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百花與毒草1956-58
一
1956年夏初，調回北京工作。我開始期盼重新投入學術生涯，同時與妻子和新生的小寶貝一起過幸福的家庭生活。怡楷分配在英語系資料室任資料員，負責管理英文報刊。校園很小無景色可言好在頤和園近在咫尺。我倆一有空就推着坐在小推車裡的一丁去那裡遛達。在長廊上或花木扶疏的昆明湖畔流連忘返。使我分外高興的是我妹妹寧慧和妹夫張韻軒也從上海調到北京工作。寧慧在市中心的二十八中任副校長，韻軒在黑色冶金設計院任副總工程師。他們的兒子張純，比一丁大八十天。他有時來我們家小住，我們就帶他一道去頤和園。兩個小表兄弟面對面坐在小車上，健康活潑，仿佛象徵着我對萬里回歸為之效命的祖國更新的信念。妹妹一家三口，常來和我們一起度周末。天氣好我們就帶着孩子們去頤和園，到各處照相留念或是在湖上蕩舟消閒。晚飯後一面打橋牌一面聊天，談的往往是令人鼓舞的政治形勢。寧慧夫婦都在申請入黨。一年前肅反運動的無枉之災，似乎已經是陳年往事了。這裡當然不是鳥語花香的人間樂土，但是中國好像即將進入一個進步繁榮的時期。因為黨中央不厭其煩地宣傳。毛澤東親自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思想言論自由過去被目為異端，現在卻被認為有利於社會主義建設。
　　這個學院簡稱幹校，規模不大，有英語日語法語三個系以英語為主。英語系的學生也不過一兩百人。我當然寧願到一所正規大學任教，但是既然沒有選擇職業的自由，我也祗有知足常樂了。
　　七月中，我就被調去參加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翻譯處工作。出席會議的有世界各國共產黨代表團。大會發言以漢語和英語為主，因此漢譯英的任務很大。翻譯處羅致了北京各大學的著名英語教授，其中包括：錢鍾書、楊周翰、李賦寧、吳興華、王佐良、周珏良、許國璋、吳景榮等人。還有南京大學副校長范存忠教授。我們的工作繁重，翻來覆去翻譯一稿又一稿的政治報告。字斟句酌，唯恐犯政治性錯誤。還有數以百計的代表發言。有時我們還加夜班。這麼多的高級知識分子，其中絕大多數是從英美的著名學府或國內的教會大學畢業的，都心甘情願為共產黨的會議效勞。這足以顯示共產黨改造知識分子的工作取得的成功。同時這些年富力強的學者，在當時相對寬鬆的政治氣氛中感到自由自在。雖然大多數人仍然遵循明哲保身的古訓。有一次我奉命翻譯朱德元帥的一篇發言稿，感到他辭不達義。一時惱火就脫口而出，大聲說這麼笨拙的文字讓人怎麼辦啊。錢鍾書先生素來以言辭鋒利聞名的，狠狠地盯了我一眼又把一個食指放在他嘴唇上，輕輕地噓了一聲。看來我還是太天真。儘管如此，看到周總理在政治報告中強調經濟發展放鬆階級鬥爭，我受到鼓舞。
　　新黨章提出防止在中國出現斯大林式的個人崇拜，也使我感到寬慰。
　　大會閉幕後，適逢十一國慶，北京舉行盛大遊行。我被邀參加觀禮站在天安門對面的觀禮台上，遙望毛澤東從城樓上揮手，接受遊行隊伍高呼萬歲萬萬歲！這些震耳欲聾的口號，不禁使我想到歷代封建帝王的專制。眼前這個笑容可掬的大救星的形象，和那個一年前不擇手段誣陷胡風大搞文字獄的暴君，我實在無法調和。可是面對這喊得聲嘶力竭的遊行人海，我感到十分無奈。學院為我有幸參加國慶觀禮而感到自豪，有些同事也感到羨慕。不過一站幾個小時，對我的兩條腿和膀胱卻是苦不堪言。
大會閉幕以後，我和錢鍾書、王佐良一起，留下來參加大會文件英譯的定稿直到十一月中才返校任教。我擔任兩門閱讀課和一門作文課，負擔較重。但我脫離教學已逾一年，渴望重登講台為好學的學子授業。因此並不計較。三個班的學生。都喜歡我的課、領導和同仁也時有好評。在百花齊放的春天。北京出版的幾家重要學術刊物向我約稿、王佐良主編的西方語言文學季刊，於1957年4月創刊。其中登載了我寫的一篇評論詩人卞之琳教授的新譯，莎士比亞悲劇哈姆雷特的文章。五月我又完成了一篇評論吳興華精心翻譯的莎士比亞歷史劇。亨利四世的長文，預定在夏季號刊出。與此同時，已調入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卞之琳老師和原燕京西語系青年同事楊耀民一道來訪。耀民年青時患嬰兒麻痹症致殘。他不怕勞累拄着雙拐來看望我，令我感動。他秉性謙和待人以誠。入黨後，還是老樣子。在交談中，提到了兩年前的肅反運動。他認為中國跳過了資產階級革命，不懂自由和民主，才會犯肅反這樣的錯誤。現在要補課，大力開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因此研究和介紹西方文學，也提到日程上來了。我覺得他說得很有道理，他擔任文研所的學術刊物文學研究季刊的執行編輯。特來約我寫一篇萬言長文，紀念美國詩人朗費羅誕生一百五十周年。國內唯一介紹外國文學作品的刊物，譯文月刊約我翻譯美國小說家斯坦貝克的著名中篇珍珠。我但願有更多的時間用來讀書鑽研，認真做一點學術研究工作。但我對目前的情況並無怨言。
1957年5月1日放假一天，慶祝國際勞動節。當年我教過的十多個燕京畢業生相約在頤和園聚會，邀我和怡楷參加。那天風和日暖，遊人如織。我們在後山還碰見久違的陸志韋校長。大概無官一身輕吧，他顯得更灑脫了。我們坐在包租的畫舫上，沐浴着春風煦日。在座的，在肅反中幾乎都因莫須有的ABC反革命集團受過衝擊。此時此刻，大家都感到心曠神怡，又放言無忌了。有人帶來當天的人民日報朗讀了頭版頭條。刊登的中共中央關於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的通知，黨中央要求各級黨組和黨員積極投入運動，主動向各行各業特別是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人士徵求意見，要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
我們都受到鼓舞，讚賞共產黨作出的這個勇敢決定，是中共誠心誠意從去年發生的匈牙利事件吸取教訓，誠心誠意努力實現為新中國帶來自由民主繁榮富強的許諾。我滿懷希望拭目以待。在後來的幾個星期，我幾年來第一次熱心看報人民日報和北京的其它報紙。每天都連篇累牘地刊登對共產黨幹部和方針政策的批評文章。作者大多是知名的高級知識分子。有的反對黨天下主張各黨派輪流執政，有的認為外行不能領導內行主張教授治校，有的大聲疾呼共產黨如一意孤行人民將起來革命。各大學各政府部門各民主黨派響應黨中央號召開展大鳴大放，暢所欲言幫助各級黨組織和黨員幹部整風。我妹妹寧慧作為二十八中的非黨員副校長，被邀到區黨委召開的會議上參加鳴放。她誠懇地指出目前中等教育存在的問題提出一些如何改進的意見。她的發言登在第二天官方的北京日報頭版頭條。在鄰近的北京大學，大鳴大放如火如荼。大字報鋪天蓋地。當年我在燕京任教時的助教黃繼忠，積極要求進步，後來留在北大。現在也熱烈地參加大鳴大放，放眼全國言論自由，儼然百花齊放。豈知到頭來卻是曇花一現。
整風運動大張旗鼓地開場五個星期之後，偉大領袖再次親自出馬，扼殺了後來以北京之春聞名的思想解放運動。他為人民日報寫了一篇又一篇社論譴責目前出現的批評有不少是毒草冒充香花，他宣稱這不是黨所要的建設性批評而是資產階級右派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惡毒罪行。曾幾何時，共產黨堂而皇之發動的自身整風運動，卻變成了一場全面反擊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鬥爭。人們對肅反運動記憶猶新，又被投入一場更殘酷的反右運動。足智多謀的偉大領袖事後透露：這場運動並不是什麼陰謀而是引蛇出洞的陽謀，讓那些膽敢犯上的人自投羅網。

二
我落進了他的 陽謀羅網

雖然鳴放熱火朝天的北大近在咫尺，幹校卻並無動靜。學校的領導幹部都是延安出身的老黨員。他們經歷過歷次政治運動的磨練，在沒摸清運動的風向之前是不會輕舉妄動的。有些學生到北大看過大字報之後，回來貼了些小字報。對枯燥無味的政治課和低效率的行政工作提出溫和的批評。我問過馮副校長他對這些意見怎麼看法，他含含糊糊地說：這些毛小伙子年紀太輕，不知天高地厚。教師當中議論紛紛，但是沒有人貼大字報。
有一天，一位黨員英語教師問我是否也打算參加整風，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加強思想改造。我我哈哈一笑，答道：“我是下你們的油鍋炸過的，而現在你們黨員卻要用和風細雨來整風。和風吹得黨員醉，細雨打得群眾濕。滾水燙一燙，不會更有效一些嗎。謝謝您啦，我用不上你們的，整風整了那麼多年，我已經整得跟聖人一般乾淨了。
又過了一些時候，校黨委開始召開教職員鳴放座談會，號召大家向黨提意見。瑣碎的意見提了一些，但沒有人碰重大的問題。一天晚上，於副校長來訪。他年青時留學日本，回國後到延安投身革命。他平常沉默寡言。這天一坐下就談起他本人在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中的經歷。
　　“很多革命同志都受到嚴峻考驗。我也不例外，作為一個日本留學生，我自然而然被當作有特務嫌疑。有些人自殺了，但我經得住考驗贏得了黨的信任。”
　　“我欽佩您在泰山壓頂時，巋然不動的精神。”我說。
　　“但是我不明白，這些人既然放棄一切投奔革命隊伍，黨為什麼還要採取各種嚴峻的手段考驗們。”
　　“你必須考慮當時的歷史背景，那是戰爭年代。一方面是國民黨，一方面是日本人，鬥爭十分劇烈。黨不能掉以輕心，否則敵特就會滲透革命隊伍。”
　　“這種特務你們抓到多少？”
　　“ 不多沒幾個。付出傷害那麼多好同志的代價。”
“不管幹什麼都要付代價，錯誤總是難免的。幹革命必須看主流，看事物光明的一面。這正是為什麼黨中央強調這次整風運動必須以和風細雨的方式進行。提意見的人，決不會受到任何打擊報復。這是毛主席親自製訂的政策。我們大家都必須開誠布公幫助黨和黨員改進工作作風。我對教職員鳴放會進行的情況很不滿意，好像沒有人願意在會上鳴放。提出來的都是些雞毛蒜皮。大學教師是高級知識分子嘛，應當就重大問題提出批評意見。以你在學校的威望，我希望你在下次會議上帶頭把心裡話說出來。”
“我確實沒什麼可說的。”我推託道。
“我來學校不久，不能就任何重大問題提出批評。不一定要跟學校有關係。
你回國也有好幾年了必然有你自己的經歷和觀感。”
“別提我個人的經歷了，肅反期間我在南開大學挨整，大概和你在延安挨整也沒什麼兩樣。”
“那是個錯誤，不過已經是過去的事了，不要計較。我向你保證：在這次運動中不管你說什麼都不會有任何後果。“ 有的朋友慫恿我接受他的意見到鳴放會上發言，也有人教我提防。這是放長線釣大魚。接着一連兩個晚上，於副校長又親自登門，講的還是同一個意思。同時教師黨支部書記老劉，也來徵求意見，敦促我大膽鳴放。
我沒有理由懷疑他們的誠意，於是我在下一次的教職員大會上就發言了。
首先我簡單談了一下我六年前中斷了博士論文的寫作，回來為新中國工作。
沒想到回國後卻碰上種種困難、然後我重點談到肅反運動中，我在南開的遭遇。
那是毫無道理十分荒謬的肆無忌憚的違犯民權，明目張胆的官方私刑。即便來我家搜查的人手裡有所謂的搜查證，他們有什麼權利對我懷孕的妻子和老母進行搜身。傷害之外又加侮辱，真是欺人太甚。南開大學至少應當向我們道個歉吧。肅反運動本身是個錯誤，目的無非是壓制思想和言論自由。而它所仿效的斯大林式清黨運動，已經被赫魯曉夫揭發譴責了。
接着我讚揚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政策，讚揚目前廣泛徵求知識分子的批評意見，鼓勵言論自由。我引用了防民之口勝於防川的古訓，加以發揮。防知識分子之口勝於防洪。在我們幾億人口中，知識分子少得可憐，十分寶貴。應當鼓勵他們作為民族的良心，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不應當讓他們繼續當封建王朝那種卑躬屈膝的士大夫。一個人民的政府，一個掌握真理的政黨，給予知識分子言論自由不會失去任何東西。從無數開放的頭腦卻可獲得集體智慧的無價之寶。這次整風運動，可以成為黨和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 在外交方面，我認為一邊倒的親蘇政策，未必最符合國家利益。我們和西方國家搞無條件的對抗，從中得到了什麼。老大哥不是和他們保持正常外交關係嗎。我們向西方世界關上大門，從而失去了什麼。談到英語教學，我對中國大學聘請蘇聯專家來指導英語教學的做法提出疑問。因為這些專家無非是從蘇聯師範院校畢業的，而我們有的是在英美著名大學留過學的教授。難道有一天我們也要請蘇聯專家來中國大學，指導中文教學嗎。關於文藝理論和批評，我認為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強調政治標準第一，那是由於戰爭年代宣傳工作的需要。現在是否可以按照百花齊放的精神加以補充。
主持會議的於副校長對我的發言表示滿意，接着就讓怡楷發言。她說：肅反時，她根本沒參加南開的運動。而她的母校竟然對她進行非法的人身搜查。她雖感到難堪的侮辱，但她更感到痛心的是對她無罪的丈夫的迫害。這使她聯想到耶穌基督的受難。有些人露出驚愕的表情，但是英語系同仁黃教授也是美國留學生卻立即對我這樣的一個愛國知識分子受到迫害表示同情。他以開玩笑的口吻說：“公安部長羅瑞卿主持肅反傷害了不計其數的好人，應當槍斃。” 英語語音學講師葆青也十分激動地談到肅反時，她和愛人在北京外國語學院平白挨整的遭遇。在後來的一段日子裡受到全國各地大鳴大放形勢的鼓舞，我們的情緒很高。
　　有一天，黃教授約我和一位新來的晁先生到他家午餐。他是黃教授的大學同學，也是留美學英語的。經黃引薦從外文出版社調來。我們海闊天空地閒聊。晁某是個胖子，動不動就放聲大笑。有點歡喜佛的味道。又有一天晚上，我和黃還有另外兩位同仁，在兼任英語口語課的北京大學徐教授的屋子裡聚會。三杯下肚我就談到羅斯福總統1941年提出的四大自由。我覺得那個文件是全世界的獨立宣言。但是你不會認識到它們如何重要，直到你生活在一個威脅要剝奪你享受這些自由的環境。
我說：“正如一個人認為有空氣是天經地義的，從來不認識這個眼不能見的元素對他的生存本身如何重要。人不僅是生而平等的，而且是生來有言論自由的。但是你怎能自由發表言論呢，除非你有免除恐懼的自由。”最後我激動地用英語高呼：“不自由毋寧死。”黃教授譴責了新近由赫魯曉夫在秘密報告中揭露的斯大林的滔天罪行。最後高呼赫魯曉夫萬歲。我們覺得自己儼然是開始綻放的鮮花。
即便毛在六月發動反右派運動時，我從來沒想到這運動和我有什麼關係。我不就是響應黨的號召，知無不言嗎。領導上不是一再莊嚴地保證我們決不會受到任何打擊報復嗎。何況我從來和資本家沒有任何關係，我怎麼可能是一個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呢。不管怎樣，不久就放暑假了。我得着手翻譯斯坦貝克的珍珠

三

暑假期間，學院相當平靜。但北京絕大多數大學和政府部門，已經颳起反右派運動的風暴了。我在燕大教過的學生小江來看我，告訴我他和他的堂兄大江，在整風期間參加過工作單位的鳴放，批評一黨專政和思想控制。
反右一開始就受到猛烈的譴責，現在他想躲一下避避風頭。我讓他住在我用作書房的屋子裡。但願這場風暴趕快平息，就像肅反那樣。但我很擔心。他問我運動會鬧到什麼樣子？我覺得我得讓他為最壞的情況做好思想準備。
你看過正午的黑暗和1984情況，如果不斷惡化就會抓人關人甚至殺人，歷史常常是用殉道者的鮮血寫的。人類社會今天的處境會更壞。若不是有那些殉道者奉獻的犧牲。過了幾天他就不得已回單位去了。我從此再也沒見過他。
暑假還沒結束，教職員就忙着參加政治學習了。首先是閱讀和討論黨中央關於反右運動的文件，還有人民日報的社論，尤其是那些由偉大領袖親自執筆的。我們也看了報刊上連篇累牘的批判文章，矛頭都是針對那些在報刊上和單位鳴放過的知名教授、作家、藝術家、各民主黨派領導人。也有一些人為在鳴放中犯了錯誤寫的檢討。接着學院黨委就宣布我們不能停留在學習文件而是要聯繫自己聯繫學院階級鬥爭的實際。
九月一號開學，卻並不上課。這是1951年以來，高等學府第三次停課搞政治運動。學生忙於揪斗右派學生，教師忙於檢討自己的錯誤思想和言論，揭發檢舉其它教師。再一次我又當上了頭號政治罪人，在政治學習小組會和教職員全體大會上，接受沒完沒了的訊問和批鬥，把我打成一個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好像早在第一次開會以前就有定論了。會上會下，都有人要求妻子揭發檢舉我。幾個月前還對我友好的同仁和學生，開始迴避我了。開會中間休息時，沒有人理我。我覺得好像是一個等候判決的罪犯。我感到上當受騙的憤怒，但我也明白，我毫無辦法，我上了人家的釣鈎。
固然蠢得可以，但是那麼多老成持重的大知識分子和久經考驗的老黨員，不是也同樣落難了。
接着召開一次又一次教職員大會，舉行大辯論。所有我在會議上或私下說的話以及別人無意中聽到我說的話，都被譴責為對黨的內政和外交政策，對社會主義制度本身的全面攻擊。我注意到革命同志人手一冊油印的巫寧坤右派言論集，供批判用。我在大辯論中唯一的權利是承認任何提出的罪名，任何解釋或澄清事實的企圖都被大聲斥責為對革命群眾的反攻倒算，堅持右派反革命立場的表現。南開的老同事楊教授聲嘶力竭揭發我當年的罪行，一位曾在哥倫比亞大學專攻戲劇的女教師揭發說她曾親耳聽到我高呼不自由毋寧死。有沒有這回事，我承認有過。用反動美國口號進行煽動，她怒吼道。革命群眾也跟着怒吼。
一名黨員指控我提議在滾沸的大油鍋里油炸黨員，發泄惡毒的階級仇恨。
又是一陣怒吼。晁先生揭發那次黃教授款待他的午餐，是一次右派論壇。他當時強壓着滿腔怒火，聽我胡言亂語。每提到我講過又經他加工的話，他那贏人好感的呵呵笑聲變成了似乎義憤填膺的怒吼。
又有一天午休時間，我推着小推車裡的兒子到校園裡去轉悠，好讓我的腦子暫時拋開一上午鬧哄哄的批鬥。路上碰到了一位年長的女同事，她是多年前從美國回來的，平常見面有說有笑。我和她打個招呼，她沒理會。下午會議一開始，她就跳起來，指控我滿不在乎推着孩子在校園裡亂轉，故意表示對抗運動。更惡劣的是她說她聽到過我手裡抱着孩子喊小丁丁歲，惡意糟蹋毛主席萬歲的神聖口號。甚至有人譴責我的婚姻是右派反動派和反動天主教徒的政治結合。怡楷不得不參加一場又一場的批鬥會，洗耳恭聽。如同中國悠久的國粹中，陪同死刑犯押赴刑場的陪綁 。
黃教授是唯一站出來為我辯護的，他指出我放棄在美國的舒適生活和學術前程回來為新中國服務是一個愛國主義的知識分子。他承認我有一些話也許講過了頭，但是應當考慮到我長期在國外對國情不免有隔膜。無論如何，我響應黨的號召熱烈地直言不諱，而有些人卻一言不發。
他的老朋友晁先生，還有別人都告誡他注意自己的階級立場，否則他本人也會滑進右派的泥淖。
晚上我接受小組訊問ABC反革命集團的老問題又提出來了。它是什麼時候成立的，一共有多少成員？他們在我指導下讀過那哪些書。我的身份是什麼？它的政治目的是什麼？由於ABC從來沒存在過，這些問題無從回答。我為什麼參加他們五一勞動節在頤和園的集會，小江犯有反革命罪行，在工作單位受到批鬥，畏罪潛逃。我為什麼收留庇護他躲藏在我家幾天。我和他談了些什麼？我簡慢地答道：“他是在私人家裡客。”
他們警告我不得耍滑，更不得借題發揮，攻擊社會主義制度。另一個老問題又提了出來我到底為什麼在1951年回國我受到一個重複出現的惡夢的纏繞。
最後國慶節前夕，我在教職員全體大會上被正式定為最毒的毒草，極右分子、資產階級右翼的骨幹分子。我犯的是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滔天罪行。因此，我是一個三反反革命分子，人民公敵。我的罪行累累。我出身於反動地主家庭，我曾在反動的國民黨空軍當翻譯。
我多年接受美帝國主義教育我和ABC反革命集團有關係。.我參加過反革命集團。最近的集會，我惡毒攻擊偉大的肅反運動為私刑。我公開叫囂要求給右派分子推翻社會主義中國的言論自由。我囂張地高呼美帝的反動口號，不自由毋寧死。我惡毒攻擊老大哥，反對毛主席的一邊倒外交政策。我猖狂攻擊毛主席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我恨不得油炸共產黨員。我在偉大的反右運動期間，在家中窩藏現行反革命分子小江。如此等等義憤填膺的革命同志們高呼口號，讓我低頭認罪。面對張牙舞爪的革命同志們，我從椅子上站起來，聲淚俱下地承認全部罪行。我覺得我在認罪時，已經把自己糟蹋夠了。他們還斥責我死不悔改。
散會後，黃教授留下了，走過來和我握手。開會時我看到一個首長派頭的女幹部在會場後面來回走動，吞雲吐霧。她也留下了。此刻我才模糊地認出原來是平日深藏不露的毛校長，也是一名延安時代的老幹部。
“你覺得怎麼樣？” 她嘴裡叼着煙滿面鄙夷地問我。
“我不知道怎麼說。” 我咕噥道。
“現在該是你反省反動歷史反動思想行為的時候了，你要痛下決心改造自己重新做人。這是你唯一的出路。你應當感謝我們沒有把你打成現行反革命。” 她衝着我臉上噴着煙。
“謝謝！”我又咕噥了一聲。
儘管批來斗去我還是想不通，一個靠教書糊口的窮書生怎麼會一下子就被脫胎換骨成為資產階級右翼的骨幹分子。六年前我誠心誠意回國來，為眾人稱道的人民革命效力。回來後，盡力以我的專長和良知為人民服務。近年來，歷次運動中的政治迫害，我還認為是一個新政權一時的偏差。這個政權還是能夠領導全國人民走出千百年的黑暗的面對殘酷的。
現實我無法再用一廂情願的想法哄騙自己了。我為自己的天真幼稚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現在只有聽憑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擺布了。
第二天，國慶節，天安門廣場和全國各地都舉行盛大的集會，慶祝反右鬥爭的偉大勝利。我是祭壇上數十萬犧牲品中的一個，我成了賤民只求清靜一下，閉門思過，等候發落。但是辦不到我奉命參加教職員假日遊覽長城，我還沒游過長城。但是我怎麼能和前一天還圍攻我的那幫人一道去尋歡作樂呢。我跟那位來家裡邀請我倆的青年幹部說我沒有心情去。
　　“哎呀老巫，別鬧彆扭嘛！會上的批評都是為了幫助你呀。要正確對待嘛。”
十一，天高氣爽，正是一年中最好的季節。若是我目前的處境不一樣，這倒是一家人出遊的好日子。我和怡楷坐在大客車的一張雙人座上，準備閉目養神補一補近來所缺的覺。但是無可奈何，車子剛上路那位青年幹部就走到我面前，拉我去和馮副校長還有其它兩位幹部一起玩紙牌。可是我不會打百分啊。我推辭。他說沒問題，他大包大攬地說：“我給你當高參。”我逃不了啦。牌玩得滿熱鬧的，好像什麼事兒也沒發生。
不過我納悶兒，是否因為黨中央還沒宣布如何處理右派，富有政治運動經驗的學校領導決定觀望一下，察看政治風向。不過我卻覺得活像一隻被貓逮着，在要吃下去以前耍弄一番的老鼠。
終於面對長城了，我實在看不出這座巨大可怕的灰磚建築物如何值得人們讚嘆。我感到十分難過，當我緬懷歷朝歷代無數的好男兒拋妻別子，在鞭子和刀槍的驅趕下來修築這個吞噬青春和生命的龐然怪物。怡楷和我離開人群單獨登上長城到了頂上，怡楷問我：“你喜歡這個世界第七奇蹟嗎？”
　　我說：“這真是個奇蹟，這是那個焚書坑儒的千古一帝，用無數奴隸的白骨修建的專制暴政紀念碑。其實又何止他一個，一代接一代的昏君，效法他實行暴政奴役人民，又擴建這座壁壘妄圖鞏固專制王朝。
    兩天假期過後，批鬥會繼續進行。對象是其它教師和學生李天生是一年前才調來的被劃為極右分子。黃教授有一些右派言論，但他為黨工作多年，本可不戴右派帽子。無奈他不聽告誡，為我辯護。最後又在我正式定罪之後，公然和我握手，就被戴上了一般右派的帽子。由我負責的教研窒副主任潘教授由於盲從我的教學思想受到批判劃為中右不戴帽子。葆青也受到批判倖免於右派之難，因為她的愛人在外國語學院，承擔了全部罪狀，已被劃為極右，送勞動教養。
全體學生不過二三百人被劃為右派的竟有二十幾名、其中包括一名十八歲的女生、還有我教過的一名調干生，多年為黨做機要工作，也被戴上帽子。因為他認為領導幹部不懂業務學校應由我這樣的內行領導。
他的名字叫向前。於是有大字報挖苦他向前不向前。
這時候，怡楷第二次懷孕了。儘管每天受到的壓力越來越大，我倆為一個新的希望來到一個四面楚歌的家庭感到鼓舞。一個在患難中孕育的孩子是我倆對生活的信念的證言。
運動進入尾聲，學校預定十一月上課。校方接受學生的要求分配我教三年級全部三個班的英語精讀課，看起來在教學工作上我還是站得住腳的。同時在新落成的專門為高級知識分子蓋的小樓里，又給我分配了三大間的一套。也許黨中央會回心轉意宣布這個運動又是一次錯誤。
如同肅反一樣，也許頭腦清醒的領導人開始認識這個運動對黨和國家造成了極大的危害。一個有威信的執政黨，怎麼可能信誓旦旦徵求意見在先，又背信棄義羅織成案在後。我翻來復去考慮對前景還抱着一線希望。我畢竟是一個有妻兒老小的凡人，我沒有當殉道者的準備，我的血肉之軀是軟弱的。
十一月來到了學校開始上課，但校方並沒通知我去上課，卻讓我和其它右派一起到圖書館去為堆積如山的新舊書刊編目。我的任務是英文書刊。除此之外，我們還要在校園裡搞體力勞動。看來情況不妙。
同時珍珠翻譯的交稿期越來越近了，白天政治學習強迫勞動之後，夜間我在沒有生火的屋子裡爬格子，我的手指凍僵了。但我卻為小說主人公一家人的故事感到心醉神迷。年青的印地安漁民奇諾以采珍珠為生。他採到了一顆稀世寶珠，卻因此受到當地貪婪成性的惡人的殘害。
我們幾個月來的受難，不是正像他一家三口，媽媽懷裡抱着小寶貝黑夜在叢山中逃避殘暴的敵人的追蹤。奇諾終於逃出叢山把寶珠扔回大海，從而挫敗了敵人的陰謀詭計。我卻仍然在暗黑的叢山中摸索，還不知道是否能出得去。不論結果如何，我決不會扔掉我精神自由的寶珠，它雖眼不能見卻是熠熠生輝的。

四

1958年3月初，全體師生包括右派分子在內學習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關於反右鬥爭的總結報告。作為黨中央反右辦公室主任，他制訂了懲處右派的政策，規定右派問題性質屬於敵我矛盾，但一般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視情節輕重給予相應的行政處分。怡楷參加職員小組學習。根據一些發言中透露的信息，要我做好充分思想準備，秋後算帳的日子快到了。我的心情日益沉重。我遭殃，我懷孕的妻子、兩歲的兒子、還沒出世的孩子怎麼辦？我怎麼會掉進這個夢魘般的泥淖。我上了圈套無計可施。我不是生殺予奪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對手。我絞盡腦汁寫檢討，指望從輕發落。我用哈姆雷特悲憤的心聲安慰自己，在這個萬惡的時世，功德反而必須向罪惡請罪，替它做好事反而要磕頭求拜。
3月21日在學生食堂舉行全體師生員工大會，宣布對全校右派分的處理。
我名列榜首，受到一等一級處分，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我的處分宣布後，師生代表紛紛登台發言，控訴我的滔天罪行。對這種讕言我已經麻木了。我心裡想的是當年我不聽親友的嚴詞告誡，兼程回國。現在過了不到七年，他們最害怕的情況發生了，我成了階級鬥爭的犧牲品。然而我仍然認為並不是我犯了錯誤，即便沒有在1951年回來，我遲早也是會回來的。而且非常可能在類似的情況下我也會有同樣的命運我從來沒有想當殉道者我也沒有殉道者的感受我不能以崇高的理想或正大的原則自許然而我也無所悔恨因為我不可能作出別的選擇。
受到勞教處分的還有李天生和英語二年級的男生小朱。他個頭不大，思想活躍，熱愛毛主席。自己出錢買了油印機和蠟紙，刻印傳單參加鳴放。他和李天生當場就被武裝人員押走了。我因忝列教授須上報國務院認可才算手續完備。所有其它右派學生一律開除學籍，送往百里外的農村監督勞動 。
當天，正趕上海淀區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全校教職員工和學生都得參加投票。右派理論上仍享有公民權，奉命參加投票。大會散會後一名小幹部煞有介事地召集右派分子訓話，他那付模樣舉止活像雨果的悲慘世界中那名警官。他聲色俱厲地教訓一通。
“你們右派分子是人民的敵人，但是我們光榮偉大正確的黨寬大為懷，不把你們作為敵我矛盾處理，而作為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黨的政策是化敵為友給你們通過勞動改造思想的機會，連你們投票的權利都沒剝奪。你們都從各個方面罪惡地攻擊過社會主義制度。現在你們親眼看到社會主義法制的無比優越性。你們應當從內心深處感謝黨給予你們這樣人道主義的待遇。現在排好隊跟我到投票站去。“
我們二十多名人犯排好隊，由他押解又回到食堂。走到擱在一張方桌上用紅紙包着的大投票箱面前，行使共和國社會主義公民的憲法權利，為獨一無二的候選人投下神聖的一票，證明他所說的社會主義法制的無比優越性。
投票以後，毛校長派人把我和怡楷叫到她的辦公室去。屋子裡滿是煙臭味她伸手指示我倆在她大辦公桌對面兩張椅子上坐下。手指中間夾着一枝點燃的香煙。
“巫寧坤，我猜想你未必真正體會你有多麼幸運。如果你對國民黨犯下了你對共產黨犯下的罪，他們會怎麼對付你。”我一時答不上來。
她倒回答了自己的問題：“ 你會被槍斃，絕對沒錯兒。”
“你說的不會錯” 我有氣無力地說：“不過我沒法知道。”
“可是我們沒槍斃你，對不對？雖然槍斃你也是罪有應得，這就是國民黨和我們的區別。我們並不止是對你寬大，你注意我們是要挽救像你這樣犯過不可饒恕的罪行的人。我們給你的處分，在你看來也許太重了一些。但這樣可以讓你深刻認識你的問題的嚴重性，幫助你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如果你是個老頭子，我們也許會不這樣處理噢。降級啦或者別的什麼，因為你才三十八歲對吧。將來還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我們這樣做，可以保證你徹底改造自己。你還有什麼話要為自己說的嗎？”
“沒有什麼，也沒有.” 我又有氣無力地說.等她打發我們走。
現在李怡楷，她卻掉轉臉去對我妻子開腔了。怡楷在她威風凜凜的目光下，鎮靜自若。
　　“為了幫助你，我們必須要求你自覺自愿提出放棄公職。明天我等着看你親筆寫的要求退職的大字報。下個月你們二人還可領到工資。不過那是最後一次。所以從今天起，你們就得省吃儉用，一分錢也不能浪費啦、別吃豬肉啦。我倆說不出話來了，我已經認罪，但他們還這樣殘酷無情面。對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我們有什麼辦法。怡楷遵命寫好大字報貼了出去，一個還跟她講話的女同事看了大吃一驚。
　　“你神經錯亂了，小李你幹什麼！要退職你家裡的情況還不夠糟的嗎你不工作靠什麼生活你小丁丁，還有肚子裡的孩子，一家三口?”她聲音里流露出真誠的關心，怡楷苦笑着。
“十分感謝，天無絕人之路，我們克服吧。”
教育工會召開了一次會員大會，宣布將我開除會籍。同時我們被趕出新公寓，搬回筒字樓。過了幾天，我倆又被校長叫去。
　　“我們一直在重新考慮你們的問題。我跟人事處長說：老王李怡楷已經有一個孩子，不久又要生第二個。你們不能這樣對待她，讓她保留工作掙點錢養活一家三口。她簡直是寬仁厚德的化身，現在你該明白什麼是革命人道主義了。你自覺自愿提出放棄你的飯碗，而我現在把它還給你，革命人道主義哪。怕是一名極右分子的老婆也受惠去吧。再貼一張大字報，感謝黨的革命人道主義關懷。”
我倆又說不出話來了，這樣令人咋舌的偽善，完全超越我們樸素的道德觀念。這種表面的反覆無常，其實是一場精心策劃的神經戰。其目的在於打垮我們的精神並強迫我們用自己的手為他們的不人道塗脂抹粉，為他們欺騙群眾的陰謀效力。我感到十分沮喪，但當晚怡楷卻平靜地說他們掌握絕對權力，對咱們可以為所欲為。我們毫無辦法，但是必須堅守對生活的信念。
我的妹妹寧慧也在二十八中被打成右派，罪證就是北京日報重點報道過的她在區委召開的鳴放座談會上的發言。她被免除副校長職務降三級到一個郊區農場監督勞動。他丈夫原是一名預備黨員，受她株連被取消候補資格。在北大西語系任教的我過去燕京的同事中，黃繼忠多年來追求進步是公認的大積極分子。鳴放期間十分活躍，後來被劃為極右分子，被送勞動教養。吳興華才華出眾既無歷史問題，政治上又要求進步，已提升為副系主任，卻因質疑在英語教學中要學習蘇聯，也被戴上右派帽子。胡稼胎教授儘管謹慎寡言又深諳佛法，也因鳴放中有右派言論，照戴帽子不誤。趙蘿蕤教授因愛人陳夢家教授被劃為右派受刺激而患上精神分裂症。俞大絪教授也因愛人曾昭倫當上了大右派而心臟病發作。曾先生是當年的進步教授，中共的同路人，貴為新中國的高等教育部副部長。這樣一來，當年燕京一共五位英語教授，其中三位男的本人兩位女教授的男人統統當上了右派，一家一個無一倖免。在南開我當年的緊鄰雷海宗教授，也被打成右派。查良錚謝絕參加教師鳴放會，倖免於難。卻因為抗日期間愛國參軍，被打成 歷史反革命，被判管制三年。
王佐良教授主編的西方語文季刊創刊號的撰稿人中，有好幾名右派。其中包括吳興華和我。刊物的執行編輯葆青的愛人道生被劃為極右。主編為方向性錯誤做了檢討。刊物改名為外語教學與研究。我為興華翻譯的亨利四世所寫的評論本來預定在第二期刊登的，無疾而終。右派的作品不得出版，但我被打成右派的消息還沒傳到譯文，我譯的珍珠才得以僥倖問世。
根據多年後官方公布的統計數字，全國被打成右派的超過五十萬人。當年一個漢朝的暴君用宮刑殘害一位進諫的史官，從此成為千古罪人。相比之下，這場反右運動對知識分子群體施加殘暴的精神閹割，更是千古奇聞。與此同時在運動中湧現出的大批積極分子，在反右派的階級鬥爭戰場，上立了汗馬功勞。升官的升官，入黨的入黨。一代偽君子和告密者開始毒化民族的道德操守，為以後的政治迫害運動鋪平了道路 。

五

在等候我的處分正式批准期間，我繼續在圖書館搞英文書刊編目。右派學生，都裝上卡車送去勞改了。只剩下我單獨在一名北大英語專業畢業生嚴密監視下勞動。這個年輕人老滋老味，滿口官方文件和人民日報社論的官腔。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他交給我編目的書刊中，有一批從俄文翻成英文的小冊子，都是關押在斯大林的集中營里的受害者寫的。他們在肉體和精神上遭受暴虐的悲慘經歷，像惡夢一樣讓我驚悸。而他們對自由的渴望不斷在我心裡迴響。有一本小冊子的名字是:去告訴西方吧。在靜悄悄的無人問津的圖書館裡，我仿佛聽見作者痛苦的呼號。但我納悶西方國家或者我的西方朋友們，是否知道或者關心中國發生在我這樣的人身上的事情。於副校長說得對，不管幹什麼都要付代價的。而在社會主義中國為自由鳴放，不僅要付出代價而且要付出極其高昂的代價。
有一天，我年輕的監工把我叫到他辦公桌面前，指着一堆美國出版的新書都是我在運動開始前，通過學校訂購的。剛剛從日內瓦的中國大使館寄到巫寧坤。
　　“這些書，你還要嗎？”他板着面孔問我。
　　“你要的話就說要，你如不要我就馬上蓋上圖書館的公章。”
　　我一直在等着這些書，其中多半是我在芝加哥大學受教的老師們的最新學術著作，我怎麼會不要呢。但是我怎麼買得起呢。現在只剩下一個月的工資了，我一本一本拿起又放下。他可不耐煩了。
　　“我還有革命工作要做，你也得回去勞動，不要浪費時間。”
　　我撿起薄薄的一本，那是我的老師奧爾遜教授詮釋英國詩人狄倫斯托瑪斯詩作的專著。忍痛放棄了其它幾本。當我手裡抓着書離開他的辦公桌往回走時，我聽到他劈劈啪啪往我買不起的幾本新書上蓋上公章的聲音。仿佛他們是該消滅的階級敵人。那天夜晚我很晚未睡，對照奧爾遜精湛的詮釋重讀托瑪斯的一些感人的詩篇，在寂靜的深夜我仿佛可重新聽到。
在我回國的前一年，在芝加哥大學洛克菲勒教堂，詩人熱情澎湃的聲音朗誦他自己的詩，
　　死亡也一定不會戰勝
　　當筋疲腱松時在拉肢刑架上掙扎
雖然綁在刑車上他們卻一定不會屈服 死亡也一定不會戰勝
第二天下午，正準備結束在圖書館的勞動，我又被叫到我年輕的監工辦公桌前面。
　　“巫寧坤，我奉校領導指示通知你，關於你的處分決定已由國務院批准。他用他最神氣的官腔宣布：17日下午二時整，上級派人到你宿舍，來送你去接受勞動教養。你準時在門口守候不得違誤。為了給你充分時間做好必要準備，上級決定：從明天起免除你勞動兩天。黨對你如此寬大，你應感恩圖報，努力通過強迫勞動改造思想立功贖罪。回家以前你到人事室去一下，在你的結論上簽字。
在人事室那位雨果筆下的警官在等我過來。
“在你右派問題的結論上簽字。“ 他邊說邊遞給我一張紙，上面打印着我的六大罪狀。教我在那兒簽字。我飛快地看下去，他卻不耐煩了。
　　“在這兒簽字，別浪費我的時間，已經下班了。“ 我一言不發，簽了字。
我回到家裡，把意料之中的消息，告訴怡楷。懸念結束了，我倆倒感到鬆了口氣。稍稍商量了一下，便決定不能讓兩歲大的兒子在場，看着爸爸被抓走。明天由王阿姨把他送到我妹妹家去避難，於是第二天上午，我和王阿姨一起先帶他乘332路公車，到動物園去看他最喜歡的印度大象。在動物園門口的水果攤上，我給他買了一個又大又紅的蘋果。小丁丁緊緊地抱着蘋果，我緊緊地抱着小丁丁，直奔象苑。小丁丁一瞅見大象，就樂得哈哈大笑。
　　“大爸爸你好多天沒帶我來看大象了，我好喜歡大象。你再帶我來，快快地多多地，你答應我嗎？大爸爸呃！”
　　我一下答不上來，跟他實話實說嗎，還是說句瞎話哄他一下呢。給你自己兩歲大的兒子留句謊言告別，我哽得說不出話來。
　　“一有空就帶你來，小丁丁！” 我搪塞了過去，心裡不是滋味。這時他看到一頭大象用鼻子捲起一根香蕉來，興奮得直嚷嚷。同時張開兩隻小手要拍巴掌，他手裡的蘋果啪嗒一聲掉進象苑，滾到一頭象跟前，立即就給它用鼻子捲走了。小丁丁，哇的一聲哭了出來。伸着小胳臂嚷嚷：“我要我的蘋果，我要我的大紅蘋果。”我趕緊把他摟得緊緊的，哄他說：“快別哭了，好孩子。爸爸再給你買一個又大又紅的蘋果。”
突然間我感到支持不住了，王阿姨趕緊把孩子接過去。只聽她說：“爸爸累了，小丁丁阿姨帶你找奶奶玩去。”我的心往下一沉，迷迷糊糊地看着孩子消失了。
回家的路上，坐在公車上才想起沒給他買蘋果。那個失去的大蘋果不停地在我眼前跳動。好像一個童話里的金蘋果，好像是我們生活里無可挽回地失去的什麼東西。回到家裡一進門，怡楷就問我：“小丁丁哭了嗎？”
我支支吾吾地說：“本來倒是沒哭，後來.....。”.
我只剩下一天了，怡楷要上班。她勸我放鬆一下，一個人到香山去逛逛。
香山是遊覽的勝地。我們一直以為隨時可以去的，因此一直沒去。我搭公車前往，發現山上遊人稀少。我一一觀光了各個風景點，在中山紀念堂逗留的時間較長。中山先生曾主張聯蘇聯共，我不禁納悶兒。若是他活到今天，他會怎樣看待眼前的政治現實。最後我在山頂一個無人光顧的茶館坐下來喝茶，山頂上的景色盡收入眼底。我要了一小盤五香花生米兩個茶雞蛋。看到山坡上蔓草延生，不禁想起哈姆雷特的著名獨白。這是個荒廢的花園，一天天零落生性蕪穢的蔓草全把它占據了。自言自語地哼了兩遍之後，我猛然打住暗自責備自己。你感傷個什麼老兄，你完全明白顧影自憐是毫無用處的。正如毛校長所說現在該是你反省歷史和思想的時候了。說得對，但不是她那一套漫山遍野都有百花齊放，總有一天這片大地上將有百家爭鳴。我還有自己的園子要培植。花生米和茶雞蛋，我都沒碰。包了起來給怡楷帶回去。
回到家，看到怡楷炒了兩盤我愛吃的菜，作為餞行的酒席。我沒有什麼胃口，儘量勉強自己多吃一點。她找出一瓶幾乎全空的金獎白蘭地，把剩下的酒倒進兩個小酒杯。雖然她從不沾酒。“祝祝什麼呢？” 她含笑說。
“祝我們快出世的孩子生活在一個更好的世界。”
“祝孩子的父親早日歸來！”
“他們對我說我的勞教時間不會很長，但是誰也不知道究竟多長。你要受苦了。”......我感到很自咎，她從小是在親人無微不至的愛護下生活的。後來把終身託付給我，而我卻把我們的生活搞得一團糟。現在又讓她一個人背十字架。
“你不用為我為我們操心，我那天就說過天無絕人之路。我會每日每夜為你祈禱。堅守信念，不管發生什麼情況，堅守對生活的信念。“
“你今天覺得香山怎麼樣 ？”
“很美，美極了。我起初感到情緒低落，後來看到漫山遍野真的都是百花齊放，我就高興了。等我回來，咱們倆一定得去跑遍每一個山頭。世界是一座美麗的大花園，生活是值得我們為之受苦受難的。我們的孩子們一定會生活在一個更好的世界。但是目前，你得為我為全家人背十字架 ...... 。”
“哪兒的話，我有什麼權利不背十字架。我把一些換洗衣服、盥洗用具，放在你那個舊洗衣袋裡了。你到那兒之前不會知道你真正需要什麼。我以後隨時把你需要的東西寄去。你想你會有時間看書嗎？”
“勞動改造嘛，大概不會有很多時間看書的。你就把那本舊的英文原版哈姆雷特扔進去，還有那天新買的馮至編的杜甫詩選。我感覺好像是要去作一次新的冒險。上帝與你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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