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歸

這次返昆的途中幾乎命喪黃泉！我和六十軍的兩位軍官太太從北平乘機到重慶，在重慶住了幾天才買到飛昆明的機票。起飛那天天氣很好，我抱着一件花呢長大衣坐在靠窗口的座位上，從窗口俯視腳下彎彎曲曲的的嘉陵江，正怡然自得時，突然感到一股刺鼻使人窒息的氣味撲面而來，且機艙內有煙霧，我趕快用抱着的大衣捂着臉呼吸，機上的乘客也開始騷亂，那時飛機上沒有什麼空中小姐，只有幾個工作人員，他們從駕駛艙出來安撫大家不要慌亂，飛機正返航準備降落，幾分鐘後，飛機降落在重慶白市驛機場，很快打開艙門，旅客們踉踉蹌蹌下了飛機，呼吸到新鮮空氣才喘過氣來，下飛機後，看到機場武裝人員帶走了一個旅客，並上了手銬，機場的人講，此人帶的茅台酒瓶內裝的是製毒品的化學藥液，在高空破裂流出，造成今天的事故，幸好才起飛幾分鐘，否則後果不堪設想。知道真像後，大家才感到後怕！又過了兩三天后，才乘另一架飛機飛抵昆明，到昆明時陽光燦爛，綠樹紅花，與北平簡直是兩個天地。

我回到昆明時，家已搬到靖國新村的新式洋樓了，潘娘是建好房子搬了家才去東北的，新建的房子就只有她媽和兩個妹妹居住，我也是第一次來到這個新家。房子雖說是隴宅，但父親此時在戰火中掙扎，更見不到此房，直到解放後1950年春天，父親才回到昆明，第一次住進了已建好三年的他的房子裡，他大概住了一年左右，在形勢逼迫下，只好把此房子賣給商業廳，所賣的錢一部分寄回昭通作“減租退押”款給農民，解我母親之圍，餘下的錢在武成路買了一小院中式房給兩個弟弟在昆明讀書住，這些都是解放初期的事了。

1947年秋，我從北平來到這個新家時，管家的主要是潘娘的四妹華，她對我很客氣，常問我想吃什麼，她好叫傭人去做，她越是熱情，越使我感到我不是住在父親的家裡，好象我是住在姓潘的家裡。不知她是為了親密我與她家的關係而熱情呢？還是故意這樣做使我感到這不是隴家而是潘家？家裡養着好幾個傭人，有做飯的沈大媽，常帶着金耳環、金戒指，是個精明能幹的中年婦女，有個丫頭馬春花，有個拉人力車的車夫鄧才發，主要供兩位弟弟上學用，還有個專門管開關門的趙老頭，有汽車來時他開大鐵門，平時出入他開小鐵門，廚房側邊還有一道小木門，方便做飯的人出入買菜。這些傭人的頭叫趙德成，都叫他趙班長，他原是父親部隊的一個班長，對父親特別忠誠，所以把他安排在家裡管家。父親海龍突圍後，47年冬潘娘從東北回來時又帶了個付官楊光華回來，楊是湖南人，父親海龍突圍時，他背着弟弟民逃跑出來躲在老百姓家裡，後來找到了父親，因護子有功，父親又安排他回來負責開車和保鏢。家裡有數支卡賓槍和手槍，養有兩條大狼犬，訓犬師兩三天來訓練一次，白天關在鐵籠子裡，餵牛肉、雞蛋、米飯，晚上放出來在院子裡防盜賊，那時昆明據說有飛檐走壁的強盜，有錢人家都有這些防範措施。院子裡有不少花草樹木，花工每個禮拜來一兩次修整花木。潘娘從東北回來後，還有一個姓丁的上海裁縫幾乎一年四季都在家做衣服，做了太太的做小姐的，做了夏天的做冬天的，靖國新村的宅院及生活可以說是我家歷史上的頂峰。但我在這個家中常常是做客的感覺，除了假期外，我基本上是住校。華愛訓斥傭人，傭人們很不服，常在我面前說：“這個家是姓隴的，又不是姓潘的，你這個姓隴的大小姐像活菩薩一樣，一句話都不說”，我聽後一笑了之，心想我想的是大事，誰稀罕這些小事。

我從北平一到昆明的當天，瑛就來找我，她說自從知道我離開北平的消息後，差不多天天都來我家看我是否已經回來，她這時來看我不是像過去僅是個人感情，而是組織上交給的任務，組織上叫她來告訴我，猛已離開昆明到鄉下去了，並通知我有位方先生最近要來看我，叫我在家等候，同時她因私情，而違反組織規定地告訴我，猛已介紹她入了黨。那時我還未入黨，按地下黨的紀律，是不能隨便暴露身份的。大約第二天中午，一位戴洋氈帽，穿長衫，手提文明棍（手仗）的方先生來找我，我知道他是共產黨的領導，把他引進到我的書房內談話，客廳可能會來客人，不方便，書房較安全一點。就坐後，方先生稱我隴小姐，寒暄幾句話後，方先生首先讚揚了猛一通，說李是昭通青年中比較優秀的，因工作需要，他已經離開昆明到會澤去了，叫我拍電報叫李回昆明一轉。方先生好象有意安排我們見見面，以解一年多沒見面的思念之情，同時組織上對李也有工作安排，電報是方先生擬的，大意是：“家中有事，方姐命你速回”。這位方先生有次我在正義路碰見了他，我正要上去與他打招呼時，他扭頭就走，好象根本就不認識我，我也立即意識到地下時期，除了一定的場合，不能隨便相認。解放後，才知道方先生當時是中共雲南省工委領導之一，是猛的直接領導，更想不到的是，三十年後，我們竟成了兒女親家。

電報發出後，我常到大門口盼望李的到來。一個晴朗的秋日的中午，我站在大門口遠遠看到一個戴洋氈帽，身穿一件較舊的藍布長衫的人走來，帽檐拉得很低，看不清面孔，我以為是我家對面建房子的工人，待走近了才看清來人的面容，正是我要等的戀人。我把他引進到書房就坐，他向我講述他弟弟彥在會澤“楚黔中學”教書，他是從弟弟那裡來，因為國民黨公布的黑名單（準備要逮捕的名單）上有他的名字，所以組織上命他離開昆明隱蔽一段時間，他接到電報後一下找不到車，就只好徒步出發，在路上遇到一幫從昭通販雞到昆明賣的回族，與他們結伴同行，在路上可能吃到不乾淨的食物，又病了一場，幸好那些同路的雞販子用土醫法給他刮痧才治好了病，第二天搭上了一輛拉貨的卡車才到昆明。他有個堂叔，住在離我家不遠的地方，他是先到他堂叔家放下行李後才來找我的。我看他風塵僕僕，面容憔悴，衣服也很陳舊，陪他到街上去洗澡，給他買了襯衣、毛衣、風衣等，希望他穿得精神一點。這段時間他比較優閒，白天基本不出門，躲在他叔叔家或我家書房內讀書閒談，有時晚上我們到翠湖去走走，藉此表露一下戀人的溫情，這段時間也是我們確定戀人關係後相處較多的時間。方先生與他相約在我家見過幾次面，他們談話時我自覺地走開。有次他告訴我，方批評他太不注意儀表，牙齒發黃也不刷白一點，意思是要他注意一點儀表，不要使我嫌棄他，那時在熱戀中，也不在乎這些細節。那時他曾在我家吃過幾餐飯，我只知道他不吃豬肉，叫廚房傭人燉氣鍋雞給他吃，心想給他補補，結果他好象很為難地吃了一點，當時我已隱約感到我們在生活上有點彆扭，但沒有進一步想以後要在一塊生活的細節，滿腦子都被革命理想占據了位置，根本不會想要成家，要過日子的具體事情。大約過了半個月後，李奉組織之命潛往嵩明中學教書。李走後不久，瑛曾陪我到嵩明看過他一次。

快到春節了，我很想念母親，我離開她已兩年多了。家鄉過年的氣氛很濃，至今我記憶猶新。一進臘月（陰曆十二月），很多人家就忙着醃肉，醃鹹菜，大掃除等忙得不亦樂乎，春節到來之時，幾乎家家都貼好門神對聯，給人一種新春的感覺。母親信奉佛教，供奉祖先，年三十那天開始，堂屋裡要鋪一層青松毛，滿屋的松葉清香，供桌上香煙繚繞，燭台錚亮，特製的大紅蠟燭，光焰閃爍，吃年飯的時候要圍坐在青松毛上吃，吃完飯後，要跪在松毛上給長輩拜年，洗腳時要抓一把松毛放在盆里泡腳，預祝一年清吉平安，那時沒有電視可看，也沒有收音機可聽，如何打發三十晚上守歲熬夜的時間呢？就玩一種叫圍酬的娛樂。用六顆骰子在大碗裡擲，根據骰子出現的點數排列定輸贏，人多人少都可以玩，只要有一兩個人懂，其他人不懂也可以玩，很靈活，很熱鬧的一種娛樂方式，就通過這種娛樂，送走一年的最後一個夜晚。大年初一，家家關門閉戶睡大覺。大年初一的忌諱很多，不准開大門，名曰關財，不准往外潑水，說這樣會把財潑掉，不准掃地，不准使用刀剪等等都有說法。母親一到過年都是強撐歡樂暗自憂傷，在我的記憶里，父親就從未與母親過過年，我從小受母親的影響，對過年總是又喜歡又害怕，沒有父親的過年，心靈深處藏着淡淡的憂傷。

這次回昭，方先生交給我一個文件，是一個比蠶豆大一點的紙團，外面套上層蠟，裡面不知是什麼內容，他叫我把它塞在雪花膏瓶內，到昭通時交給孫志能（80年代任雲南省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孫當時是昭通地下黨特支中心書記。那時我不是黨員，接受這個任務時又神秘又興奮，感到自己也是黨的一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