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归

这次返昆的途中几乎命丧黄泉！我和六十军的两位军官太太从北平乘机到重庆，在重庆住了几天才买到飞昆明的机票。起飞那天天气很好，我抱着一件花呢长大衣坐在靠窗口的座位上，从窗口俯视脚下弯弯曲曲的的嘉陵江，正怡然自得时，突然感到一股刺鼻使人窒息的气味扑面而来，且机舱内有烟雾，我赶快用抱着的大衣捂着脸呼吸，机上的乘客也开始骚乱，那时飞机上没有什么空中小姐，只有几个工作人员，他们从驾驶舱出来安抚大家不要慌乱，飞机正返航准备降落，几分钟后，飞机降落在重庆白市驿机场，很快打开舱门，旅客们踉踉跄跄下了飞机，呼吸到新鲜空气才喘过气来，下飞机后，看到机场武装人员带走了一个旅客，并上了手铐，机场的人讲，此人带的茅台酒瓶内装的是制毒品的化学药液，在高空破裂流出，造成今天的事故，幸好才起飞几分钟，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知道真像后，大家才感到后怕！又过了两三天后，才乘另一架飞机飞抵昆明，到昆明时阳光灿烂，绿树红花，与北平简直是两个天地。

我回到昆明时，家已搬到靖国新村的新式洋楼了，潘娘是建好房子搬了家才去东北的，新建的房子就只有她妈和两个妹妹居住，我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个新家。房子虽说是陇宅，但父亲此时在战火中挣扎，更见不到此房，直到解放后1950年春天，父亲才回到昆明，第一次住进了已建好三年的他的房子里，他大概住了一年左右，在形势逼迫下，只好把此房子卖给商业厅，所卖的钱一部分寄回昭通作“减租退押”款给农民，解我母亲之围，余下的钱在武成路买了一小院中式房给两个弟弟在昆明读书住，这些都是解放初期的事了。

1947年秋，我从北平来到这个新家时，管家的主要是潘娘的四妹华，她对我很客气，常问我想吃什么，她好叫佣人去做，她越是热情，越使我感到我不是住在父亲的家里，好象我是住在姓潘的家里。不知她是为了亲密我与她家的关系而热情呢？还是故意这样做使我感到这不是陇家而是潘家？家里养着好几个佣人，有做饭的沈大妈，常带着金耳环、金戒指，是个精明能干的中年妇女，有个丫头马春花，有个拉人力车的车夫邓才发，主要供两位弟弟上学用，还有个专门管开关门的赵老头，有汽车来时他开大铁门，平时出入他开小铁门，厨房侧边还有一道小木门，方便做饭的人出入买菜。这些佣人的头叫赵德成，都叫他赵班长，他原是父亲部队的一个班长，对父亲特别忠诚，所以把他安排在家里管家。父亲海龙突围后，47年冬潘娘从东北回来时又带了个付官杨光华回来，杨是湖南人，父亲海龙突围时，他背着弟弟民逃跑出来躲在老百姓家里，后来找到了父亲，因护子有功，父亲又安排他回来负责开车和保镖。家里有数支卡宾枪和手枪，养有两条大狼犬，训犬师两三天来训练一次，白天关在铁笼子里，喂牛肉、鸡蛋、米饭，晚上放出来在院子里防盗贼，那时昆明据说有飞檐走壁的强盗，有钱人家都有这些防范措施。院子里有不少花草树木，花工每个礼拜来一两次修整花木。潘娘从东北回来后，还有一个姓丁的上海裁缝几乎一年四季都在家做衣服，做了太太的做小姐的，做了夏天的做冬天的，靖国新村的宅院及生活可以说是我家历史上的顶峰。但我在这个家中常常是做客的感觉，除了假期外，我基本上是住校。华爱训斥佣人，佣人们很不服，常在我面前说：“这个家是姓陇的，又不是姓潘的，你这个姓陇的大小姐像活菩萨一样，一句话都不说”，我听后一笑了之，心想我想的是大事，谁稀罕这些小事。

我从北平一到昆明的当天，瑛就来找我，她说自从知道我离开北平的消息后，差不多天天都来我家看我是否已经回来，她这时来看我不是像过去仅是个人感情，而是组织上交给的任务，组织上叫她来告诉我，猛已离开昆明到乡下去了，并通知我有位方先生最近要来看我，叫我在家等候，同时她因私情，而违反组织规定地告诉我，猛已介绍她入了党。那时我还未入党，按地下党的纪律，是不能随便暴露身份的。大约第二天中午，一位戴洋毡帽，穿长衫，手提文明棍（手仗）的方先生来找我，我知道他是共产党的领导，把他引进到我的书房内谈话，客厅可能会来客人，不方便，书房较安全一点。就坐后，方先生称我陇小姐，寒暄几句话后，方先生首先赞扬了猛一通，说李是昭通青年中比较优秀的，因工作需要，他已经离开昆明到会泽去了，叫我拍电报叫李回昆明一转。方先生好象有意安排我们见见面，以解一年多没见面的思念之情，同时组织上对李也有工作安排，电报是方先生拟的，大意是：“家中有事，方姐命你速回”。这位方先生有次我在正义路碰见了他，我正要上去与他打招呼时，他扭头就走，好象根本就不认识我，我也立即意识到地下时期，除了一定的场合，不能随便相认。解放后，才知道方先生当时是中共云南省工委领导之一，是猛的直接领导，更想不到的是，三十年后，我们竟成了儿女亲家。

电报发出后，我常到大门口盼望李的到来。一个晴朗的秋日的中午，我站在大门口远远看到一个戴洋毡帽，身穿一件较旧的蓝布长衫的人走来，帽檐拉得很低，看不清面孔，我以为是我家对面建房子的工人，待走近了才看清来人的面容，正是我要等的恋人。我把他引进到书房就坐，他向我讲述他弟弟彦在会泽“楚黔中学”教书，他是从弟弟那里来，因为国民党公布的黑名单（准备要逮捕的名单）上有他的名字，所以组织上命他离开昆明隐蔽一段时间，他接到电报后一下找不到车，就只好徒步出发，在路上遇到一帮从昭通贩鸡到昆明卖的回族，与他们结伴同行，在路上可能吃到不干净的食物，又病了一场，幸好那些同路的鸡贩子用土医法给他刮痧才治好了病，第二天搭上了一辆拉货的卡车才到昆明。他有个堂叔，住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他是先到他堂叔家放下行李后才来找我的。我看他风尘仆仆，面容憔悴，衣服也很陈旧，陪他到街上去洗澡，给他买了衬衣、毛衣、风衣等，希望他穿得精神一点。这段时间他比较优闲，白天基本不出门，躲在他叔叔家或我家书房内读书闲谈，有时晚上我们到翠湖去走走，借此表露一下恋人的温情，这段时间也是我们确定恋人关系后相处较多的时间。方先生与他相约在我家见过几次面，他们谈话时我自觉地走开。有次他告诉我，方批评他太不注意仪表，牙齿发黄也不刷白一点，意思是要他注意一点仪表，不要使我嫌弃他，那时在热恋中，也不在乎这些细节。那时他曾在我家吃过几餐饭，我只知道他不吃猪肉，叫厨房佣人炖气锅鸡给他吃，心想给他补补，结果他好象很为难地吃了一点，当时我已隐约感到我们在生活上有点别扭，但没有进一步想以后要在一块生活的细节，满脑子都被革命理想占据了位置，根本不会想要成家，要过日子的具体事情。大约过了半个月后，李奉组织之命潜往嵩明中学教书。李走后不久，瑛曾陪我到嵩明看过他一次。

快到春节了，我很想念母亲，我离开她已两年多了。家乡过年的气氛很浓，至今我记忆犹新。一进腊月（阴历十二月），很多人家就忙着腌肉，腌咸菜，大扫除等忙得不亦乐乎，春节到来之时，几乎家家都贴好门神对联，给人一种新春的感觉。母亲信奉佛教，供奉祖先，年三十那天开始，堂屋里要铺一层青松毛，满屋的松叶清香，供桌上香烟缭绕，烛台铮亮，特制的大红蜡烛，光焰闪烁，吃年饭的时候要围坐在青松毛上吃，吃完饭后，要跪在松毛上给长辈拜年，洗脚时要抓一把松毛放在盆里泡脚，预祝一年清吉平安，那时没有电视可看，也没有收音机可听，如何打发三十晚上守岁熬夜的时间呢？就玩一种叫围酬的娱乐。用六颗骰子在大碗里掷，根据骰子出现的点数排列定输赢，人多人少都可以玩，只要有一两个人懂，其他人不懂也可以玩，很灵活，很热闹的一种娱乐方式，就通过这种娱乐，送走一年的最后一个夜晚。大年初一，家家关门闭户睡大觉。大年初一的忌讳很多，不准开大门，名曰关财，不准往外泼水，说这样会把财泼掉，不准扫地，不准使用刀剪等等都有说法。母亲一到过年都是强撑欢乐暗自忧伤，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就从未与母亲过过年，我从小受母亲的影响，对过年总是又喜欢又害怕，没有父亲的过年，心灵深处藏着淡淡的忧伤。

这次回昭，方先生交给我一个文件，是一个比蚕豆大一点的纸团，外面套上层蜡，里面不知是什么内容，他叫我把它塞在雪花膏瓶内，到昭通时交给孙志能（80年代任云南省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孙当时是昭通地下党特支中心书记。那时我不是党员，接受这个任务时又神秘又兴奋，感到自己也是党的一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