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弃妇怨

王若望

　　在哈尔滨只有十来天，我们就回到上海，可以说是一无所获，第二年就爆发了抗美援朝战争，全国卷入了打倒美帝的狂热中，各个大城市皆成立了抗美援朝后援会，发动捐献飞机。

　　大概由于我在宣传捐献飞机中表现突出吧，上级指派我参加第一届“赴朝慰问团”，团长廖承志，以大军区为单位成立慰问分团(西北、华东、东南、华北、四个分团)。

　　我任华东分团秘书长，浩浩荡荡开赴朝鲜前线。后来还组成了第二、第三届赴朝慰问团，梅兰芳、巴金等都到过朝鲜前线。

　　参加慰问团，特地挑选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徐铸成(《文汇报》主编)、武和轩(民革中央委员)、陈仁炳、张孟闻(民盟上海主委)，出发以前每人做了一套统一的御寒服装，四个分团有一百四十余人，分头去沈阳会师。

　　那时，南韩李承晚的部队与美国兵已打到平壤以北，形势吃紧，志愿军总部命令慰问团先在沈阳待命。这样，我们在沈阳停留至阳历年底。全体慰问团皆住进东北旅社。

　　有一天下午，我发现电梯间旁的一间小屋，一个女服务员送进窝窝头和一点儿小菜；当她打开门时，我好奇地看里头究竟是什么人生了病。

　　我惊奇地发现，小房间里是一位女性，面色憔悴，头发不整，似曾相识，一下子想不起在哪里见过她。我就问那位女服务员，她说：“她是神经病，丈夫是东北局的大官，不要她了，就把女人扔在我们这里不管”。

　　反正我们在沈阳闲着，我倒要弄明白，这个疯女是哪一位高干的弃妇？

　　我上门去找旅社的政治指导员，由于穿著慰问团的统一服装，用不着介绍就取得了他的信赖，他告诉我当代高干依仗权力干出了一出“现代弃妇怨”的悲剧。

　　这位不幸的弃妇原来是方纪同志(参看本自传第二卷：“抗婚小组”一节中，她与凯丰的强迫婚姻有过详尽的交代)。

　　方纪的美貌我曾作了如下的描述：“她的美丽在群芳中确实有突出之处，她端庄里透出娟秀和灵气，青春的光芒四射，她一旦进入会场，随便什么人都会向她行注目礼，觉得能多多看她几眼也是一种享受”。(239页)

　　何凯丰，原名克全，江西人，与王明、秦邦宪都是留苏派干将，何的年龄比方大十多岁，我在延安听过他多次演讲，那时他任中宣部长，他的报告与王明异曲同工，枯燥乏味，口齿不清是他做报告的特征，喜欢引用斯大林语录，凯丰的文章散见于《解放周刊》和《新华日报》，江西土话和口齿不清总算避免，但言而无味象个瘪三依然如故。象方纪那样的美人儿与他结合，一枝鲜花插在牛粪上，怎不令人惋惜！

　　政治指导员回答我的提问：“凯丰怎么把方纪关在沈阳呢”？那是八路军乘着苏联红军开进东四省，我们党的大批干部与国民党部队争夺领导权，高岗、林彪、凯丰、罗荣桓等，分别担任东四省的东北局党、政、军领导。凯丰的太太到第二年从关内调来，没有多久，方纪发现凯丰爱上了文工团的演员，年龄比他小二十多岁，可以做凯丰部长的女儿了。党组织对下面的干部搞重婚，生怕影响不好，一定会干预的，唯有对高层干部不敢碰，惹不得，听之任之。真正的带头人是高岗。

　　方纪闹着要离婚，但党组织不许，理由是刚到新开辟的根据地就闹离婚，怕影响不好，怪就怪在凯丰另外搞女人，怎么不怕影响不好？方纪气不过，慢慢得了个癔症，经医生诊断，其实就是神经病，去年凯丰离开了满洲，就把他的妻子扔在我们这里，比扔掉一块抹布还干脆，而且特别关照，要保密，又说是怕传播出去影响不好。不过东北局人事处答应每月支付两百元人民币作为这个疯女的生活费。指导员问起：王同志为啥对方纪这么关怀？

　　我说：“在方纪没结婚前我们就认识，她与凯丰的婚事比封建婚姻还要野蛮，完全是运用组织压力强迫配对，没想到来到沈阳碰巧看到了这一出悲剧。是不是同意我看看她？也许能测定她的神志还有几分是清醒的”。

　　得到宾馆指导员的允准，我把方纪领出那间充塞着臭味的黑屋。她认不得我了，我亲切地连叫了两声她的名字，她才回应说：“你是毛陈”(我在宝鸡时的化名，证明她的记忆蛮好。)我邀请她到东北旅社的餐厅吃饭，方纪走出黑屋，大概从玻璃窗里见到自己的面影，她招呼我“慢着,慢着”。她折回去，重新整理一下衣裳，并且搓开手指梳理头发(可怜，她连梳子都没有)。我重新审视她，没有爱情的女子容易衰老，当初那么美丽的方纪，现在活象一个祥林嫂，头发不再蓬乱也不能掩盖苍老而憔悴的面容！我在餐厅里叫了几个菜，她象饿煞鬼一般狼吞虎咽，似乎好多天没有吃饱，只有从吃相难看上判断，才象是精神异常的样子。

　　在就餐时我问：“你想回家吗”？

　　“我提出我要回家，这里不答应”。

“你的老家还有父母姐妹吗”？

　　“爸爸不在了，妈妈还在，还有一个哥哥在天津市工业局”。

　　“还记得你老家的地点吗”？我继续测试她的记忆力。

　　“怎么不记得”？

　　“我能给你什么帮助呢”？

　　她木呆的眼神突然闪出一丝智慧的火花，欣喜地说：“你能送我回家吗？我妈在天津”。

　　我十分有信心地对指导员说：“方纪同志的神志可清醒咧。要求我送她回天津老家，为什么你们不答应？甩掉一个包袱不是很好吗”？

指导员苦笑着说：“一个神经病患者，放到社会上她要是胡言乱语呢？就是怕影响不好”。

我生气地说：“又是那个影响不好！你们宁愿养着一个疯女，只是为了给党的部长遮丑！牺牲一个女人，去保护一个首长的名声。如果你的妹妹是方纪同志，你将心比心，就会觉得你做了凯丰的帮凶角色”！

　　指导员脸红脖子粗地为自己辩护道：“上级关照下来，不这么做也不行呀”！我拍拍胸愿意承担责任，希望尽快回老家，对公对私都是上策。

我从朝鲜回国以后，仍旧关注方纪的命运，只是从安东乘火车回到上海，没有在沈阳停留，我写了封信给东北旅社政治指导员，他回信告诉我：最后请方的哥哥来到沈阳，护送方纪回天津老家，你所说方不象有神经病，她的哥哥也是这么说，他气愤地辱骂凯丰耍了诡计，这样，凯丰就可以逍遥自在地乱搞女人了。

【王老自己的最后一任妻子是他老朋友的女儿。】

【附录】～～～～～～～～～～～～～～～～～～～～

中共高层的荒淫无耻

鲁直人

遵义会议前，毛泽东的对手除了博古、李德本人外，还有一个反对者，那就是时任"少共"中央局书记(即共青团中央书记)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凯丰(何克全1906-1955)。凯丰是江西萍乡人，二十年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他就同王明、博古等交往很多、关系密切，后来就成为以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半"和"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之一。到苏区以后就和博古搞在一起，他对于老同学洛甫、王稼祥的"反水"站到了毛泽东的一边，支持和参加了毛泽东的"非组织活动"，十分不满，认为毛泽东等"结伙煽动反对中央"即他的好朋友博古和国际顾问李德，简直是大逆不道。在遵义会上，他是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九军团中央代表身份出席会议的，当时党内反对毛泽东的一条理由，认为"毛泽东算什么?不过就是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那一套老玩意在打仗！"就是凯丰说的。会后，他被撤销了所担任的红九军团中央代表职务。到延安后，凯丰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代部长，还写下《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在洛川会议和12月政治局会议上，先后被选为中央军事委员和政治局委员。抗战初期，凯丰在南方配合周恩来做统战工作，1940年底才回到延安，任中宣部代理部长。七大后，凯丰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长，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中共沈阳市委书记。1952年11月，凯丰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和马列学院（今中共中央党校）院长，1955年3月，49岁的凯丰在北京逝世。

抢占他人妻子的"小三"

近读已经过世的原外交学院院长陈辛仁（1915--2005）的回忆录，才知道这身为革命元老的凯丰，也曾横刀夺爱，充当过破坏他人家庭婚姻、抢占革命干部妻子的"小三"。

陈辛仁是1935年与妻子房纪在东京结婚的，一年后生下女儿阿英。当年男二十，女十七。抗战爆发后，陈辛仁到新四军任职，房纪则到西北大后方的宝鸡工作。分别后三四年时间里，陈辛仁也曾接到过女方的四五封来信，但一直没有实现把房纪调到新四军来工作的愿望。一天，新四军政委饶漱石突然找陈辛仁谈话，开门见山地劝他并可以批准他"另外结婚"。陈辛仁当时觉得十分可笑，自己为什么要"另外结婚"呢？饶漱石直截了当的说："现在改名王茜的房纪，早已经被人家调到他的办公室担任秘书工作了，与此同时，也兼私人秘书。他们已经结合到一起，这是两厢情愿的事情，如今木已成舟了！"

听到这番话，如晴天霹雳，陈辛仁才知道自己的家庭发生了婚变，悲愤的说："我不理解，在那崇高的革命圣地，竟发生了这种令前线指战员寒心的恶劣行为！"就在与饶漱石谈话之后，陈辛仁收到了化名王茜的女方寄来的一封信，简单写着几句话："别来数年，不知音讯，相见无期，请另觅伴侣，善自珍摄。"地址上是让何凯丰来转的。

接到这封信后，陈辛仁才清楚地断定，那个改名换姓的房纪，已经彻底落入了隐藏在大后方的一个色狼陷阱，她要高攀大树做靠山，但却找到了何凯丰这样一段朽木头。后来又得知，凯丰在占夺房纪的同时，还凶狠地抛弃了和其在长征路上同甘共苦的发妻廖似光（1911-2004），廖本人竟是被凯丰命令警卫员把她赶出家门外的，也是一个婚变的受害者。

陈辛仁书中回忆，他在遭受沉重打击的同时，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在那人人憧憬的革命圣地，竟然出现了披着高干外衣的色狼，利用职权，公开抛弃自己的发妻并非法占夺前方军人的妻室，还不曾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这种衣冠禽兽般的可耻行为，岂能让受害者容忍？

中共高官在延安的第一轮换妻潮

"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文革期间，受到审查的陈辛仁从专案组口中得知，凯丰到了关外之后，为了另娶新欢，又像抛弃发妻一样地把房纪给遗弃了，凯丰喜新厌旧的牺牲品，同时对外还散布"王茜已经死了"的谎言，不过化名王茜的房纪并没有死，仍孤独地活了很多年，直到1971年患癌症病故，时年才52岁。不过她虽然没有像传言的那样早死，但早就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了，文革期间，当专案组向她问起陈辛仁的历史情况时，她两眼直视前方，旁若无人地说："是共产党派来的吗？我准备去开党代表大会去了！"一看患者病状如此，专案组就没有再深究下去了。凯丰抢夺陈辛仁之妻时，陈正在担任着新四军军政治部敌工部科长，四支队十四团政治处主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等职务。就连这样高级指挥员的妻子，凯丰也敢毫无顾忌地下手，可见此人不仅色欲包天，而且权势炙人。

其实，中共自建党之后，高层利用权力以逞淫乱是一种常态，从曾任中共宣传部秘书的郑超麟的回忆录"革命与恋爱"的章节中，我们可以看出，已有家室的中宣部长彭述之先是与蔡和森的妻子向警予胡搞，后来又与罗亦农的妻子睡到了一起；向警予死后，蔡和森又夺去了李立三的妻子李一纯；而罗亦农后来又夺去了贺昌的妻子诸友伦；李一纯则先后与杨开智、李立三和蔡和森都组成过家庭；而与朱德的前妻（朱敏的亲生母亲）私通者，正是出卖罗亦农的叛徒后遭中共暗杀。他们之间关系的混乱与乱来，到今天都很难梳理清楚。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到了延安后不久，中共高官开始了第一轮的换妻潮，毛泽东首先停妻再娶，抛弃贺子珍而和江青搞在了一起；战功威赫的老红军黄克功求婚不成、竟连开两枪杀害陕北公学只有16岁的女学生刘茜，而且事后还大言不惭地反诬"刘氏狼心恶毒，玩弄革命军人!"邓力群趁着李锐在延安整风时挨整之际，趁虚而入，占有了后者年轻的妻子范元甄。说起来，这些都是当时延安流行的一种风气，正如西谚所讲的，"美女与骏马永远是属于部落酋长的"。所以，作为文化人的王实味、丁玲来到延安之后，从革命圣地的一派光明中看到了依旧是封建性的专横与野蛮，这才写下了《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抨击革命圣地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等不良现象。

有一个史料，贺龙从前线来到延安，冲着王实味这帮子文人大骂："老子在前方卖命，你们在后方骂娘！"其实，现在看来，那些骂娘的，倒是从社会公正的角度出发，说了些大实话，结果给自己带来了惨遭砍头的杀身之祸。难道说，如凯丰这样高级干部抢夺民女的流氓行径，不该批判吗？不过，对这些高级干部，倒是相安无事，延安整风期间，凯丰不仅没有为自己的丑行为受到惩处，反倒成了整风运动中督促学习和检查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就连被他欺骗抢夺来的房纪，后来也成了骇人听闻的"抢救运动"中的一个牺牲品。到了今天，随着权力的不受约束和金钱的腐蚀毒化，中共官场上淫乱更为变本加厉，无以复加。如重庆的司法局长文强，能利用职权威逼十多个女明星与其同眠、并强奸几名女大学生、一掷千金地给幼女"开处"等等骇人听闻的恶性丑闻，只不过是中共这种淫乱常态的顺延与膨胀的个案而已！

（引用材料来自于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陈辛仁回忆录》）

【附录】～～～～～～～～～～～～～～～～～～～～

矢志革命的凯丰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紧张、活泼、严肃，我们的作风，

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

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

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里，成千上万的革命青年，高唱着这首《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歌》，驰骋疆场，奋勇杀敌。这首歌词的作者就是凯丰。

　　凯丰（1906—1955），原名何克全，生于萍乡市湘东区老关镇三角池村。1925年夏，凯丰在萍乡中学毕业，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在此期间，他经常阅读《语丝》、《莽原》等进步书刊。为了抵制湖北的“反赤运动”，凯丰写了一篇关于武汉“反赤”情形的通讯，登在鲁迅主编的《莽原》上，署名“未名”。该校校刊也不时刊登凯丰署名何克全的文章，后来他担任校刊的主编。1927年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2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初，任团中央巡视员，不久任团广东省委书记，化名“开封”，按谐音写成“凯丰”。

　　1931年5月，因叛徒告密不幸被捕。在狱中，凯丰坚贞不屈，3个月后，经党组织的努力，终于被营救出狱，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和《东方青年》主编。

　　“九一八”事变后，为了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行径，爱护并引导学生运动，凯丰在《红旗周报》、《东方青年》等报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历数国民党罪行，充分肯定广大青年学生的民族觉悟和爱国热情。凯丰还分析了学生运动的特点，指出了学生的斗争应与工农的斗争密切结合，以及在新的形势下共青团工作的任务。1933年春，凯丰到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工作，先后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和书记，在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凯丰被增补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

　　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奉命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突围转移。出发前夕，中共中央派凯丰到红九军团担任中共中央代表，随九军团行动。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凯丰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九军团中央代表身份出席了会议。会议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和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这一切得到了与会大多数同志的拥护。凯丰由于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缺乏认识，不支持毛泽东，会后，中共中央撤销了凯丰所任红九军团中央代表职务，不久，他改正错误并恢复职务。在长征路上，在与张国焘路线错误的斗争中，凯丰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态度坚决。

　　1937年春，凯丰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并常到抗大讲政治经济学课程，作形势报告。1937年初，凯丰写下了催人奋进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在洛川会议和12月政治局会议上，先后被选为中央军事委员和政治局委员。

　　1938年2月，凯丰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宣传部长，并参加党报《新华日报》编委会。1939年1月。凯丰到重庆工作，配合周恩来做了大量统战工作。1940年底，凯丰回到延安，任中宣部代理部长。这期间，凯丰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组织、督促、检查工作。1942年9月，凯丰筹组了中央编译局，亲自编写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等著作，还编译了几本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小册子。

　　1945年中共“七大”以后，凯丰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长，参加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凯丰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中共沈阳市委书记。为抓好沈阳这座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的生产、市政、社会秩序和抗美援朝战争后勤工作竭尽全力。

　　1952年11月，凯丰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马列学院院长，为党的宣传理论工作付出了极大的心血。1953年，凯丰为中宣部编写了《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共中央指示各级党组织应根据这个宣传提纲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总路线的宣传和教育。

　　凯丰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积劳成疾，终因医治无效，于1955年3月23日在北京逝世，终年49岁。

　　凯丰自1927年参加革命后，一直没有回过家乡。他时刻牢记共产党员的宗旨，廉洁奉公。1951年3月，凯丰得知二女儿淑英成家并参加了工作，就写信勉励女儿、女婿，“在工作中仍应继续学习，提高政治文化。”告诫他们“应当时时注意廉洁奉公守法”，并在“廉洁奉公守法”几个字下加了着重号，这充分显示了一位革命家的精神风范。

【附录】～～～～～～～～～～～～～～～～～～～～

　　陈辛仁（1915.11.7－－2005.7.25）左翼作家。笔名辛人，广东普宁县人。北平中国大学学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方部成员。1933年夏，北平“左联”组织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破坏，随后，他积极投入恢复“左联”的工作，编辑“左联”机关杂志《理论与创作》。1934年，北平“左联”再次遭受大破坏，同年夏，他被迫流亡日本，在东京积极参加东京“左联”各项活动，参与编辑《杂文》（《质文》）月刊。在上海《申报·自由谈》发表《艺术的形式和遗产》等杂文13篇，翻译了海涅的《德国宗教及哲学史概观》，并努力学习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翻译出版《现实主义论》（苏联吉尔波丁著）、《批评论》（苏联倍司巴洛夫著）等书。1936年，在香港编辑《民族战线》杂志，并在上海《夜莺》创刊号和1卷2期发表翻译论文《现实主的问题》（日本高冲阳造作）、《作为意识形态的艺术》（日本森山启作）。同年6月，加入中国文艺家协会，同时在以鲁迅为首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上签名，拥护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月，在《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上签名，赞同使用、推广拉丁化新文字。同年8月1日《现实文学》1卷2期发表他的论文《论当前文学运动的诸问题》，赞同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批判“左联”叛徒殷作桢反动的“战争文学”理论，也赞同“国防文学”口号。他还在《太白》半月刊上发表《文学得搀紧科学的手》一文，倡导科普文学。又在《文学》7卷4号上发表《但丁的言语观》，在《新认识》3号上发表《论知识份子的新生》等文章。

建国后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1954年9月至1958年 12月，驻芬兰大使。1959年1月至1966年5月，外交部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外交部党委委员。1972年1月至1974年12月，驻伊朗首任大使。1975年1月至1978年10月，驻荷兰大使。1978年10月至1980年12月，驻菲律宾大使。1981年2月至1982年6月，对外文委党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2年7月至1986年7月，文化部顾问、对外文化交流委员会主任。1986年8月后任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文化部党史征集委副主任、外交学院兼职教授。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附录】～～～～～～～～～～～～～～～～～～～～

·凯丰、方纪夫妇

黄河清

凯丰，延安时代中宣部长；方纪，延安时代革命青年、大美人。王若望认识凯丰、与方纪则是好朋友。凯丰停妻再娶，威逼小他十几岁的方纪嫁他，方纪不从。王若望与妻子李明支持方纪，组织了一伙年青女子成立抗婚小组为方纪打气。凯丰让许多人来做方纪思想工作，说动了资格最老的女革命家蔡畅来动员方纪听党的话，嫁给他。胳膊扭不过大腿，方纪最终不情不愿地成了凯丰的新妻子。

【马评：“自古红颜多薄命”，不管是否宣誓入党都一样。中国男子最不愤的“杀父之仇，夺妻之恨”只要宣誓入党，也能忍了，把一切献给党嘛，包括老婆。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因被高衙内夺妻而逼上梁山。延安还上演过《逼上梁山》戏，凯丰就在延安上演现实版的夺妻剧。林娘子被高衙内威逼时，林冲能从大相国寺和鲁智深的聚会上赶来相救。林娘子最后自杀殉节，没能让高衙内得手。房纪被凯丰逼婚时，陈辛仁不但无法相救，而且蔡畅要房纪听党的话，最终使凯丰得手。延安的第一波换妻潮后，还有进城的第二波换妻潮。刘少奇和凯丰两波换妻潮都赶上了。弃妇，如毛泽东的贺子珍，李维汉的金维映，刘少奇的王健和凯丰的房纪，都因不愤而被当成疯子。“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让凯丰名垂千古，即使霸占了优秀子孙中最优秀的人妻儿女。功利一定能够战胜道德。】