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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家屯回忆:“百亿美元租借香港”真相
送交者: 高伐林 2011年04月10日14:51:05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许家屯说,包玉刚的女婿给我一份建议书,上面有十多位香港社会精英、名人巨贾签名,以一百亿港币,向中国政府租借香港,由他们自治十年。这完全出乎我的意外!我揣测,包不便出面,所以由他的女婿出面。我对他讲:这个建议,我会向北京报告转达,但我估计北京不会同意,我建议他,到此为止,不要再扩散


现在可以说了

许家屯回忆在香港工作的若干重大事件(2)


◆高伐林


(续前)港澳国际投资公司的来龙去脉

  高:最近周南出版的书中说,你1988年成立港澳国际投资公司,拿了国家一亿美金去投资,但是弄到最后,钱都没有了,你“肥了自己”。是不是有这么回事?真相如何?
  许:事情是这样的。那次我向赵紫阳汇报说:香港的精英在本地和内地投资酒楼,酒楼造价十几万美金,他们本人只出一部分,然后向银行贷款。这是普遍做法,当然,你要有信用,要按时付息、还本。银行对这些户头是“晴天放伞,雨天收伞”,项目规模愈大,银行愈放心,越希望你多贷款。我想,香港可以这样做,我们自己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所以我建议中央政府,将给外资的政策扩大到给香港的中资企业,让香港的中资企业到内地投资,用香港银行的钱回内地投资,“肥水不落外人田”,可以加快内地发展速度,可以壮大中资。
  我在香港就提出,英国人在香港有汇丰银行,有太古、有裕和……我们为什么不能在香港搞一个、搞几个汇丰、太古、裕和?周南(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李后(时任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兼秘书长)反对我的说法,但赵紫阳赞成,于是就调整了政策,让香港的中资企业到内地投资,享受外资待遇。
  随后我就又对赵紫阳建议,想在香港由中资出面,找一些香港的大商人,成立一个投资公司,吸引他们,用他们的经验,他们的银行的资金,一同回内地投资。当时他们有些人对中国的信心不够,所以我有这么个建议。赵紫阳又表示同意。
  我就问赵紫阳要两亿美金,来组建这个公司。他要我去找副总理姚依林,姚是国务院掌握财权的。当时赵紫阳有困难:他奉命搞物价闯关遇到大的挫折,刚刚挨了批,同李鹏、姚依林的关系很紧张。赵紫阳认为我同姚的关系比较好,要我直接找姚,请他做决定。我就去见姚依林,没有先说紫阳同意了,直接就向他提出这个建议,要求给两亿美金来组建这样一个公司。姚依林立即表示同意,但没有马上决定给我多少钱,说要等紫阳召集开会时讨论一下。过了一段时间,就批准了我这个建议,同意拨款一亿美金:由国务院拨给我五千万,要我向香港的中资银行贷款五千万。
  这个港澳国际投资公司就成立起来了。我邀请了包玉刚、李嘉诚等十多位香港著名企业家,开了一个筹股会,请他们共同到内地投资。他们也热心地参加,拿出了资金参加股份。但是后来开董事会往往开不起来,董事们多半缺席,不像开头那么积极。这是什么道理?我们研究,得出一个看法,这个公司的董事长是中银驻港的总裁、总经理是华润的总经理,而这些香港巨商们都习惯了自己做大股东,自己控股,自己判断经营,他们做不惯听别人指挥的小股东。当初之所以入股,是碍于面子,不想伤我们的心——说得难听一点,免得得罪我,所以投了股,但之后并不积极参加。我就跟财经领导小组商量决定,想退出的话,立即退股,利息照付。多数股东就撤了资,这个投资公司就成为以中银、华润为主导了。
  投资不可能马上见效,数量也不大。公司成立之后,海南岛开发,搞了一个电厂;在河南,山东,搞了些工厂;在福建考虑投资搞高速公路。我亲自陪霍英东到福建,专门去看陈嘉庚在家乡建起的厦门大学,建议霍英东在家乡也这么搞一所大学——主要搞教育,附带搞产业,我们港澳国际公司可以参加。当时厦门正在搞海沧特区,我要他们具体商量。
  我们想由这个投资公司来搞沪宁、沪杭高速公路,当时江泽民在上海当市长,我亲自请上海、江苏、浙江和交通部的领导——一个市长、两个省长和一个部长,在上海开会,我提了建议,他们都同意了,我请上海市委写报告给中央批。后来上海不写,我催了几次也不写,到现在我也弄不清什么原因,后来就烟消云散了。
  这一套很庞杂的计划,为了什么?为了开发内地,为了充分发挥香港的作用。他们说我说我“安排私人、亲戚”去参加港澳国际投资公司,我一个人都没安排!——从来想都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人事上,港澳国际投资公司董事长由中银的老总兼,总经理由华润的总经理兼,我只是参加决定投资公司这两个主要人选,其他人员我一概不知道,下面的人事安排由他们提出意见,港澳工委组织部门审定。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根据说我“安排私人、亲戚”?拿出证据来。
  当时港澳国际投资公司正在向内地投资,还没有收益,讲什么“亏空”?完全是造谣。我离开之前,虽然受了“六四”的影响,正是港澳国际投资公司大展鸿图的阶段。以后垮没垮,我并不很清楚,假如垮了,要看是谁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是他周南的问题,因为他取代了我,接任了港澳国际的最高领导人。

包玉刚说“只有你没向我提出过私人问题”

  我在香港从来不管钱,我自己连零用钱都不带。包玉刚先生现在去世了,如果他没有去世,他可以证明。记得有一次我跟包玉刚先生吃饭,吃完我站起来了,他突然讲了一句话:我很佩服你。我很诧异,看着他,他说,我认识到的你们的高干,只有你没有向我提出过私人问题。我当时说不出的感觉,虽然他是在表扬我,但“只有你”三个字包括了很多意思。
  这期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有一次,我同李嘉诚共进工作午餐,他提出一个建议说,准备一百亿到海南岛搞开发,征求我的意见,要我当企业董事长、最好能兼海南的行政负责人。我听了非常兴奋,觉得这个想法太好了。但是我表示,我担任企业董事长、行政负责人,中央不会同意,而且我岁数大了,也没有这个精力,我可以做顾问,尽我最大的力量来支持这个企业。他虽然有点失望,还是同我议论了谁可以当董事长。他这个想法给我很大的鼓舞。我回到办公室,立即向中央和邓小平写了一个电报,反映李的想法,也提出了我的建议,主要是两条:建议中央用香港的经验、人才、资金,让香港人经营,香港人支持,来进一步开发内地尤其是海南岛,内地也应该学习香港,在改革开放参考香港经验;第二个建议是:海南岛是否建省,成为一个省级特区。邓小平看了,亲自批,要赵紫阳考虑落实。这样,海南岛的建省工作就马上行动了,成立了建省筹备班子,领导小组负责人又邀请我做他们的顾问。
  (以上这一段所讲述的史实,在徐庆全发表在《中国改革》杂志的文章《建立海南特区的推动者:王震、许家屯、梁湘》中,得到了证实。可参看我的博文《
许家屯出走20年首次受中国报刊赞扬》。——高伐林注
  李嘉诚的建议给香港大企业家进入内地投资带了头,在此之前都是中小企业投资。
  邓、胡、赵、姚依林,他们几位,还有杨尚昆、习仲勋、王胡子王震、万里,对香港都非常重视。事实上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香港作出了很大贡献。港澳对内地的投资,占内地的外资投资的60%左右。近几年来是否有变化,我没有查资料,记忆之中,到了最近两三年,都还占外资投资的第一位。
  另外一面,香港经济繁荣,八十年代后期,也受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很大的促进,效果越来越显著。当然,这是整体工作的结果,特别是中国内地内地改革开放的结果,香港积极配合,不是哪一个人努力的结果。


许家屯(左)同香港船王包玉刚。(许家屯提供)
 
“百亿美元租借香港十年”真相

  高:据说包玉刚的女婿,提出要“出百亿美元租借香港十年”的建议,引起一场风波,这又是怎么回事?
  许:是这样的。“六四”以后,香港人对北京、对中共、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受到很大的挫折——本来就信心脆弱,“六四”以后受到冲击,接近崩溃。我的中心任务,就是要挽回港人的信心,做了不少工作。
  包玉刚的长婿苏海文先生,是位奥地利人。有一天到新华社香港分社来见我,带来一份建议书,上面有十多个人签名——都是香港本地社会精英、名人巨贾,内容是自荐,以一百亿港币,向中国政府租借香港,由他们自治十年。
  这完全出乎我的意外!我问他:“你征求过包先生的意见吗?”他不置可否。我揣测,包不便出面,所以由他的长婿出面,就不再问他。我对他讲:这个建议,我的看法,估计北京不会同意,但我会向北京报告转达。北京有什么回答,我会向你们转达。我建议他,到此为止,不要再扩散,扩散了对香港、对中国、对你们这些建议的人,都不见得会有好的效果。这个问题太严肃了,我当时态度很严肃;他虽是个外国人,却是中国人的女婿,可能对中国国情、社情有所了解,所以也态度严肃地不断点头。
  我作为中共在当地负责人,我的任务就是随时要向中央报告当地的情况,何况是这么一件重大的事情?我马上向北京汇报。后来我到北京去参加十三届四中全会,那次是江泽民正式就任总书记的会议,江泽民应我的要求接见了我,我谈了很多情况,也报告了这件事。他没有表态。我说这件事这么重大,是否我将建议原文报中央和小平参阅?——我用了“参阅”两个字,他点头答应。因此我后来发了电报。后来大概不到一个月,我又为什么事到北京开会,去见我的上司姬鹏飞,进他办公室前,听到里面姬同鲁平、李后正在议论这个电报。我听鲁平批评:“这简直是卖国!”我进去后向他们解释,这个电报,我事先请示了总书记,他同意我发的。他们当场没有话讲。
  后来是我得知,李后(还是鲁平)说,是我讲的,发这个电报是因为“总书记同意这个‘香港人出一百亿租借十年’电报”,他们说我“造谣”。但我很坦然,我想,事情真相将来可以当面核实,我讲总书记同意“发电报”,根本没有讲总书记同意“电报”。
  况且,提建议的人,都是中国人、香港人,虽然来跟我说的人是个外国人,但他也是香港人的女婿。我发电报,一是我应该忠实向中央反映香港人、尤其是有重大影响的人的意见;他们的意见即使有欠考虑的地方,也不是“大逆不道”;他们是置身于资本主义社会,用钱来衡量,对中国政府不够了解;用钱来向中国政府租借实行自治,说明他们还是承认中国政府的、承认香港领土是属于中国的,这能叫“卖国”吗?
  当然,这就成为我的罪状之一了。
  (写于2007年年底。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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