有，就把他转移到开封了。”
是用“为了安全起见”打招呼好还是不说原因用生硬的语言或是恶语打招呼好？肯定是前者好。如果是后者，少奇的亲属肯定也会有话要说的。
少奇同志的亲属今天就是在把传达者前面两步工作抹杀掉的前提下，没头没脑的用一句“走前，护士用棉签蘸上紫药水，在一张报纸上写了几个大字：‘中央决定把你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在说事，而将“为了安全起见”的内容向公众隐瞒了。接下来又把李智敏所述 “他们就对着他的耳朵说”改成了“他的卫士长上前对着耳朵把纸上的字念了一遍” 。这一改，“他们”所做的三个步骤的工作就只剩下“护士用棉签蘸紫药水”写字了。
究竟是谁附耳说的？《卫士长的回忆》中，李卫士长并没有说是他。少奇同志的机要秘书李智敏应该不会说假话的吧。
附：少奇子女关于此事的原文：
“1969年10月17日，他被转移到开封。走前，护士用棉签蘸上紫药水，在一张报纸上写了几个大字：“中央决定把你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刘少奇转过脸不看。护士又把报张纸拿到另一边让他看，他又把脸扭了过去。他的卫士长上前对着耳朵把纸上的字念了一遍，刘少奇闭着眼睛，一言不发。”
十一、造反派故意停药辩析
少奇子女叙说：“得知妻子和孩子都已被迫离家，只剩下自己孑然一身之后，刘少奇的精神近于崩溃。他有糖尿病，“造反派”却故意停了他的药，强迫他改变生活习惯，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有时彻夜不眠。”（鲁豫有约）
“接着，他们又把爸爸服用多年的维生素和治糖尿病的药D860也停了。”（《刘少奇生命中的最后一刻》）
上面提到的“强迫改变生活习惯”没有出处，不知是从哪里得来的信息？也不知造反派采取了什么强迫的具体措施？我想，造反派的措施无非就是无休无止的批斗吧。每天只准睡三个小时，那就得每天批斗二十一个小时。应该是不可能的事。
故意停药倒是有个出处，出自刘军医的《监护日记》：
“第11天，1969年10月27日。……听了他的心脏和脉搏，确是比刚来时平稳多了。我对曹护士说：还要加大Ｄ八六０的用量，继续用你们从北京带来的。曹护士刚替病人擦洗完，就转身去了对面存放药物的房间，却在门口被人挡住：上级命令，北京带来的药物不准再使用！曹护士空手返回，眼睛发红。我都听到了，没再问，只说：就用我们这里的吧。老卫士长和曹护士默默地看着床上的病人。都知道，我们一五五医院的药是国产的，北京带来的药是进口的，效果大不一样。”
“第22天， 1969年11月7日 。 ……突然，特派员和驻军首长命令大家在天井院内紧急集合。特派员扫视大家一眼，说：给大家传达上级重要指示，北京来的人员今天全部撤回去！北京带来的药也全部带回去。”
“第24天，1969年11月9日。……护士回答：试了四个多小时，三十九点七度。我说，快给他打退烧针！护士说：药已经没有了……。那Ｄ八六０呢？您忘了，前天都带回北京了。护士没有话说了，我也没有话说了。不给药物，叫治病？领又不给，买又不许，这叫什么事？明摆着，明摆着……让人死掉。” 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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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第25天，1969年11月10日。病人已不能再进食。没有药，不给药，我和助手们做不了任何事。命运对人大残酷。” 4b cPxVAJi 解
“第27天，1969年11月12日。……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我……迟到了两分钟。就算我一直守在他床边，没有药物，我和助手们又能做什么呢？” J]?jX@x 7n'k""[
在第11天“病情确实比刚来时稳定多了”的情形下，“我（刘军医）决定加大D八六0的用量”，可是，北京带来的药却不准用了，随后又全部带回去了。再后来连本地的药“领又不给买又不许”了。这是刘军医“监护日记”记的主要内容，是记述最多最详细的一个事项。
他在“日记”中塑造了一个代表中央的冷酷无情的“中央特派员”形象，通过“特派员”的言行，竭力渲染着这个“明摆着——让人死掉”的主题。
那么，要存心让人死掉的这个人是谁？他虽然没有明言，实际上已经交待得清清楚楚，这就是“中央”。
他的“明摆着——（中央）让人死掉”能不能成立？其实用一句话就可以说明问题了。
请问刘军医：难道只有在开封才能“让人死掉”而在北京就不可以“让人死掉”吗？我们不知道刘军医将作何回答？
少奇在北京治疗期间，医护人员先后七次把他从病危中抢救过来，在1968年7月至1969年8月6日期间，即请专家会诊共40次（见顾英奇《文革抢救刘少奇纪实》）。这中间只要有一次稍微“疏忽”，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让少奇同志死去！又何必劳师动众，转移到开封再让他去死？
除了特意安排让刘军医作历史见证，以便他记下这一篇惊天地泣鬼神的《监护日记》，就再也找不出非得让少奇同志死在开封的任何理由了。
再说，这位刘军医所述，是一家之言，也有一个旁证的问题，谁来为它作证？
李卫士长没有为他作证。北京的药带没带回去？李卫士长肯定清楚的。如果确有其事，他也肯定会说出来。可是，他在《回忆》中却只字未提这个事。
师振德没有为他作证。他是负责内务的，虽然不直接经手药物，但是，《日记》所载第22天的紧急集合他肯定参加了，所以也肯定听到了“特派员”说的“北京带来的药也全部带回去” 。但是，在他的文章中，并没有这样的回忆。
倒是那个协助看守的李用胡对此作了回应。他虽然也与刘军医同唱着“明摆着——让人死去”的调子，但就药的问题，所说与刘军医的所记并不吻合。
《看守回忆》里是这样说的：
“病中的刘少奇需要药品治疗，可是得到的指令却是：北京带来的药，不许全用；河南准备的，要退回一部分；禁止到外边购买。这样一来，为刘少奇配备的医疗班子完全失去了作用，更谈不上治疗。”
比较一下两个人所说的差别：
北京带来的药：刘军医所记是“全部带回去”；李用胡所说是“要退回一部份”即还留下了一部份。
本地的药：刘军医所记是“领又不给，买又不许”；李用胡所述虽然也有“禁止到外边去买”，但是还有一个“河南准备的，要退回一部份”即还留下了一部份。
刘军医所记的是“断药”，也就是放弃药物治疗，让病人等死！
李用胡虽然也说了“更谈不上治疗”，但他的所说，也表明了无论是北京还是本地的药，都留了一部份。留药就是用于治疗的。所以他的此说，在戳穿刘军医的“让人去死”的谎言的同时，也戳穿了他自己的“更谈不上治疗”的谎言。
医生、护士、药物齐备，还算是“更谈不上治疗”，那要达到什么条件才算谈得上治疗？
下面，我们再看看刘军医笔下的中央“特派员”身份是否属实。
《卫士长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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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bOAz“我们和专案组、医生护士，到了西郊飞机场。专案组老邢在，还有一个姓何的在。”
这是准备登机送少奇去开封时的情况。刘军医所指的“中央特派员”应该就是这位老邢了。除此别无他人。姓何的应该排不上号。是他负责的话，李卫士长不会不先提到他。
再看李卫士长第二次到开封之前的情况。《卫士长回忆》：
“让我明天早晨8点到昌平飞机场坐飞机到开封。到了昌平，我和专案组老邢飞往开封。”
从中可以看出，《监护日记》所记第22天也就是1969年11月7日北京的人撤回时，这位老邢也和李卫士长一道撤回北京了。至11月14日老邢和卫士长重返开封之前，开封也就不再有什么“中央特派员”了。
可是，到了第二十六天－－1969年11月11日，“监护日记”居然记着：
“深夜，值班男护士给病人测体温，失声叫道：烧到41度啦！转身往外跑，要上楼叫醒我－－事后他悄悄告诉我的。可那中央特派员忽然幽灵般出现了，堵住他，并训斥他：深更半夜，叫喊什么？男护士站下，差点要问：您，您怎么又回来了？嘴里说出来的却是：报告上级，他烧的厉害，嘴唇都紫了，两瞳孔反光也消失了！中央特派员走到病床前看看，说：发烧对他不是家常便饭吗？注意观察，情况实在危险了再报告。”
这不是活见鬼了！“中央特派员”老邢此时正在北京呢？
是不是还有一个专案组之外的“中央特派员”？他是谁？刘军医为何不公布名字？竟连姓氏也保了密！为什么李卫士长、师顺德、李用胡都没有提到老邢以外的这个“中央特派员”？
可见，刘军医塑造的这个“中央特派员”并不存在，所以，由“特派员”传达的“北京带来的药全部带回去”的上级指示也就只能是子虚乌有的事了。
十二、对塑料瓶捏成了“宝葫芦”的质疑
少奇子女叙说：“紧接着，爸爸由于植物神经紊乱，引起不能下咽食物，只能靠鼻饲维持快要枯竭的生命。由于病痛和窒息的痛苦，他常常紧攥着拳头，或者伸出十指乱抓、乱撕，一旦抓住东西就死死不放。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看着他那种难受情景，实在不忍心，就把两个硬塑料瓶子让爸爸捏在手里。到爸爸死的时候，两个塑料瓶已经完全变形，攥成了两个小“葫芦”。”（ 《刘少奇生命中的最后时刻》）
此说倒是有个出处，也是见于《监护日记》，还有《看守回忆》：
《监护日记》：“第11天，1969年10月27日。今天是个少有的好天气。老卫士长和曹护士要求给病人翻身、擦身子。我同意。老卫士长轻轻拍着病人抓塑料瓶的手，说：翻身喽，抓好你的宝葫芦！大家都笑了。这是这里第一回有了笑声。肯定有人不高兴。曹护士用热毛巾替翻过了身子的病人擦洗着，对我说：今天早晨他又吃了半碗多，情况还不错。我心里升起了希望。相信护理组的每一个人也都希望，他能在我们手下一点一点好转、康复。我们只管治病救人。听了他的心脏和脉搏，确是比刚来时平稳多了。”
《看守回忆》：“刘少奇临终前，我发现在他手中有个硬塑料瓶，已经被他攥成小葫芦形状。”
刘军医所记的“两个塑料瓶”李看守只看到了一个。这也无关紧要。
塑料瓶捏成了葫芦形。这种情形，我是不太相信的。
一是60年代末，塑料瓶没有进入人们的生活领域。像今天这种薄薄的盛装饮料的塑料瓶绝对没有。瓶装药物用的大都是玻璃瓶。塑料药瓶难得一见，本人记忆中好像没有一见。当然，国外的塑料用品可能比我国出现得早，所以，进口药可能有用塑料瓶装着的。但是，药瓶的材质都不薄，上面提到的也是“硬塑料瓶子”。而且药瓶的形状也大都呈圆柱状，少有扁体。即有扁体，也不可能捏到变成“葫芦”形状。所以，被少奇同志捏在手上的这两个塑料瓶可以肯定是两个圆柱状的不薄的硬塑料瓶。
二是这种成圆柱形状的物体的弧面抗压力是比较强的。一般都很难用手捏烂和捏得变形。就像一个小小的鸡蛋很难用手捏烂一样。我用塑料药瓶做了一下试验，两只手捏一个小瓶，拼尽全力弄了好久没有对它的形状产生任何影响。各位不妨也亲自试一试，看你能奈何得一只小塑料瓶不！
三是“只能靠鼻饲维持快要枯竭的生命”的少奇同志，两手的握力应该比我的小，恐怕很难将塑料瓶捏得变形的。即使能将它们捏得变形，但要捏成“葫芦形“的话，“捏法”也有一定的讲究，因为葫芦是一端大一端小，而塑料瓶是绝对不可以在手中捏大的，只能固定在一端捏，将一端捏细同时还要拉长才有可能变成葫芦形状。难道少奇同志开始捏塑料瓶时就设计要捏成葫芦状，所以一直将手在瓶的同一端捏！
事实上，即便是这种捏法，能不能将塑料瓶的一端捏细拉长也还是个大大的疑问号。我的手对此肯定是无能为力的。
我们再来推敲一下“监护日记”中的这句话：
“老卫士长轻轻拍着病人抓塑料瓶的手，说：‘翻身喽，抓好你的宝葫芦！’大家都笑了。这是这里第一回有了笑声。”
刘军医描述的这个细节，意在为少奇同志的“确是比刚来的时候平稳多了”营造一个轻松愉悦的气氛。可是，他借李卫士长的嘴把少奇同志紧捏着用来减轻痛苦的塑料瓶当作“笑引”是不近人情世故的。难道他不知道，这个塑料瓶是少奇同志无法言表的极度痛苦的一种标志吗！稍有同情心的人，看着这个有特殊意义的塑料瓶，谁又能笑得出来呢！即使为病人的病情“稳定”而高兴，李卫士长也绝对不会说出“宝葫芦”这样的俏皮话来逗引大家发笑的！
所以，我认为，这个细节应是刘军医编造的！
十二、“试体温表5个小时取出”冤枉了好心护士
少奇子女叙说：“老李叔叔急切地询问了解，原来———
11月10日晚发高烧，试体温表，5个小时后才取出，体温39．7℃，“当时不能确诊是肺炎”，但却按肺炎治疗，不让送医院抢救。到11日深夜，嘴唇发紫，两瞳光反应消失，体温40．1℃。第二天6点40分，才发出病危通报；5分钟后，6点45分心脏停止跳动。两分钟后，值班医生、护士赶到现场。两个小时后，‘抢救’人员才赶到……”
上面的内容是借李卫士的嘴说出来的，是李卫士长询问到的当时的现场情况。可是，《卫士长的回忆》中，李卫士长只说了一句“我们去了，就说得看看，人家给抬出来，我看了看。”少奇子女叙说的上述内容他竟然只字未提。
本节专议“试体温表5个小时取出”一事。此说出自《监护日记》还有《看守回忆》：
《监护日记》：“11月9日，上午，我（刘军医）替病人熬玉米糊糊。下知为什么，心里堵的慌，可什么话都不能说。一五五医院同来的一名女护士向我报告：刘医生，病人的体温有了。我问多少？护士回答：试了四个多小时，三十九点七度。”
《看守回忆》：11月10日晚，刘少奇第三次发高烧，体温一再攀升，试体温表，五个小时后才取出，体温摄氏39.7度。
这里的“（试体温）试了4个多小时”，被李用胡改成了“试体温表5个小时取出”。他却不知道，自己的这一改就把刘军医的一片好心变成驴肝肺了。
测量体温，体温表插下竟然隔了5个小时才取出来，这是护士对病人极度怠慢和漠不关心的典型表现，是对工作的极端不负责任。
可是，刘军医的笔下是要表达这样一种意思吗？
通观他的整个“日记”，矛头始终对准的是以“中央特派员”为代表的“让他去死”的上级和中央。而少奇同志身边的医护人员，在他的笔下，对少奇同志都是十分敬重同情和关心的，都想尽心竭力地为少奇同志服务，治好他的病，大家只是无能为力而已（《监护日记》：“第22天……我很满意我的医护组成员们的表现，总是不分日夜，随喊随到。”）
因此，在刘军医的笔下，为少奇同志测量体温的护士不可能会对少奇如此冷漠和不负责任的！
再说，“试了四个多小时”出自于护士自己的嘴里。真要是“试体温表5个小时才取出”的工作差错，她不一定会向医生报告的？对于治疗而言，也没必要汇报。
实际上，刘军医编造的这句“护士回答：试了4个多小时”是好心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他的本意是：护士守候在少奇同志的身边对少奇的体温持续测试观察了4个多小时，以此强化39·7度的可信度，同时表明护士的极端认真负责精神并反衬出“上级”的残无人道。不料，李用胡却误解了刘军医的意思，竟然“翻译”成了一句贬损护士的话（毫无疑问，对于医护方面的情况，他这个看守头儿只有当翻译的资格）。当然，也不排除他有意贬损医护人员而抬高自己和看守的可能。
谁知刘氏兄妹也眼里无珠，竟然取了李用胡有意或无意的“错译”，完全辜负了刘军医的一片好心也冤枉他笔下的这位护士了。
十四、临死前是否有过抢救的考证
少奇子女叙说：“老李叔叔急切地询问了解，原来———
11月10日晚发高烧，试体温表，5个小时后才取出，体温39．7℃，“当时不能确诊是肺炎”，但却按肺炎治疗，不让送医院抢救。11日深夜，嘴唇发紫，两瞳光反应消失，体温40．1℃。第二天6点40分，才发出病危通报；5分钟后，6点45分心脏停止跳动。两分钟后，值班医生、护士赶到现场。两个小时后，“抢救”人员才赶妻子到……。”
上节已经说过“老李叔叔”在《回忆》中没有说到这些情况。这些情况也是来自刘军医的《监护日记》，主要是来自《看守回忆》：
《监护日记》：“第二十七天－－1969年11月12日。凌晨六时四十分，中央特派员批准发出病危通知。六时四十五分，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我注意看了手表，我赶到楼下病房是六时四十七分。迟到了雨分钟。就算我一直守在他床边，没有药物，我和助手们又能做什么呢？”
《看守回忆》“：11月10日晚，刘少奇第三次发高烧，体温一再攀升，试体温表，五个小时后才取出，体温摄氏39.7度。医护人员限于医疗水平和条件，又不熟悉病史，只得按肺炎治疗。因为不许送医院抢救，到深夜时，刘少奇的嘴唇发紫，点头张口呼吸，吸氧也不见改变，两瞳光反应消失，体温达到了摄氏40.1度。可是值班护士仍按原处方用药，到第二天早晨6点40分，发觉情况不妙，连忙叫其他医护人员来抢救，然而为时已晚。6点42分，医护人员到齐；3分钟后，也就是 1969年11月12日 6点45分，……”
先不说这两人的所述是否属实。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工作性质与医务不沾边的看守李用胡多年后回忆当时的医疗情况竟然比刘军医的“及时记录”更详细，更具体！李用胡具有掌握、发布这种详细具体医疗情况的条件吗？尤其是在事过多年以后！
虽然他说的少奇死亡时间“6点45分”与刘军医记的相同。但是，“6点42分，医护人员到齐”之说就与刘军医所记的打起架来了。刘军医自己说的是6点47分才到。
这一点少奇子女倒是非常明智，他们采信了刘军医的“6点47分”，说的是“6点45分心脏停止跳动。两分钟后，值班医生、护士赶到现场。”不过，“嘴唇发紫，两瞳光反应消失，体温40．1℃”以及“按肺炎治疗”则是照搬了李用胡这个医护门外汉的话。
还有“当时不能确诊是肺炎，……不让送医院抢救”以及“两个小时后，‘抢救’人员才赶到”的情况，则不知是听谁说的了。
总而言之，刘军医、李看守所述都是没有进行抢救，少奇子女也认定没有抢救。
但是，还有一个人——师振德，他却清楚的表明，进行抢救了。《师振德回忆》：
“少奇同志去世那天，我是早晨4点钟起的床，过来一看，很多人正在抢救。当时抢救我是在，但来得晚，因为我不是搞护理医疗的。呼吸停止5分钟还不行就终止抢救了。”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他记住了自己是4点起床的。可信不可信？可信。他记住了当时看到的“很多人在抢救”，可信不可信？可信。因为，这是两个留在他脑子里的非常深刻的印象，也是两个非常简单的记忆。
他记住了“呼吸停止5分钟还不行就终止抢救了”，因为这个五分钟是作出停止抢救决定的前提，虽然决定不是由他作出，但他完全具有得到这个信息的条件。这个信息进入他的脑子，同样会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而且，这个五分钟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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