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在今河北省灤縣甸子村有一戶楊姓人家。楊家是當地僱農，其主人名叫楊玉清，楊玉清就是楊三姐的父親。他前後共育有一子三女，楊三姐是其中最小的一個，其學名為楊國華。
遵循結“娃娃親”這一風俗習慣，楊玉清便在她們尚且年幼時就為之選好了婆家：大女兒嫁給了灤縣繩家莊一戶姓金的小康之家，二女兒則許配給本縣高家狗莊高貴章的六兒子高占英為妻。在高、楊兩家訂親時，高占英的父親高貴章只是一個走街串巷的小販，但高貴章不久之後卻突然發跡，成了遠近聞名的暴發戶。
眼看着兒女都已漸漸長大成人，楊玉清和高貴章便依照原來的婚約，為高占英和楊二姐舉辦了婚禮。這場婚事辦得有聲有色，相當體面和排場。那時候，不少人都夸楊二姐“真有福氣”，可是，婚後的生活並不像人們所認為的那樣美滿，自從進入高家的大門後，她就發現丈夫高占英對自己的態度很冷淡，原來高占英自恃家中有錢，且又念過幾年書，因而覺得高人一等，看不起家境貧寒的楊二姐。高占英火氣很大，有時甚至對妻子毫不留情地大打出手。楊二姐心中雖然感到頗為悽苦，但她身為一個貧弱的小女子，也只好百般忍耐，忍氣吞聲。
當時，楊玉清、楊國恩父子正在外面打短工未歸，家中只有楊二姐的母親和妹妹楊三姐。送信的人告訴楊家母女說：楊二姐因患“血崩”，已於前一天晚上不治身亡。二人驚聞噩耗，頓時如遭雷擊，痛徹心肺。但所謂“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既然楊二姐是“患病”而死，楊家母女也沒什麼好說的。
楊三姐生於1902年，此時僅有十六七歲。但別看她小小年紀，卻心細如髮，而且一向很有自己的主意。正當母親在那裡呼天搶地放聲大哭的時候，楊三姐突然發現二姐的嘴角尚有一絲不易為人察覺的血跡，而且她的右手中指被人用布包紮起來了。見此情景，楊三姐頓時心生疑竇。但沒有真憑實據，她也不敢斷定高家到底是否故意隱瞞了事情的真相。
過了幾天后，恰逢甸子村舉行廟會，附近許多村莊的人都紛紛趕來參加。有幾個從高家狗莊來趕廟會的鄉親碰見楊三姐時，又和她談起了楊二姐突然死亡的事。這些人似乎了解一些內情，他們頗為氣憤地告訴楊三姐：“你姐不是好死的！在她死亡的那天夜裡，我們村有人上廁所時聽見從高家傳出了哭鬧聲。當時聲音很大，折騰了好一陣子呢。”
聞聽此言，楊三姐心中的疑團更重了。這些話使她進一步證實了自己的懷疑沒有錯，遂斷定姐姐的死其中必然大有文章，高家的人一定在撒謊！
她立即匆匆趕回家，將高家狗莊鄉親們的話原原本本地告訴了家人，並說出自己的懷疑。此時，楊國恩已經隨父親從樂亭回來了。他聽了妹妹一番話，認為說得很有道理。於是，兄妹二人當即決定去縣城告狀鳴冤。
1918年農曆四月十四日，楊三姐在哥哥楊國恩的陪同下，騎着一頭毛驢來到了灤縣縣衙。他們拿着事先請人寫好的狀紙，伸冤告狀。
當時，出面審理此案的是灤縣縣衙里一個名叫牛成的幫審。所謂幫審，其職位相當於副縣長，主要職責就是處理各種刑事案件。面對牛成，楊三姐口若懸河，義正詞嚴，滔滔不絕地詳細說明了自己對姐姐死因的幾點懷疑，斷定她並非因病死亡，而是另有原因。同時，楊三姐又舉出了高家狗莊幾位村民的說法為證，可謂言之鑿鑿，情理俱在。
於是，牛成當即派人傳訊被告高占英到堂受審。高占英來到後，仍然口口聲聲地辯稱楊二姐確實是“因病而死”，楊三姐的懷疑毫無理由，其推斷根本不成立。
在大堂上，原告與被告各執一詞，互不相讓，雙方唇槍舌劍，見此情景，牛成感到一時無法判斷是非對錯，於是宣布休庭，並說等到進一步調查後再對此案開庭審判。
隨後，牛成煞有介事地說：“傳證人上來。”當證人上來後，楊三姐扭頭一看，原來這個人不是別人，正是高占英的同族人高作慶。此人是高家狗莊的村醫，平日裡常給鄉親們看病。高作慶以當事人的身份一口咬定說，自己曾經為楊二姐診治病情，可以證明她確係患婦女病“血崩”不治而亡。
楊三姐明白，高作慶與高占英不僅是同族，而且他們的關係非同一般。正因如此，所以，她認為高作慶的話中肯定有詐，因而不足以作為證據。為了揭穿他們的謊言，澄清事實真相，楊三姐當即向牛成提出了開棺驗屍的要求。牛成略略遲疑後，即對楊三姐的請求表示不同意。他說，如今人證俱在，本案事實一清二楚，根本沒有開棺驗屍的必要。實際上，楊二姐根本不是因為什麼“血崩”病致死，而是被高占英殺死的。如前所述，高占英之所以殺死妻子，原因之一就是嫌貧愛富，除了這一點外，高占英殺妻的另一個原因，則是因為他與五嫂金玉的姦情。高占英自己姦情敗露，嫌楊二姐礙眼，所以便欲除之而後快，心中漸起殺機，終於痛下毒手。此時，高占英發現，楊三姐和楊國恩是不好啃的“硬骨頭”。於是，他多次托人到楊家說和，表示願意用20畝地加1頭牛作為賠償，勸楊家人不要再上告。結果，所有上門的人無一例外都遭到楊家兄妹的嚴詞拒絕。
楊三姐、楊國恩提出開棺驗屍以查明事實真相的要求被牛成一再否決後，他們漸漸感到，此案在灤縣縣衙已經不可能獲得公正的解決。但是兄妹二人並未因此絕望，而是準備繼續上告。
楊家兄妹奔走呼號、勇敢告狀的舉動，當時得到了眾多鄉親的支持。因楊家原來是由本縣門莊村搬到甸子村的，故在事件發生後，門莊的楊姓家族更是群起相幫，每戶捐獻了一塊大洋，贊助楊家伸冤告狀。
在灤縣告狀失利後，楊三姐、楊國恩又把一紙訴狀遞到了天津高等檢察院。該院人員接到訴狀一看，很快斷定此案十有八九存在冤情，於是決定接受楊家兄妹開棺驗屍的請求，並由檢察院院長親臨墳地現場，負責指揮處理具體事宜。
天津高等檢察院將開棺驗屍的時間定為1918年農曆七月初二，此時距楊二姐死亡已將近四個月了。早在驗屍前兩三天，人們就從四面八方趕來觀看，高家狗莊周圍十數里的客店均已住滿，方圓數十里的人紛至沓來。
由於圍觀的人太多，而且大家都想湊到近前看個清楚，前面的人戴着的涼帽上都落下了被維持秩序的法警用馬鞭抽開的口子。等到驗屍完畢，眾人紛紛散去後，地上留下了許多被踩壞的草帽，從這裡也可以想見當時圍觀者的擁擠情況。
當有人把楊二姐的墳墓掘開、棺材啟蓋後，負責驗屍的人便開始驗屍，很快便從死者陰部取出了一把尖刀。在死者的褲內還塞滿了白灰，這是高占英殺人後用來止血的。
據知情人說，楊二姐被害的當天晚上，有人曾看見高占英在磨一把尖刀。楊二姐似乎也對丈夫的殺機有所察覺，便去找公公高貴章哭訴，說擔心自己被害。
高貴章卻說：“他不敢哪！你就安心睡覺去吧！”結果，楊二姐便在當夜遇害。
至此，楊二姐被殘殺的真相完全大白於天下——無論高占英如何狡賴也已經沒用了。
1919年10月6日，當時天津出版的《益世報》在“本埠新聞”中發表了一則短訊，說：“灤縣高占英謀殺其妻一案，經高等審判廳判決，判處死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