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后大清国留学日本的潮流及日本速成班

文章摘自《国运1909》 作者：[澳]雪洱 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半吊子”大跃进

师法日本的“事半功倍”，已经不仅仅适用于治国大政的改革，也同样于适应于那些急于跻身先富(贵)起来者行列的年轻人。面对着汹涌的留日潮，日本人推出了双轨制教育……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

(1909年)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去依然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却少了往日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

在1905-1906年间如潮水般涌来的清国留学生，也如同潮水般地迅速退去。“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以现代化为定向的真正大规模的知识分子的移民潮”(美国历史学家Marius Jansen语)，在澎湃汹涌的前戏之后戛然而止，给时人和后人都留下了意犹未尽的无限怅惘。

7月28日，清国留学生的大本营、最具盛名的宏文学院(原名亦乐书院、弘文学院)举行了最后一次毕业典礼。创办者、日本著名教育家、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在典礼上黯然宣布：“本院最初系受中国之依赖而设，今日已无依赖之处，乃宣告停办。本院应尽之义务，至此结束。”

甲午战争失败后，在震撼和刺激下，大清国似乎找到了崛起和复兴的榜样，形成了向日本学习的高潮。

1898年戊戌变法中，张之洞在那篇不无政治投机嫌疑的《劝学篇》中发出了到日本去留学的号召，被日本学者称为“留学日本的宣言书”。而到日本留学的最重要理由就是“事半功倍”：除了路近费省、语言接近之外，“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日本人)已删节而酌改之”。这就是说，对于那些有点艰涩甚至危险如河豚般的西学，日本人已经帮我们试吃并拔毒了。

大清国的特殊社会制度显示了特殊的动员能力——

1901年刘坤一、张之洞提交《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奏折，明确提出：“以后新派总署堂官、章京、海关道员，出使大臣及随员，必选诸曾经出洋之员……若未经出洋者，不得开缺送御史、升京卿、放道员。”

要想进大清国涉外部门，捧上公务员的铁饭碗，你就得是个海归。

1903 年，朝廷颁发由张之洞拟定的《奏定游学日本章程》，规定
只要在日本的学校获得学历证书，就可以分别获得举人和进士等相应的头衔，并授予一定的官职以示奖劝之意；随即，学务大臣(*长)有《奏定考验出洋毕业生章程》八条。

1905年清政府正式废除科举制度，将原先科举做官的道路彻底堵死，留学成为年轻人进入职场的捷径。

7 月，光绪在保和殿主持首次留学生考试，14 名留日毕业生被分别授予进士、举人出身，并赏给翰林院检讨、内阁中书等。

1906 年10 月，学部与外务部共同颁布《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确定每年10 月对海归们考试两场，择优聘用……

师法日本的“事半功倍”，已经不仅仅适用于治国大政的改革，也同样于适应于那些急于跻身先富(贵)起来者行列的年轻人。

那些直接通向官场的学科，如法政、军事、警察等，挤满了求学者。

面对着汹涌的留日潮，日本人推出了双轨制教育：为成年学生开设速成科，学制半年至一年，课堂上配翻译，课程集中在最热门的军事、警务、师范等；为较年轻学生开设普通科，学制三年，提供日本学校的标准课程。

在“公务员资格”的指挥棒下，年龄跨度相当大的学生们，都蜂拥进了速成科。宏文学院从1902-1906年共招收1959名学生，只有129人进入普通科，占；日本法政大学开办的法政速成科，从1904到1908年共开办5期，接收清国留学生达1885人。

1907年，清廷学务大臣在奏折中承认：“在日本留学人数虽已逾万，而习速成者居百分之六十，习普通者居百分之三十，中途退学辗转无成者居百分之五六，入高等及高等专门者居百分之三四，入大学者仅百分之一。”

留学日本成为最快戴上“海归”头衔从而进入大清政府机关的捷径，如同外地的螃蟹在阳澄湖洗个澡后便成了大闸蟹，身价倍增。

日本商人迅速行动，大量“野鸡学院”纷纷涌现，学制一个比一个短，最夸张的是能在几天内就拿到毕业证。湖南留学生杨度等在弘文学院速成师范当月即卒业。前东京高等商业学校校长寺田氏在1905 年指出：“自费留学者多为富家子弟，其消费金额也比其他官费生要多。教育清国人的私立学校之增加虽不是坏现象，但多数只是以利己或营利为目的。”“学店”之间展开激烈竞争，学费只要降低一元，就足以挖走别店的生源。而学生们为了回国后求职方便，到处周旋，使劲收集一张又一张的毕业证。

如此速成之下，留日学生学业普遍低下，绝大多数无非混到了中学水准。日本法政大学总理梅谦次郎就曾指出，日本学生进大学学习法政一般需要3至4年，而中国学生还得先学习语言，然后才能开始专业学习，正常必需6至7年，却在6个月就“速成”了，萝卜快了自然没法洗泥。

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就对这种速成科不屑一顾，他们为清国留学生只提供正规的三年学制课程。1905年9月，该校高管访问中国，应答中国高官们很担心留日学生的“危险思想”，一针见血：“回国后鼓吹极端危险议论的都是些不用功的学生。”他们认为，努力追求学问的人，不会接受任何颠覆性的思想。如此论断近乎武断，但在此后风云诡谲的中国近代史舞台上，更为活跃更能折腾的海归们，的确都是那些不大重视学业、甚至没在课堂上认真听几天课、连所在国的语言都还说不利落的学生领袖们。

意识到“留学垃圾”问题的中日官方先后采取行动，全面收紧“野鸡学校”的学生注册和入读，并取缔速成科。

清政府随后选择了五家日本学校，向他们提供津贴。中国学生无论公费自费，均需经过严格选拔，与日本学生同学习、同考试，一次不及格留级，第二次不及格就退学。在这样的严格要求下，留日学生的质量得到了迅速提高，在1910 年秋的海归公务员录用考试中，留日学生在考试合格的561 人中占到了516席，成效斐然。

在“留学大跃进”年代，多数拿着公款或私款在日本吃喝嫖赌、不学无术的半吊子们，俨然成为日后民族复兴的“脊梁”。大清国正处在人才饥渴期，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些半吊子们至少能说一些时髦的改革术语，尽管他们没认真看过(或许压根看不懂)政治理论著作；至少愿意穿上笔挺的制服，踩着铿锵的马刺，尽管他们或许压根不会骑马，也从来没有放过一枪一弹。面对任何可能的质疑，他们只要用“大清国情”四个字便可轻松化解。

与半吊子人才一起从日本“事半功倍”地进口的，还有大量的被 日本“山寨化”了的半吊子西方理论。尽管在大清国领导人最初的制度设计中，日本只是学习西方而需要的一块便捷的垫脚石，但实际上，很少有人再愿意或有能力踩着这块垫脚石去直接接触西方文化的本源。人才是速成的，理论也是速成的，西方理论无论鱼虾均被日本厨师加工成了生鱼片，剔除了他们认为不健康的东西，再被更为粗放的筷子夹起来，送进了饥肠辘辘的中国肚子。

学了点皮毛的庸医们都自以为是华佗再世，救国救民的药方漫天飞，如盲人摸象，互不相让。传统的党同伐异包裹上时髦的日式语言，无论保守派、维新派还是革命派，骨子里都依然是权谋派，不择手段，急功近利，在拉锯折腾中消耗着大清帝国的最后一点本可用于民生、用于自强的精力。

浮躁、喧嚣，半吊子们满世界晃荡，这就是1909年开场的宣统朝，一个樱花烂漫的季节，却永远看不见枝头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