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後大清國留學日本的潮流及日本速成班

文章摘自《國運1909》 作者：[澳]雪洱 出版社：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半吊子”大躍進

師法日本的“事半功倍”，已經不僅僅適用於治國大政的改革，也同樣於適應於那些急於躋身先富(貴)起來者行列的年輕人。面對着洶湧的留日潮，日本人推出了雙軌制教育……

東京也無非是這樣。

(1909年)上野的櫻花爛漫的時節，望去依然像緋紅的輕雲，但花下卻少了往日成群結隊的“清國留學生”的速成班。

在1905-1906年間如潮水般湧來的清國留學生，也如同潮水般地迅速退去。“世界歷史上第一次以現代化為定向的真正大規模的知識分子的移民潮”(美國歷史學家Marius Jansen語)，在澎湃洶湧的前戲之後戛然而止，給時人和後人都留下了意猶未盡的無限悵惘。

7月28日，清國留學生的大本營、最具盛名的宏文學院(原名亦樂書院、弘文學院)舉行了最後一次畢業典禮。創辦者、日本著名教育家、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嘉納治五郎在典禮上黯然宣布：“本院最初系受中國之依賴而設，今日已無依賴之處，乃宣告停辦。本院應盡之義務，至此結束。”

甲午戰爭失敗後，在震撼和刺激下，大清國似乎找到了崛起和復興的榜樣，形成了向日本學習的高潮。

1898年戊戌變法中，張之洞在那篇不無政治投機嫌疑的《勸學篇》中發出了到日本去留學的號召，被日本學者稱為“留學日本的宣言書”。而到日本留學的最重要理由就是“事半功倍”：除了路近費省、語言接近之外，“西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日本人)已刪節而酌改之”。這就是說，對於那些有點艱澀甚至危險如河豚般的西學，日本人已經幫我們試吃並拔毒了。

大清國的特殊社會制度顯示了特殊的動員能力——

1901年劉坤一、張之洞提交《籌議變法謹擬採用西法》奏摺，明確提出：“以後新派總署堂官、章京、海關道員，出使大臣及隨員，必選諸曾經出洋之員……若未經出洋者，不得開缺送御史、升京卿、放道員。”

要想進大清國涉外部門，捧上公務員的鐵飯碗，你就得是個海歸。

1903 年，朝廷頒發由張之洞擬定的《奏定遊學日本章程》，規定
只要在日本的學校獲得學歷證書，就可以分別獲得舉人和進士等相應的頭銜，並授予一定的官職以示獎勸之意；隨即，學務大臣(*長)有《奏定考驗出洋畢業生章程》八條。

1905年清政府正式廢除科舉制度，將原先科舉做官的道路徹底堵死，留學成為年輕人進入職場的捷徑。

7 月，光緒在保和殿主持首次留學生考試，14 名留日畢業生被分別授予進士、舉人出身，並賞給翰林院檢討、內閣中書等。

1906 年10 月，學部與外務部共同頒布《考驗遊學畢業生章程》，確定每年10 月對海歸們考試兩場，擇優聘用……

師法日本的“事半功倍”，已經不僅僅適用於治國大政的改革，也同樣於適應於那些急於躋身先富(貴)起來者行列的年輕人。

那些直接通向官場的學科，如法政、軍事、警察等，擠滿了求學者。

面對着洶湧的留日潮，日本人推出了雙軌制教育：為成年學生開設速成科，學制半年至一年，課堂上配翻譯，課程集中在最熱門的軍事、警務、師範等；為較年輕學生開設普通科，學制三年，提供日本學校的標準課程。

在“公務員資格”的指揮棒下，年齡跨度相當大的學生們，都蜂擁進了速成科。宏文學院從1902-1906年共招收1959名學生，只有129人進入普通科，占；日本法政大學開辦的法政速成科，從1904到1908年共開辦5期，接收清國留學生達1885人。

1907年，清廷學務大臣在奏摺中承認：“在日本留學人數雖已逾萬，而習速成者居百分之六十，習普通者居百分之三十，中途退學輾轉無成者居百分之五六，入高等及高等專門者居百分之三四，入大學者僅百分之一。”

留學日本成為最快戴上“海歸”頭銜從而進入大清政府機關的捷徑，如同外地的螃蟹在陽澄湖洗個澡後便成了大閘蟹，身價倍增。

日本商人迅速行動，大量“野雞學院”紛紛湧現，學制一個比一個短，最誇張的是能在幾天內就拿到畢業證。湖南留學生楊度等在弘文學院速成師範當月即卒業。前東京高等商業學校校長寺田氏在1905 年指出：“自費留學者多為富家子弟，其消費金額也比其他官費生要多。教育清國人的私立學校之增加雖不是壞現象，但多數只是以利己或營利為目的。”“學店”之間展開激烈競爭，學費只要降低一元，就足以挖走別店的生源。而學生們為了回國後求職方便，到處周旋，使勁收集一張又一張的畢業證。

如此速成之下，留日學生學業普遍低下，絕大多數無非混到了中學水準。日本法政大學總理梅謙次郎就曾指出，日本學生進大學學習法政一般需要3至4年，而中國學生還得先學習語言，然後才能開始專業學習，正常必需6至7年，卻在6個月就“速成”了，蘿蔔快了自然沒法洗泥。

著名的早稻田大學就對這種速成科不屑一顧，他們為清國留學生只提供正規的三年學制課程。1905年9月，該校高管訪問中國，應答中國高官們很擔心留日學生的“危險思想”，一針見血：“回國後鼓吹極端危險議論的都是些不用功的學生。”他們認為，努力追求學問的人，不會接受任何顛覆性的思想。如此論斷近乎武斷，但在此後風雲詭譎的中國近代史舞台上，更為活躍更能折騰的海歸們，的確都是那些不大重視學業、甚至沒在課堂上認真聽幾天課、連所在國的語言都還說不利落的學生領袖們。

意識到“留學垃圾”問題的中日官方先後採取行動，全面收緊“野雞學校”的學生註冊和入讀，並取締速成科。

清政府隨後選擇了五家日本學校，向他們提供津貼。中國學生無論公費自費，均需經過嚴格選拔，與日本學生同學習、同考試，一次不及格留級，第二次不及格就退學。在這樣的嚴格要求下，留日學生的質量得到了迅速提高，在1910 年秋的海歸公務員錄用考試中，留日學生在考試合格的561 人中占到了516席，成效斐然。

在“留學大躍進”年代，多數拿着公款或私款在日本吃喝嫖賭、不學無術的半吊子們，儼然成為日後民族復興的“脊梁”。大清國正處在人才饑渴期，廣闊天地，大有作為。這些半吊子們至少能說一些時髦的改革術語，儘管他們沒認真看過(或許壓根看不懂)政治理論著作；至少願意穿上筆挺的制服，踩着鏗鏘的馬刺，儘管他們或許壓根不會騎馬，也從來沒有放過一槍一彈。面對任何可能的質疑，他們只要用“大清國情”四個字便可輕鬆化解。

與半吊子人才一起從日本“事半功倍”地進口的，還有大量的被 日本“山寨化”了的半吊子西方理論。儘管在大清國領導人最初的制度設計中，日本只是學習西方而需要的一塊便捷的墊腳石，但實際上，很少有人再願意或有能力踩着這塊墊腳石去直接接觸西方文化的本源。人才是速成的，理論也是速成的，西方理論無論魚蝦均被日本廚師加工成了生魚片，剔除了他們認為不健康的東西，再被更為粗放的筷子夾起來，送進了飢腸轆轆的中國肚子。

學了點皮毛的庸醫們都自以為是華佗再世，救國救民的藥方漫天飛，如盲人摸象，互不相讓。傳統的黨同伐異包裹上時髦的日式語言，無論保守派、維新派還是革命派，骨子裡都依然是權謀派，不擇手段，急功近利，在拉鋸折騰中消耗着大清帝國的最後一點本可用於民生、用於自強的精力。

浮躁、喧囂，半吊子們滿世界晃蕩，這就是1909年開場的宣統朝，一個櫻花爛漫的季節，卻永遠看不見枝頭的果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